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网首页|论坛|人文社区|客户端|官方微博|报刊投稿|邮箱 中国社会科学网
哲学总论

【阎孟伟】总体性:哲学切入现实的基本方法

 

2016517日,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1]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来自哲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开始把理论的热情投向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毫无疑问,哲学的介入应当能够把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直至海德格尔所说的“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一度中去”[2]。当然,这也就面临一个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即哲学如何介入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或者说,怎样一种介入才是哲学的介入。在这方面,一个世纪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代性批判,特别是在现代资本主义批判中所形成的各种学说或理论对于我们均有充分的启发意义和借鉴意义。但就方法论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奠基者卢卡奇提出的总体性观点和方法是最值得深思和借鉴的。如我们所知,这种总体性的观念和方法后来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诸多学派或学说的一个基本理论特征。尽管总体性的观念和方法未必是哲学介入现实的全部路径或唯一路径,但从总体性的意义上考察和研究现实问题,至少有助于我们对现实问题的深度把握,并形成追问现实问题的基本思路,而不至于陷入扑朔迷离的经验事实中。

按照卢卡奇的理解,总体首先是一个整体。总体的观念就在于把社会生活及其历史发展理解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所有局部现象或领域都是这个整体的因素或环节。对于这些因素或环节,整体具有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这个整体有其内部的核心或内在的本质,而局部的现象、因素或环节都是这个内部核心的表现形式。任何局部现象或发生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事实”只有被置于整体中,找到它们与总体的内部核心或内在本质相互连接的中间环节,才能被真正地理解。这就是说,“要正确了解事实,就必须清楚地和准确地掌握它们的实际存在同它们的内部核心之间、它们的表象和它们的概念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是真正的科学研究的首要前提。”[3]

在我国,近40年改革开放实践历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本质上就是一个反映我国现时期社会发展过程的总体性观念。十八大报告明确地表达了这个总体性观念的内涵,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4]其中,“五位一体”总布局就是指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互协调发展。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就是一个由来自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各种因素、各种环节构成的一个整体。此后,在十八大历次会议上相继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等都是这个总体观念的体现、延伸和发展。

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总体,首要的问题在于把握这个总体的“内部核心”。这个内部核心就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把市场经济即“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称之为“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选择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就是因为市场经济是现代经济形态发展的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市场化改革完全符合经济形态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它在发展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也充分论证了马克思的科学论断。正如《人民日报》于2012710日发表的一篇重要评论文章(任仲平)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它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打开了现实的大门;那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确立了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核心内容,奏响了改革大业最激荡人心的恢弘乐章。它不仅奠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路径和走向,更造就了中国大地上波澜壮阔的时代巨变。”[5]

