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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方鹿】张栻的经世致用思想探讨

张栻(1133-1180),字敬夫,号南轩,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人,南宋著名理学家,与朱熹齐名,并列东南三贤之中,在宋代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作为其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张栻有较为突出的经世致用思想,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宋代理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张栻的经世致用思想与其实学紧密相连,体现在肯定日用之实及人的欲、利需求,主张一一务实;重躬行践履;不废训诂,谨守朴学;以及诸多经世致用的事功修为等方面,而值得认真总结和探讨。

一、“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实”

宋代理学之中也包含了实学的成分,在张栻的思想里就有求实、求理的内涵。张栻强调事物不是空无,而是实然之理。他说:所谓物者,果何谓乎?盖其实然之理而已。”[1]认为物是真实之理的体现,它是实然存在的,而不是空幻虚无。并指出:万物有自然之理,一身有自然之性。”[2]万物之中存在着自然而然的规律,具体事物之理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它是客观存在的。由此他批评舍实理而崇尚虚说的释氏之病。他说:舍实理而驾虚说,忽下学而骤言上达,扫去形而下者而自以为在形器之表。此病恐不细,正某所谓虽辟释氏,而不知正堕在其中者也。”[3]指出舍去实理而崇尚虚无之说,正是释氏之弊,而儒学则是通过形而下的具体事物来体现社会纲常伦理。张栻并把满足百姓的色、货需求作为天理之公,而非人欲之私,以此与佛教的禁欲主义划清界限。他说:其所谓好货者,欲己与百姓俱无不足之患而已。……其所谓好色者,欲己与百姓皆安于室家之常而已。夫其为货与色者如此,盖天理之公且常者也。”[4]张栻对好货与好色做出解释,并与天理联系起来。所谓好货,就是使自己与百姓都无物质财货不足的忧虑;所谓好色,就是使自己与百姓都安居于男女结合组成的家室之中。这里的色与货都指正常的人生欲望,张栻主张对此加以满足,而不是作为人欲之私来灭掉。这不仅与佛教的禁欲主义不同,而且体现了其天理之公且常的内在本质。张栻指出:言道德性命而流入于虚诞,吾儒之学其果如是乎哉?……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实。”[5]强调道德性命离不开日用之实,谈论道德性命并非流入虚诞之空谈,而是有其实在的内容。即认为儒家的日用之实学并不是佛老异端的虚无荒诞之说。

二、重躬行践履

重躬行践履是张栻经世致用思想的重要内涵。张栻开宗明义地指出:圣门实学,贵于践履,隐微之际,无非真实。”[6]强调儒家圣门的实学贵在躬行践履,隐微之际的事物都是真实的。这表明,重践履的务实精神,贯穿于张栻的实学思想之中。并要求学者身体力行圣人之教。他说:圣人之教人求仁,则具有途辙。《论语》一书,明训备在,熟读而深思,深思而力体,优游厌饫,及其久也,当自知之,有非人之所能与矣。”[7]主张将《论语》中教人求仁的圣人之教不仅要熟读深思,而且要知之而力行,体现在行为上。他说:考圣人之教人,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大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间,事之所遇,物之所触,思之所起,以至于读书、考古,苟知所用力,则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为力行也,岂但见于孝悌忠信之所发,形于事而后为行乎?自息养瞬存,以至于三千三百之间,皆合内外之实也。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区区诚有见乎此也。”[8]强调致知、力行是圣人教人的大端绪。认为人们在致知上不知如何用力,是因为未能掌握格物之妙。通过格物掌握了知识,还须贯彻到力行上。力行也不仅限于孝悌忠信方面,还包括了众多事物。所以张栻主张内外结合,知行统一,相互促进,而不应相互脱离。并强调:若如今人之不践履,直是未尝真知耳。”[9]这种真知不离践履,重躬行践履的学风,是张栻经世致用思想的一大特色。

张栻及其岳麓弟子在治理国家和抵御侵略的实践中,均有突出的事功修为和政绩,这正是他们重躬行践履学风的表现。而朱熹则对只说践履有不同的见解,他在批评湖湘学者时说:湘中学者之病诚如来教,……只说践履而不务穷理,亦非小病。”[10]虽然朱熹也主张力行,并没有否定践履,但在践履与穷理之间,朱熹更重视穷理。张栻则批评了当时重知轻行,忽视躬行践履的学风,强调要把所知付诸践履,否则,如果不践履,则是未尝真知。这种重躬行践履的学风,在一定程度上亦体现了张栻理学的特征。

