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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总论

【孙向晨】哲学反思与现时代的价值形态

 

哲学既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也影响和塑造着时代的精神面貌。每个时代的哲学都有所属时代的印记,在现代中国,哲学的反思始终与时代的发展密切相关。现代中国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着中西古今思想的激烈碰撞,在现代化的大潮中,在这样一个独具特色的时代,哲学该承担怎样的使命,又该有怎样的担当,并作出怎样的回应?这些都是从事哲学思考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所无法回避的问题。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批建立的哲学系,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的哲学学院今年都迎来了建系60周年。60年,一个甲子,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有着特别的意义,意味着天干地支的一个完整循环。为此,本组笔谈邀请了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院长,围绕哲学的时代担当这个主题,分别从现代中国的价值形态探究、现时代中国哲学的问题与反思、中国哲学的时代任务等角度,阐发各自的观点,希望借此为深入探讨现时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之路提供参考和启示,也谨此纪念这个在新中国哲学史上有意义的节点。

——《学术月刊》编辑部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确立一种现代的价值形态已经成为哲学思考的首要任务。在经济高速发展三十多年、经济生活给社会带来巨大冲击之后,一种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现代中国的价值形态已经成为这个社会最为迫切的诉求。

一、社会的价值形态对我们何以如此重要

存在于一个社会中的价值形态,似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既没有数据可以傲人,也没有地标可以炫耀;但恰如我们所呼吸的空气,虽无踪无影,对于生存却是至关重要,一旦污染,生命中有不可承受之重,亦有不可承受之轻。在一个健全的社会中,主流的价值形态往往被人们视作理所当然;但当一个社会缺失健康的价值形态时,生活的外罩依旧鲜亮,规范却已失序,人心离散,乱象层出不穷。价值形态的建立并不只是提出几种口号,或者给出几条原则标准即可;没有对时代问题的清晰反思,没有扎根生活的脉络,没有社会主流的认可,没有长期的培育机制,一切都将成为空中楼阁,随风而逝。社会的价值形态对一个社会来说太重要了,不仅像是空气,提供生存的氧气,更像是保护星球的大气,能使我们免遭有害的辐射,减轻流星袭击的震荡;它还在茫茫世界中指引着我们的位置。一个社会的价值形态就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大气,小到影响每个人的生活,大到左右人类的命运。

价值形态对于一个社会之所以那么重要,是因为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不同,人类不仅仅生活在一个受制于因果关系的自然世界中,更跃迁到一个人文世界的“意义系统”中,康德曾以“自然”与“自由”区分之。实在而言,这个“自由”乃是在一“意义系统”中的自由。在人类历史上,曾有无数的文明系统因为“价值形态”的扭曲而走向了灭亡。价值形态正是这个“意义系统”的骨架,支撑起整个“意义系统”的各种脉络,承载传统的智慧,分享现代的文明,指向超越的未来。就一个人而言,必定得有自己的价值观念,这是人们思考、交往与行为的指导性原则,也是个体生活的意义所在;就一个社会而言,必定得有某种主流的价值形态,也就是依据社会传统在现实土壤中自然生长起来的、得到共同体主流认可的价值规范。它规范了这个社会的价值秩序和行为准则,决定了我们在世界中的自我定位和认同,是一个社会中人们生活的基本信念、方向和动力。它既是历史的传承,又指向未来的发展。只有这样,一个社会才能完成凝聚人心的使命,建立长治久安的秩序,推动和谐平稳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一个社会的价值形态就是一个社会的“本体”。

从西方社会的历史来看,哲学的反思不断提炼出一个时代的价值形态。在古希腊,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四枢德”的概念:智慧、勇敢、节制、正义;柏拉图提出的“四枢德”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当时精神状况的提升,而不单单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四枢德”具有某种整体性,它既贯彻于个体,也是整个城邦的德性。柏拉图的分析有理想的构造成分在里面,这种理想性的状态回过头来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有一种塑造作用。时至今日,我们在西方很多经典建筑拱顶的四个角上还常常能看到这四位女神的雕像。

之后,西方社会经历了大的转折,进入基督教时代,这时它提出了“三圣德”:信、望、爱。在《新约》尤其是保罗思想中,“三圣德”的思想已经非常明确,但作为哲学的反思和总结,奥古斯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通过最基本的价值提示,它把基督教的繁复教义体系维系在这三个基本概念上,简简单单的三个概念把基督教最核心的教义纳入了进来,它的包涉性非常强,对整体教义有一个承载,与世俗德性有一种区隔。同样,它不是抽象的三个概念,而是要落实到每一个个体身上的德性,成为每一个人的行为准则。它对西方文明也有很大的塑造性。

