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预设（presupposition）就是把毫无疑问地认为为真的东西作为某个结论的前提，它是一种确定无疑的信念。在哲学上，预设往往是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形而上学命题，比如世界由水构成，世界是有序的。在收集确定证据的意义上，预设往往难以得到证明，但可以通过诉诸常识经验来选择和揭示其意义。在实际科学研究中，科学家重视证据远超过预设，甚至常常忽略预设，因为在常识科学的语境中，科学所需要的预设不仅有意义而且无问题，并被看作理所当然。然而，“预设总是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决不是在思考时才用到它们。”[①]，而且“按其本义来称谓的自然科学首先是以自然的形而上学为前提的。”[②]虽然不同的问题可以有不同的假设和证据，但有相同的预设，而且预设是作为形而上学信念存在于科学中的。因此，合法化科学的预设应该是科学哲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
在哲学史上，预设这个概念有不同的名称——假设、假定、推测、始点、先验信念、公理、前提、第一原理、第一哲学和第一真理。这些概念常常混用而不加区别。甚至使用这个概念而不解释时，它们会对其他主题，特别是对经验证据、科学的目标、可靠性和范围以及科学真理，施加微妙而深刻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曾说，“在每一系统的探索中，存在第一原理，或原因，或成分，知识和科学导致获得这些知识。”[③]他的形而上学被认为是第一哲学，即科学的预设是科学方法的基础，而科学方法是获得科学结论的手段。亚里士多德的理想科学由两部分构成：一是被认为必然真的第一原理，二是被保证为真的演绎推理。因此，亚里士多德的理想科学类似于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前者从几条第一原理获得许多结论，后者从几条公理获得许多定理。虽然亚里士多德的生物学和其他科学著作很少反映理想图式，但像现代科学一样依赖系统的观察。
然而，亚里士多德关于预设和证据的论述是有问题的。一方面，他的科学实在论立场使他特别强调观察。他的科学目标是从“我们知道的”事物转向“自然知道的”事物，也就是从“现象”到“本质”。他相信“关于世界的事实决定陈述的真理，但反过来不是这样。”，而且这种“解释的不对称……被认为是关于客观实在的真理的定义特征。”[④]这样，事实决定真理，数据重于理论。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包含许多信念，这些信念虽然控制科学家数个世纪，但只不过是缺乏证据支持的预设之信念，比如天体运动的轨迹是正圆，重的物体比轻的物体下落速度快等。此时预设超过证据，证据由于认识条件的限制还无法获得。这些缺乏证据的信念现在看来似乎是错误甚至荒唐的。然而，信念就是信念，不需要证据支持，证据支持的是理论。
在《后分析篇》这部被誉为“哲学史上最卓越、最具创新和影响力，决定科学哲学进程，甚至某种程度上决定科学本身两千年的著作”[⑤]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关于科学方法的核心问题：需要什么逻辑和证据来论证和组织科学的结论呢？这是科学哲学家一直研究的问题，也是科学家关注的问题。他还提出了一个使得所有逻辑理论都棘手的问题：最初的前提是怎样得到的？罗素对这一问题有清醒的认识，他指出：“既然演绎法必须从某一点出发，我们就必须从某种未经证明的东西开始，而这种东西又必须是以证明以外的其他方式而为我们所知的。”[⑥]
中世纪的马格纳斯（Magnus，Albertus）是阿奎
二
