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列诺克 著 张桂娜 译

一、当代哲学的游戏

当代哲学呈现出相当滑稽的场面。其中有几只恐龙, 还有一些恐龙的爱好者。恐龙一个个死去, 爱好者们还在。德勒兹去世了, 德里达也死了。也无关紧要。哲学界一片死寂, 没有任何反应。比比欣 (Бибихин) 、济诺维耶夫 (Зиновьев) 和博罗达伊 (Бородай) 把灵魂献给了上帝。只有轻微的颤动。

哲学家曾经像小孩子一样, 习惯于玩弄所喜欢的概念。他们游戏着, 就像装扮新年枞树那样装扮真理, 给主体唱着迷人的歌曲, 给现实性穿上五彩六色的衣服。但是, 凶狠的后现代主义者来到这里, 从他们手中夺走了这些玩具。哲学家们发怒了, 发出可怕的怒吼。他们憎恨后现代主义者, 穷尽所有的语言斥责他们, 因为他们杜撰了一种没有主体、没有真理、没有现实性、没有本质的哲学。

我不是后现代主义者。我是复古先锋主义者, 对我而言, 过去的东西没有死亡。我要将古老的东西 (архаика) 和先锋的东西 (авангард) 结合起来, 打算让过去的东西用未来的语言讲话。失去了过去的未来没有力量。知识——这不是力量。为了给予它力量, 应当将它与最原始的情感、最狂野的激情结合起来。这个活动也就形成了复古先锋派的意义。

但是, 今天我想安慰那些热衷于玩弄经典著作、学院哲学的人。上帝与你们同在, 你们玩吧。我们将会送给你们新的玩具。只是请不要打扰我们工作。克制一下自己的教条主义吧。

至于后现代主义者, 我则要感谢他们, 因为他们做了几件伟大的事情。

首先, 他们教会我们区分思考的 (мыслящее) 与理性的 (разумное) 。理性的并不意味着思考的。当代哲学的座右铭就是这样的。后现代主义者对欧洲所积累的并且降低了欧洲知识空间的魅力的全部思想知识提出了质疑。后现代主义给了我们成为自己、自我肯定的难得机会。

第二, 目前, 显而易见的是, 古代的哲学方案与当代方案的最根本区别在于:古代人们追求理性的东西;而今天, 我们则为保护自己思考的本性而焦急不安。今天我们知道, 成为理性的人并不意味着会思考。而会思考的人也不意味着是有理性的。

第三, 一个希望思考的人, 应当停止玩弄古典著作, 不再讨论本质、规则、实体及其它的概念。今天, 吸引我们的不是可能之物的基础, 而是它的界限。存在的东西在极限中就不再是它所是的东西了。在极限的领域中, 思维不再具有概念论的特征, 而是有着悖论性的特征。在这里, 无法保留下主体清晰的观点。在这里, 既没有真理, 也没有谎言。在接近可能之物的界限时, 就不能遵循二元关系的逻辑了。在这里, 你要像森林里的木材流放工一样, 从一个圆木跳到另一个圆木上, 而不用听命于理性的先验指令。

第四, 后现代主义不是走来换去的时尚。它是欧洲知识分子的勇敢行为, 为我们打开了新的思想视野。只有不可救药的理性的崇拜者仍然继续构建着没有矛盾的体系。他们在知识的链条上寻找可以将他们的知识变成体系的环节, 而我们所寻找的则是不让体系成为体系的东西。

迄今为止, 哲学在三种维度中存在过。它或者是设计论的或活动论的, 正如在费希特和谢特洛维茨斯那里一样, 此时, 主体在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它或者是体验式的, 正如在叔本华和马马尔达什维利那里一样, 此时, 客体在其中支配着主体。它或者是两者各半的, 正如在笛卡尔和康德那里一样, 此时, 活动的数量与体验的数量在其中是相等的, 并因此实现了某种类似于本体平衡的状态。

