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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总论

【王路】论哲学概念的可译与不可译

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于2018年8月在中国召开,主题“学以成人”,英文“learningtobehuman”。据说一开始起名“学做人”,后来觉得哲学性不强,就改成现在的说法。无论这个名字背后的故事多么有趣,不管“学以成人”是不是就有哲学性,如何比“学做人”更有哲学性,字面上至少涉及两种语言的翻译问题。比如,这个中文主题是什么意思?这两个中文主题的意思是不是一样?这个英文主题是什么意思?中英文是不是对应?借着世界哲学大会的热度和这个主题所涉及的语言翻译,我想谈一谈有关哲学概念的可译与不可译问题。

众所周知,大量西方哲学著作已经被翻译为汉语,许多中国哲学经典也被译为西方语言,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哲学是可译的。但是哲学研究常常会涉及对一些概念的理解,相关讨论会涉及它们的翻译。有时候人们会认为,一些概念很难翻译,甚至无法翻译。即使翻译了,人们也不满意,总认为译文没有表达出原文的意思,或者表达得不尽如人意。比如西方哲学中的being1,中国哲学中的“道”。翻译是两种语言的转换活动,翻译的结果是使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在另一种语言中呈现出来,这是翻译的基本方式和实质。因此,谈论语言的可译或不可译,包括谈论某一个词或概念的可译或不可译,都可以围绕这两个方面来考虑。以前在有关being的讨论中也涉及这个问题,比如我认为being这个词是可译的,但是主要讨论对它的理解和翻译,并没有就可译或不可译这个问题本身进行探讨。现在我认识到,这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一、哲学、文学与科学

在讨论之前我想假定一个前提:我们所考虑的语言是自足的,它们有自身的特点,但是没有表达的问题。比如英文是语法语言,即有语法变格和变形,而汉语不是语法语言,没有这些东西。英语通过语法变形或变格所表现的一些东西,在汉语中无法通过相应的方式表现出来,但是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表达出来。比如“hasbeen”是“is”的现在完成时,可以翻译为比如“一直是”。我认为,语言特点的不同并不是缺陷,不影响语言的表达能力。汉语和英德等主要西方语言都是自足的,它们是能够互译的。人们可以不同意我这个观点,可以认为并论证汉语或某一种西方语言不是自足的。但是我不考虑这一点,因而我不讨论汉语及其所翻译的语言各自有什么特性,这些特性是不是影响到语言相互之间的转换,甚至导致不能转换。我在语言自足的前提下讨论翻译的可能性问题,因为这样的讨论才会有普遍性,所得结论才会富有启示。

一个事实是,科学是可译的。另一个事实是,文学是可译的。对这两个事实,人们的看法基本一致2。科学没有翻译的问题,因为科学的概念是明确的。在科学研究中,一些概念是新出的,是以前没有的,但是可以通过定义的方式明确它,使它成为通用的概念,因而使表达它们的名称获得普遍的理解和使用。文学可以翻译,因为文学通过描述人物、场景、事件来表达思想。这些描述主要是经验的,因而可以通过亲身经验和认识、通过移情来体会和把握文学所描述的东西,再通过语言转换把它们呈现出来。科学和文学不是我们要讨论的东西,以上不是定义,只是一个大致的说明,目的仅仅在于满足下面我们关于哲学的讨论。

哲学不是文学,它不是通过对人物、场景、事件的刻画来表达,而是通过概念来表达思想,因此在翻译中对概念的表达和把握就非常重要。“Tobeornottobe”是莎士比亚的名言。有人认为,“是还是不是”与“生存还是毁灭”,这两个翻译的优劣一目了然[1]298~299。前一个翻译确实不如朱生豪先生的译文那样夺人心魄,文字上也不是那样栩栩生辉。但是字面上看,英文确实仅仅表达了两种选择:是这样,还是那样3。只不过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命运选择,可以归结为生与死。后一种翻译无疑加入了译者的理解,但是两种不同选择最终呈现出来,同时也发挥了文学修辞的魅力。这里,我不想讨论是不是将“tobe”译为“是”就不能翻译出莎士比亚的意思,是不是就表现不出文学表达的美。我仅想指出,哲学讨论的基本方式是通过概念表达进行的:以命名的方式使思考的东西对象化或概念化,再以概念的方式来论述它。在这种情况下,将being作为对象来谈论与在表达中按照通常方式使用了being这个词,乃是有根本区别的。所以,哲学翻译绝不会像文学翻译那样简单,不是符合上下文的意思,使人物的刻画或事件的发展顺理成章就可以的4。在我看来,哲学翻译与文学翻译是不同的,不必比较。