三、义理与训诂相结合

重义理,是宋学的主要特征。张栻作为宋学中的人物,对义理的重视是不言而喻的。但在他的思想中,仍然有稽考经书、训诂文字为阐发义理服务的成分,把义理与训诂相结合,提倡考据实学。这成为顾炎武舍经学无理学思想的先导。

站在理学家的立场,张栻虽对重训诂的汉学提出批评,但也适当肯定训诂章句对于理解经典文义有所帮助。他说:盖自孔孟没,而其微言仅存于简编,更秦火之余,汉世儒者号为穷经学古,不过求于训诂章句之间,其于文义不能无时有所益。然大本之不究,圣贤之心郁而不章,而又有颛从事于文辞者,其去古益以远,经生、文士自岐为二途。”[11]在批评汉学不究大本使道失传的前提下,也主张把经生之训诂与文士之穷理合为一途,不使之分二。即训诂章句对掌握经典的文义是有帮助的,只不过要把它与穷究大本联系起来。并指出,如笺注、诂训,学者虽不可使之溺乎此,又不可使之忽乎此,要当昭示以用工之实,而无忽乎细微之间,使之免溺心之病,而无躐等之失,涵濡浸渍,知所用力,则莫非实事也。凡左右之言,皆道其用力之实也。”[12]认为不可忽略笺注、诂训之学。考证训诂,要注重用工之实,而不可忽视其细节。将用力于此,视之为用力之实的实事。可见张栻把笺注、诂训之学作为经世致用之实学的一部分,而予以重视。在这里,张栻无忽乎细微之间,重视笺注、诂训之细节的思想与汉学学风比较接近,而与魏晋玄学之好读书,不求甚解的学风相异。

由此,张栻重视读书,谨守朴学,其目的在致乎道。他说:某幸安湘滨,不敢废学,无足廑记念。自惟不敏,窃守朴学。顾世衰道微,邪说并作,肯信此者少。”[13]张栻讲学于湘江之滨,勤于记诵之功,而不废学。自称天资不敏,而谨守朴学。正因为当时世衰道微,张栻才努力问学以求道。在这里,张栻提出了朴学这一概念,虽不能等同于后来清代乾嘉时期的考据之朴学,但亦具有朴实问学之意。张栻在其治学生涯中,著《南轩论语解》、《南轩孟子说》和《南轩易说》等多部解经著作,对儒家经典《论语》、《孟子》等详加注解。其书虽以阐发义理为主,然也有训诂章句的成分。如前所引张栻云:《论语》一书,明训备在,熟读而深思,深思而力体,优游厌饫,及其久也,当自知之。”[14]在读《论语》的过程中,参照《鲁论》所载,疏程子之说于下,而推以己见”[15],撰成《洙泗言仁》一编,摘录《论语》中言仁处类聚以观而体认之”[16]。把对字的考释与对之道的阐发结合起来,以发明孔子讲道之意,这是张栻把训解文字与阐发义理相结合的表现。

四、经世致用的事功修为

以经世致用思想为指导,张栻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把经世致用之实学贯穿于行,做出了不少事功修为,淳熙二年(1175),张栻赴知静江府(今属广西)、经略安抚广南西路任。张栻到任后,精简州兵,汰冗补阙。又传令各溪洞酋长头领,喻之以大义,规劝他们互相之间消除积怨,和睦相处,爱惜人命,为子孙长久安宁之计,不得相互掳掠,仇杀生事。随后张栻又派兵谨关防,以备不测,并捉拿反抗的边民。各头领见状安分守己,边民逃逸者自动归案,于是广西境内清平,方外柔服,社会治安得到治理。

当时朝廷在广西横山地区买马,时间一长便产生弊病。使得边区百姓不满,而朝廷又没有马用。在运马的途中,马又常常死在半道。张栻深入调查,掌握了其利弊六十余条,如水旱路运送过程中的问题、等量支付问题等。上奏革其弊。于是边民感悦,争相以善马卖给朝廷。运马路上,马无滞留,人知爱惜,以后便没有发生马死在路上的事。

张栻历访所属地区,了解到当地社会风俗存在着一些落后的方面。于是发布《谕俗文》,企图以理学思想改变社会风俗,通过教化和法律措施达到社会的治理。《谕俗文》云:

一、访闻愚民无知,遇有灾病等事,妄听师巫等人邪说。……

二、访闻愚民无知,丧葬之礼不遵法度,装迎之际,务为华饰。……不知丧葬之礼,务在主于哀敬。随家力量,使亡者以时归土,便是孝顺,岂在侈靡?无益亡者,有害风俗。

三、访闻婚姻之际,亦复僭度,以财相徇。……婚姻结好,岂为财物?其侈靡等事,一时之间徒足以欺眩乡闾无知之人,而在身在家,所损不细。若有不悛,当治其尤甚者,以正风俗。……

四、访闻愚民无知,病不服药,妄听师巫淫祀谄祷,因循至死,反谓祈祷未至,曾不之悔。甚至卧病在床,至亲不视,极害义理。契勘疾病生于寒暑冲冒,饮食失时。自合问医用药治疗。……至于师巫之说,皆无是理,只是撰造恐动,使人离析亲党,破损钱物,枉坏性命。上件诳惑百姓之人。本府已出榜禁止捉押,决定依条重作施行。

五、访闻乡落愚民,诱引他人妻室,贩卖他处,谓之卷伴。词讼到官,追治监锢,押往寻觅。缘此破荡者前后非一,不知惩戒。其卷伴之人,官司自合严行惩治。[17]

以上条文,既有反对封建迷信,妄听巫师邪说,不及时问医用药而造成破损钱物,枉坏性命恶果的内容,又有批评丧葬之礼过于侈靡炫耀,务为华饰之风,而提倡哀敬孝顺,简易朴实的风俗;也有反对买卖婚姻,禁止拐骗、贩卖妇女的规定。早在南宋时代的张栻就提出这些治理方法,不能说没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张栻并告诫众人,以上规定,如有违反,官司自合严行惩治,用法律的手段保障社会治理的实行,其态度可谓严明,亦是张栻经世致用思想中德刑并重的表现。

淳熙五年(1178),孝宗闻张栻治理静江有方,乃诏特转承事郎进直宝文阁,寻除秘阁修撰、荆湖北路转运副使,改知江陵府(今属湖北),安抚本路。张栻到任后,整顿军政,一日去贪吏十四人,首劾大吏之纵贼者罢之。当时有金国官员入境,勾结宋朝京西路的流民盗窃杀人,他们掠夺财物,杀死县令,归途路过荆湖北路时被张栻派人拿获。张栻下令把里通敌国的贼人斩首示众,而缚其金人放回。金国得知后,叹曰:南朝有人。”[18]信阳守刘大辨依仗势力,邀功请赏,广招流民,把有人耕种的熟田作为无人耕种的荒田分给招来的流民,以图请赏。并把不满百数的流民虚增十倍奏上。按当时朝廷的规定,凡荒田可分给流民耕种,以发展生产,防止农民迁徙。但凡占田已垦的土地,不得再分给他人,两年不垦,才能收回。张栻上奏,论刘大辨之罪,揭露其以熟田作为荒田授予流民的行为,是使朝廷失信于民。结果朝廷仅把刘大辨调往他郡。张栻自知为权臣所嫉,不能伸展用事。乃求离职。淳熙七年(1180)二月六日,诏张栻以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山冲佑观。诏书未到,张栻却先于二月二日因病卒于江陵府舍,终年四十八岁。张栻病重临死之前犹手疏劝上亲君子,远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恶公天下之理。天下传诵之。栻有公辅之望。”[19]

张栻逝世后,其弟张杓护丧归葬于其父张浚墓侧。当张栻的灵柩从江陵运出时,当地百姓挽车号哭,悲哀之声数十里不绝。孝宗皇帝闻讣后,亦深为嗟悼,各地贤士大夫纷纷挥泪致哀相吊,而张栻治理过的静江百姓哭之犹哀”[20]。这说明张栻在地方官任上,治理有方,重实事实功,弹劾贪吏,发展生产,为百姓谋福利,否则会有老百姓自发地哭声载道来相送数十里吗?如果对老百姓不好的话,有数十里路来送行的吗?不可能,这肯定要讲事功的。这包括修徳立政,用贤养民,选将帅,练甲兵,通内修外攘、进战退守以为一事,且必治其实,而不为虚文,则必胜之形,隐然可见”[21]。强调必治其实,而不为虚文,这体现了张栻经世致用思想的特点。

由此,张栻提出先养民后教民,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轻徭薄赋的德治思想,这对于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张栻的教化之学也可以起到预防犯罪,防患于未然的作用。这比一味实行严厉镇压和滥用刑罚的手段,更有利于统治秩序的巩固。他说:先王之于民,所以养之、教之者无所不用其极,故民心亲附其上,服习而不违。”[22]把养民与教民结合起来,从而使民心悦诚服,不至于铤而走险,做出违法的事来。

