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网首页|论坛|人文社区|客户端|官方微博|报刊投稿|邮箱 中国社会科学网
哲学总论

【孙正聿】当代中国的哲学观念变革

 

哲学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时代变革必然引发哲学观念变革。在人类文明史上,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改变了人类的存在方式及其自我意识,并因此改变了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的哲学。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的哲学观念正在以“现代性”为标志的“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发生日益深刻的变革,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地深化哲学理念创新。本文试图通过对哲学观、世界观、本体观以及反思和表征等哲学基本观念的反省和解析,具体地探讨当代中国哲学观念变革和哲学理念创新的思想内涵。

一、哲学观:人类文明的时代性问题的理论自觉

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精神生活和全部社会生活,都发生了举世瞩目和空前深刻的变革。在这个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当代中国哲学既发挥了推进社会解放思想的作用,又经历了自身的思想解放。从总体上看,当代中国哲学自身的思想解放,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的阶段性成果。是变革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的哲学范式,从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当中解放出来;二是强化哲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和创造精神,从教条主义的研究方式当中解放出来;三是超越对哲学的经验化和常识化理解,从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哲学倾向中解放出来;四是突破哲学与科学二元关系的解释模式,从哲学的知识论立场上解放出来;五是激励哲学家的主体自我意识,从哲学研究的“无我”状态中解放出来。这五个方面的思想解放,首先是体现在对“哲学”本身的重新理解,也就是变革“哲学观”。

当代中国哲学对“哲学”本身的关切,从根本上说,是对达成哲学自觉的关切,对哲学如何切中现实的关切,对哲学的当代理论创新的关切,对哲学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的关切。世界性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全面地改变了人与世界的关系,要求哲学以新的理念阐释人类面对的新问题:其一,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说,现代化所构成的最为严峻和最为紧迫的时代性问题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其二,从人与社会的关系说,现代化所构成的最为严峻和最为紧迫的时代性问题是由资本的逻辑所构成的人“对物的依赖关系”问题;其三,从人与自我的关系说,现代化所构成的最为严峻和最为紧迫的时代性问题是虚无主义的文化危机问题。对“现代性”的反省,是对当代人类实践活动所构成的人与世界关系的全面反省;解决“现代性”问题,是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寻求;探索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则需要哲学理念创新。当代中国的哲学观念变革,从根本上说是以新的哲学理念去回应现代化所构成的人类文明新问题,是以新的哲学理念表征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世界性和时代性的哲学视野,引发当代中国哲学对“哲学”的重新理解。

以“哲学观”为聚焦点的当代中国哲学,“激活”了三个方面的比较研究:一是激活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试图在马、中、西的“对话”中,深化对哲学的理解;二是激活了对科学主义思潮与人本主义思潮的比较研究,试图在“两大思潮”的对话中推进对哲学的理解;三是激活了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试图在“两种文化”的对话中,反省对哲学的理解。正是在对哲学本身的“历时态”与“同时态”的纵横交错的比较研究和深切反思中,当代中国哲学界实现了“哲学观”上的变革。这就是:哲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既不能以宗教、艺术、科学等基本方式代替哲学方式,也不能以哲学方式代替宗教、艺术、科学等基本方式;对哲学的自觉就是对哲学以何种方式把握世界的自觉,也就是对哲学方式的特殊性质和独特价值的自觉。

关于哲学的特殊的理论性质和独特的社会功能,最为恰切和最为精辟的表达,莫过于马克思所说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所谓时代精神,就是标志人类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具有特定历史内涵的人的生活世界的意义;所谓时代精神的精华,则是关于时代意义的社会自我意识,也就是对时代性的生活世界的意义的理论把握。任何时代的生活世界的意义,都是人类以其把握世界的全部方式创造出来的,宗教、艺术、科学都是创造意义的“同一主旋律”的“众多变奏”,而“哲学的任务正是要使这种主旋律成为听得出和听得懂的”。这就是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也就是作为意义的社会自我意识的哲学。这种“真正的”哲学,是对人类文明的时代性问题的理论自觉。

纵观哲学史,不同时代的哲学,不同民族的哲学,不同派别的哲学,不同领域的哲学,它们之所以为“哲学”,首先就在于它们是以一种区别于宗教、艺术和科学的哲学方式把握世界,也就是以意义的社会自我意识的方式把握世界,以人类文明的时代性问题的理论自觉把握世界。这是哲学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片面地以时代、民族、派别或领域之“异”而拒斥其作为哲学之“同”,就会阉割哲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的特殊性质和独特价值;反之,片面地以哲学之“同”而无视时代、民族、派别或领域之异,则会融化哲学作为历史性的思想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创造性。只有在对哲学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的辩证理解中,我们才能既深切地洞见每个时代的哲学所具有的“广泛而深刻的一致性”,又会真切地把握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派别、不同领域乃至不同风格的哲学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创造性,从而达到对哲学本身的理论自觉。