哲学是不是科学,这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罗素说哲学是处于科学和宗教之间的东西。这是一个比喻,并不十分清楚。它似乎既要说明哲学与科学不同,又想说明哲学与科学有某种关系,否则在讨论哲学的时候没有必要拿科学来说事。我认为哲学是科学。人们之所以认为哲学不是科学,主要原因在于人们认为哲学与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研究方式也不同。我认为这样看是有道理的,但是太直观了,缺乏深入的思考。科学这个词的英文是science,它的拉丁文词根scio的意思是认识,其相应的希腊文epistemei的意思也是认识。即使我们认为现代语言与古代语言变化很大,因此意思也会有很大变化,但是在同为现代语言的德语中,它的相应词是Wissenschaft,其词根wissen的意思也是知道、认识。这就说明科学的本意是与认识相关的。哲学难道不是关于认识的思考和学科吗?亚里士多德认为,一门科学是关于“是”(being)的一部分的认识,而哲学是关于“是”本身(beingquabeing)的认识。借助他的说明,我认为,一门科学是关于一类事物的认识,而哲学是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所以,就认识而言,哲学与科学是一样的。但是在认识对象上,它们所考虑和研究的东西是不同的。至于研究方式,我一直认为,哲学是讲究论证的,这种论证与科学那样的经验证明不同,与数学那样的理论证明也不同,是一种与逻辑密切相关的论证。所谓与逻辑相关,指的是它要借助逻辑的理论和方法。罗素把这一点推崇到极致,认为真正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划归为逻辑问题,并且明确地说:“逻辑是哲学的本质”[2]24。

人们可以不赞同我这样的看法并提出批评,也可以提出自己对哲学的看法。但是我认为,我的看法是清楚的。基于这样的看法,有关哲学的可译性问题实际上相当于问,科学是可译的,哲学是不是可译的?也就是说,关于某一类事物的认识的科学是可译的,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的科学是不是可译的?我认为,如果主张哲学是科学,回答就是肯定的,也应该是肯定的。

二、Being的不可译

哲学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加字哲学5,一类是形而上学。加字哲学通常与经验相关,其研究会借助经验和与经验相关的东西。它们的翻译也是同样。比如在伦理学(道德哲学)中,西方人讨论virtue,我们把它译为“德行”或“美德”,虽然可以会有一些差异,但是大致不错,至少理解上不会有太大偏差,因为关于virtue的说明和相关讨论涉及一些行为标准和态度,后者则是可以经验借鉴的东西。而到了现代,伦理学讨论的东西就更多了,比如生命伦理学,基本用语没有变,只是在讨论的具体过程中加入更多的、更加具体甚至专门的经验因素。在我看来,只要有经验的东西可以借鉴,翻译总是比较容易的。

形而上学则不同。它是有关先验性的东西的研究,因此在相关翻译中没有什么经验的东西可以借鉴。所以可译性的问题在形而上学似乎表现得比较突出,至少相对来说比较突出。在这一点上,最突出的就是有关being的翻译。它是形而上学的核心概念,相关讨论涉及对形而上学的理解,因而有关如何翻译的讨论就显得格外重要。

经过这些年的争论,各种看法已经比较明朗,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三种:一种是“一是到底论”,即应该将being译为“是”,并将这样的翻译和理解贯彻始终;另一种是存在论,即应该将being译为“存在”;还有一种是语境论,即应该在不同语境下采取不同译法,比如将它译为“存在”、“有”、“是”。最后一种看法的一个主要依据是,being一词有不同含义,不能统一地译为“是”。存在论也认为being是多义词,有系词含义,但是坚持认为应该将它译为“存在”。其实,一词多义的情况非常普遍,比如bank一词可以译为“银行”和“堤岸”两个截然不同的词。问题在于,being是不是也这样。特别是,它是形而上学的核心概念,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就比较较真,显得针锋相对。

表面上看,这几种观点争论的焦点在于应该如何翻译being,争论的实质却是如何理解being。这些争论显示的是being可以有不同翻译,暗示的是缺少如下问题:being一词能不能翻译?有人可能会反对这种看法,因为不管如何理解和翻译,与它总会有一个相应的中译文。我认为问题不是这样简单。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涉及形而上学的实质的问题,因而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Being是形而上学的核心概念。假如它不可译,那么就很难说形而上学是科学,因为可以说它不可理解。换句话说,只有being是可译的,我们才有可能说明并论证形而上学是科学。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在有关being的讨论中,有人认为,由于being有多重含义,它的汉语翻译几乎是不可能的[3]。这大概是有关being一词不能翻译的最明确的说明。在具体翻译中,有人曾使用“洒殷”来翻译德文Sein一词。音译的做法本身就说明,译者认为这个德文词不好翻译或者不能翻译。以上论述和做法是明确的,那些不明显的、隐含的相似论述就更多了。下面援引《存在与时间》中译者关于译名的一段话来讨论:

【引文*】[1]sein通常用作系词,和现代汉语的“是”相当。但在某些句型里另有译法,SokratesistinAthen,译作“苏格拉底在雅典”。西文还有一些不常见的用法,主要是哲学的用法:Sokratesist,这时我们译作“苏格拉底存在”。这几种译法都随上下文自然而然,没有什么分歧,分歧在于名词化的dasSein,有人译作“存在”,有人译作“有”或“在”,等等。[2]按说,大写的Sein既然从小写的sein而来,通常应当译作“是”。所谓本体论那些深不可测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从西语系词的种种意味生出来,若不把dasSein译作“是”,本体论讨论就会走样。[3]然而,中文里没有手段把“是”这样的词变成一个抽象名词,硬用“是”来翻译dasSein,字面上先堵住了。DasOntologisch-seindesDaseinsist…能译作“此是之是论是是…”之类吗?这不是我有意刁钻挑出来的例子,熟悉《存在与时间》的读者都知道这样的句子在在皆是。本来,像sein这样的词,不可能有唯一的译法,只能说译作什么比较好些。即使译作“是”,义理也不能全保,因为“是”并非随处和sein对应,例如“意识是”就无法和Bewusstsein对应。[4]现在,单说技术性的困难,就会迫使我们退而求其次,选用“存在”来翻译名词性的Sein。即使退了这一大步,译文也不好读,但好歹能读6。

这段话很长,可以如序号所示简单提炼出四层意思[4]495~4967:

[1]sein通常用作系词,和“是”相当,但有例外用法。

[2]Sein应该译为“是”;它在本体论讨论中意义重大,若不译作“是”,本体论讨论就会走样。

[3]用“是”无法翻译sein。

[4]用“存在”翻译sein,虽不满意,但好歹能读。

表面上看,译者并没有说Sein不能译,只是认为它不能译为“是”。非常明显,[1]明确地说sein与“是”相当。这就说明,汉语中有一个与sein对应的词,而且对应的是它的通常用法。语言的使用有例外情况是很普遍的,那么有一个与sein通常用法对应的词而不用,这不是有悖常理吗?[3]解释了为什么不能将Sein译为“是”:后者不是抽象名词,人们也没有办法将它变为抽象名词8。且不论译者的这种说法是不是有道理,它的潜台词是:Sein是不能译的。这里的一个细节也说明同样的问题。[3]还提到“硬用‘是’来翻译dasSein”。“硬用”一词的意思暗指不可为而为之,也有不可以译的意思。当然,这里大概不仅有对译语的看法,也有对主张译为“是”的观点的批评9。最后的结果是[4]:将Sein译为“存在”好歹能读。这相当于说,若译为“是”,则根本不能读。所以,这实际上是换了一种方式再次强调不能译为“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明确地说,应该将Sein译为“是;”若不把Sein译作“是”,本体论讨论就会走样。这就说明,一定要把它译为“是”,才会原原本本翻译出那些与本体论相关的重大含义。但是实际结果不是这样,也就是说,由于没有将它译为“是”,译者提供的是一个本体论走样的译本。这样做无疑是有重大问题的。但是按照译者的解释,这似乎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Sein应该译为“是”,但是却不能这样译。这难道不是相当于说:Sein是不可翻译的吗?

与众多学者探讨应该如何翻译being不同,也有人认为:“时至今日,到底用中文哪个词来译其实已经并不那么重要了,倒是应当想一想,为什么汉语中就找不出一个与西方的being相当的词。”[5]288无论这里强调的问题是什么,它已经定性了汉语中没有与being相当的词。对照引文*,译者认为有一个相当的词,但是不能用它来翻译,而这里讨论者认为没有相当的词,所以也就不必考虑相关的翻译。二者表达方式尽管不同,实际上却显示出一个相同的认识:being是不可译的。