哲学本来可以在这种睡梦状态中存在很长时间的, 如果一种状况不出现的话。任何人都不再需要它。不仅有教养的人对它不再感兴趣, 甚至是犹太姑娘对它也不再感兴趣。哲学还是习惯性地说些什么, 但是, 它已经不能对任何人说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了。因此, 它被送进了博物馆, 被当作废弃物、当作无用的旧东西储存起来。于是立即出现了这样一些历史学家, 他们对哲学家进行排序, 正像编排蝴蝶标本、植物标本一样, 将他们编号, 订到卷宗中去, 并开始把这些卷宗在那些无用职业的院系中展示。

既然哲学不在了, 而哲学家还有很多, 那么, 他们就需要做点什么。最聪明的人成了鉴定者, 他们使轻信的人相信:存在着的一切东西都是作为文本存在的。而既然文本是错综复杂的, 或者正像一个作家-背叛者所说, 它是一个没有出路的死胡同, 那么, 在这里没有专业知识是不行的。鉴定者们深入研究阅读的技艺, 成了玩文字游戏的行家。另一些人则从事艺术, 接近艺术家, 认为从事艺术的人和另类者的世界联系着, 最高真理在借助于他们的嘴巴说话。既然哲学家自己说不出什么东西来, 那么, 他们中的一部分就聚集在诗人和艺术家周围, 听他们说, 并加以解释。

在哲学家中, 出现了一些研究无限制的身体的大师、光影大师。出现了一些摄影理论家、关于电影和视觉人类学的专家、平面设计师、形象美容师。这一状况的滑稽之处在于:艺术家也已经说不出什么东西来了。没有谁通过他们说什么。他们是在自我表达。艺术成了生产, 美学成了工艺学, 而艺术家成了工程师。导演正像工程师建造桥梁一样地编造着戏剧。先锋派把艺术的范围扩展至极限, 扩展至不可能之物。艺术走出博物馆、音乐厅, 被转移到大街上、光面杂志的封皮上、家庭、地铁通道、大批人群的聚集地。

大部分哲学家成了历史学家和方法论学家, 他们正如教堂台阶前的行乞者, 站在科学殿堂的周围, 认为他们一定能够从科学的恩赐中得到些什么。有进取心的知识分子向政治学、向权力靠近, 制造新闻喧哗。政治工艺师像老鼠一样大量繁殖, 并成为了金钱的崇拜者。

寂聊的黑云覆盖着哲学的加利利。现在, 哲学正以此排解着寂寞:在遭遇到不可思考的东西 (немыслимое) 后, 它继续思考着可思考的东西 (мыслимое) 。

二、进入哲学的入场券

希腊人教导我们思考可思考的东西, 并且警告道, 不要思考不可思考的东西。假如我们做了这件事, 那么, 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可怜的孤独症患者, 而不是一个成功的现实主义者。所有这一切意味着, 他们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当作进入哲学的入场券。假如你有入场券, 那就请进入专业者的圈子吧。不要做傻瓜, 要相信, 世界是被如此安排的, 即无论是世界还是世界中的思想都可以通过它各部分的相互作用再现出来。你在这个世界中也有一个位置, 你需要为这个位置付出这样的代价:你的意识的界限要总是由语言来划定, 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你也总是能够说出你所想的东西。

人所理解的东西比语言能够允许他表达的东西要多。有时, 我们不需要语言就可以理解。而这意味着, 不是由语言划定意识的界限, 而是要由意识划定语言的界限。当我们需要思考不可思考的东西时, 我们就要转向这种意识来获得帮助。

既然思想总是新的思想, 而存在始终都是同一个存在, 那么, 思维与存在就是不能相遇的。因此, 思想每一次都可以从头开始, 无需看存在一眼。结果, 不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 而是自性 (самость) 自我实在化的思想, 成了进入当代哲学的入场券。现实性的产生则是由于自性自我实在化的本性。

但是, 只是希望人们不要对我们说, 我们是主观唯心主义者, 因为我们会回答:没有“自我”的自性要好于没有自性的“自我”。

三、为什么我们需要没有“自我 (Я) ”的自性?

