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约十年前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一本书，就是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撰写的《哲学的慰藉》。《哲学的慰藉》这个书名不是德波顿的发明，后期罗马帝国作家鲍狄埃就以此为题写了一本书，主要是讨论理性宗教的问题。而阿兰·德波顿的《哲学的慰藉》讨论的是哲学对哲学家本身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哲学家对社会日常生活的影响。德波顿是英国当代很有名的作家，英国奥林匹克宣传片脚本就是他写的。他再次用《哲学的慰藉》这个书名，写哲学家的故事，讲哲学的基本道理，这本书当年在美国《纽约时报》评比中荣获畅销书排行榜的第一名。哲学书能够成为畅销书，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得了第一名就更不容易了。所以，哲学并不是与大众生活没有联系，并不只是晦涩难懂的形而上学，关键是我们如何理解哲学，如何去写哲学文章。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命题———道德伦理，就是教人如何在这个世俗世界中安身立命的，而西方哲学虽然有浓厚的形而上学色彩，但无论是现象学提出的“面对生活世界”，还是尼采高扬的“强力意志”，以及后现代哲学反对的“宏大叙事”，它们无一不是对生活的反思，只是它们的表述方式不同而已。最近十几年来，在世界哲学范围，也有不少哲学家讨论生活哲学问题，并且在方法论方面是将哲学与一些具体学科结合起来，从哲学的角度讨论一些具体领域的问题。最近几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也与生活哲学有密切联系，２０１８年将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就是“学以成人”。很显然，哲学不能脱离生活世界，不能闭门造车，哲学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基本要义。

当然，如何给“生活哲学”加以界定是各家各说，就如同给“哲学”下定义一样困难。但是，无论怎么说，生活哲学的范畴一定比休闲哲学宽泛得多、深刻得多，生活哲学绝对不等于休闲哲学！我们之所以注意休闲与哲学的关系，无非是因为觉得哲学家不能为日常生活所困扰，不要为油盐酱醋去发愁，而应当是在衣食无忧的状态下专心去做学问。这方面当然有先例可循，比如，亚里士多德就可以专心做学问，因为有亚历山大二世保护他，他有充足的闲暇去做学问。柏拉图也是如此，家世显赫，一生不会为日常生活发愁。但反过来说，也有许多哲学家并不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样幸运，一生穷困潦倒，但他们的成就足以值得后人尊重。我在后面谈及的几位哲学大家就是如此。尤其需要注意的是，１９世纪以降，哲学家是个职业，或者确切地说，应当叫哲学专业工作者可能更合适。既然是职业，就要有职业规范和职业要求，虽然也要有休闲，但休闲绝不是哲学家的专利。反之，有些哲学家一生为哲学事业奋斗，即使在休闲时间也在思考哲学问题。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生活哲学并不意味着只是休闲哲学，什么事一与哲学沾边，它就一点也不休闲。从生活中来，哲学也必须指导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生活哲学是很有必要的，总让哲学高高在上，总把哲学家搞得好像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这不是哲学的本质，也不是哲学家的本来面貌。上面讲的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讨论生活哲学的缘由。

实际上，在欧洲，从１９世纪末哲学就出现了危机，当时市场经济和现代科学知识体系确立以后，哲学作为哲学王的居高地位已经是岌岌可危了。胡塞尔的《欧洲科学的危机》已经明白告诉我们，哲学应当面向生活世界。１９世纪后，哲学就不是休闲人的游戏，哲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学问，从事哲学工作实际上是有了一个饭碗，哲学家要保住他的这个地位，就必须努力工作，而且他的工作必须有利于人们去过好日子。尼采就始终强调任何学问，包括哲学，都必须促进人们去过好生活。特别是像胡塞尔的这本书十分明确告诉哲学工作者（或者更确切地说，一切想从事哲学的人们，包括哲学爱好者）的那样，哪些话是能说的，哪些话是不能说的，哪些是哲学工作者要追求的目标，哪些话是非常业余的，甚至是痴人说梦。胡塞尔的目的是要重新确立哲学的地位，尤其是不让哲学充当其他具体科学的随从。至于这个目的是否达到，则是另一回事。这就是现代哲学或者叫当代哲学与以往哲学一个很大的区别，甚至是根本上的区别。像黑格尔天马行空式的语言，那种完全思辨式的哲学脱离生活，不用论证，而只是说什么“明证性”或“自明性”，在现代哲学中是找不到的，在当代恐怕也行不通。哲学不是神话，更不是童话，哲学说到底是讲大道理的，而这个大道理要想让人信服，就必须有充分的论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方面在追求形而上，但另一方面形而上却得不到社会广泛认可，因为这种状况本身就是与现代哲学的初衷相违背的。这是哲学的悖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种悖论甚至是当代哲学非常明显的特点。说哲学存在着巨大危机，还有另一处考虑。就最近一些年来的国内情况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确立以后，大家更多关心的是经济利益。我们的大学在招生的时候，不是像“文革”刚结束时那样，考哲学的学生分数很高，现在学哲学的分，学史学的分，包括学文学的分，都不算很高。高的都是学法学的、金融学的、经济学的，它们能用，它们可以帮人去挣钱。我们都说哲学无为而有为，但是这句话可以自我安慰，就是讲哲学对人的慰藉，但是当学哲学的青年人找不到饭碗的时候，你说这些话，大多时候是苍白无力的。这就是市场经济对哲学的挑战，也是社会现实对哲学人的挑战。如果哲学不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恐怕一定会被边缘化。

