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二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发生并且正在发生令人瞩目的变化，这一变化虽然可以追溯至上世纪80年代初，但真正具有新的研究观念的变化，则肇始于对“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叛。从对“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拒斥，到“走进”或“回到”马克思的努力；从“现代性”、“后现代性”马克思的塑造，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的发掘；从广泛“对话”的浪漫想像，到全面“创新”的强劲诉求；从学术标准的自主确立，到学科建设的浮出地表，都反映或昭示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旨趣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共同体”的某些分化以及研究者自身的自我定位，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面貌。就表层上看，这些变化似乎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变化；但深层次说，它们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应当代挑战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合法性危机”的一种表现。反思这一“危机”以及为解决“危机”所进行的学术实践，对于仍然处于变化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研究，都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合法性危机”之一：“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研究中的变化，在学界对“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集体性”反叛之前，就已经开始，然而那种变化仍然是在“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框架内发生的，它不是一种学术上的自觉，因此与其说它是一个“学术事件”，不如说它是政治生活主导下的社会生活事件。这一事件虽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生重大转折的先导，但从学术研究视角看，它在研究观念和思想方式上并未表现出多少“异质性”因素，“合法性”问题因此也没有登上思想的舞台。真正具有“异质性”因素的研究观念或方式的出现，是从对“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拒斥和批判开始的。

　　对“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之强烈与广泛，是以往哲学研究所不曾遭遇的。它力图反对这种研究范式中普遍存在的简单、僵化的教条主义，揭露其以求证原理代替探求真理的本质，并进而对其“原理+论证”或“论证+原理”的论证方式和表述方式进行彻底清算，借以消除它对正常学术生活构成的负面影响，摆脱研究中长期存在的“非学术化”的理论困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恢复其本来具有的学术品格。显然，这个批判只是在否定性的视野内看待“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事实上，这一哲学的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简单。“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建国后的官方哲学和唯一哲学，其收获与失误，对我国的社会生活与学术生活的所有方面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有人认为这一哲学不能全盘否定。虽然这种意见并非不应考虑，但是不可否认，上述批判当时确实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击中了这种哲学的要害和实质。正是这样的原因，这一批判很快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共同体中的一种浓厚的精神氛围。

　　审视这种批判的内容和理论旨趣，可以发现，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研究都有了一种新的理解，这使它自身与过去的研究传统有了某种质的差别。在过去的研究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些(无论是本质性的还是一般性的)问题，也出现过许多不同理解甚至争论，但是那些不同理解或者争论是在同一个研究传统中进行的，就是说，它们是在“意识形态”(注：不是在否定的意义上，而是在肯定的意义——即列宁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参见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的框架内展开的，它们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一个直接或从属的部分，它们的产生或消亡以及最终的价值评判在相当程度上并不源自学术内部，而是从属于某种外在的、意识形态许可的标准。比如，哲学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一个最具典型意义的例证。这一讨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所进行的反思和批判，对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深入而长远的影响，但是以学术史的眼光来看，把它描述为一个政治事件似乎比确定为一个学术事件更为允当。它因当时政治变革的需要应运而生，它的话语方式、产品形式及其发生作用的方式，与文学界挥之不去的“文学的困惑”(注：“文学的困惑”指的是下述这种情形：文学作为文学已丧失其应有的自主性，它的题材、体裁、主题、意义、功能、甚而至于写作方式，并不取决于文学自身，而是取决于一种外在的东西，比如要育林，就有“植树文学”；欲开荒，则有“砍伐文学”，文学因为从属于那种外在性的要求而失掉了赖以存在的特性，遂被归约为一种简单工具，陷入所谓“简单化”“概念化”、图解生活甚至图解政治的泥淖之中。文学界与“概念化”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但始终未能奏效，其原因正是在于仅仅从其外在性而非从文学作为文学的本体性质上讨论文学问题。上述这种问题的产生方式及其讨论方式，哲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都是极为熟知的。这与库恩所说的“范式”极为相近，只不过库恩谈论的是某学科的“范式”，而这里则是指中国学术界长期流行的一种“学术范式”。事实上，学术界遭遇的许多“难题”或者“禁区”，与其说是各相关学科自身的问题，不如说是这种“学术范式”产生的问题。)一样，与当时政治变革的关系要比与哲学自身的关系更为密切。它如同黑格尔“密涅发的猫头鹰”，是“黄昏”时分起飞的，只不过它要在某个范围内纵横驰骋，而不是像黑格尔那样自由飞翔。这样分析并非要贬损它的意义，事实上，它对于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乃至整个学术的重要性及其伟大意义，是无论怎样高度评价都不会过分的。这样分析只不过意在表明，它所体现的反思和批判是在它所赖以安身立命的哲学传统内部进行的，而不是对那个哲学传统的反思和批判。