在现代,西方社会公认的价值理念则是“自由、平等、博爱”。它最早是启蒙时代法国一个小镇的镇长提出来的,但却成了法国大革命的口号,成了拿破仑进军欧洲的口号,而且写进了法国的《人权宣言》这样纲领性的文件中。这样的原则形成了理解近代的标志,形成了整个现代的精神财富。它以“自由”串起了古希腊和基督教的思想传统,又激发起现代革命和创造的号召力;它以“平等”塑造了现代社会的起点,同时接续了基督教中“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资源,传统的等差社会被赋予了新的起点;如果说“自由和平等”是个体性的,那么“博爱”则是团结性的概念,在爱的概念中整合了古典世界、基督教世界以及近代市民社会中不同的爱的传统。在看似现代世界的价值形态中包含着传统与现代、个体与整体以及对于未来的期待。

就中国传统社会来说,自汉代以来,儒家思想逐渐成为社会主流价值形态。孔子提出的“仁、义、礼”的思想是儒家的基础,孟子讲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为“仁义礼智”之“四端”,将价值形态的基础深入人心,而董仲舒则在孔孟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五常”:仁、义、礼、智、信,通过仁爱之心,处事得义,行为有礼,明智是非,言而有信,形成中国人行为最基本的规范。尽管历史上还有很多衍生的说法,但“仁义礼智信”最终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主要的价值形态。

新文化运动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原则,中国社会真正开启了现代转型之路。民主与科学依然是现代社会的价值指引,但这一价值指引对于文化传统的包涵能力,对于社会广泛价值谱系的统摄能力,则有所偏狭。长期以来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根本拒斥,可能就是这种偏狭性的后果。在一个文化自信的时代,这一点到了需要纠正的时候了。对一个处于现代转型中的国家来说,也许还存在着不止一个价值“本体”。通常来讲,我们习惯以“传统”与“现代”,或者以“东方”与“西方”来表达这样一种紧张关系,这也是现在“古今中西”这种说法大为流行的原因所在。但这两组概念本身常常会有一种价值指向:或偏于传统文化本位,或偏于现代主义;或偏向自身本位,或偏向西方本位。笔者更愿意以“双重本体”来表达,以此表明,对于一个非西方的现代社会来说,在逻辑上有“双重系统”,它们作为价值资源或许同等的重要。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这里的传统,是指在一个文化中代代相续所传承下来的价值规范,具有持续性的特征,但却是在变迁的;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一种文化传统会显现某种整体性特征,这种特征需要在现代得到合理化的阐释,从而自觉成为一个现代社会的价值“本体”。就现代性而言,它脱胎于西方文化传统,通过一种理性化的转化,形成了一套现代文明的核心观念,其根本乃是对于每一个人自由、权利与尊严的尊重,这成为现代社会价值形态的重要“本体”。

现代世界努力在社会层面来承载价值形态,无论是源自传统的价值观念,还是现代的价值观念。在现代社会,价值形态的本体只有在社会层面存在,才能真正起到作用。一个社会关于个体、家庭、国家认同、天下意识的价值观念都需要在社会的而不是政治的层面来加以培育和教化,这也是现代社会对个体尊重的体现;在价值形态的问题上,权力得学会退到幕后。确实,没有权力的推动,不可能推进价值形态的教化;认识不到这一点,那是幼稚。但政治权力总是冲在第一线,那就是对个体的暴力。价值形态像和风细雨一般润物无声,而不是像急风暴雨一般摧枯拉朽。价值形态有其政治功能,这与政治权力的直接介入完全是两回事。价值形态的培育和教化必须在社会的公共空间中成长。社会层面完成的价值形态需要在尊重个体自由的同时,发展其独特的机制以约束个体本位的消极作用;需要在支持政治凝聚和规范的同时,远离政治权力架构的干预;一个健康的社会还需要培育出一种远大的天下意识。