再从学理方面来讲，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以来的哲学发展，应当说趋向于实践哲学这一特征是非常明显的，其意图就是要改变哲学这种不上不下的尴尬境地。我们最近看一些文章，不少学者都承认在英美等国分析哲学逐渐在走下坡路、新实用主义逐渐抬头这个基本事实。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觉得，西方哲学家作为当事人看得很清楚。像施太格缪勒（Ｓｔｅｇｍüｌｌｅｒ）这些大陆哲学家们还在强调哲学基本问题始终不变，几千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是不同时代的哲学家们的分析、解释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却在不断地变更着。应当说这种见解从根本上说是正确的。这说明，一方面我们还在坚持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哲学的基本命题，要为人在现实世界中安身立命提供最根本的见解；另一方面，我们的方法在不断创新，我们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但是，大陆哲学家们也面临着很大问题和挑战，这就是，哲学到底能发挥多大作用？这就是大陆哲学写得比较空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比较空泛的一个原因。而另外一方面，分析哲学强调语言分析是哲学关键，哲学的问题就出在表达不清楚这个问题上，维特根斯坦就是这么说的。后来罗蒂很快就发现问题了，他说，奎因、库恩、后期维特根斯坦、塞拉斯和戴维森都在努力地说明，语言哲学可以用一种数理逻辑加以解释的观点是错误的，所以不知道，除了詹姆斯和尼采时代就有的辩证立场以外，分析哲学在２０世纪还有什么价值。这也是非常有挑战性的话，在美国这个分析哲学大本营里面敢说这个话，那是需要有勇气的，这跟我们在这儿讲话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今天说这个话不是因为他这样说的，而是因为哲学必须勇于面临各种挑战，哲学家不能人云亦云，而是要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分析哲学到底对一般民众、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安身立命能有多大的作用，是我们必须思考的。语言哲学、分析哲学当然有自己的贡献，它使得我们哲学的表述进入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是，语言首先是一种交流工具，是日常意思的表达，是思想的表达，只要人们互相能理解就足够了。而把一切哲学问题都归于语言分析，都要有一个语言逻辑的要求，这一方面夸大了语言分析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使简单问题变得复杂了。所以大家就觉得语言逻辑也好、语言哲学也好，都是毫无用处的。这是分析哲学悖谬、悖论的地方。所以说，语言分析在帮助人们注意哲学表达精确之外，却使人看不到往好的方向发展的目标到底在什么地方。做这项工作，投入那么多，到底价值何在？不得不让人对此提出质疑。这就是在风光了七八十年、至少四五十年后，分析哲学现在日渐式微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在欧洲大陆还有人在做分析哲学，在亚洲也有人在做，但这是分析哲学的余续，毕竟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去研究哲学基本问题还是很有益处的。

另一方面，最近一些年来国学很热，对哲学而言，就是传统经学对现当代的影响，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在沿着老路走，甚至要回归到一百年前的传统文化那里。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容丰富，这是不可否认的。但当代中国哲学却是经由新文化运动而设立的，深受西方哲学的影响。在当下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再走从前的老路，是否行得通？以“五四运动”为代表的百年历史给我们带来的教益和教训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的。之所以突然从西方哲学转到中国国学话题，就是考虑到中国传统学问太讲实用了，即使是哲学或经学，其实用的意义也太突出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考虑生活哲学的建构，如何汇通中西文化之精华，也是我们理应思考的问题！