　　与此不同的是，对于“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拒斥和批判，其锋芒所向，则更多指向长期以来所习以为常的那个哲学传统自身，从这个意义上看，与其说它是反思性的，不如说它是解构性的。与过去的批判不同，它不是纠缠于“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个或某些具体问题，而是对这种哲学自身提出质疑，这种哲学的权威性及其所体现的整个权力关系因此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批判的彻底性虽然没有贯彻到底(从知识社会学的维度来看，这种不彻底性与其说来自哲学自身的软弱，不如说来自哲学置身其中的历史语境，后者比前者更为复杂，也更为深刻)，但是它却真正动摇了“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威以及它自身所属的那个哲学传统。它反对从政治话语的视角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抛弃从属于特定政治导向的片面化以至歪曲性的非学术化解释方式，力求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上或(更多地)从所谓“哲学上”来理解和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批判旨趣及其内在理论诉求，颠覆了那种积习成疴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的传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性的复归和学科意识的觉醒。这虽然还不能说是哲学家自身的解放，但无疑可说是哲学自身的解放。自此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出现了另一个新的维度——学术化的维度，“学术性”成为一个新的标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共同体中，开始形成以“追求学术性”为主导的精神氛围，并在90年代所谓“思想淡出，学问凸显”(所谓“思想淡出”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隐喻，它的真实含义似乎是“政治淡出”)的潮流中达到极致，“学术性”因此成为吞噬一切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新的研究传统——以“学术性”为鹄的的传统——形成了，但它是在与过去那种“非学术化”研究传统的对抗中形成的，这种对抗导致它把所谓“学术性”置于一种非同寻常的地位，这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发展也带来了一些始料未及的负面影响。

　　关于“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之所以值得重视，还有一个重要之点就是，它第一次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合法性危机”，触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研究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1)被称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东西，从形态上说，不是经典著作中的一些原理或片言只语与某种特定的政治导向或要求的一种生硬奇怪的结合，就是它们与人文科学或自然科学的一般常识的牵强附会的拼凑，它们虽被冠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名，并被赋予绝对的权威，但它缺乏“合法性”的来源，缺乏最基本的文本依据。(2)这种研究方式，不仅导致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简单的政治化倾向，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沦为服从于现实的粗陋的辩护工具，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反对的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这个“合法性危机”反映出一种更深层的危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变革世界的理论，在对现存事物肯定的理解中包含着否定的理解，要求人们立足于现实，从对现实事物的批判中实现世界的革命化，从而实现人们自身的解放，这使它与人们当下的存在状况具有一种天然的、密切的联系，它的深刻性和它的生命力，正是来源于这一联系。割断这种联系，把它教条主义化，或者把它仅仅作为辩护现实的工具，则必然引起人们的怀疑而陷入某种危机之中。现实生活的变革，加深了它与那种教条主义理论之间的反差，从而使危机变得更加深重。这种危机的克服，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恢复了它自身固有的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时才能实现。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复杂原因，“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在这个关键之点上保持了一种世故的缄默，而试图从另一个维度——学术化的维度，通过学术自主性的确立，来摆脱或者消除上述那种危机。从后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实践看，可以说这一批判既有所得，也有所失。它虽然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摆脱了那种没有学术自主性的困境，但是由于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这个关键之点的那种世故的缄默，它在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性的同时又使其面临着另一种困境。如果前者可以称为“政治化的困境”的话，那么，后者则可以称之为“学术化的困境”。