阿奎那等人继承了马格纳斯关于科学的预设以及科学与哲学、神学分离的观点，并以两种重要方式发展了“条件必然性”概念：一是减弱了亚里士多德和马格纳斯关于科学说明的终极因中的目的论；二是以认识论的确定性代替本体论的必然性。通常说明某物是必然的动机一定是基于某物是确定的。但必然性是一个比确定性更丰富的概念，包含着关于这个世界如何运作的更大的但更有争议的故事。比如，我舞动我的胳膊，并肯定我已经这样做了，但这个行动并不必然蕴涵恐吓别人的意思。由于通过建立必然性来建立确定性蕴涵一个额外的负担，因此对确定性的科学兴趣逐渐与探索必然性分离。在现代语境中，马格纳斯的“假设必然性”成为现代科学的“条件必然性”。马格纳斯的例子“你坐着”这个陈述句具有条件确定性，依赖于经验证据“我看到你坐着”。这正是“眼见为实”或“你所看到的是你想得到的”。也就是说，观察语句“我看到你坐着”被当作陈述“你坐着”的证据，仅仅因为常识预设接受“眼见为实”的结果。在现代科学哲学中，“眼见为实”作为证据被认为是有问题的，因为眼见不一定为真，比如我们每天看到太阳围绕地球运转是事实，但不是真理。
生物学能像几何学那样确定吗？按照马格纳斯的看法是可以的，因为“马格纳斯相信，倘若必然推理的绝对标准被观察到，某人就能够具有确定和无可怀疑的实证，甚至处理动物时也是如此。”[⑧]比如，“牛吃草”和“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度”具有同等程度的确定性，即使它们具有不同的确定性基础。在马格纳斯看来，科学把正常的人类能力发挥到极限，而不用过分依赖哲学和神学；科学从哲学和神学独立出来的基础正是条件必然性概念。这样，科学就把感知可靠性、自然存在和共同常识的预设作为它的前提使用而不用作特别的说明和论证。
科学为什么会以这些常识预设为基础呢？哲学家司各脱认为不论知识是否具有必然的或有条件的性质，证据被认为是真实和确定知识的充分基础。“通过把强调重点从客观必然性转移到客观证据，司各脱打开了通向科学知识新概念的通道，这种知识比亚里士多德及其追寻者的先验科学更具实在性和综合性。”[⑨]司各脱还进一步主张，倘若条件没有问题，条件确定性与绝对确定性同样是确定的，生物学能够像几何学一样确定。同样，奥卡姆主张自然科学能够获得条件真理，这不同于数学获得必然真理，但那些条件可能没有问题地假设了自然的共同过程。逻辑学家布里丹（Buridan，Jean）进一步使科学的自主性合理化，进一步发展了假设理论。他主张推理决定我们如何在两可之间作选择，而且我们会选择我们的推理告诉我们的最好选择。有人评价说：“当亚里士多德的权威在他的立场与基督教教义相矛盾的基础受到挑战的同时，在布里丹时代，它在不适当性作为观察事实的科学说明的基础方面已经受到挑战。”[⑩]可以说，中世纪学者对科学预设合法化的最大贡献在于：被正确处理的预设不仅仅是作为信念，而且已赋予证据以真正的力量。
三
F.培根比他的前辈们在实证科学方法上前进了一大步，但在预设的合法化方面却倒退了。他强调经验证据而轻视哲学的预设。如果说亚里士多德及其追随者的假设推理通过预设使证据得到加强，那么培根的新科学使证据不受预设之“污染”。在培根看来，受预设影响的人在做严格实验前就得出了结论。那么，预设是加强还是削弱证据呢？这要看人们对待预设的态度。比如，培根的新科学有两个重要观点：“科学应该依靠无预设的观察而进步的信念和科学研究能够依靠系统的数据列表而进行的思想。”[11]这两个观点就是他对待预设的态度。他坚持要摆脱先前几个世纪的蒙昧主义，通过净化充满预设和偏见的心灵而用新的眼光读自然之书。毫无疑问，培根的科学观是基于没有预设之证据的，而且仍然代表了许多现代科学家看待预设和科学的方式。
笛卡儿主张科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数学理性是科学的本质。他说，“我们每个人都首先无怀疑地确定自己的存在，然后确定上帝的存在，最后确定物质事物的本质和人类心灵的真实性质。”[12]笛卡儿寻求从有力的一般原理开始，然后尽可能用演绎推理获得知识。为了获得所需要的无怀疑的一般原理，笛卡儿拒绝前辈权威们未经证实的假设，从普遍怀疑开始，从最确定的东西重新开始。在寻求所有可能始点中最确定一个的过程中，他从自我开始，把“我思故我在”作为知识的始点。已知自我，连同心灵和身体，笛卡儿主张心灵与其思想比其身体更好掌握和更确定。当然，如果这个目标从最确定到最不确定的信念真实地演进，许多现代的科学家会说，笛卡儿的观点倒退了。因为在达到物理世界或我们的身体存在之前，有许多层的哲学预设。