张栻主张,在德治、教化的基础上,根据形势在一定的情况下使用刑罚的手段,来对付犯法的行为。如是而犹有不率焉,而后刑罚加之。”[23]对那些经过道德教化而不率,仍然违背法律的人,则实行刑罚惩治。他说:以理论之,则必待教而不改,然后诛之。”[24]“教而不改,然后诛之,这就是张栻所谓的刑政为末。

张栻认为,施用刑罚是不得已而为之,刑法必须明告于天下,使人知趋利避害。他说:明刑法以示之,本欲使之知所趋避,是乃生之之道也。而民有不幸而陷于刑法,则不得已而致辟焉。……严刑厉法者,固不足道。”[25]强调使用刑法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刑法的制定是为了使百姓明白什么事可做,什么事不能做,这样就可以遏绝犯罪的源流,给老百姓指明一条生路。

张栻虽然重视刑罚在社会治理中的辅助作用,但他还是提倡以无讼、无刑为贵。这体现了儒家重德轻刑的传统和相对轻视法治的思想。他说:

圣人之意不以听讼为能,而以无讼为贵也。夫人之所以至于争讼者,必有所由而然,于其本而正之,则讼可亡也。故教之以孝爱,而悖慢之讼亡矣;教之以礼逊,而倾夺之讼亡矣。以至于均田有制,民得其养,而田野之讼何自而兴?昏姻以礼,不失其时,而昏姻之讼何自而兴?凡此皆使之无讼之道也。[26]

提倡以无讼为贵,用道德教化来代替打官司。他认为,各种官司都有其产生的原因,从根源上做起,就可避免官司。如向百姓灌输孝爱的思想,就可避免家庭问题的官司;灌输礼逊的思想,就可避免争夺的官司;使耕者有其田,均田有制,就可避免侵占田地的官司;婚姻结好,男女适时结婚,就可避免婚姻问题上的官司。凡此种种,张栻认为这些都是无讼之道

张栻提倡天理治国论,以德礼为本,刑政为末,主张施行仁政,把德礼放在刑政之上,以刑政维护德礼。这既是对传统儒家思想的继承,又具有宋代理学思潮兴起的时代背景。

张栻之世,中国境内的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对金王朝的南侵,张栻秉承父志,坚决抗金,反对议和。他在朝期间,屡次上疏,力陈抗金之事。疏曰:吾与虏人乃不共戴天之仇,向来朝廷虽亦尝兴缟素之师,然玉帛之使未尝不行乎其间,是以讲和之念未忘于胸中,而至诚恻怛之心无以感格乎天人之际。此所以事屡败而功不成也。”[27]张栻强烈表明,金兵南侵,灭亡北宋,这是不共戴天之仇,绝没有和金人讲和的道理。他向皇帝建议,不要被失败所吓倒,要益坚抗金之志,不向金人妥协,加强备战,等待时机,迟早将会成功。他说:继今以往,益坚此志,誓不言和,专务自强,虽折不挠。使此心纯一,贯彻上下,则迟以岁月,亦何功之不成哉!”[28]把抗金恢复的意志贯彻上下,不向金人屈服,誓不言和,这是张栻抗金的基本态度,并在具体的实践中加以贯彻。以往把张栻等理学家说成类似投降派的人物,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张浚、张栻父子及朱熹的爱国主义思想影响深远,体现了理学家的基本精神。受其影响,宋末岳麓书院诸生,当元兵攻陷长沙时,个个奋起操戈登城,抗击元兵,民族气节,实为可敬。长沙之陷,岳麓诸生荷戈登陴,死者十九,惜乎姓名多无考。”[29]与此相关,朱熹的三传弟子文天祥的爱国主义精神,彪炳史册,激励了一代代的中国人,这也是理学精神的集中体现。

五、经世致用思想的启示

张栻重视民生,勤政爱民;加强民族团结,使边民和睦相处;提倡孝道,反对封建迷信;整顿社会治安,惩治贩卖妇女;反对侈靡之风,提倡简易朴实;重实事实功,整治贪腐;德刑结合,重视道德教化;内修外攘,爱国献身等经世致用的事功修为集中体现了他崇尚真理,维护国家统一,科学求实,求知探索,躬行践履的经世致用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即使对现代社会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价值,这对于当前强调走群众路线,树务实之风,也是有所启示,而值得提倡和借鉴的。