哲学源于生活,源于对时代的迫切问题的理论自觉。每个时代的人类都有自己的时代性的生存困境,都有自己的时代性的迫切问题。真正的哲学之所以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就在于它自觉地体悟到自己时代的人类的生存困境,自觉地捕捉到自己时代的人类的迫切问题,并自觉地把人类文明的时代性的困境和问题升华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时代精神主题化,这是哲学切中现实的根本方式。这表明,源于现实生活的哲学,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经验描述,而是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性反思和理想性引导。超越感觉的杂多性、表象的流变性、情感的狭隘性和意愿的主观性,全面地反映现实、深层地透视现实、理智地反观现实和理想地引导现实,哲学才能成为“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

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并不只是“反映”和“表达”时代精神,更重要的是“塑造”和“引导”时代精神。塑造和引导时代精神,就要实现哲学的理论创新。任何一种新的哲学理论,都凝聚着哲学家所捕捉到的该时代人类对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自我意识,都贯穿着哲学家用以说明自己时代的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独到的解释原则和概念框架,都熔铸着哲学家用以观照人与世界关系的时代性的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和终极关怀。哲学“创新”,就是哲学家以新的哲学理念和思维方式为人类展现新的世界,提示新的理想,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提供新的理念。哲学“创新”蕴含着以否定性的思维对待人类的现实,揭示现实所蕴含的多种可能性:以否定性的思维检讨各种理论的前提,揭示理论前提的多种可能性;在现实与理论多种可能性的某种交错点上,揭示人类文明的时代性问题,展现人与世界之间的新的意义,提示可供人们反省和选择的新的理想。

对哲学来说,人类所形成的全部思想,从来都不是现成接受的对象,而永远是批判反思的对象。作为人类所特有的批判性追问的自我意识,哲学反对人们对流行的思维方式、时髦的价值观念、既定的科学理论采取现成接受的态度,反对人们躺在无人质疑的温床上睡大觉,反对人们在思想观念和实践活动中采取非批判的实证主义态度。它通过自己的批判性反思,向人类已经获得的全部假定的确定性不断地提出新的挑战,并把这种批判意识变成全人类的自我意识。以人类文明的时代性问题为批判性的反思对象,以新的哲学概念、范畴揭示和展现当代人类的自我意识,从而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这是当代哲学的共同关切和哲学的当代使命,也是当代中国哲学观念变革的最为深刻的思想内涵。

二、世界观: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人的目光

哲学观念的变革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按照通常解释,“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就此而言,对“哲学”的理解,直接地取决于对“世界观”的理解;哲学观的变革,具体地体现在“世界观”变革;当代中国的哲学观念变革,首先是集中地体现在重新理解和阐释哲学的“世界观”。

长期以来,关于“世界观”的通常解释是:“世界观就是人们关于整个世界的根本观点”。对此,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哲学界所提出的追问是:其一,这里所说的“人们”是历史性的还是超历史的存在?如果是历史性的存在,“人们”的“关于整个世界的根本观点”能否具有“毋庸置疑”的真理性?反之,如果是超历史的存在,“人们”的“关于整个世界的根本观点”是否还具有“时代内涵”?其二,这里所说的“关于整个世界的根本观点”,究竟是“人们”以“整个世界”为对象而形成的关于“世界”的“根本观点”,还是“人们”反思“人与世界的关系”而形成的“理解和协调人与世界关系”的“根本观点”?如果是以“世界”为对象而形成的“关于整个世界的根本观点”,这种“世界观”同常识或科学所提供的“世界图景”有何区别?反之,如果是在反思中所构成的“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根本观点”,又应当怎样理解哲学的“世界观”?其三,就“世界观”本身说,这里的“世”是人生在世之世,还是与人无关的自然而然、无始无终的“世”?这里的“界”是人在途中之界,还是与人无关的自在天成、无边无际的“界”?这里的“观”是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人的目光,还是无始无终和无边无际的、非人的或超人的“神”的目光?

值得深思的是,当我们这样向“世界观”提问时,不仅已经直接地包含了对诸如“世界”、“历史”、“理性”、“真理”乃至“哲学”等基本观念的追问,而且已经深层地包含了时代性的“世界观”变革。这种世界观变革,如果借用美国“导师哲学家丛书”的概括,从中世纪的《信仰的时代》到20世纪的《分析的时代》,经历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冒险的时代》、17世纪的《理性的时代》、18世纪的《启蒙的时代》和19世纪的《思想体系的时代》的数百年历程。正是在世界观的时代性变革中,哲学不仅在“理性的法庭”中批判地反省构成思想的各种基本观念,而且深层地把“理性的批判”转化为对“理性”本身的批判,把“揭露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对“神”的批判)转化为“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对“理性”的批判)。正是在这种批判性反思的历史进程中,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哲学已经从“狂妄的理性”变为“谦虚的理性”,从“无限的理性”变为“有限的理性”。因此,哲学的“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已经不再被视为关于“世界”的永恒真理,而被理解为“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人的目光”。这就是由传统到现代的“世界观”革命。