没有“自我”的自性是“初生儿”, 即思考着的混沌 (мыслящийхаос) , 它是这样一种东西, 即只要对自己施加作用, 它就能够变成另一种东西。这是思考的本体, 而不是理性的本体。

今天, 诚实的人不是把代词“我”、“我”的主动形式, 而是把被动的表达方式、被动语态当作中心。他不说:“我看见一片树林 (Явижудеревья) 。”而是说:“是这片树林出现在我的眼前 (Этоонисмотрятнаменя) 。”更正确的说法不是“我感觉”, 而是“某物为我所感觉到”。

动作的未完成体使完成体退居次要地位。流逝的“东西”使对象性失去了意义, 因为任何人都不能说他完成了什么。你能够说的仅仅是你在做事的状态中发现了自己。你不再是主体, 也就是说, 不再是思想者。你无法对任何东西做自我表达。

假如有人终究还是要说:“我想……”, 那这不意味着, 意识和语言在这个时刻相遇了, 而是意味着, “我”取代了“它”。某种东西在你身上想到了自己, 于是你就匆忙地通过反应的模式取代了它, 因为“我”从来没有思考, 它仅仅是在反应。而同时进行思考与反应则是不可能的。

在摆脱了“自我”的监视之后, 当代哲学成功地中止了先验幻想的活动———这种幻想的本质是:相较于现存的东西 (наличное) , 它赋予可能的东西以优越性。

先验主义总是为假定之物 (условное) 对受制约之物的侵略作辩护。只要现实性的魔法还在发挥作用, 只要我们还未逃脱存在强加的秩序, 这种侵略都将会发生。因此, 直到现在, 我们都没有揭示出非现实之物 (нереальное) 、不可能之物 (невозможное) 的活动——这种活动是由我们的自性呈现出来的——实在化的范围。没有“自我”的自性, 是不可能的事实性 (невожможнаяфактичность) , 或者说, 是现实的非实在性 (актуальнаянереальность) 。自性是虚拟的, 因为在它之中, 事实性的东西总是等同于可能的东西。我们需要没有“自我”的自性, 以便于有思考的混沌, 以便于理性的而不是思考本原不再产生。

“自我”的分裂取消了自性存在原因的现象学。只有在现实性的秩序中将可能之物和现存之物进行对比的情况下, 现象学才具有意义。假如实在的东西超出了现实性的界限, 那么, 体验也就超出了语言的界限。当代哲学拒绝把体验总是理解为口头表达出来的体验, 更拒绝把意识理解为语言性的意识。

为了确定实在性的东西的意义, 需要的不是弗洛伊德, 也不是对语言的心理学分析, 而是使不可能之物——即内在体验——图像化和剧情化。我们的梦与其说是在言说, 不如说是在使不可能之物实在化, 是在穿越内在体验的极限。所谓的拟象 (симулякра) 就是内在体验的极限点, 拟象的无对象性摧毁了意识客体化的功能, 取消了它意向性结构的意义。意识已经不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了, 不是构造世界的希望, 而是纯粹的自性, 是自己的幻觉对自己自发的刺激。对于“没有‘自我’的自性”来说, 说它作为无意识的东西浮出表面或不浮出表面, 附着在语言上或者附着在偶然的质料上, 是没有意义的。无意识是未获得表达的意识。而自性则不是思想和感觉、获得表达的意识和未获得表达的意识的储藏所。它是自己向自己的出现。它是一种张力, 就像海浪一样, 消失, 再重新出现。自性具有自我实在化的本性。由于这个本性, 它超越和绕过人要成为人的个人努力而存在着。可以处在或者不处在自性中。在自性中, 产生了不受任何外来影响的结构。意识是自性自我实在化的结果, 而不是由现实之物构成的可能之物的最高层次。同样的许多情感和自发地起作用的因素也是自性中类似东西的实在化。