需要指出的是,当我们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总体的内部核心时,这个内部核心既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或资本主义模式下的市场经济,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或计划经济模式下的社会主义,而是市场经济这种高效率的经济形态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融合。这种融合旨在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运用促进国民经济高效增长的市场机制,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和经济结构的变迁,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为实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价值目标即“人的解放”提供强大的经济动力和丰厚的物质基础。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部核心,决定了我国现时期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的基本特征及其种种外在表现形式,决定了在社会生活中所涌现出来的各种直接的事实或现象,哪些具有存在的必然性和现实性,哪些具有存在的虚无性或应当被否定的性质。因此,考察和研究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决不能偏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总体的内部核心。偏离这个内部核心就必然会使所谓的科学考察和研究陷入扑朔迷离的思想混乱状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总体的内部核心,同时也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一总体的历史性或时间性。这就是作为“总依据”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亦即这个“总体”作为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是社会主义的而非资本主义的,因而它必然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关于人的解放的价值理念;同时这个总体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非它的终极阶段,它决定了在这个阶段上总体所包含的各种规定性或各个环节以及这些规定性的各种外部表现形式必然具有与总体的历史结构密切相关的历史性质,从而既具有存在的现实性同时又因其内在矛盾而具有自我否定性,“这种双重性,这种对直接存在的同时既承认又扬弃,正是辩证的关系”[6]。认识总体的这种历史性或时间性,在于明确实践活动的具体性和历史性,一方面要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把握这一阶段上的各种历史条件,研究和解决在这一阶段上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另一方面也要从社会发展的现实可能性出发,思考怎样的发展目标和策略更有助于为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逐步实现创造必要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实现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现实化过程,忽视这个现实化过程,只能把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变成没有现实规定性的空洞理念,而无视这个现实化过程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硬要把这个空洞理念变成当下必须推行的目标,就势必给实践本身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这个方面,我们应当牢记马克思的教导:“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己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总体其各种因素或环节以及它们的种种直接的、外在的表现形式即各种事实、现象或问题彼此处在复杂的动态关系中,因而是一个包含了丰富多样的内在规定性于一身的具体的总体。正如马克思所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也就是说,具体的总体并不意味着可以把它的各个环节归结为无差别的统一性、同一性,而是指这些环节彼此间处于一种动态的辩证关系,因而是一个动态的和辩证的整体。因此,总体的具体性不是指众多经验事实或现象的聚合,而是指这些经验事实或现象产生于总体的结构关系和矛盾运动中,并且只有在总体的这种动态的辩证关系中才能获得自身的现实规定性。离开总体的结构关系和矛盾运动,任何直接的经验事实或现象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也不可能被真实地理解。因此,“具体的总体是真正的现实范畴”[8]。离开总体而孤立地考察个别经验事实,尽管看上去有经验依据,但却不能真正地反映现实。“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9]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总体来说,作为社会经济结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作为社会政治结构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民主政治体系相吻合的社会思想文化体系、处理国家与社会或政府与民众之间关系的社会治理体系以及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体系,都是这个具体总体的基本内容。来自这些领域的各个方面的社会因素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和辩证运动构成了这个总体的内在结构,它决定了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基本性质和可能的动态趋势,也决定了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所应采取的基本策略。中国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所面对的一系列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都与这个过程的总体内在相关,或者是这个总体的内在环节,或者是这个总体及其内部核心的外部表现形式,或者是这个总体的内在的各个环节因其发展不够完善、不够平衡而衍生出来。在社会发展的总体过程中,并没有什么脱离总体的所谓“纯粹的”经验事实,也没有孤立存在的问题。只有立足于总体来考察和研究这些现实问题,我们才能获得对这些问题的真实理解,只有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总体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为基本准则,我们才能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可靠策略。

但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学界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局限于对直接的经验事实的考察和分析,而没有将这些研究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具体的、历史的总体联系在一起,或者说,没有从总体的内部核心与其外部表现形式的区别上把握经验事实的本质特征。很多研究,看上去采用了非常科学的方法,如采集经验数据、建立理论模型或数学模型等等,但由于局限在对个别经验事实的直接把握,而没有将这些经验事实置于总体内部各个环节的动态关系中予以考察,因而所形成的看似科学的认识依然不过是对事实的抽象的理解。这种情况可称之为“总体的遗忘”。对总体的遗忘,使来自各个方面的问题研究,不但没有真正厘清问题并导出解决问题的合理策略,反而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思想混乱中。因此,确立总体的观念,并从总体性的角度审视和研究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显然是十分迫切、十分重要的理论任务。

基于上述理解,我认为,总体性应当是考察和研究中国问题的基本立足点,更应当是哲学切入中国问题讲究的根本出发点。中国社会正处在剧烈的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在思想界折射出来,各种思潮相互胶着、相互撞击,其中尤其是一些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总体的极端思潮在人们头脑中造成了极大地思想混乱。在这种情况下,确立总体性思维方式,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一总体性质和过程出发考察和研究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近一个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各种学说和流派所产生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理论成就,从根本上说,都是以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批判为基本特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更应当发挥中国学者自身的主体意识,牢牢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性质和过程,通过系统地总结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通过挖掘新材料、研究新问题,通过吸收和借鉴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和世界范围内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积极成果,创造出足以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人类文明进程的新的、具有原创性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网》2016518日。

[2]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卷,孙周兴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83页。

[3][6][8][9]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55页;第56页;第58页;第56页。

[4]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网》20121119日。

[5]任仲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变中国命运》,《人民日报》2012710日。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原载《理论视野》2016年第6期,录入编辑:杨洪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