　　对于“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回顾这段历史却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它所反对的那种研究方式虽然已不存在，但是那种方式所体现的某些观念或倾向却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们仍在今天的学术研究中产生着影响。对这些观念或倾向的清算，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理论任务。

　　二、“合法性危机”之二：学术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对于“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消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些限制，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桎梏和政治化思维方式的干扰，打破了过去“体系哲学”的那种千篇一律、唯我独尊的单调局面，在回归学术层面的努力中，呈现出各种学术观点和谐共存的多样化态势，在宽容性和包容性方面取得重大收获，展示出一种利于学术发展的谦逊精神和博大胸怀。不仅如此，而且其研究领域得到拓展，其哲学境界也得到提升。所有这些，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建设，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哲学、作为一种学术而获得更加广泛的认同，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这样一种研究观念或研究方式的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在内、外两个维度都有突破性进展。从内部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些重要概念，诸如主体、实践、自由、交往、世界历史，等等，其涵义和使用方式，都得到了富有学术趣味的分析，虽然这些分析还不能说有着充分、扎实的文本依据，在某些问题的处理上还残留着某些“六经注我”式的工具化痕迹，但毕竟表现出一种立足文本研究问题的愿望和努力，较之过去弥漫于“体系哲学”中的那种断章取义的理解和零打碎敲的运用有了天壤之别。从外部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文化传统及其与现代思想、文化的关系，都得到了眼界宽阔的学术梳理，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性和影响力。

　　“学术性”的理论诉求和学术实践，在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拾“学术性”的同时，也使其走向“差异性的处女地”。在学术性至上的刺激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虽然不是风云变幻，但至少也是异态纷呈，各种主义，众多新说，竞相闯入这块领地，其变幻之快，在学术史上也是罕见的。比如：“走近马克思”、“走进马克思”、“回到马克思”与马克思的“朴素式阅读”、“征候式阅读”、“互文式阅读”还在争奇，而马克思之“本体论”、“实践本体论”、“生存论实践本体论”就已斗艳，当所有这些都在不了了之之时，反现代性的马克思、现代性的马克思和后现代的马克思却又异军突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犹如一场辞藻的盛宴，难免令人茫然，无从无依。

　　上面这些描述，并不是对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复杂现象的一个全面概括，而只是在比喻的意义上揭示其特征。事实上，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观点、学说之纷然杂陈，以致任何概括性描述都十分困难，而只能从特征上作出有限的说明。即便如此，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种复杂的状况所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在于：到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带有本体性质的疑虑，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面临一种“合法性危机”：如何摆脱“本体与阐释”的困境? 

　　马克思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像人类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思想家一样，其深刻性和丰富性是无以匹敌的，对他的思想进行不同的理解和多种视角的研究，实际是这种思想的一种内在要求。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能不能或者要不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多视角、多侧面的阐释，而在于如何进行这样的阐释。换言之，就是应如何处理或保持研究者的阐释与思想家的思想之间的张力关系。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遭遇的问题，同时也是其他哲学研究中遭遇的问题。从现象上看，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差异性达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几乎成了近代以来各种思潮粉墨登场的舞台。这看上去似乎是“月印万川”，但实际上却只是“万川之月”。对这种现象稍加考察，可以发现，与其说它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丰富性，不如说它来自于研究者的研究观念，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共同体中那个“有多少个研究者，就有多少个马克思”的心照不宣的观点，恰好表明了这种现象的一个根源。事实上，这种差异性的绝对化所导致的“差异性”背后潜在着一种危险——相对主义的危险。在把马克思仅仅看作一个历史人物、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单纯当作西方哲学的一个形态的某些学术实践中，在把马克思“幽灵化”甚至“符号化”的某些学术倾向中，某种相对主义的危险就已经不能再简单地说是一种“潜存”了。相对主义的阐释除了使伟大、深刻的思想“碎片化”而走向平庸之外，还揭示出一个严重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那些各自不同甚至抵牾的解释，其文本上的合法性何在?并且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哲学，有没有它自身的内在规定性，有没有一种由概念、问题和方法构成的逻辑自洽的统一性?如此这般的阐释究竟是对于马克思的阐释还是关于阐释者的阐释?如果“本体”无显而“阐释”横行，那将怎样去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呢? 