哲学既不能不关世事，也不能过于世俗具体，这是我们面临的难题。所以，当代哲学要求我们，一方面哲学不能高高在上，要改变完全形而上的状况，但是又不能完全脱离形而上的基本内涵，而另一方面，哲学始终追求普遍性、永恒性的问题，恰恰又容易忽视当下性、时代性、特殊性的问题，这恐怕是我们当代哲学一定要解决的问题。如何把握这个度，这个问题是所有哲学工作者（不光是中国人，也是西方哲学家）的难题。说到这里，我们大致可以知道，为什么近现代、尤其是当代哲学非常重视生活哲学，为什么在世界范围内出现实践哲学热潮，比方说，应用伦理学、经济伦理学、生态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现在都是很热门的。这不仅说明，当今哲学的实践化倾向是十分明显的，而且这个实践化倾向跟我们的生活实践是有关系的，还表明哲学在不断与各门具体学科结合起来。哈贝马斯既是哲学家，同时更是一个关心现实的社会学家，就是这方面的明证。

二

开头说了，《哲学的慰藉》大概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十年前出版的，讲了六个哲学家的故事，当时我给它写了个书评。我为什么提到它，就是讲与休闲相反的内容。生活中有休闲的地方，但你一定得有钱、有房、有车，只有你过得很不错的时候，才可以讲生活的品质。但是，如果你在没有这些生活条件的情况下，休闲无处可谈，或者你在没有时间的情况下，你就没有休闲可言。而另一方面，在我们这样的社会，出现那么多问题的情况下，你主观上想休闲，客观上有时候也很难。

于是，我看生活哲学是从另一个角度看的，不是休闲，而是生活的磨难。这本书是在２１世纪初出版的，它讲了六个哲学家的形象，都是不太让人愉快的。德波顿在这本书中说，哲学家有过得好的，也有过得挺惨的，他专门挑选出几个典型。

第一个讲的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坚持讲真话，最后是宁愿失欢于众，获罪于邦，被当权者砍头了。那么这个时候他靠什么？靠的是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决心，绝不说谎话。苏格拉底一辈子不得志，但却矢志追求真理，这是一个所谓从哲学中获得勇气、获得安慰的哲学的老祖宗。书中讲的第二个人是伊壁鸠鲁，他讲幸福、讲快乐，却不信神、不信灵魂不朽，甚至视享乐等同于道德，这跟我们日常生活很有关系了。那么，人怎么才能有真正的快乐？刚才我们说了要休闲，必须有车有钱有房，甚至还有其他什么，比如有爱情有配偶，这是不是也算条件？人到一定岁数总要结婚吧，男婚女嫁，是很自然的事情。还有中国人如果岁数大了，总希望子孙绕膝，把它当作天伦之乐，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哲学家如果仅仅满足于此恐怕不够。伊壁鸠鲁告诉我们，人生的关键是要有摆脱苦难、摆脱欲望、谋求人生的勇气。什么是真正的快乐？他认为，人应当拥有真正的朋友，可以自由地交流思想，可以从朋友中获得友谊和生活勇气。当然这个话在当今世界看来有点空，但不管怎么说，如果在我们失意的时候，我们不仅可以自我安慰，而且还可以从朋友那里获得慰藉，这当然也是可贵的。伊壁鸠鲁的意思很明白，富甲天下不一定带给你多少快乐，快乐的真谛在于思想的自由和心灵的沟通。你有朋友，有自信，你多多少少会减少一些迷茫、错位、惊异、焦虑，这样的幸福观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提出来了，现在当然还可以给我们极大的启发。第三个故事就是哲学家塞涅卡的命运。他出身豪门，但仕途不顺利，坐了八年牢，后来当了王储的老师。本来王子是他的学生，后来王子成为国王，他可以借助当年的学生、现在的国王飞黄腾达，结果因为他坚持真理，他的学生和自己的政见不同，导致他被赐死。按照他的人生经历，真可谓世事无常。然而即便世事无常，生老病死不可预知，人世间勾心斗角那么多，但哲学家要保住自己的定力，不能因为外在的挫折和内在情绪的波折而对自己自暴自弃。这就是说，哲学家坚持真理并不容易，甚至要为此付出身家性命，但内心的淡定和从容却是不可或缺的。第四个故事讲的是法国哲学家蒙田。简略地说，他主张哲学家不能整天仰望天上的星空，而不顾及或忘记脚下的事情。要让哲学家在日常生活中努力探寻智慧，永远有一种摆脱愚昧的欲求或思想。平凡、健康、善良的生活足矣，其他的东西与我无关。说到这里我常常想到一些前辈学者，他们不论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在“文革”之中，都追求真理、矢志不渝，宁愿放弃外在的名利，而坚持内心的平静和从容，实在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哲学家如果没有这样的淡定和意志力，那又何谈真理的追求和执著。这本书接下去讲了叔本华和尼采，大家都知道，他们都是意志哲学的代表人物。叔本华很富有，他父亲有很多遗产，他可以整天读书，而不屑于去找工作。后来他写出来书，即使无人买，也坚持不懈。好不容易可以在柏林大学讲课，但却是没人愿意去听。那时黑格尔如日中天，他不过是一个后学而已，他与黑格尔对垒，岂不是不自量力。但是人们后来发现，他通过努力确实发现了很多真理性的东西，看到意志世界是不同于理性世界的，现实中不可实现的东西可以在艺术追求中得以满足。尼采就不用多说了，他反对传统，反对权威，强调自由，对我们当代中国文化有很大影响。叔本华和尼采对西方近现代哲学的转型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但他们生前都不得意。