牛顿的高度经验化的科学方法不同于笛卡儿的高度哲学化的科学方法。对牛顿而言，科学的预设是有问题的，这一点是通过需要和强制的科学证据得到说明的。“如果自然的工作方式反映了超人意志的自由中介，那么唯一揭示它们的方法是经验研究。假如一定是上帝创造了事物，就不允许有闭门造车的科学。”[13]贝克莱的观点又不同于笛卡儿和牛顿的，他主张只有心灵和思想存在，而不是物理世界存在。
休莫的怀疑主义取消了科学的传统主张，特别是关于物理实在的客观真理。怀疑主义也因此总是处于主流科学之外。但是，对许多科学家来说，与怀疑主义的冲突一直是他们形成任何关于科学预设思想的主要诱因。在休莫看来，科学的目标必须限制在描述我们的感知之内，避免关于某些外部物理世界的哲学思辨。尽管他持怀疑主义的信念，但他认识到常识继续强加给我们关于真实世界的清晰思想，他相信常识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起支配作用。他的著作反映了常识和哲学之间的某些张力。尽管有理性哲学的非难，说常识和科学基于动物本能必然是对科学的冷漠和勉强的抵抗。休莫不愿意承认物理世界存在和感知一般可靠的预设先于关于物理实在之真理的任何主张，所以他的科学是有阴影的和冷漠的。
四
与休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里德（Reid，Thomas）。他是一位把常识作为哲学和科学唯一确定基础的哲学家。“常识”不是指日常智慧，而是指为每个人的理性思考能力形成共同背景的原则，也即作为人的生活方式之预设的“常识原则”。
虽然先前的思想家在常识框架内发展了科学方法，但来自贝克莱和休莫的挑战使我们有必要更清晰、更有力地揭示科学的常识根源。里德认为“休莫的错误在于他假设诉诸哲学推理来证明我们能力的第一原理。不是这样的……试图通过推理证明我们能力的第一原理，就是那些哲学家试图通过诉诸更少明显的前提证明什么是最明显的东西。适当地理解的哲学不证明这些常识原理，但它来自这些原理，像树从根生长一样……。试图通过诉诸有哲学争议的前提证明一个明显始点的结论，比如我看见一只猫，注定是谬论。当一个辩护的结论比它通过哲学辩护能够更加明显时，哲学辩护作为这个结论的证明是无用的……。没有这样的哲学辩护具有心灵的先天（常识）原理的证据力量。”[14]
里德基于常识的科学概念体系有五个主要因素：
第一是“对称论题”。由洛克、贝克莱和休莫发起的并在18世纪占统治地位的人类心灵科学认为，真实知识仅仅为我们的感觉和感觉之间的关系而获得，而不是由假设引起我们感觉的客体而获得，因此，科学一定是研究现象而不是本质。里德采用对称论题对此进行矫正，即给予内在和外在世界同等的优先权和地位，把两个世界作为哲学反思的始点。
第二是“和谐能力”。休莫等怀疑主义者假定哲学推理先于科学观察，但里德认为，人的所有能力（感觉和精神）的基本可靠性是人的一种和谐能力。科学推理正是以这种能力为前提的。常识也正是基于这种能力的。
第三是“预设中的奇偶性”。里德主张实在论和怀疑论预设之间的奇偶性。他注意到，我们有两种选择：相信常识所规定的我们的能力，或不相信我们的能力并成为怀疑论者。有人批评说，里德依赖常识是教条的或独断的，“因为常识命题是基本的，为接受它们提供建设性的、独立的基础是不可能的。常识命题构成上诉的最终法庭，它们自己不能证明自己，至少对适当推出的命题如此。由于这个理由，对于顽固的理想主义和怀疑主义来说似乎是，常识的辩护者乞求这个问题。”[15]但是，里德恰恰认为这才是基本预设的本性，必须坚持。而且存在预设的奇偶性：实在论者接受常识，怀疑论者反对常识。任何一个立场是预设地采取的，不存在任何独立证明或更深证据的可能性。因此，说“常识预设接受实在论”等于陈述关于实在论的真理，但那不是一个实在论的批评，因为怀疑论的替代理论不是不依赖预设。实在论和怀疑论之间的争论必须转向需要考虑的事而不是预设的作用。
第四是“理性的双功能”。里德认为，理性保持了规范我们的信念和行为的传统“双功能”。信念和行动应该匹配。如果不匹配，这不是一个信念与另一个对立信念之间不一致的逻辑问题，而是不诚实的道德问题，或者是信念和行动之间的不匹配显示的伪善问题。对于人类行动的世界，常识是唯一的游戏。比如，怀疑论者可能说我们不能确定一辆小车是一个真实的客体，但小车飞速过来时，怀疑论者的脚也会移动。里德反驳说，怀疑论者发现自己是绝对地和必然地被决定的，在日常生活中同所有其他人一样生活、说话和行动。而休莫则坚持“理性不能驱散这些怀疑论的乌云”。事实上，休莫的理性观点仅仅坚持规范信念的一个功能，而里德坚持规范信念和行动的双功能。