　　学术性不仅刺激了差异性的兴起，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职业化进程。“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动摇了从属于某种政治导向的研究传统，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共同体产生分化，一部分研究者(由于某种体制上的原因)继续保留着过去那个传统所赋予他们的特定身份，而另一部分研究者则向“学者型”转变，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职业化开始形成。研究的职业化，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规范的建立，使其在学术神殿中的学术地位得以确立，但是，它所导致的另外一个直接后果——研究者身份的转变及学术化马克思主义，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属性面临着严峻挑战。研究者身份的转换，使他们从意识形态的历史重负中摆脱出来，而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动及其造成的与作为社会精神支柱的理论之间的强烈反差，又迫使他们必须在变动的社会生活中进行重新定位。在社会挤压和“学术自主”思潮激荡的双重压力下，为寻求获得普遍认同，研究者力求在学术中摆脱困境。这种身份的转换，导致研究者现实责任感的弱化和社会使命感的缺失；同时，越来越强烈的生存压力，又加重了上述弱化和缺失。(注：这里涉及的问题与知识界的整个状况具有密切的相关性。上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问题开始成为热门话题。知识界试图从“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及其内在规定性上探求社会科学的脱困之路，参阅邓正来《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冬季卷，总第17期，此后关于“公共领域”和“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在某种意义亦可看作这一主题的延伸。这一思路遭遇的严重挑战在于“公共领域的缺失”与“知识分子的背叛”。各类“明星”、娱乐新闻和花边新闻的肆意侵占已使有限的“公共领域”更为有限，而“知识分子”的内在规定性也几在其“外在性”中消弭殆尽，与曼海姆所谓的“漂移”相反，知识分子作为权力(政治权力与世俗权力)与欲望之网中的“定在”而(自愿地和被迫地)放弃作为其内在规定性的责任和使命，导致其群体的消散或消亡。“知识分子”之个体存在的“此岸性”使得上述方案不啻为一种镜中之花。)一个新的情况出现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像过去那样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要成为一个具体学科的专家或学者。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谋生手段，而其作为改变社会、变革世界的理论所内在具有的批判精神和伟大的使命感都难免在研究者的自身定位中遭到某种程度的削弱，它与现实生活之间的那种天然的亲和性遭到破坏甚至消失。与生活以及人们的感性存在之间的这种疏离化，将使其“重回象牙之塔”，重蹈马克思所批判的“自说自话”、“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的那种哲学的覆辙。[1](P120)因此，如何保持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基本精神及其性质的一致性，应当是“学术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临的一个理论困难。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这些理论困难，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原因之外，还与“学术性”这个概念有关。“学术性”虽然早已被研究共同体所广泛认同并成为一种工作目标或评价标准，但从由之而起的学术实践看，它自身充满着疑惑。它并没有表明它所要求的东西应当具有怎样的规范，这将在是否具有“学术性”的断定上困难重重。从发生学的意义看，它是在批判把学术从属于某种现实导向的观念中提出的，似乎是强调一种“学术自主性”，但它并没有指明应当在“独立于现实”还是“抛弃现实”的意义上理解这种“自主性”。如果复归了“学术”而流放了现实，那么，关于学术与现实的关系以及学术活动的目的和意义，都将处于不该发生的悬疑之中。