二、探究现代中国的价值形态,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

面对现代社会的很多基本的张力,一种健康的价值形态,应该很好地因应这种基本张力,表现在中国社会就是要处置好“双重本体”的关系。现代社会是如此复杂,一个特定社会要建立起适应自身传统的现代价值体系,首先要弄清楚现代价值形态的基本结构与诉求,以及它与文化传统的复杂关系。这里不可能全面勾勒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只是着眼于不同渊源的价值本体,其如何在现代社会中相衔接、相制衡、相融洽,以及由此引发出的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个体与整体、传统与现代、现在与未来。按传统讲法这是一系列“矛盾”的体现,但笔者更愿意用“张力”,这不只是用语上的差别,更是哲学上的差别。在黑格尔语言中,矛盾最终有着“合”的环节。但“张力”意味着,双方各有其渊源和诉求,各有其自身的逻辑性,它们之间是不能够自洽的,“张力”寻求的不是“合”,而是在具体处境中相对的“平衡”。

首先是个体与整体的关系,这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一对张力。在传统社会中,“整体”首先显示其优先地位,无论这个整体表现为家族、城邦还是国家,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单位,“个体”为了整体必须做出牺牲,在价值形态上则表现为“义务”的优先性。现代文明则确立了“个体本位”的基本原则,在价值形态上首先要求尊重个体的自由、权利和尊严,表现为“权利”的优先性,在“个体—整体”张力中的“个体”一极只有在现代文明中才得到最终凸显。但是,强调个体会使社会自身要求的整体秩序和团结成为问题,于是在现代社会中个体与整体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紧张关系。若像传统社会一样继续强调“整体”,“个体”就会被湮没,现代文明的成果“个体自由”得不到伸张。而个体的独立与自由乃是现代社会得以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个体”在现代社会得到了特别的关注,尽管在某些文化传统中也有重视个体的历史资源,但更重要的是,重视“个体”是现代文明的逻辑使然,这就是现代社会的个体主义原则,是现代价值形态的基本出发点,也可以归结为“个体本位”的概念。“个体本位”有自身的诉求,这样的诉求如何能在现代社会中获得充分发展,又与社会整体相融合,特别是与现代国家的建构相协调,这是所有现代社会都面临的巨大挑战。卢梭曾提出“公意”概念来解决这个难题,但“公意”概念只是提出了一种现代版的整体论。尽管卢梭的哲学以个体起步,最终却会在政治实践中导致现代专制主义倾向。黑格尔明确指出,“个体与整体”的关系是现代哲学的基本矛盾,他在耶稣基督身上看到了特殊与普遍最终和解的可能。他称基督教只是以表象的语言表达了哲学真理;马克思则在社会经济层面指出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现代社会的社会化生产之间有着不可协调的矛盾。无论哪一种表述,都体现了现代社会的这一基本张力。从现实的状况看,任何一个健康的现代社会都必须建立起一套平衡和协调这对基本张力的现代价值形态,由此才能建立稳健的社会与政治秩序。

其次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任何一种文明都有自身传统,面对现代性,传统价值形态都会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诉求形成强烈紧张关系,乃至冲突。这是传统与现代的基本张力。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性有一个共生的过程,因此其转型表现为与现代世界之间的应和。现代性有一个与西方文化传统的共生状态到通过理性的自我界定完成了文化传统脱胎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完成使现代性成为一个自洽的体系。这个看似自洽的体系能够顺利运作依然需要西方文化传统在其背后进行支撑。非西方世界的后发现代性国家由于传统价值形态与现代性社会的巨大冲突,由于现代性作为外在的完整体系被置于非西方的文化传统中,其间的冲突殊为激烈,转型尤其艰难,其巨大张力会对既有社会造成极大扭曲,甚至产生灾难性后果。对于非西方社会来说,所谓的“转型”就是现代性体系与文化传统之间的磨合,直至其咬合得非常贴切。一般而言,源自传统的价值形态都会偏向维护社会的“整体”,如果其能够在现代社会找准位置,顺利完成转型,成为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形态,那么传统价值的“本体”就能成为因应现代社会“个体本位”挑战的有力因素,成为协调“个体—整体”这一现代社会基本张力的杠杆。源自传统的“本体”对于平衡“个体—整体”的紧张关系至为重要。任何通过制造一种人为的、新的意识形态来应对这一张力的做法,历史的实践证明这都只具有短期效应,因为一种人为的意识形态会和社会的实际生活产生太多的不一致,形成一套脱离实际生活的说辞,从而名实不符。如果是这样,那么这种价值形态无论多么强势,终将失效。“传统”带着历史沉淀下来的合理性和习俗惯性,通过“教化”使现代“个体”表现出更能适应“整体”的一面。这对于协调现代社会中个体与整体的基本张力有着十分显见的作用。但“传统”自身的合理性必须得到现代理性的表达,“传统”自身也需要经历现代文明的洗礼,才能完成自身在现代社会的“转型”。对于“转型”的理解并不是事后诸葛亮式的空泛议论,密涅瓦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起飞,反思只有在经历了事情之后才能发生。