这本书并不深刻难懂，想要表达的这层意思很明显：哲学家不一定要追求去当哲学王，这不过是一种理想。哲学更多的是教我们如何应对和战胜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种种困难，甚至是常人不能忍受的困难。所以我们学哲学，给自己找些安慰，给他人找些安慰，能够起到这个作用，哲学也就有其大用了。人的成功与否，往往就在于他能否坚持下去，如果能从哲学书籍里找到的不只是大智慧，还有人生所需要的慰藉，这也就是哲学生命力的另一种表现，也是我们学哲学的另一种用处吧。

三

以下几点为生活哲学的启示及与之相关的问题。

第一，正确处理哲学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永恒性和时代性的关系，是我们哲学家的使命。哲学在过去几千年过分追求形而上问题，而忽视了形而下的问题，但是我们又不能把哲学降低为普通的一般科学，这是我们的难处，就是在形而上和形而下之间如何把握这个度，不管是中国哲学还是其他国家哲学，都要面临和处理这个问题。

第二，中西融通的问题。应当说，外国哲学和中国哲学不一样。西学东渐几百年以来，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翻译了很多书，我们的思想受到了西方的影响，但作为中国人，我们恐怕要有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完全跟着外国人。哲学翻译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让我们的语言、我们的表达成为更中国化的东西，更能让日常大众接受的东西，这应当是让哲学家从高高在上的地位走向日常大众的重要步骤。应当说前人对此做了很多努力。梁启超、王国维那一代人的书，与现在的表达有很多不同。到了冯友兰、贺麟先生他们那一代，又不一样了。那么，从贺先生到我们这一代，恐怕也会发生变化。这个不好说孰优孰劣，因为不能说哲学、哲学语言，是单向进步的，越新越近并不一定意味着越好。但是我们的表达是否更加让人民群众接受，让那些接受过一般大学教育的人能够看懂，恐怕是一个关键的标准。反过来说，搞西方哲学的人也好，搞其他哲学学科的人也好，是不是也要趋于中国式的哲学表述？因为毕竟是中国人用自己的母语讲述哲学道理，才能让大家接受。如果多数人看不懂我们当代人的东西，不用说生活哲学无处落脚，就是我们的哲学也是自我放逐。