哲学的世界观变革,源于人类文明的变革;直接地说,哲学的世界观变革,源于人类文明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变革。马克思提出,“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只有在“人们”从“地域性的存在”转变为“世界历史性”存在的过程中,也就是在“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的过程中,“人们”的“世界观”以及“哲学”的“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才会发生真正的革命。对于当代中国哲学来说,只有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中,在邓小平所倡导的“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观念变革中,才能超越以“自然经济”为根基的“世界观”而逐步地形成以“现代性”为根基的新的“世界观”。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工业文明以前的文明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地域文明,工业文明以前的历史是以“民族”为基本时空的民族历史,工业文明以前的个人是以“人对人的依附性”为存在方式的狭隘个人。地域文明、民族历史和狭隘个人,构成了人类数千年的有限的“属人世界”。值得深思的是,正是有限的“属人世界”造就了“无限理性”的人类自我意识——人的理性能够从有限的经验中构成对“世界”的终极解释。诉诸哲学史,我们会发现,无论是西方哲人所期许的对“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的寻求,还是中国先贤所向往的对“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寻求,都不仅仅是一种“期许”和“向往”,而且被这些哲人或先贤视为“可望而又可及”的“真理”——世界就是他们所理解和阐释的世界,真理就是他们所把握和论证的终极真理。这就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关于“绝对之绝对”的世界观和哲学观。构成这种世界观的思维方式,就是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这种非此即彼、两极对立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意味着,传统形而上学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是一致的,哲学意义上的存在论、真理观和价值观是一致的。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其根基在于人类文明实现了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转化,人类社会实现了从“前现代化”到“现代化”的转化。当代中国的哲学观变革和世界观变革,正是以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变革为基础的。

现代化是世界性的历史过程,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变为“世界历史”的过程。在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中,“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9世纪后半叶以来的中国哲学,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吸纳了以“理性的时代”、“启蒙的时代”、“思想体系的时代”乃至“分析的时代”的西方哲学,不断深入地反省了传统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哲学界在对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的反思中,凸显了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更为鲜明地赋予“世界观”以时代性内涵。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把世界观理解为“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哲学理论,并且从人的历史性去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对“世界观”的具有革命意义的新的理解: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人的目光。

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人的目光,既不是关于“绝对之绝对”的“终极真理”,也不是关于“绝对之相对”的“主观意见”,而是关于“相对之绝对”的“时代精神”。具体言之,每个时代的世界观,既具有该时代的绝对性,又具有历史中的相对性;离开历史中的相对性而把时代性的绝对性予以夸大,就是世界观的绝对主义;离开时代性的绝对性而把历史中的相对性予以夸大,就是世界观的相对主义;以时代性的绝对性与历史性的相对性去看待世界观,才会形成“相对之绝对”的世界观,也就是把“世界观”理解为“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人的目光”。

传统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在现代哲学的批判性反思中,暴露了其根深蒂固的“病根”——“不知其不可而为之”。在传统形而上学那里,虽然人的个体生命是有限的,但人的理性却可以对人的经验及其知识作出某种统一性的和终极性的解释;虽然历史事件是不断变换的,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经验是不断重复的,因此人的理性可以对历史作出某种统一性的和终极性的解释。对于传统形而上学来说,“相对”只是他人的“无知”,“绝对”则是自家的“真理”。“不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现代哲学家“拒斥形而上学”的依据,而决不是传统形而上学的自觉。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因此,“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重新理解和阐释哲学的“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不能不是在当代变革哲学观念、推进哲学发展的首要前提。

恩格斯曾经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人的存在方式是历史性变革的,人对世界的现实关系是历史性变革的,人的世界图景是历史性变革的,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是历史性变革的,因此,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的哲学是历史性变革的。这就要求哲学必须以“历史”的解释原则提出和回答自己时代的“世界观”问题:以当代的人类实践活动为基础的人与世界的当代关系是怎样的?以当代科学技术为中介的当代人类的世界图景是怎样的?以当代文明为内容的当代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是怎样的?以当代人类社会生活为根基的当代人类的自我意识及其理论形态即哲学是怎样的?这是当代中国哲学观念变革的现实基础,也是当代中国哲学观念变革的真实内容。

三、本体:规范和评价人的思想及行为的根据

世界观的变革与标准世界观的变革与本体观的变革是密不可分的,或者可以更为明确地说,离开本体观变革,世界观的变革就是不真实的、不彻底的。当着人们把“世界观”界说为“关于整个世界的根本观点”时,已经制约和规范了对“本体论”的理解和阐释,这就是具有权威性的《辞海》所说的“本体论是哲学中研究世界的本原或本性的问题的部分”。而在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中,则在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中,更为明确地把“本体论”解说为关于“精神和物质谁为世界本原的问题”,并由此把关于“世界本原”问题的“本体论”规定为“世界观”的“首要问题”。