当我清醒时, 我是一个机器人, 我的活动错过了作为自性的我。比如, 我阅读, 但我不理解所阅读的东西, 即我的活动在意识-语言的领域中展开了, 但是却没有在自性的领域中、没有在自己对自己起作用的领域中展开。因此, 我能够看, 却看不见, 能够听, 却听不见。

意识——正如马马尔达什维利所精彩地说的那样——不是深刻的语言结构, 也不是外在活动的逻辑顺序。它是出乎意料的“爆发”, 是你的飞跃, 当人们期待着你的这一种反应时, 你却给出了另一种反应。也正是在这种给予活动中, 你的自由和你的意识出现了。

在自己对自己的情感影响中总是存在着原意识。在对他人的情感影响中, 则会形成它的符号。原意识是内在的认识, 它通过对不可能之物一系列的同一化活动来获得, 而外在的知识则通过对现实的迎合来获得。

四、为什么哲学需要的不是经验而是想象?

今天, 仍然有这样的人, 他们当真认为, 只有借助于与西方思想的相互关系, 才能确保自己处在思想文化的领域之中。但是, 西方思想建立在这样一些概念的基础上, 比如, 现实性、存在、本质、主体。对这些概念的拒绝、对它们的重新认识形成了当代哲学借以存在的那些方法的内容。也就是说, 当代哲学预先使自己远离了所谓“西方思想”的稳定性的中心。布尔加科夫曾经明白了, 马克思是不正确的, 资本主义和农耕学是不相容的, 农民不是工人, 而东正教徒也不是新教徒。他写过一本书《资本主义与农耕学》。而随后, 这套两卷本的书作为经济学博士答辩论文被呈送给学术委员会。但是, 马克思是欧洲的泰斗, 而布尔加科夫则是微不足道的, 是向大象狂吠的狮子狗。学术委员会没有将他的著作看作博士学位论文, 而是看作硕士学位论文, 因为布尔加科夫想使自己处在与西方文化没有关系的思想中。布尔加科夫开始变聪明了, 不再批判欧洲思想家, 以《经济哲学》为名写出了新的学位论文。很少有人理解这部作品的意义。但是布尔加科夫被授予了经济学的博士学位。虽然这本书中经济学的内容很少, 而关于万物统一和经济索菲亚的讨论却很多。

哲学不再是对世界的描画。它不是反映世界, 而是创造世界。概括科学的偶然内容, 这不是帝王般高贵的活动。在对可能之物的界限的寻找中艰难行进, 这才是哲学的活动。

可能之物的界限是不可能之物。现实之物的界限是非现实之物。可能之物和现实之物是理智的双生子、孪生兄弟。在它们的界限外, 则是不可能之物和超现实之物。经验与现实之物是可以相提并论的。想象与超现实之物是可以相提并论的。经验总是追随着想象的足迹。

当代哲学需要的不是经验, 而是想象, 因为经验是直线式排列着的, 是要通过语言来表达的。经验需要记忆。想象需要幻觉, 需要时间之外的瞬间, 需要那些没有进入符号逻辑顺序中的东西。因此, 任何文本——即使它包含着无限性——都是有缺陷的, 因为其中没有关于整体的概念。其中会有平面, 但是没有想象的空间性。将世界等同于文本是愚蠢的。世界不是文本, 而是被客体化的幻觉。假如在某个时候哲学不再寻找思想的界限, 那么, 它就停止思考了, 变成了老生常谈、交流的喧哗声。所有正派的人都会对这种哲学退避三舍。

当然, 哲学是一些名字。没有名字, 就没有哲学。因此, 我们需要名字。但在研究所、百科全书、教课书和字典中寻找哲学家是愚蠢的。那里没有哲学。社会机构是思想的停尸间。而对于匿名的作者, 对于文化学者, 也就是伞学的爱好者来说, 它则是庇护所。

在多大程度上不存在匿名的哲学, 学派和传统就在多大程度上没有存在的理由。即使它们有时也是存在的。但是它们已经不属于哲学, 而是属于匿名的、没有责任能力的文化。哲学学派首先是理性瓦解和癫狂的场所, 是哲学死亡的地方。