以上讨论是具体的,我们也可以举一个比较宏观的例子。黑格尔的《小逻辑》国内有好几个译本。第一个译本将Sein译为“有”[6]。第二个译本将Sein改译为“存在”,但是在许多地方保留了“有”,比如“纯存在或纯有”[7]189。第三个译本则将Sein译为“存在”[8]。前两个译本对Sein的翻译说得很少,第三个译本的“译后记”说:“近几年来,关于如何理解和翻译Sein的问题,我们的学者已经提出一些改进意见。但这里的情况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看来还得继续加以研讨。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并且也应该沿着贺先生开辟的途径前进,并在若干地方作出改进和修正。”[8]408这段话说得简单,意思却不简单。它提到近年来的讨论,说明译者知道有关如何翻译being的探讨和争论。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说明译者知道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困难程度,以及它会引发的问题。还可以看出,对于将Sein译为“是”的观点,译者既没有批评和排斥,也没有表示赞同,只是借用“只能”和“应该”这两个模态词表明自己的态度。“应该”一词容易理解:学生跟着老师走,总是有道理的。但是“只能”一词就不是那样清楚了,无疑可以有多解。对译者这段话不必过多引申解释,我们至少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他的实际做法是延续“存在”的译法。问题是:难道译者不知道引文*的看法吗?也就是说,难道译者不知道与汉语中Sein相当的词乃是“是”吗?难道译者不知道本体论中种种重大问题都是与Sein的系词含义相关的吗?在我看来,译者的做法和说明实际上相当于表明或暗示,不能或者至少在他本人这里尚不能将Sein译为“是”。

三、Being的可译性

我一直认为,being是可译的,而且应该将它译为“是”。应该承认,最初这只是一个直观的看法。感谢这些年的讨论,今天已经能够完全从理论上说清楚这一认识了。这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是系词的理解。Being通常用作系词,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从引文*也可以看出来。不仅如此,在西方哲学家有关being的讨论中,特别是近代以来,他们都明确地使用“系词”这个术语,比如康德就明确地说,Sein不是一个谓词,而是一个系词。这就说明,他们是在系词的意义上考虑being的。沿着这一思路可以看出,在古代虽然系词这一用语尚未出现和使用,但是人们的一些表述也是与系词的意义相关的,比如亚里士多德经常说的将“是”和“不是”加在主词和谓词上[9]16a9-18,24b16-17。在他看来,“是”和“不是”要加上一些东西才会表达事实,才会有真假;它们“本身不表示任何东西,但是隐含着一种联系,离开了所联系的东西,我们无法形成关于它的看法”[9]16b19-26。这样的论述明显是关于系词的论述,从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这样一种情况和联系即是通常所说的“S是P”。

第二是举例说明。在有关being的讨论中,哲学家们常常举例说明他们所讨论的那个being,从柏拉图到今天,都是如此。他们的例子通常或绝大多数具有系词形式。比如海德格尔的举例说明:“天是(ist)蓝色的”,“我是快活的”。这两个例子简单而自明,作用却不一般。例子中加重点标示的“是”一词体现并强调了它的使用,这两个例子的简单和随意性体现了其举一反三的作用,旨在说明,“在一切命题中……都用得着‘是’(Sein)”[10]4。很明显,例子中的“是”与被说明的“是”(Sein)对应起来,从而通过例子对Sein的用法作出说明,并进而对Sein本身作出说明,比如说明它是自明的概念。在有关being的讨论中,举例说明比比皆是,而例子绝大多数都是“S是P”这样的句式,这就说明,举例所说明的being乃是系词意义上的东西10。

第三个方面是系词和非系词用法的区别。Being的系词用法是清楚的,所谓系词含义即指这种用法所表现出来的意思。除了系词用法外,being也有一些非系词用法,比如“Godis”这样的句子。这个句子是一种罕见的用法,但是由于中世纪神学的影响很大,因此在哲学讨论中占据一席之地,也为人们讨论being问题提供了一种理解,即这里的is表示存在。在有关being的讨论中,人们区别了系词用法和非系词用法,比如称系词用法为不完整用法、谓述性用法,而称非系词用法为完整用法11。就系词和非系词用法而言,显然系词用法是主要的,而非系词用法不是主要的。特别是,人们在系词用法上通常没有什么分歧,有分歧的地方往往是非系词用法,所以讨论和争议最多的都是与非系词用法相关的地方。西方哲学是如此,根据系词用法和非系词用法的区别,我们当然也应该将being译为“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字面上体现出它的系词含义,然后再依据对它的非系词用法来认识它的非系词含义,比如存在含义。