把“本体”解释为“本原”,进而把“本体论”解释为关于“世界本原”的哲学理论,这是把作为理论思维的“哲学”还原为经验思维的“常识”的集中体现。它不是反思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从经验上断言“世界本原”问题。关于“本体”和“本体论”的这种理解和阐释,首先是与哲学史上通常所理解的“本体”和“本体论”不同。在反省古希腊早期哲人关于“万物所由来、万物所复归”的“始基”、“基质”等“万物本原”说的进程中,哲学所追究的“本体”并不是经验的“在者”而是超验之“在”,哲学所探究的“本体论”并不是“世界的本原论”而是“关于一般存在或存在本身的哲学学说”。因此,当代中国哲学的“本体”观念的变革,对“本体论”的批判性反思,其锋芒所向主要地并不是“世界本原论”,而是“关于一般存在或存在本身的哲学学说”。

在对这种“本体论”即“关于一般存在或存在本身的哲学学说”的批判性反思中,中国当代学者提出了一系列思想深刻、立论坚实的理论观点,深刻地变革了“本体观”。比如,高清海提出,所谓本体论,就是“认为我们感官所观察到的事物并非存在本身,隐藏在它的后面、作为它的基础的那个超感官的对象,才是真正的存在,即所说的‘本体’。经验存在与本体存在是一种决定论的演绎关系:经验现象中的一切都来源于本体的规定,所以只有从后者才能使前者得到理解和说明。相反地,本体却不受经验现象的规定,它本身是一个绝对自在的、具有终极始因的存在。把存在的事实和存在的本体分离开来、对立起来,是本体论思维的基本前提”。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把研究“在”或“本体”作为哲学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的“本体论”,有三个根本性的思想前提:其一,就其思想本质来说,是把存在本身同存在的现象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认为经验观察到的现象并非存在本身,存在本身是那种隐藏在经验现象背后的超验的存在;其二,就其思想原则来说,是把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对立起来,把哲学所追求和承诺的“本体”视为某种超出人类或高于人类的本质、与人类的历史状况无关的自我存在的实体,力图剥除全部主观性,归还存在的本来面目;其三,就其追求目标来说,是把绝对与相对分割开来,企图从某种直觉中把握了的最高确定性即作为支配宇宙的最普遍的原则或原理出发,使人类经验中的各种各样的事物得到最彻底的统一性解释,从而为人类提供一种终极的永恒真理。从上述三个思想前提可以看到,以本体论为解释原则或理论硬核的哲学模式,是由于把本质与现象分离开来、主观与客观割裂开来、相对与绝对对立起来而产生的。它的实质,是要求哲学为人类揭示出宇宙的绝对之真、至上之善和最高之美。这是传统哲学关于“存在本身”的“本体论”,也是传统哲学关于“绝对之绝对”的“世界观”。这深刻地表明,传统哲学的“本体论”是其“世界观”的本质和灵魂;超越传统哲学的“世界观”,就必须超越传统哲学的“本体论”。当代中国的“世界观”变革与“本体观”变革是融为一体的。

本体论的哲学模式既把哲学追求永恒真理、探寻终极原因、表述世界本体的渴望推向了极端,同时也就使本体论哲学走向了自我否定。离开存在的现象,人们如何认识存在本身?存在作为人类对象,它能否排斥认识的主观性?人类关于存在本身的认识,能否具有绝对的、至上的、终极的真理性质?当着哲学家从对“本体”的追究而转向对人类认识的反省时,哲学研究的理论硬核发生了变革。“没有认识论的本体论为无效”,这是近代哲学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由于近代哲学的发展,以探寻存在本身为理论硬核的本体论哲学模式,就被以反省人类认识为理论硬核的认识论哲学模式所取代;以追求纯粹客观性为目标、并把主观性与客观性绝对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就被探索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如何统一的辩证法理论所扬弃。独立存在的本体论哲学及其所代表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已经被德国古典哲学及其所代表的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所否定。这表明:本体论哲学作为一种世界观和理论思维方式,它本身只是人类思维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产物,没有任何理由或根据把它当作永恒的解释原则或理论硬核去建构当代的哲学模式。对此,高清海发人深省地提出:“本体论作为对象的解释原则完全是属于人的,它表现的是人从人的观点以理解和把握对象世界的一种方式。抛开可见的现存世界,去追求一个不可见的本体世界,这是只有人才会具有的特性。人是一种从不满足于既有存在,总是追求未来理想存在的一种存在。这通常被称作人的‘形而上学’本性。本体论就是以探寻对象之外和之上的本真存在这种方式,来表达人的形而上学追求的”。值得注意的是,高清海在这里已经把“形而上学”与“形而上学追求”、“本体论”与“本体论追求”区别开来,既否定了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又肯定了哲学的“形而上学追求”和“本体论追求”。这种区别对于当代哲学的观念变革是至关重要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以及实践基础上的人类认识活动,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人类所获得的全部认识成果,包括哲学层面的本体论追求,总是具有相对的性质;但同时,人类的实践和认识又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总是向着全体自由性的目标迈进。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否定传统本体论占有绝对真理的幻想,但并不拒绝基于人类实践本性和人类思维本性的本体论追求。在对哲学本体论的当代理解中,我们应当达到这样一种认识:本体论作为一种追根溯源式的意向性追求,作为一种对人和世界及其相互关系的终极关怀,它的可能达到的目标,并不是它所追求的“本”或“源”;它的真实意义也不在于它是否能够达到它所指向的终极存在、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本体论追求的合理性在于,人类总是悬设某种基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理性目标,否定自己的现实存在,把现实变成更加理想的现实;本体论追求的真实意义就在于,它启发人类在理想与现实、终极的指向性与历史的确定性之间,既永远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又不断打破这种“微妙的平衡”,从而使人类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始终保持生机勃勃的求真意识、向善意识和审美意识,永远敞开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空间。这应当是“本体观”变革的最为深层的时代性内涵。