思想, 不是用一种符号代替另一种符号, 不是对同一种东西的寻找。想象与经验在思想中结合了起来。思想的界限在于不可思考之物中, 在于癫狂中, 或者, 就像现实主义艺术联盟的成员所精彩地说的那样, 在于超理智 (заумное) 中。因此, 哲学史不是理性的历史, 而是关于经验和想象、理性和癫狂的关系的文献学。许多“理性的东西”不能被哲学严肃地接受, 这是因为它们缺少癫狂的因素, 因为在它们中被思考的是可思考之物、可能之物, 而不可能之物、不可思考之物则没有得到思考。

五、为什么理智思念癫狂?

就其本身而言, 理智是谨慎的。它有社会地位、学术水平。它知道, 什么能够做, 而什么不能够做。理智是市侩, 准备着在事后为一切做辩护。

癫狂是危险的。它让人害怕。让人逃避, 因为它不知道尺度, 摧毁社会秩序。癫狂随心所欲地喧嚣着, 不考虑公共规则和逻辑。在癫狂中, 思想没有与语言结合起来, 想象也没有与经验结合起来。在癫狂中, 理智为激情所熔化。

而问题在于, 理智的源头在于癫狂中。癫狂不是理性的欠缺。它能够赋予自己以理智。因此, 无论理智走向哪里, 它都将沿着其结构将通往它的出生地的那条道路行走。只有人类生命的超理智才能够使理智摆脱彻底的癫狂, 摆脱想象与经验、语言与思想的完全分裂。

思想是通过理智与癫狂间充满爱的磨擦创造出来的。任何一个哲学家都解放着隐藏在理智中的癫狂, 同时又使癫狂理性化。试图将理性和癫狂、和思考不可思考之物的必要性区别开来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和权力不喜欢这一点。权力拘禁着癫狂, 就像是用链子拴住恶狗一样, 将它隔离在为傻瓜准备的屋子里。因此, 权力总是愚蠢的。福柯教我们明白了一切权力之所以愚蠢的原因, 他认为, 理智是哲学家驯服并且家养的癫狂。在俄罗斯哲学中, 我知道两个有关癫狂被驯化的例子。第一个是谢尔盖·布尔加科夫。第二个是安德烈·别雷。

在20世纪初, 俄罗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正如在今天, 知识分子都是后现代主义者一样。但是, 安德烈·别雷没有受时尚的支配。因为没有研究过马克思主义, 他没有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曾经走进书店, 买了三卷本的《资本论》。但他以神秘主义的方式知道他还能再活8年, 而他需要用其中的三年研究马克思。除此之外, 他还需要写一卷关于象征主义历史的书, 还要写一本诗集, 还要教训一下惹他生气的布洛克。别雷考虑再三, 决定不再研究马克思。就这样, 别雷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也是唯一正确的决定, 因为在我们这里, 马克思主义者有许多个, 而别雷却只有一个。

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 没有弗洛伊德的弗洛伊德主义, 没有基督的基督教, 就像没有咖啡因的咖啡。是没有意义的符号、是拟像。今天, 我们中的许多人都被拖入到这种无意义的符号的交流中, 因为事件变换的速度是如此之快, 以至于我们来不及把握意义, 什么也来不及理解。于是, 我们也就生活在这样一种状态中:意义得不到把握, 同时, 由冒充物所构成的文化空洞则日益扩大。只有原理解 (уже-понимание) 能够对抗这种空洞, 但是, 它受到自己对自己本身影响的限制。为了从深层把握原理解的意义, 需要使理论话语图像化, 还需要它的戏剧化。因为在它们当中, 客体和理解客体的语言一同呈现了出来, 即客体在主体思维的范围中呈现了出来。而这则意味着, 概念论思维的危机在于客体与理解客体的语言的分离。