　　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研究中的“学术性”问题，表面看来，似乎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但深层次看，它更像一个现实问题。它是理论与其范导的社会生活、社会意识之间矛盾的一处折射，同时也是理论对于深刻变化了的社会生活的一种回应。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危机——理论自身的危机和现实的危机——的一种反映。这与20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所遇到的危机有类似之处。回避与姑息是可耻的和无原则的。(注：20世纪初，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而一度走入低潮。革命的失败造成政治上的动摇和背叛，组织上的涣散和瓦解，也导致了思想上的倒退和混乱，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泛滥，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成为一种时髦。而在马克思主义运动内部，一些人不敢正视危机，仍用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应付剧烈变化的现实，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造成危害。针对这种情况，列宁指出：“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反映就是深刻的瓦解、混乱、各种各样的动摇，总而言之，就是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严重的内部危机。坚决地反对这种瓦解，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基础而斗争，又成为当前的迫切任务了。”“对这种危机所引起的问题避而不谈是不行的，企图用空谈来回避这些问题，是最有害的、最无原则的”(《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列宁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282页)。)应当像列宁那样，勇敢地正视危机，在理论与现实的批判中，化解危机，推动理论与现实的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一个被遮蔽了的问题

　　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不是某个头脑深处的神秘行为，而是它所处时代的状况的精神表现，它与现实具有一种无法割舍的联系。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这是历史的经验所一再表明的一个事实。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哲学，其最为突出的特点并不在于它是否具有某种精致的外壳或某种超时空的普遍或永恒的价值，而完全在于它始终关注社会历史的当下状况和人们现实存在的感性直接性，并力图为人们提供摆脱其现实存在关系而走向自身解放的可能途径。正是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展现出它思想的力量；也正是在这里，它才拥有了它在人类精神领域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因此，与当下现实始终保持这样一种清醒的关系，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同时也是它的一种内在理论要求。歪曲或舍弃这种关系，都将使这种哲学及其研究陷入无法克服的理论困境。“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学术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不同的侧面印证了这个观点。

　　“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学术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上去虽然南辕北辙，但在思维方式上却有着某种相似之处，二者都未能很好地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的关系。前者把哲学研究从属于某个特定的现实导向，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的联系处于一种虚假状态；后者则把哲学研究限定在“学术性”的视野内，因此使这种关系处于一种流放之中。如果说前者歪曲了这种关系，那么，后者则是弱化甚至“悬置”了这种关系，二者都以不同的方式，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的关系成为一个被遮蔽的问题，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面临着一种“合法性危机”。

　　摆脱这种“合法性危机”，必须真实地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弘扬其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附加物，而是它自身具有的一种内在性质。人的解放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也是它为自身确定的理论目标，因此，它必然内在地要求打碎一切阻碍人的解放的现存关系，在旧世界的崩溃和新世界的建立中，把人的解放作为社会过程及其结果现实地展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批判——包括理论自身的批判和现实批判——是人解放的前提，同时也是实现这种解放的手段；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批判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它与现实发生联系的一种方式。

　　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并不单单是个逻辑问题，而更是一个现实问题。如果只从逻辑出发，在观念的领域内，或者“回归”到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某个观念抑或仅仅抓住某个概念进行所谓“解释学”的“阐释”，从而“挖掘”出一个如此这般的体系，或者“采纳”某种“高深的”哲学，闻疑称疑，得末行末，而不从它与现实的关系中去寻找出路，则只能像《庄子》所谓“狙公赋芧”(注：《庄子》载：“狙公赋芧，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参见《齐物论》，载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2页)。《庄子》讲的这个故事，恰好说明了那种脱离现实的哲学的本质性特征，它的奇技淫巧及理论陷阱。)那样，津津于言辞翻新，而重蹈玄学化、神秘化的深渊。

　　当然，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需要借鉴过去的或现有的思想资源，而是说要在何种意义上利用那些资源。况且，从人类思想的历史来看，观念从来都是关于某事某物的观念，思想也总是关于某事某物的思想。失去了这个维度，将无法确定思想的意义和价值。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andliche]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现实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2](P3—4)马克思关于思维的真理性问题的这个重要观点，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的学说的理论品格。这应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应当严肃对待的一个本质性问题。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原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