“世界观”和“本体观”是人类思维的产物。对于“世界观”和“本体观”的理解,必须诉诸对人类“思维”的反省。对此,恩格斯明确地指出,以人的实践为基础的人的思维,是“至上”与“非至上”的辩证统一,“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情况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哲学的本体论追求正是植根于人类思维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即植根于人类思维的“至上”性。对此,当代美国哲学家瓦托夫斯基也指出:“不管是古典形式和现代形式的形而上学思想的推动力都是企图把各种事物综合成一个整体,提供出一种统一的图景或框架,在其中我们经验中的各式各样的事物能够在某些普遍原理的基础上得到解释,或可以被解释为某种普遍本质或过程的各种表现。”这种本体论的形而上学渴望之所以是不可“拒绝”的,是因为人类“存在一种系统感和对于我们思维的明晰性和统一性的要求——它们进入我们思维活动的根基,并完全可能进入到更深处——它们导源于我们所属的这个物种和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是必须批判和超越的,而哲学的本体论追求则既不可回避,也无法取消。

在对哲学本体论的理解中,值得深思的问题是,“本体”的寻求即是矛盾。这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本体论”指向对人及其思维与世界内在统一的“基本原理”的终极占有和终极解释,力图以这种“基本原理”为人类的存在和发展提供永恒的“最高支撑点”,而人类的历史发展却总是不断地向这种终极解释提出挑战,动摇它所提供的“最高支撑点”的权威性和有效性,由此构成哲学本体论与人类历史发展的矛盾;其二,“本体论”以自己所承诺的“本体”或“基本原理”作为判断、解释和评价一切的根据、标准和尺度,从而造成自身无法解脱的解释循环,因此,哲学家们总是在相互批判中揭露对方的本体论的内在矛盾,使本体论的解释循环跃迁到高一级层次,这又构成哲学本体论的自我矛盾。正是在如何对待哲学本体论的内在矛盾这个根本问题上,使哲学从原则上区分为“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传统哲学”之所以“传统”,就在于全部的传统哲学总是力图获得一种绝对的、终极的“本体”,并因而把世界分裂为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非此即彼、抽象对立、永恒不变的存在。这是一种统治人类几千年的非历史的、超历史的、僵化的本体论的思维方式,也就是当代哲学所自觉到的“形而上学的恐怖”。与此相反,“现代哲学”之所以“现代”,就在于现代哲学从思维方式上实现了“从两极到中介”的变革,从研究路径上实现了“从体系到问题”的变革,从基本理念上实现了“从层级到顺序”的变革,也就是从人类的历史发展出发去理解哲学所追寻的“本体”和哲学的本体论追求。这是以“现代性”为根基的“现代哲学”的“基本共识”,也是所谓的“后形而上学”的“深层一致”。

在现代哲学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去看待哲学,哲学的“本体论”就发生了真正的革命:人类在自身的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判断、解释和评价一切事物并规范自己思想和行为的“本体”观念,既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性,又是一种历史的局限性,因而它孕育着新的历史可能性。就其历史的进步性而言,人们在自己的时代所承诺的“本体”,就是该时代的人类所达到的关于人与世界的统一性的最高理解,它成为规范和评价该时代人的全部思想和行为的根据和标准,即该时代人类全部活动的最高支撑点,因此具有绝对性;就其历史的局限性而言,人们在自己时代所承诺的“本体”,又只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它作为人类全部活动的最高支撑点,即作为规范和评价人的全部思想和行为的根据和标准,正是表现了人类作为历史的存在所无法挣脱的片面性,因而具有相对性;就其历史的可能性而言,人们在自己时代所承诺的“本体”,它作为规范和评价人的全部思想和行为的根据和标准,正是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所建构的阶梯和支撑点,它为人类的继续发展提供现实的可能性。这深切地表明,“本体”作为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根据和标准,它永远是作为中介而自我扬弃的。这种“本体观”,与把“世界观”理解为“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人的目光”的解释原则是一致的,与把“哲学”理解为关于“相对之绝对”的“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一致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的和批判的”辩证法的“世界观”、“本体观”和“哲学观”。