最后，搞哲学一定要注意当代世界哲学发展的趋势。当前世界哲学有一个实践化趋向，其中有两点特别需要注意。第一个是现在哲学新的发展，心智哲学（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ｍｉｎｄ）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应当说，语言哲学在当代的发展就是趋向心智哲学，这是必然结果。我们在这个方面做了些工作，但是做得不够，或者说投入太少。相比之下，英国、美国在心智哲学上投入了很多，建立实验室，把一些生物学家也引进来。比方说，神经元和生命科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心理学的最近进步，都是与哲学探讨的心理结构、心理意向，甚至包括伦理问题、意识问题、理性的本质问题有关系的。对此，塞尔讲得很清楚。我的基本看法是，无论你是还原论的唯物主义观点还是其他什么观点，心智问题是无法回避形而上学问题的，因为哲学讨论的是普遍性问题，而不是某个个体问题。在这里我们发现持各种观点的心智哲学家，他们可能对形而上学问题并不感兴趣。心智哲学在这一点上有点矛盾，心智活动是每个个体的表现，但哲学却重视普遍的、形而上的问题，形而上就是关于大多数人的活动，大多数人的意识活动。我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呢？现在心智或者神经元的问题研究发展很快，当代中国生物科学家在世界上可能也做得很领先，有人已经可以用人的尿液提取物，经过实验室培养，得到神经元。但是，我们哲学界在这方面却做得很不够，甚至知之甚少。我们知道得很清楚，这方面困扰我们的有很多问题，其中就包括现象学的问题，有些问题在自然科学家面前是不堪一击的，比如心理理智主义、心理的意向性、意向结构等问题，以前只是一种推测，推测是得不到自然科学验证的。按照胡塞尔所说，我们并不一定需要自然科学承认，而是要提高哲学本身的科学性和明证性。但是，如果能让自然科学承认不是更好一些吗，能得到自然科学的帮助不是更有利于哲学走向生活世界吗！现在西方一些大的实验室在研究人脑中不同的神经区域，研究神经元的作用，这对当代哲学是有很大帮助的。这里有很多我们以前不清楚且解释不通的地方，在这方面，虽然国内一些高校很有钱，但在人文领域、包括哲学方面根本就没有很大投入，我们这方面还是在跟着别人走。冯友兰先生期盼中国哲学不只是跟在西方后面，希望从“照着说”变为“接着说”、甚至是“对着说”，现在看来距离这个目标还很远。心智哲学的进步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关注。这个问题是从自然科学问题衍生出来的哲学问题。自然科学的每一次进步都推动了哲学的发展，重视当代自然科学对哲学的冲击，应当是当代哲学发展的一个新的亮点。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数据，这个话题大家现在很关注。这个话题好像既跟我们哲学不太一样，但也有相通的地方，即关心的是普遍性的问题。大数据表现出来的，是对我们生活方式的冲击。以马云的阿里巴巴为例，它对当代国人的影响太大了，这个公司的数据库基本上能够反映很大一部分中国人的经济水平，也能投射出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审美观念和生活观念。我们再仔细分析下去，就会从中发现我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变化了，人的思维方式也发生变化了。对于我们搞哲学的人来说，这里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从认识论而言，在大数据的研判中，个体不代表认识的主体，认识主体已经转变为数据公司、网络公司、商业机构和政府部门。从方法论而言，大数据强调的是海量数据，对数据相关性做的预测，不再注重哲学关注的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过去我们强调，现象的背后是本质，或用现象学的话来说，现象即本质。但现在人家却不谈这种区分了，人家就说数据说什么就是什么，不需要分析，不需要逻辑上的清晰性，而是混杂性。这样的数据分析实际上已经模糊了我们的责任主体，但从伦理学来说，从政治哲学来说，这是不允许的，众人皆负责，实际上是谁也不负责。因此说，大数据表现出来的倾向是与我们的传统哲学相背离的，但却又是一个现实实在。在一定程度上讲，它与后现代哲学是相吻合的。在这样一个大数据时代，我们实际上生活在一个没有选择和自由的社会中，我们的道德指标都被数据淹没了，个人意志已经被集体意志抹杀掉。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从哲学的角度探讨大数据给我们带来的时代变化，这应当是要关注的问题。世界上很多哲学工作者，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哲学工作者，都非常注重大数据对哲学的影响。如果我们不做好相关的研究，事事都要后学后知，甚至跟在别人后面，我们这一代人就会犯错误。关注大数据带给我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应当是我们生活哲学的应有之义。

综上所述，我觉得关注生活哲学很有意义，我们在这个领域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不仅要考虑哲学的本质属性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相通相融，也要思考当代自然科学和技术对我们生活方式、乃至对哲学的影响。做好这个工作，对社会、对一般民众有意义，对哲学学科本身的建构也有价值，对此我们应当抱有足够的信心。

（原载《哲学分析》２０１７年第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