张栻的经世致用思想提倡实用,反对流于虚文的形式主义。所谓虚文,指空洞无实的文字,毫无意义的礼节,或徒具形式的规章、制度。张栻反对形式主义,体现在对虚文的批评上。他说:凡所以施惠于民者,类非虚文,皆有诚意存乎其间。千载之下即事而察之,不可掩也。”[30]主张施行惠民政策,要体现出诚意,而非形式主义的虚文。这样才能够在千年之后也能查寻而不可掩没。并指出:务为实用,不汨于习俗。”[31]主张务为实用,不为形式主义的习俗所扰乱。

在抗金斗争中,张栻反对形式主义的虚文。他说:今大敌在前,国势不立,与其崇孝飨之虚文,曷若厉复雠之大义。请停大礼,悉以其费佐军督诸将,分道攻守,以慰祖宗在天之灵。”[32]强调在大敌当前之际,与其崇尚形式主义的祭祀大礼,不如将其费用用在统军打仗、分道攻守上,这样更能够慰藉祖宗的在天之灵。《宋史·张栻传》称张栻必治其实,而不为虚文”[33],充分肯定其主张实用,反对形式主义的思想特点。

张栻从民本爱民思想出发,反对凌驾于百姓之上的官僚主义。他说:上骄慢以残其下而不恤也……有司视民之死而不之救,则民视有司之死而亦莫之救矣,此其所以为得反之者也。然则于此,其可不深自省察而以行仁政为急乎!君行仁政而以民为心,民之疾痛疴痒无不切于己,则民亦将以君为心,而亲其上,死其长矣。”[34]批评官吏见死不救,骄慢对下而不体恤民众的官僚主义,主张行仁政,检讨省察官吏对老百姓的态度,以百姓之心为心,关心民众疾痛疴痒之疾苦,这样百姓才能以君为心而亲其上,形君民关系的良性互动。

张栻以重民思想反对骄矜放肆的官僚主义,他告诫人们:夫治常生于敬谨,而乱常起于骄肆。使为国者而毎念乎稼穑之劳,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织纴之事,则心不存焉寡矣。何者?其必严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怀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饥寒若己饥寒之也。是心常存,则骄矜放肆何自而生?岂非治之所由兴也欤?”[35]批评骄矜放肆的官僚主义作风,要求为官者念及百姓稼穑之劳,思百姓饥寒之苦,心存敬谨,而去其骄肆,以民众之心为心,如此才能保民兴治。并指出:

后来只为不知艰难,故都不省察,但见目前一事之办、一令之行,不知百姓流离困苦于下。……天生民以立君,非欲其立乎民之上以自逸也,盖欲分付天之赤子而为之主。人主不以此为职分,以何为职分?人主不于此存心,于何所存心?若人主之心,念念在民,惟恐伤之,则百姓之心自然亲附如一体。若在我者先散了,此意思与之不相管摄,则彼之心亦将泮涣而离矣,可不惧哉!……臣尝为州郡,备见百姓利害,百姓甚易扰动。未论州郡所行,只如知县妄行出一文字,乡间扰害百姓,有不可胜言者,何况以朝廷之势临之,若一事偶未审,草草行出,外间受害又何可以数计!百姓被困毒,得闻于人主之前者有多少间隔,其受害已不少矣。然则岂可谓小害无伤?济大事必以人心为本,若未曾做得一毫事,先扰百姓,失却人心,是将立事根本自先坏矣,乌能立哉!然则岂可谓要立事,扰人不奈何?人主又岂可不察?[36]

批评不知下层百姓流离困苦,不问民众疾苦,只见目前一事之办、一令之行的官僚主义,并批评知县妄出文字,扰害乡间百姓甚多,何况朝廷不审事理,草草颁行发布,则造成更大的危害。主张以人心为立事根本,批评失却人心的官僚主义,强调不得以立事来扰民,要求君主对此要有觉察。

站在经世致用的立场,张栻反对享乐主义。他说:节礼乐者,进反之义。乐节礼乐,则足以养中和之徳;乐道人之善,则足以扩公恕之心;乐多贤友,则足以赖辅成之功。是乌得不日益乎!乐骄乐则长傲,乐佚游则志荒,乐宴乐则志溺,乌得不日损乎?损益之原,存于敬肆而已。骄乐,以骄矜为乐也;宴乐,以宴安为乐也。”[37]批评享乐主义,认为追求享乐,会带来长傲、志荒、志溺的不良后果。并强调与民同乐,不当自乐其身,当与民同乐而已。……盖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亦非也。乐民之乐者,以民之乐为己之乐也;忧民之忧者,以民之忧为己之忧也。惟吾乐民之乐,故民亦乐吾之乐;惟吾忧民之忧,故民亦忧吾之忧。忧乐不以己,而以天下,是天理之公也。”[38]要求统治者应以民之忧乐为己之忧乐,不当自乐其身,只图自己享乐,而不顾百姓忧愁。