第五是“重复设问”。科学预设的基础是什么？里德认为，要看这个问题被问一次还是两次。被问一次，里德通过诉诸常识支持科学的预设。如果被问两次，深层问题变成：这个世界为什么是像常识假设的那样构成的？比如，为什么物理世界存在而不是空虚？我们为什么被如此构成，以至我们能够理解这个世界？显然，这个深层问题不能仅仅通过诉诸常识得到满意的回答，相反，需要某些世界观的巨大资源。
关于诉诸世界观的问题，里德坚持两点：第一，他认为他的世界观——基督教解释并支持科学的常识预设。这个世界观说上帝创造了物理世界，并使我们的感觉可靠。在里德看来，常识的存在具有有神论的预设，其真理是“全能上帝的灵感”。但里德没有坚持信仰真理依赖于信仰上帝。真理是通过我们本性的构成强加给我们的，无论我们的其他信念是什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解释常识的能力，在我们的本性已经由上帝构成这个事实面前，我们必须探究常识。
第二，里德主张，所有其他的世界观事实上也考虑提供科学预设的基本常识。常识是通过“我们本性的构造”强加给我们的，而且所有人都共享人类本性，不管人们相信还是不相信上帝。因此，里德自己要求的基督教神学可以通过诉诸任何人喜欢的世界观得到实施，比如我们容易把里德的常识哲学用到进化的唯物主义。里德认为，我们生命的行为所必须的东西——自然的慷慨创造者，已经显示在所有人面前。但有人已经用“为生存而奋斗代替上帝的行为和用物种生存所必需的东西代替动物生命行为所需要的东西。”[16]
可以看出，里德支持科学预设的策略具有较好的清晰性和平衡性。世界观的独立、常识的预设保持科学的可信性，而不用取消其客观性。同时，不存在任何混乱或借口，即常识提供一个深刻或最终关于这个世界为什么是那个样子的解释。这个工作需要通过某些世界观来做。幸运的是，虽然诸世界观在许多观点上不同，但它们对于像“地球存在”这样的常识问题并不相互对立。因此，常识是基于世界观的，而不是相反。这样，里德用人性来补充科学的世界图景。由于常识预设、经验观察是作为物理世界的信息经验地被说明的，因此，当检验科学理论时，那些观察或数据可以被看作证据。
同一时期的康德提出“综合先验命题”来识别知觉、思想和行动的预设。在他看来，预设就是使有秩序的经验成为可能的东西。说预设是先验的，康德想强调从经验不能实现这些原则。说预设是综合的，他想强调它们在过程中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心灵把感觉的原始材料综合为我们知道的物质世界，同时综合为我们关于那个世界的思想。虽然我们各自完成我们感觉的综合来相互地创造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心灵，但是，我们创造的世界或多或少是相同的。这样，康德就把科学预设的合法化推进了一大步，其思想也更为深刻。“概括地讲，他认为我们是通过有色眼镜看世界的，或相反，我们的心灵对物理世界刻下一个确定模式，”结果，科学命题“表达实际命题，因为它们告诉我们关于我们经验的东西。但它们能够通过纯粹理性知晓，因为是心灵把命题印在了实在上。”[17]关于理性认识与常识经验的关系，康德认为“一切纯粹的理智认识都有这样的特点，即它们的概念都在经验里提供，它们的原则都是通过经验来证实的。相反，超验的理性认识，它们的理念并不从经验里提供，它们的命题从来既不能通过经验来证实，也不能通过经验来否定。”[18]因此，虽然科学需要预设，但不需要涉及我们，因为我们的心灵已经把那些预设强加给自然，而且“我们管的自然知识，它的知识性是能够由经验证实的，虽然它是先天可能的，并且是先于一切经验而存在的。”[19]。
维特根斯坦在他关于框架和图像的形象比喻中表达了同样的普遍观点。我们的概念系统构成我们描绘世界图景的框架。框架不是图像的一部分。一个甚至更惊人和适当的意象，是他意指正确使用词作为“语法”规则的方式，把正确的观念扩展到我们关于名词、动词、形容词及其他类的语法所不及的范围之外。
可以看出，从里德到维特根斯坦，这三种描述人的实践活动预设的一些重要方面的方式，引起我们对我们所思考、所感觉和所做事之背景的三个方面的注意。背景是共有的，它渗透于我们经历的事情中。
五