最后是现代与超越的关系。面对现代性的困境与挑战,寻找因应之道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价值形态的基本旨趣。对于中国人来说,历史处境的悖谬在于,在我们艰难地企图进入现代社会的同时,现代性已经暴露出巨大的困境和危机,那么,我们是否就无需进入现代社会,而直接奔入人类社会的下一个环节呢?这常常是后发现代性社会的美好想象。历史一再证明这只是一种天真的呓语。黑格尔对于历史中的各个环节是否能够得到充分的自我展现以完成自己的使命,有着非凡的执着。这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因此,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任务将更加繁重,我们有着双重使命:一方面要适应现代社会,应对其固有的挑战,以完成现代性这个历史环节;另一方面又要有足够的思想空间,来审视和反思现代性局限,为超越现代性寻求和积累更多的思想资源,对未来依然有一个广阔的想象空间。如果说,现代性的基本张力是人类社会中“个体—整体”的关系,那么超越现代性的基本维度则不仅仅拘泥于人类社会,而是指向了“天(自然)—人(人类)”关系。在这方面,中国文化有丰富的思想传统。因此,在让传统文化资源取得现代的“合理性形式”的同时,还必须着眼于其超越性的价值,开拓现代性的边界,积累进一步的文化能量,从而为未来开放更多的可能性。因此,在现代社会的“个体—整体”“传统与现代”这些固有张力中,中国价值“本体”的切入,并不只是为了平衡其张力,更是要为未来的超越提供可能性。这是一种更为深切的要求,在现代价值形态中必须保持着指向未来的维度。

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文明价值的“双重本体”,在面对现代社会的三大基本张力时,有其曲折的因应之道:第一对是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张力,这是现代社会所凸显的;第二对着眼于传统与现代的张力,要使“传统”在现代社会价值空间中得以安放,发挥传统对于个体的规约作用;第三对则是放眼未来,使社会始终保持其动力。这三对张力相互关联,明白了第一对张力的要害,才能明白何以第二对张力有其正面价值,这样第三对张力的价值也才彰显出来。在后发的现代性国家,“个体自由”何以才能确立为现代社会的支点,这是巨大的挑战;即便如此也不是没有危险,若没有传统价值规范的约束,个体就会走向无序;传统价值形态的现代阐释就是要在社会层面实现出一种有意义的规范性秩序,从而为现代社会的平稳运行起到关键的支撑作用。这要由社会路径而不是政治路径来完成。个体自由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对峙关系,借由传统价值在社会层面的转型来实现其间的平衡,由此才能建设一个基于传统、充分尊重个体、有着积极社会参与的政治共同体。在处理所面对的这些现实问题的同时,我们始终要具有超越现代性赢得美好未来的愿景。

在梳理了现代社会的基本张力之后,目标会变得更加明确。那就是能够面对价值形态的“双重本体”,从而使现代中国的价值形态既能承载过去,包容传统规范和历史认同,同时又能肯定现代文明的启蒙成果,最大限度地在现代文明的条件下尊重每一个个体的自由、权利和尊严,从而把不同的要素整合为一种现代社会充分的价值形态。这样一种现代价值形态是社会健康发展的标志,它使社会生活具备了伟大的历史感和方向感,并能够因应现代性结构多重层次所提出的价值诉求。

三、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合理形式”