张栻指出,追求享乐足以陷溺其人。他说:夫逸豫之溺人,而深求所以戒惧乎!当忧患之际者,诵斯言,可不念其为进德修业之要,而自勉励乎!”[39]所谓逸豫,即指享乐。张栻认为逸豫足以溺人,使人沉沦不能自拔,所以要时时戒备,不要沉迷于逸豫之享乐。

与批评享乐主义相关,张栻还批评了奢靡之风。张栻告诫:毋放于欲,毋狃于逸,毋交非朋,毋从事于奢靡,则予有望,予又将察焉。其能久守是也,则复有进焉。”[40]在这里,张栻明确反对从事于奢靡,并将其与放纵物欲,习惯于逸乐,妄交朋友等联系起来一起批判,表达了张栻反对贪图享乐的奢靡之风的态度,于今颇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张栻反对奢靡之风是与提倡仁道,保民爱民,反对贪欲联系在一起的。他说:人君有民,与其臣共司牧之,是当以保民为己任耳。”[41]强调人君应以保民为己任。凡动于己私者皆贪也,若所欲者仁而已,则何贪之有?君子之所以自处者安裕,故常泰然而无所不敬也,故不骄。若夫以势位智力自恃则骄,骄则不泰矣。正衣冠,尊瞻视,临之以庄也。持身如是之严,故人望而畏之,而非以威加人也。”[42]反对贪欲,提倡仁道。主张正衣冠,树立好的榜样,解决动于己私的贪腐问题,而不以权势压人。

一方面反对奢侈,另一方面张栻又提倡节俭。他说:禹之有天下,无所与于己,故饮食则菲,衣服则恶,宫室则卑,所欲不存焉。而于事神之际则尽其诚,于朝廷之礼则尽其敬,于保民之事则尽其力,皆所以成其性耳。”[43]盛赞禹在饮食、衣服、宫室等物资生活方面非常节俭,不存所欲,但禹对保民之事却竭尽其力。提倡为民节俭,反对铺张浪费,这亦是对奢靡之风的制约。

张栻提倡以忠厚爱民作为其职守,表彰其为政大体本于忠厚爱民,不苟其职,而不为赫赫名利之为”[44]。以忠厚爱民为从政之本,把爱民落到实处,尽职尽责,一丝不苟,不去追求那种世俗的显赫名利。由此,张栻对百姓深恶痛绝的形式主义的虚文、骄慢无视民瘼的官僚主义、沉湎于骄奢淫逸的享乐主义和从事于奢靡的社会陋习深入批判,这不仅在当时得到了民众的拥戴和赞誉,而且对今天纠正不良社会风气也是有所启示的。

以上张栻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实、重躬行践履、义理与训诂相结合的经世致用思想和他经世致用的事功修为,以及他对流于虚文上骄慢以残其下而不恤乐骄乐则长傲,乐佚游则志荒,乐宴乐则志溺从事于奢靡等不良朝风和社会风气的批评与反对,集中体现了他经世致用实学思想的特点,也是其理学与实学相结合的体现。可以看出,张栻的经世致用思想对现代社会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价值,这对于当前强调走群众路线,树务实之风,纠正不良风气,也是有所借鉴,而值得提倡的。

【注释】

     张栻的事功修为可参见:杨万里《诚斋集》卷一百十六,《张左司传》;朱熹《朱熹集》卷八十九,《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宋史·张栻传》;清代王开琸编《张宣公年谱》,有道光十九年(1839)刊本;近人胡宗楙编《张宣公年谱》,民国二十一年(1932)胡氏梦选楼刻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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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栻:《南轩易说》卷三,《张栻全集》,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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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栻:《答彪德美》,《张栻全集》,第8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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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栻:《孟子说》卷一,《张栻全集》,第263269260页。
[5][11]
张栻:《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记》,《张栻全集》,第699699页。
[6][43]
张栻:《论语解》卷四,《张栻全集》,第117135页。
[7][14]
张栻:《仰止堂记》,《张栻全集》,第7337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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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脱等:《道学三·张栻传》,《宋史》卷四百二十九,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7741277412772127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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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船山学刊201401期。录入编辑: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