四、反思:批判和重构人的思想及行为的根据与标准

哲学的“世界观”和“本体观”,是以哲学的思维方式构建的。关于哲学的思维方式,人们经常用“反思”这个概念来表述它的特殊性。然而,正如人们对哲学所寻求的“本体”有不同的理解,人们对哲学的“反思”也有不同的理解。进而言之,正是由于人们对哲学的特殊的活动方式——反思——具有不同的理解,则必然导致对哲学的特殊的寻求对象——本体——形成不同的理解。就此而言,“反思”,应当是最值得反思的哲学观念。

哲学所追究的“本体”并不是知识性的“关于世界的根本观点”,而是构成这种“根本观点”的根据和标准。但是,在人的思想过程中,作为思想的根据和标准的“本体”却是思想中的一只“看不见的手”。揭示和辨析这只“看不见的手”,也就是揭示和辨析构成思想的前提,并且进而批判和重构思想的前提,这就是哲学意义上的“反思”。这表明,哲学的反思的思维方式,与哲学的世界观、本体论的理论性质是密不可分的;哲学反思的对象和水平,与各个时代的世界观、本体论是融为一体的。

反思,在其最直接的意义上,就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对思想的思想”。然而,作为传统哲学的集大成者和辩证法大师的黑格尔似乎早已洞悉理解“反思”的艰难,因此,他在提出哲学的反思的思维方式的同时,就自觉地考察和对比了“表象思维”、“形式思维”和“思辨思维”这三种不同的思维方式。黑格尔明确地提出:所谓“表象思维”,“可以称为一种物质的思维,一种偶然的意识,它完全沉浸在材料里,因而很难从物质里将它自身摆脱出来的同时还能独立存在”;所谓“形式思维”,“乃以脱离内容为自由,并以超出内容而骄傲”;所谓“思辨思维”,则是努力地把思想的“自由沉入于内容,让内容按照它自己的本性,即按照它自己的自身而自行运动,并从而考察这种运动”。值得深思的是,在对哲学所寻求的“本体”的理解中,我们恰恰可以发现表象思维、形式思维和思辨思维这三种不同的思维方式。

把哲学所寻求的“本体”视为某种“经验”的存在,而不是“超验”(超越经验)的存在,这就是把经验的对象误作“反思”的对象,把“表象思维”误作“反思”的思维。在这种误解中,不是把“反思”理解为“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而是把“反思”当成关于经验对象的“思想”。这种误解的结果,混淆了作为经验对象的“在者”与作为哲学对象的“在”,也混淆了作为经验思维的“反映”与作为哲学思维的“反思”。特别令人深思的是,当着现代哲学家奎因以区分“何物存在”和“说何物存在”为标志而提出“本体论承诺”时,仍然是把“本体”理解为“物”,因而并没有真正超越“表象思维”,并因而并没有真正理解哲学意义上的“本体”。哲学所寻求的“本体”,不是作为经验对象的“在者”,而是作为超验对象的“在”——规范人类的思想与行为的根据、标准和尺度。这种作为“本体”的根据、标准和尺度,蕴含于(隐藏于)人们的思想之中,因此,只有“以思想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才能够“反思”到哲学所寻求的“本体”。

把哲学所寻求的“本体”视为某种关于经验对象的普遍性的“思想”(知识),并把哲学的“反思”视为从特殊性的“思想”(知识)中概括出具有最大的普遍性的“思想”(知识),这就是哲学研究中的知识论立场,也就是现代哲学研究中的科学主义思潮。这种哲学研究中的知识论立场或科学主义思潮,不是从哲学存在的人类性根据去追问哲学,而是简单化地从哲学与科学的二元关系中去界说哲学,从知识分类表的层级关系去解说哲学,因而把哲学与科学的关系解说为普遍与特殊、深层与表层的关系,从而把哲学的“本体”视为具有最大普遍性的亘古不变的“普遍原理”。在这种解释模式中,哲学只是科学的“延伸”或“变形”,只是具有最大普遍性的“科学”,而不是对科学的“超越”,即不是区别于“科学”的人类把握世界的另一种基本方式——哲学。这表明,理解“哲学”就必须理解哲学的“反思”;哲学的观念变革,就必须变革对哲学的“反思”的理解。

“思想”与“反思”的区别,意味人类的思维有两个相互区别的基本“维度”:一是“构成思想”的维度,也就是思维以人的认识活动为中介而实现“思维和存在”相统一的维度;二是“反思思想”的维度,也就是思维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当作“问题”而进行“反思”的维度。在“构成思想”的维度上,思想的任务是实现“思维和存在”的统一,而不是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当作“问题”;与此相反,在“反思思想”的维度上,思想的任务不是实现“思维和存在”的统一,而是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当作必须予以追究的“问题”。对此,恩格斯不仅明确地提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而且明确地提出思维和存在服从同样的规律是“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因此,哲学“反思”的使命,并不是以理论思维去“构成思想”,并不是在理论思维中达成“思维和存在的统一”,而是要寻求和揭示隐含在理论思维之中的这个“不自觉”和“无条件”的“前提”,并进而批判地重构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根据和标准。