在这里,我们对于现时代价值形态的讨论主要是一种理念性的论述,探究价值形态的内在逻辑,各种价值理念之间的关系,以及理念中诸要素在现代社会中所发生的转换。换言之,我们努力寻求中国文化价值传统的“现代合理形式”。哲学反思可以帮助我们区隔价值理念及其机制化的形态。一种价值形态首先是一种理念体系,同时价值观念要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真正发生作用,就必定会有其特定时代的机制化表达,从而具体地规范人们的行为。也就是说,价值理念会通过一系列机制化的措施,如各种风俗、习惯乃至制度安排,落实在社会实践中。比如,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孝悌”在理念上的理解,与其在传统家庭中的宗法制度、生养、死葬、祭祀的具体规定完全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孝悌”可以在生存论的层面得到哲学的阐释,但其具体的做法则可以“与时偕行”。现时社会一想到传统,一股陈腐的气息便扑面而来。这种陈腐的印象就来自这些理念在传统社会中通过机制化形态落实下来的习俗、制度和具体做法。现代社会的观念和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理念的机制化形态需要时时更新。对于价值形态的机制化建构的研究属于另一种范畴。在理念和机制化形态的区隔问题上,20世纪50年代,冯友兰先生提倡的“抽象继承法”很有先见之明,可惜遭到错误批判,未能得到有效的伸张。如果不能参透传统智慧的内在理念,从而使它在现代社会获得“合理的形式”,那么我们就会在现时代失却我们传统的宝贵财富;当然,如果继续拘泥于传统社会中机制化的形态,则完全是食古不化,有陷入新蒙昧主义的危险。如果是这样,“传统”除了死亡或者变成博物馆中的“藏品”,不会有任何生命力。所以,我们还是要依据历史发展的事实,在一种系统化思维中着眼于各种价值观念的理想类型和内在结构,以及不同层次价值观念之间的对峙、支撑和制衡的关系。在这里,理念世界追求的是一种自身的自洽性,但现实世界中诸种理念自身历史依据之间有着一种非自洽性,这是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这构成了理解我们生活世界的复杂性。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现代性观念系统完整。在现时代,一方面,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价值形态依然活泼泼,日常生活中我们依然会遵循很多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常常以某种潜在的方式作用于我们的生活,但百姓日用而不知,其核心价值观念始终没有得到系统而明确的申述,没有获得“现代的合理形式”,在我们公共生活和教育体系中,深深影响我们价值判断的这些观念并没有得到理论上的清晰表述和培育。另一方面,中国的现代性社会进程已经一百多年了,很多现代性价值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却没能坚定地在社会各个层面落实下来。因此,我们需要“双重本体”的相互参照,尤其是对于没有得到理性表述的传统价值观念,我们可以以现代观念为参照,通过“反向格义”,让那些源于传统的观念清晰地呈现出现代形态来。

面对现代中国价值基础的“双重本体”,是从传统中“开出”现代,还是让传统“顺应”现代,抑或传统与现代纯粹“对立”,有你无我?在面对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对现代性观念有清晰的意识,反过来才能更清楚“传统”究竟在哪里。“双重本体”的提法就是要让它们在同等重要的层面上相互开放,“现代”要向“传统”开放,“传统”也要向“现代”开放,现代中国的价值形态需要在自身的体系内重新安置好“现代”和“传统”之“双重本体”,将这相异的形态,或者说在“照面”时并不融洽的双重形态协调好,这是一项互补的工作,最终将呈现出一种“相反相成”的平衡系统。这个系统并不最终追求黑格尔式的“总体”,相异的、非自洽的要素依然会在其中持存;它也不像康德那样只能面对“背反”,非假设上帝、世界和灵魂无以缓解对立。传统价值形态在现代性框架中应该清楚自己的位置,以更为清晰的自我意识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从而疏通自身与现代共通的脉络。关键是在明晰来龙去脉的前提下,把其中核心要素在现代世界安放好。只有安顿了,“传统”不再处于现代性的焦虑和漂泊之中,中国文化传统下的德性序列才可能从容绽放,才可能释放出价值正能量。

“双重本体”是我们考察现时代中国价值形态的基本主张。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胡适的“全盘西化”,李泽厚的“西体中用”,各有所长,笔者主张“双体共用”,现代中国有着现代性理念与中国文化传统这“双重本体”的共同作用。“双重本体”有其生存论上的起源,借助海德格尔式的生存论分析,对比“向死存在”与“生生不息”的生存论结构,笔者曾提出“中国文化传统下的生存论结构”的概念,探寻中国文化传统背后的生存论基础及其合理性。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超越单纯先进—落后的理解模式,在生存论深处理解中国传统价值形态的内在理据,从而对自身的文化传统深具信心。在此生存论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探讨传统价值形态在现代性社会中继续存在的可能性;同时,我们也要在现代文明的框架中重新融入传统的价值结构,使“双重本体”相得益彰,使传统的智慧和价值能在现代社会得以释放。

四、在“双重本体”的前提下,安放好现代价值形态的“三大道统”