最后一个方面是与逻辑的联系。形而上学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与逻辑密切联系。亚里士多德既是逻辑的创始人,也是形而上学的奠基人。他的逻辑的基本句式是“S是P”,他的形而上学研究的核心乃是“是本身”,所以,在他的著作和思想中,逻辑与哲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这既是西方哲学的主要特征,也是它的悠久传统。应该说,这一点是自明的,无须证明。因此,逻辑中的being译为“是”,形而上学中的being也应该译为“是”,这样二者字面上就是相通的,它们的联系字面上就显示出来12。

以上四个方面是清楚的,它们说明,being一词是可译的,应译为“是”,而且这样的翻译也是可行的。引文*明确论及前三个方面,包括系词和非系词方式以及举例,隐含地涉及后一个方面,结论却相反。这就说明问题绝不是那样简单。我认为这里的原因可能是多样的,但是最主要有三个:一是对语言与语言所表达的东西的区别缺乏充分的认识;二是知道being是多义的,但是对它的多义性认识得不够;三是对逻辑与哲学的关系缺乏清楚的认识。这三个原因与being的理解和翻译密切相关,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四、Being的多义性

Being的翻译首先是将一个词翻译为另一个词,比如将希腊文einai翻译为英文的being或德文的Sein。非常明显,西方语言经过翻译字面上依然保留了系词含义,即其基本的、最主要的含义。汉语翻译也应该一样。因此,将being译为“是”乃是自然的,一如引文*所说,它们是相当的词,这样也就保留了它的通常含义。所谓保留它的通常含义,意思是说,“是”首先是一个词,即“S是P”中的系词“是”,这是它的主要用法,因而它的含义主要来自它的这种用法。但是,这并不排除它也有一些特殊用法,比如非系词用法。既然是非系词用法,当然也就不会是系词含义,比如存在含义。这样,所谓存在含义,乃是与“是”这个词联系在一起的,只不过是与它的一种非系词用法联系在一起,比如“上帝是”。国人会觉得“上帝是”不是中国话,不好懂,而“上帝存在”则是自然的表达,也不会有理解的问题。但是应该看到,这不是在简单地讨论上帝如何,而是涉及关于西方相关讨论的理解和翻译。外文本身就是两句话,至少字面上是不同的,比如Godis,Godexists。正因为这种不同,人们可以说,后一句解释了前一句的意思。也就是说,当人们说“Godis”(“上帝是”)的时候,这里的“is”(“是”)不是通常的系词,而是一种非系词用法,表示exist(存在)。特别应该看到,正由于有“Godis”这样的特殊表达,其中being的用法与通常的系词用法不同,结果所有与系词相关的理论都不起作用,所以人们围绕它进行讨论,最终得出有关existence这种含义的解释。在外文中,existence不是being本身,但可以是being的含义,因此,将being解释为有existence这种含义与将being直接替换为existence乃是有根本区别的。在汉语中也是同样。“存在”与“是”乃是两个不同的词,前者并非指“是”这个词本身,但是可以指它的含义。一如人们所说being有存在含义,意思是说“being”这个词有存在含义。问题在于,“being”这个词在汉语中是什么?即与它对应的词是什么?难道不是“是”这个词吗?所以人们可以说“是”这个词有系词含义,也有存在含义,这是显然的。系词含义乃是“是”这个词通常用法的含义,而存在含义不过是它的特殊用法的含义,即非系词用法的含义。但是人们不能说“存在”这个词有系词含义,因为它根本就没有这种含义。

Being这个词是多义的,多义性也一直是许多人反对一“是”到底论的理由和依据。但是我认为,人们对being的多义性尚缺乏充分的认识。国内学界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认识,以为系词含义主要是逻辑的和语言学的含义,而存在含义才是哲学的或形而上学的含义。所以人们总是觉得要把being译为“存在”,似乎不如此就不能显示出being一词的哲学特征。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这个问题看似复杂,其实远没有那么复杂。认识到being一词是多义的,比如有系词含义和存在含义,那么只要考虑如下一点就够了:哲学史上那么多形而上学的讨论究竟是与它的系词含义相关还是与它的存在含义相关的?在这一点上,引文*中[2]的论述是非常清楚而正确的:本体论的重大问题都是与being的系词含义相关的。我认为,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是实践却表明,许多人似乎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更有甚者,即使认识到这一点,也没有按照这样的认识去思考应该怎样做。所以我只能将这样的情况归结为,人们对being的多义性尚缺乏充分的认识。

哲学家们关于being一词多义性的论述很多,最典型的莫过于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反复强调的:人们可以在多种意义上说一事物“是”。字面上这里的“说一事物是”似乎看不出系词含义,但是结合随后给出的说明,比如是什么、质、量等范畴,比如是人、是白的、是三肘长等例子,却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