康德之后关于科学预设的合法化的历程出现了反复。孔德的实证主义只关注实证地给予的东西，避免任何经验以外的哲学预设。它把研究科学方法论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主张一切人类知识都基于感觉经验，只能根据观察和经验而得到证实，从而认识到形而上学的预设应该抛弃。逻辑经验主义继承了实证主义的观点，以反“形而上学”为己任，把预设作为无意义的形而上学加以贬斥，因为预设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因此科学推理不需要预设。以“批判理性主义”自居的波普虽然主张科学知识是通过未经证明的或不可证明的预言，通过猜测和对问题的试探性解答而获得的，也承认许多重大的科学理论是由形而上学理论成长、转化而来的，但他把预言和形而上学赖以存在的基础常识预设忽视了。无论是实证主义、逻辑经验主义还是批判理性主义，都把预设作为形而上学来加以反对。其实，预设是一种信念，存在于所有探索活动中，形而上学则是一种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虽然也是信念，但更多的是作为哲学理论出现，也更系统化。这样预设就是比形而上学更根本的东西，是基本信念而非哲学理论。
在预设的合法化过程中，历史主义较逻辑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进了一步，它不仅区分了预设和形而上学，而且把预设和形而上学内化到科学之中，强调形而上学作为科学信念在科学探索中的作用。不是观察术语决定理论术语的意义，而是科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本体论支配。图尔密的“自然秩序理想”、库恩的“范式”、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劳丹的“研究传统”、夏皮尔的“信息域”、瓦托夫斯基的“模型”都是内化了某种形而上学本体论和方法论的信念和原则，为科学研究的某些领域的具体理论研究和实验提供什么可以做和怎样做的指导方针。也就是说，科学总是以某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信念作为背景而发展的。预设不仅不是科学的异己力量，相反作为科学的背景信念内化于科学理论之中，成为科学在建构具体理论中具有启发指导作用的重要因素。
科学方法论家高奇（Gauch, Hugh G.Jr.）把科学预设完全合法化。在他看来，科学预设是科学推理的必要前提，并提出一个PEL模型：预设（presuppositions）+证据（evidence）+逻辑（logic）→结论（conclusions）。在该模型中，预设是绝对必然的信念，目的是让考虑的任何假设有意义并且为真，但这些信念对于任意一个假设的可靠性是完全相同的。科学需要一些常识预设，比如“物理世界存在”，“我们的感觉可靠”。这些预设充当排除包括严格考虑的可感知假设在内的不成熟观念的角色。证据是有关所考虑的不同假设的可靠性的经验数据。证据必须是可接受的，在可用的预设范围是有意义的，且必须与有关不同假设相关。逻辑包括归纳、演绎，它是使用有效推理连接预设和证据前提得出正确结论的工具。
高奇还进一步形式化地把科学的预设定义为：“命题P是一个陈述S的一个预设，当且仅当P对于S有一个真值（真的或假的）必须是真的。”而且“命题P是由假设集H1到Hn表达的问题Q的一个预设，当且仅当（1）P对于每一个H1到Hn的假设可能为真必须是真实的，（2）P不产生比别的命题或多或少更可信的命题。”[20]对于一个科学理论而不是一个命题或一个问题更一般的预设的定义为：“科学的一个预设是这样一个信念，如果这个信念不可能被任何证据或任何推理所证明，但必须被常识和信仰所接受的话，它对于一个常识实在论的科学操作就是必须的。”[21]。也就是说，预设作为科学推理的“本体论承诺”应该是合法的。