在哲学史上,黑格尔曾明确地把哲学的“反思”解释为“对思想的思想”。正是对“反思”的“思想”的追问,深化了对哲学的“反思”的理解,也深化了对“反思”的“哲学”的理解。思想的“前提”并不是一般的思想“内容”,而是思想构成自己的根据和原则,也就是思想构成自己的逻辑支撑点。思想的“前提”作为思想中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和思想构成自己的“幕后操纵者”,既具有规范思想的逻辑“强制性”,又具有“看不见”、“摸不着”的“隐匿性”。思想的“前提”作为思想构成自己的根据和原则,它就是哲学所寻求的规范人的思想与行为的“本体”;哲学的“反思”则是以思想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揭示和“审讯”构成思想的“前提”,即发现和批判哲学所寻求的“本体”。哲学的“反思”与哲学所寻求的“本体”密不可分;哲学的“基本问题”与哲学的“前提批判”相互规定。

哲学所寻求的“本体”最普遍地、最深层地制约、规范和引导人的全部活动,但它又是作为隐匿在思想中的“前提”——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根据、标准和尺度——而隐含在人的全部活动之中,因此,寻找“本体”的哲学的活动方式是只能是批判的反思。超越“表象思维”和“形式思维”,超越哲学的知识论立场和科学主义思潮,对“假设”质疑,向“前提”挑战,这就是哲学的批判性反思的理论思维方式。“反思”的哲学,就是揭示“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人的目光”,就是揭示“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根据、标准和尺度”,也就是实现哲学的“世界观”和“本体论”的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为人类提供自己时代的“最高的支撑点”。达到“反思”的哲学自觉,才能实现变革“世界观”和“本体论”的理论自觉,才能使哲学成为“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把“反思”理解为对思想的“前提批判”,这是当代哲学的理论自觉,也是当代哲学的深层的观念变革。

五、表征: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

阐释哲学的特殊的理论性质和哲学的独特的社会功能,我们总是反复地引证马克思的这句名言: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然而,哲学究竟何以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这就必须探讨哲学的特殊的存在方式问题。当代中国的哲学观念变革,深层地触及到对哲学的特殊的存在方式的追问。

在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中,逻辑实证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卡尔纳普曾以区分语言的两种职能即“表述”职能和“表达”职能为前提,为其“拒斥形而上学”作出了具有逻辑说服力的论证:如果“哲学”既不能像“科学”那样“表述”经验世界,又不能像“艺术”那样“表达”情感意愿,也就是既不能走“拟科学”的道路,也不能走“拟文学”的道路,那么,“哲学”还有什么道路可走?面对卡尔纳普对“哲学”的挑战,当代哲学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哲学是否具有既非“表述”、亦非“表达”的独特的存在方式?或者说,哲学是否具有既非“拟科学”、亦非“拟艺术”的独特的存在方式?这是当代哲学面对的哲学“合法性”问题,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予以深切阐发的重大问题。

回应这个关乎哲学的存在方式及其“合法性”的重大问题,引发我们更为深切地理解和阐发马克思关于哲学的“名言”:哲学之所以区别于科学和艺术,真正的哲学之所以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它既不是像“科学”那样“表述”时代状况和人类文明的经验事实,也不是像“艺术”那样“表达”个人对时代状况和人类文明的情感意愿,而是以自己的独特的存在方式构成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在笔者看来,这个独特的存在方式,就是区别于科学“表述”和艺术“表达”的哲学“表征”。

所谓“表征”,并不是与“表述”和“表达”相并列的另一种“语言职能”,而是透过“表述”和“表达”而“表征”着“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或者更为明确地说,虽然哲学总是在“表述”什么或“表达”什么,但哲学却既不是单纯的对经验事实的“表述”,也不是单纯的对情感意愿的“表达”,而是体现着存在论、真理论和价值论相统一的“表征”,也就是体现着真、善、美相统一的“表征”。哲学的“表征”,是以价值诉求为目的而展开的对存在的反思和对真理的追求,因此不是孤立的、单纯的存在论或真理论或价值论,而是融真、善、美于一体的存在方式。正是这种“统一”,构成了哲学的独特的“表征”的存在方式,并以“表征”的方式构成了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

理解哲学的区别于“表述”和“表达”的“表征”,关键在于理解哲学的存在论、真理论和价值论的统一,或者通俗地说,关键在于理解哲学所追问的“有没有”、“对不对”和“好不好”的统一,即哲学所追求的“真”、“善”、“美”的统一。如果把哲学割裂为“表述”存在的存在论、“表述”真理的真理论和“表达”价值诉求的价值论,把哲学割裂为关于“有没有”、“对不对”、“好不好”的追问和回答,把哲学分割为“可信者不可爱”的“表述”或“可爱者不可信”的“表达”的两种存在方式,就只能是形成“拟科学”的“科学主义思潮”或“拟艺术”的“人本主义思潮”。这是当代哲学必须超越的理论困境。

