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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总论

【邓安庆】哲学何以教人“高贵”

 

记者:回顾学术研究历程,您是怎样走上哲学研究之路的?您在哲学领域取得了哪些研究成果?

邓安庆:简单来说,就是“一条道走到黑”。1984年,我在山东大学哲学系读完本科,硕士师从著名哲学史家、黑格尔哲学著名专家张世英先生。当年他在湖北大学成立了国内第一家“德国哲学研究所”,我是这个研究所的第一届研究生,后来在武汉大学取得哲学硕士学位,师从武汉大学哲学系杨祖陶、陈修斋教授,继续攻读取得哲学博士学位。

在研究方向的选择上,也难说一开始就非常坚定,有很多偶然因素。但是大学二年级以后,学了西方哲学史,就被康德哲学所深深吸引。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上世纪80年代,美学非常热门,高尔泰的《美是自由的象征》打开了我通往哲学之路的大门。从美学到哲学,无论是康德、谢林还是黑格尔,都把自由作为最高价值、核心概念,这和我们通常理解的任性、任意完全不一样。自由必定是法治下的自由,唯有自由存在者,才是一个主体性的存在,才能有法律的、道德的、伦理的责任担当。德国哲学这样一种实践哲学,是通过法治、伦理、道德、审美等环节来实现的。所以,后来我就沿着自由、美、生命这样的研究方向通向一种存在论哲学。

学术研究方法上,我坚持杨祖陶、陈修斋先生传下来的“笨功夫”,一边翻译一边做学问。我的哲学导师们都是贺麟先生的学生,贺麟先生开创的哲学研究传统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强调边翻译经典原著边做学术研究。一直到现在,我都坚持先做翻译,后写论文,翻译与研究并重。这样做学问的一个基本好处,就是研究的“学术性”是原汁原味地从第一手经典文本中来的,其“权威性”不会被“人云亦云”的第二手、甚至第三手诠释性的意见所左右,保证自己学术研究的“前沿性”和“纯正性”。博士期间,我主要研究德国古典哲学里面国内研究最少的浪漫主义哲学家谢林,完成了《谢林》《施莱尔马赫》和《叔本华》等三本专著。相应地,我也把他们最有代表性的经典名篇翻译出版了。到现在,我已经出版的学术著作10部,与之对应,翻译出版的经典著作也正好有10部。

但是,高校现在普遍不把翻译视为“学术成果”,以“经典翻译”促进学术研究这一传统也就越来越不受重视,因此很难作为一个研究方法继续存在。许多人觉得自己外语好,完全可以直接读原著,不用看中文翻译。但实际上,一部经典原著是自己通篇翻译,还是为了写论文随手翻阅、摘抄几段名句,是不在一个层次上的。翻译是对作者思想论证的全面系统理解,而一般的阅读往往只会根据自己学术研究的主观需要去挑选对自己有利的部分来读,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阅读方式。

记者:虽然现在有一些人认为哲学是“无用之学”,但其实还是有更多的人想去学哲学、用哲学。您觉得我们应该怎样学哲学,怎样用哲学来指导生活?

邓安庆:受急功近利的思维影响,哲学常常被人误认为是“无用之学”,说它既不带来“面包”,也不赐人“长技”。但追求实用仅仅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基本维度,这个维度仅仅只能把生活维持在一个最基本的“生存”层面、最低级的层面上。人的生命是高贵的,只有哲学能教导我们,我们每个人是值得过高贵人生的。人之“贵”全然不在于他的面包、财富,而在于他生命的高贵气质,这种高贵气质不是天生的,而是由一个人的知识、才华和教养自我造就的。真正的知识、才华和教养的获得,非哲学不能成之。

哲学的最大本性,是求得一种大智慧。所谓大智慧,从知识的形态来说,就是要找到事物、世界的“根”。所以,就此而言,只有哲学才有可能使我们具有“真知”,这既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这样的“算术之知”,也不是求解“太阳晒石头热”这样的“物理之知”,而是对“世界”(万物)的“第一原理”的“知”。这样普遍的“知”才可能使我们超越狭隘、跳出自我,获得从“世界”与“人类”的视野来思考的才华和教养。只有具备这种普遍化的视野和心胸,人才具有“人类的高贵性”。

哲学让我们发现生命的美,不只停留在一个低层次上,而是有更高的精神追求,是一种高雅的生活、体面的生活、有意义的生活。人们需要哲学,实际上就是希望哲学能将其引向这种通往高贵生命的自我造化的道路。真正的“哲学”从来不能作为一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