科学哲学家哈瑞（Harre, R.）把预设置于科学研究的核心地位。在他看来，科学哲学的任务就是对科学的预设进行分析。在科学研究纲领的开始和发展中科学家假定了许多预设。他把预设分为两个主要部分：“一是事实预设，像任何事实陈述一样，可得到检验；二是概念预设或哲学预设，表达概念系统成份相互关联的方式，它们的一致性、似真性等能够得到检验”[22]。构建科学研究的一个整体规划是本体论的预设，它是关于哪一类事物存在于研究领域中的假定，即何物存在的预设。比如，科学发展史已经揭示了获得物质世界中的存在物的两个主要途径——原子论和场论。原子论的本体论以物质世界由大量微小物质粒子组成的预设为基础。场论的本体论以物质世界是不断相互作用活动中心的场的预设为基础。牛顿力学是原子论本体论的成功范例。法拉第的电磁学是场论的本体论的成功范例。通过这些途径，预设取得了科学化和合法化的地位，并成为科学的一个不可分割部分。
科学预设的合法化在科学哲学之外也受到关注。比如，波兰尼（Polanyi，M.）就是其中一位，他指出：“真实性的逻辑前提我们并不清楚，或者说，在我们建立事实前我们并不相信它们，但通过反思我们建立它们的方式，我们认识了它们。我们必须首先假定接受使经验给予我们的眼睛和耳朵的线索有意义的事实，而且支持这个产生意义的过程的前提必须随后从这个过程推出……。我们不相信这些事实的存在，是因为我们先前得到的信念相信这样一个信念的任何清楚的逻辑预设。然而相反，我们相信某种清楚的关于真实性的预设，仅仅是因为我们已经发现它们蕴涵在我们相信事实存在的信念中。”[23]戴维斯（Davis,W.A.）也指出：“一个命题的预设是这样的东西，对于这个命题是真是假而言，它们必须是真实的。真和假作为两个真值存在。因此，预设是使一个命题必须具有真值成为真实的东西。”[24]同样，“一个问题的预设是使这个问题具有答案并成为真实的东西。”[25]但在科学领域，卡尔丁（Caldin,E.F.）认为：“大多数科学家把他们的形而上学假设视为理所当然，但它们对于科学的结论在逻辑上并不是绝对必要的。”[26]
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最终给予科学预设以合法的地位，它对科学的预设作了这样的表述：“科学预设，宇宙中的事物和证据在一致的模式中发生，这个模式通过详细的、系统的研究可以理解。科学家相信，通过运用智力，并在扩展我们感觉的仪器协助下，人们能够发现自然的模式。科学还假定，宇宙像它的名称包含的意义那样，是一个单一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基本规则处处相同。”[27]而且“所有智力努力共享一个共同目标——使迷惑人的经验多样性有意义。自然科学寻求自然世界中的规律性。这种寻求被断定是建立在自然世界是有序的、可理解和可说明的预设基础之上。”[28]至此，科学预设的合法化经历了从古希腊到当代，从哲学到科学的艰难历程后基本完成。
六
概言之，柏拉图认为物理世界不过是它的不可达，但完全真实形式的虚幻而短暂的影子。对于亚里士多德，物理世界本身可达到我们的感觉经验，而且是完全真实的。贝克莱、休莫和里德都谈论物理世界的相同经验，但他们对经验的解释不同。贝克莱说，物理世界不存在，存在的仅仅是心之观念的物理世界。休莫说，科学应该涉及我们关于物理世界的经验，但没有说这个物理世界存在或不存在。里德说，哲学和科学应该根据确信的关于物理世界存在的确定性来遵循常识。实证主义主张我们必须在感觉经验内去认识，反对任何非经验的哲学预设。逻辑经验主义拒绝作为形而上学的预设，认为预设是科学不需要的东西。批判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肯定了预设的作用并把它内化于科学之中，使之成为科学的一部分。高奇把预设形式化和科学化，主张预设在科学推理中起基础作用。哈瑞主张预设是科学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无处不在。美国科学促进会肯定了预设在科学研究中的突出作用。很显然，围绕预设的长期争论不是关于经验数据的，而是关于这些数据的解释的，不是关于科学证据的，而是关于哲学预设的，并经历了从哲学预设到科学预设的转变。不过我们应该清楚，哲学预设是始点，由常识规定，难以检验或确证，具有隐含性和模糊性，或者说哲学预设就是未阐明的假设或任意始点；科学的预设是由具体的科学问题规定的，在某范围内是可检验的，具有明确性。科学哲学家应该揭示科学的所有预设，使之清晰化、明了化和合法化。
(原载《文史哲》2008年第5期。录入编辑：哲学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