理论话语图像化和戏剧化最直接的结果是哲学特点的改变。哲学不能再是它在20世纪时所是的那种样子了。哲学开始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戏剧作品。它制定了剧本计划。它应当把自己包裹进清晰的、最低纲领主义的形式中去。在哲学中, 语言开始超越自己的界限, 形成了哲学的韵律学, 即那种在语言中不存在但又为我们所理解到的东西。这能够使我们欣喜、忧愁或者快乐。

只有以未说出来的东西、未说尽的东西为背景, 同时又以超话语的东西为背景, 哲学所言说出来的东西才能够有意义。就是它们也还应当被象征化。然而, 概念局限于可以说出来的东西, 更确切地说, 局限于能够无限地表达出来的东西。因此, 理智思念癫狂, 因为这是它的出生地。

六、为什么哲学史扼杀哲学?

1. 哲学的对象是哲学自身。

哲学的本质在于它的自我言说。但是, 自我言说不能退化为交谈, 而哲学也不能简化为哲学史。假如历史是叙述、讲述的话, 那么, 哲学则是对可能之物的界限的体验。遗憾的是, 哲学由个体化的、创作者创造的符号所组成的。创作者的符号并不是符号, 而是不能被翻译成符号语言的象征。假如能够翻译它的话, 那么, 也就能够将哲学简化为哲学史了。但是, 感谢上帝, 艺术理论家不能代替艺术, 而哲学史家也不能代替哲学。

因此, 比如, 黑格尔, 不能像从前一样被当作哲学史家来看待, 即使他写过哲学史。黑格尔是哲学家-幻觉体验者。历史人物使他产生幻觉, 使他十分激动, 兴奋不已, 并以拿破仑自居。历史学家则制造了一种视觉幻象, 将不是思想的东西强行地看作思想史。

哲学史家不久前才出现, 总共出现了大约150年。但他的社会作用却是巨大的, 即使他只是他与之没有任何关系的东西的简单保存者。因此, 比如, 第欧根尼·拉尔修, 不是哲学家, 却是思想和文本的见证人、保管员。

当马马尔达什维利阅读康德时, 他完全无意从事历史学家的职业。对他来说, 康德不是文本, 而是一整套的隐喻, 是普遍的个体性。即使德勒兹详细地讲述过莱布尼茨, 那也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哲学史家。他是一个哲学家, 是一个创始人, 米丘林学派的追随者, 他将一种意义嫁接到另一种意义上, 迫使莱布尼茨说他没有说过的东西, 而是说德勒兹所思考的东西。德勒兹使莱布尼茨活动了起来, 使他恢复活力, 迫使他成为自己的思想的代孕母亲。我们也就听到了莱布尼茨活生生的、而不是死气沉沉的声音。而当库诺·费舍尔阅读莱布尼茨时, 他则由莱布尼茨创造出了一座思想的坟墓。我们听到的只是费舍尔的声音。莱布尼茨则默不作声。

费舍尔是哲学史家, 而不是哲学家。他不是在嫁接意义。他就像挖果核一样把它们挖了出来, 他是在进行欺骗, 也就是说, 他从文本中取出了已经在那里存在着的东西。历史学家制造出了一种视觉幻象, 将不是思想的东西强行地看作思想。结论就是:只有通过哲学, 而不是通过历史, 才能理解哲学。历史学家知道, 但是不理解。知识扼杀理解, 反映扼杀思想。

2. 历史是哲学的纯粹代表, 是没有所指的能指。

它是没有指明不在场的在场。很少有人感觉到过思想空间向文本空间——仅仅是由于模仿思想、制造了思想存在的幻象, 文本的生产和消费才得以实现——的转换是如何实现的。哲学史和纽扣史、帽子史没有什么区别。

历史学家制造了拟象, 这种拟象就像是贝壳一样, 附着于哲学的理智躯体上, 折磨它, 寄生在它身上, 扩大由拟象组成的文化空洞。哲学史家不再需要哲学。他们需要的是细节、环境。他们厌倦了作为真理的媒介和通向真理的领路人——他们不是这种真理的原因。他们希望成为真理的代理人和创造者。他们使哲学概论成为哲学。但是, 希望他们不要妨碍那些从理性本身的源头中汲取营养的人。正如康德所说, 当我们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 希望他们等一等, 以便于随后向世界宣告所发生的事情。历史学家是文化的保管者, 而哲学则是反文化的活动。历史学家无视寻求思想界限的必要性, 让没有经验的人进入文化的黄金梦想, 他们就达到了目的。