哲学之所以是区别于“表述”和“表达”的“表征”,在于哲学是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即以理论形态所体现的对“人与世界关系”的关切和回答,对人类生活意义的关切和回答。诉诸哲学史,我们会发现,哲学从寻求“万物的统一性”到寻求“意识的统一性”再到寻求“人类的统一性”,从来不是单纯地“表述”关于世界的经验事实和“表达”对世界的情感意愿,而是“表征”了对“人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时代性的理解。古代哲学把“水”、“火”乃至“原子”作为万物所由来和万物所复归的“始基”、“基质”,并不是“表述”或“表达”了万物的统一性,而是“表征”了人类对生活意义的“最高支撑点”的渴望和寻求;近代哲学以“经验”或“理性”来论证或否定思想的客观性,并不是“表述”或“表达”了人类意识的统一性,而是“表征”了人类力图把生活意义的“最高支撑点”奠基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现代哲学以“语言”、“文化”乃至“实践”来阐释“人与世界关系”,并不是“表述”或“表达”了人类的存在方式,而是“表征”了当代人类力图把生活意义的“最高支撑点”视为“相对之绝对”——时代性的绝对与历史性的相对的统一。哲学就是以这种“表征”的方式而构成了“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

哲学对“时代精神”的“表征”,是以派别冲突的方式实现的。这种实现方式,更加深刻地体现了哲学的区别于“表述”和“表达”的“表征”的存在方式。贯穿于整个哲学史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经验主义与逻辑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等等的派别冲突,并不是哲学派别之间的不同“表述”或不同“表达”之间的冲突,而是“表征”着对人类生活、人类文明、人类历史、人类未来的“悖论”性质的不同理解和不同期待。从哲学的主要的派别冲突看,哲学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并不是单纯地“表述”或“表达”世界的“本原”问题,而是深切地“表征”着人类的自然性与超自然性的悖论;哲学的经验主义与逻辑主义并不是单纯地“表述”或“表达”把人的感性归结为人的理性或是把人的理性归结为人的感性,而是深切地“表征”着人类的感性存在与理性存在的悖论;哲学的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并不是单纯地“表述”或“表达”人类认识的绝对性或相对性,而是深切地“表征”着人类存在的时代性与超时代性的悖论;哲学的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并不是单纯地“表述”或“表达”肯定或否定事物的矛盾运动,而是深切地“表征”着人类存在的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矛盾。在现代哲学中,本质主义与存在主义、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历史决定论与非历史决定论,更是以错综复杂的理论冲突方式“表征”着当代人类面对“现代性的酸”所构成的“意义危机”。因此,应当从“表征”人类存在的矛盾性去看待哲学的派别冲突,而不是把这些派别冲突归结为哲学的自我冲突;应当以“表征”的理念去看待哲学的“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而不是把“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当成对人类文明的“表述”或“表达”。马克思恩格斯所创建的“新唯物主义”,不仅变革了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人与世界关系的旧唯物主义和抽象地发挥人的能动性的唯心主义,而且是“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去回答全部哲学问题。它理论地表征了超越“市民社会”的“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因此,从哲学的“表征”方式去重新理解哲学的派别冲突,不仅能够深刻地理解哲学派别冲突的现实基础和真实意义,而且能够透过哲学的派别冲突而深切地把握每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所创建的“新唯物主义”不断为我们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及方法论的指导,反思当代中国的哲学观念变革,以一种哲学的存在方式融入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

从深层上看,哲学是以“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而“体现”着人类存在的历史形态及其自我意识的时代性变革。这是哲学的“表征”的存在方式的集中体现。哲学的观念变革,直接地取决于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的历史性变革;而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的历史性变革,则深层地取决于人类存在本身的历史性变革。诉诸人类文明的历史与未来,马克思把人类存在的历史形态概括为“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以个人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个性”这三大历史形态,①并相应地把“哲学”的历史任务概括为: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揭露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和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②哲学的历史任务,就是以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而“表征”人类存在的历史形态及其发展趋向。人的存在形态的历史性变革与哲学的时代使命的历史性变革的统一,这不仅显示了哲学的“表征”的存在方式,而且揭示了哲学发展的历史性的时代内涵。正是哲学以“表征”的方式所揭示的人类存在及其自我意识的时代内涵和历史变革,“真正的”哲学才不仅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而且成为“文明的活的灵魂”。

哲学的存在方式决定哲学的工作方式。如果把哲学的存在方式界定为“表述”时代状况和人类文明的经验事实,就会把哲学混同为实证科学,并因而走向科学主义;如果把哲学的存在方式界定为“表达”个人对时代状况和人类文明的情感意愿,就会把哲学混同为文学艺术,并因而走向人本主义。把哲学的存在方式界定为“表征”,则要以“时代精神主题化、现实存在间距化、流行观念陌生化和基本理念概念化”的工作方式去凝炼“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以理论形态“表征”当代人类在“现代性”中的存在方式及其自我意识,为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新的哲学理念,从而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这是当代哲学的实质内容和社会功能,也是当代中国哲学必须实现的观念变革。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录入编辑:杨洪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