在“双重本体”的相互“观照”下,我们需要分析各自的核心观念在个体、家庭、国家和天下四个层次上依然极具生命力的价值形态,我们完全可以在社会的不同层面上重新确立起现代中国的价值形态,这对于现代中国社会的安宁、安定、安康极具效应,同时保持着开创出新的“未来”的可能性。“双重本体”会在现代中国释放出各种不同的社会思潮,并形成三种深厚的“传统”。

第一是中国文化的“道统”。“传统”首先是一种文化价值形态的积淀,是一种依然发挥着现实作用的历史机制。今天中国的成就有其从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中汲取深厚资源的缘由。一定要克服近代以来所形成的妄自菲薄的心态,在历史上,通过人为的方式幻想脱胎换骨已经被证明是幼稚的,是不能取得成功的。这一教训,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国的现代历程尤其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所以,我们必须坚持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我们真正到了正视自己的时代了,这是时代的主旋律,不容我们错失。

第二是现代性的“道统”,这是我们当今所处时代的大背景,忽视此一历史处境,是难以在现代世界立足的,也是难以面向未来的。我们必须看到,现代性文明虽然主要是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生长出来的,但其价值理念有其普遍性的一面,其对于每一个人的尊重形成了现代文明的门槛。尽管其在西方社会有种种问题和危机,但它依然可以靠西方的传统文化,尤其是救赎宗教——基督教来加以补救。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性之“统”是可以相通的。但现代性的问题在非西方社会则显示出更深的危害,在近代历史中所有非西方社会在现代性的进逼下都会呈现出某种失范的状态。现代性之优,现代性之弊,是我们在反思现时代的价值形态时,所必须面对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给出自己的回应。

第三是社会主义的“道统”。社会主义敏于现代性之弊,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社会主义对于早期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危机有着清醒的认识,社会主义在其历史发展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社会主义依然是今天世界公正的旗帜,是人性化社会的保障,是人民当家作主的肯定。中国近代以来不断遭受列强凌辱,社会主义是一种历史的选择。“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迅速转向社会主义思潮,是有其历史根源的,这是一笔宝贵财富,其对人民的尊重,对平等的渴望,对公正的追求,依然是今日社会价值追求的目标。

今天的中国只有懂得这三大“道统”,才能因应这个时代对于我们的挑战。当代中国的价值形态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视界融合”。在谈及现时代的价值形态时,我们必须紧扣这三大“道统”:我们自身的传统,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文化认同,也是我们回馈世界的思想精神资源;现代性的价值,这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自由、平等、正义、人权、尊严、理性、法治等普遍性的价值观念,是现代文明的基石;社会主义价值,以对现代性世界的批判赢得了自身的现实存在,其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显示了其存在的价值,它必将在现时代的价值形态中得到认可与尊重。

深入了解这三大“道统”是一项艰难的挑战,融合其中的各个要点打造现代中国的价值形态更是一项艰巨而长远的任务。任何单一的原则和主张似乎都更加鲜明,更加简洁,更具有号召力,但也是离开中国现实最远的选择。三大道统的融合是现代中国人的“天命”,更是现代中国人承担的责任。任何一种偏离三大道统的做法都会被历史打回原形,这在历史上已经有了无数次的经验教训。彻底的西化派,彻底的保守派,教条式的社会主义,尽管在历史上都被无情地抛弃,但是这种简单化的立场却又会在各个历史场合死灰复燃,我们必须建立起足够丰富的框架,用足够宽容的心态来接纳这三大“道统”的宝藏。中国文化传统有很好的“通三统”的传统,多元开放,择善从之。我们要承继三大“道统”,必须说,这是现代中国人的负担,一种沉重的负担,但令人欣喜的是,这亦是中国人较之西方人的财富所在。西方人只要懂得自己的传统就可以与现代性相处,就可以来应对现代性的挑战,社会主义传统也算是在这种应对中产生的新事物。中国人则不仅要懂得源自西方的现代性,而且还接纳了社会主义的传统,以此深明现代性的弱点,同时这一切还必须融入自身的传统之中。通过深入理解自身的传统,运用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源以应对当下的挑战—— 一种不仅是针对中国人的挑战,亦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挑战。艰难的同时意味着更加的丰富,现时代的价值形态因此也变得更加丰富。现代社会的“通三统”就是在价值形态的总体框架中,按自己文化传统的脉络努力去安放好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批判思想,文化传统监于左右思潮,郁郁乎文哉,吾从中华。

(原载《学术月刊》2016年第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