3. 假如哲学所谈论的是哲学范围之外的东西, 那它就不是在用自己的声音说话。

曾经, 哲学没有守住自己的阵地, 说了假话, 用他人的声音说话, 由于这个错误, 科学产生了。当它再一次犯错误的时候, 又产生了神学。哲学的错误是令人愉快和富有成果的。但是, 现在所谈的不是这一点。

仅仅是在早期, 在迷人的古希腊时期, 在复兴的白昼代替了希腊中世纪的黑夜时, 哲学才具有自己的声音。在这个日子中, 小亚细亚口音出现在希腊人中。泰利士挤走了荷马, 来自小亚细亚海岸的哲学家们的对话使得《伊利亚特》黯淡无光。

哲学迷人的声音则被罗马人歪曲了。进行歪曲的代表人物就是西塞罗。而随后, 哲学的迷人声音也就完全消失了。

一千年来, 哲学经历着强大神学的压制。随后, 权力发生了变化。科学家取代了神学家。科学的独裁主义粉碎了哲学那脆弱的终极圆满, 哲学变成了貌似科学的东西。某种冰冷的、金属般的、工厂般的东西出现在哲学中。

4. 哲学没有与它自身不同的对象, 没有自己的语言, 也没有专业的方法。

哲学教师杜撰了关于哲学方法、哲学语言和哲学对象的概念。而既然教师是以匿名的方式、不是代表自己, 而是代表自己的学科在说话, 那么, 他就不是哲学家, 而是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

5. 哲学的无对象性使它质疑任何一种偶然性的知识。

哲学不能说出任何有内容的东西。但是, 谁都没有要求它做到这一点。重要的是, 它在自己的存在得到实现的时刻、在自己言说的时刻存在着。它的这种言说没有内在地造成它的状态的改变。哲学就是由它言说的意义得到延长的永恒性。它似乎是已经一闪而过的无限。历史学家用有限的原则度量无限。承担哲学的意义令他感到沉重, 无限性使他痛苦万分, 当他抓住偶然的“此时此地”的历史知识这颗救命稻草时, 他就抛弃了无限性。

6. 哲学不是规范化的, 而是自由的。哲学史家是规范的传送器, 是文化的密探、权力的侦察员。

他不需要延长无限意义的沉默, 因此, 他希望中止哲学的自我言说, 中止它那宗教礼仪般的、模糊不清的话语。他想迫使它沉默, 以便于自己说话。对于历史学家来说, 当哲学沉默时, 它才是好的哲学。

哲学史家是哲学的戗杀者, 他暗暗抱有哲学已死的思想, 已经将自己看作哲学的病理解剖学家。对他而言, 哲学总是昨天, 总是过去的。因此, 历史学家保留着最新的成果。任何一部哲学史都是思想的悼词和医疗诊断的集锦。

7. 哲学不是系统化的, 而是片断化的。

它的思维是悖论性的。它的思想没有以知识的方式完成。它是关于不可能之物的。为了把哲学塞入哲学概念中, 需要将它简单化。哲学史家制造了简单化的示意图, 寻找那种使思想终结和系统化的东西, 即使思想死亡的东西。

没有哲学, 没有它的癫狂, 人会在自己主观性的壳中窒息。历史学家使哲学失去了它的癫狂。哲学家是“精神的志愿者”, 能够使自己激动起来, 直至达到和自己的“自性”同一的状态中。历史学家将哲学看作关于世界的某种知识。但是, 哲学不是知识, 而是人自我生成的重要器官之一, 是人在人类自己身上自我创造的工具。

哲学是我们的原意识。哲学史是这样一种语言的事件, 它的吵闹声盖过了意识。

（原载《世界哲学》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