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论语》研究的鼎盛期和总结期，不仅著述如林，而且名家辈出，气魄之博大。思想之开阔，考据之精审，影响之久远，在中国古代《论语》学史上，罕能出其右者。受统治者文化政策、社会思潮和社会变迁等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论语》学呈现出注重“经世致用”、“实事求是”、“汉宋兼采”的基本特征。
一、清代《论语》学的特点
《论语》学在经历了宋元明时期的复兴之后，及至清代，遂进入了鼎盛期。无论是《论语》研究的数量、质量，还是研究方式，都较前代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总结的态势。同时，清代的《论语》研究，在综合中也有创新，表现出与前代不同的历史特征。
其一，清代的《论语》学具有强烈的经世色彩。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传统学术文化是典型的入世哲学，“经世致用”是儒家学者们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所谓经世，即治世，治理天下。[1]（P41）这种经世思想往往在遇有国难民瘼时借助于对经典章句的释读生成。清初和嘉道以后的《论语》学著作中就有明显的经世思想。其主要代表作有颜元的《四书正误》、陆陇其的《松阳讲义》、孙奇逢的《四书近指》、刘逢禄的《论语述何》、宋翔凤的《论语发微》、戴望的《论语注》、康有为的《论语注》等。如清初的颜元在注释《论语·尧曰》“何谓惠而不费”节时说：“看秦汉史尝说，汉高只行得‘惠则足以使人’一句，便定四百年统业。看韩淮阴那等大豪杰，所感激的只在‘解衣推食’，楚霸王只犯了‘出纳之吝’一句，便杀身败业。假使汉高能行四五句，便是三王。”[2]（卷四）直接道出了《论语》的经世作用。又如清中期以后的公羊学者们力图贯通《论语》学和公羊学，发掘《论语》中的改制思想。其中刘逢禄“追述何氏之《解诂》义，参以董子之说”，[3] 作《论语述何》。在该书中，刘逢禄有鉴于当时的社会状况，着力利用公羊学的变易理论来解释《论语》。如《八佾》篇“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下，刘氏解曰：“正朔三而改，文质再而复，如循环也。故王者必通三统。周监夏、殷，而变殷之质，用夏之文。夫子制《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所谓从周也。乘殷之辂，从质也。服周之冕，从文也。”周朝处夏、商二朝之后，对前代制度有所改易，有所继承，故周朝得以强盛。可见，历史上的大一统的新王朝的兴起，必定改易前代制度以治天下，择其善者而从之，不善者而改之，在变易中求发展。不仅新王朝如此，旧王朝在力求复兴之时，也应革故鼎新。故刘氏在释读《卫灵公》篇“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时指出，此条是孔子与弟子讨论改制之言。其时周政式微，但周命未改，周天子尚在，孔子告诉颜渊为邦不应再纯用周制了，而应时用夏制、辂用周制、服用周制、乐用舜舞，用四代综合之新制，以求周朝复兴。其时代意义不言而明。刘氏此书，虽然往往牵强附会，但却开清代以春秋公羊学释《论语》之风，对中国近代的托古改制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后，戴望撰《论语注》亦据《公羊》义注《论语》、以考见《论语》何休注之遗义。戴氏所注《论语》，一是宣究“素王之事，改周受命之制”。如其注“五十而知天命”曰：“性与天道，故知天命。命者，天所以教令，人所禀受，度命信也。殷继夏，周继殷，孔子当素王作，法五经以继周，治百世天所命也。”[4]（《为政》），二是发挥今文“三统”说，言损益因革，言“若循连环”。如其注“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曰：“三王之道若循环，周则复始，穷则反本，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成《春秋》，绌夏存周，以《春秋》当新王，损周之文，益夏之忠，变周之文，从殷之质，兼三王之礼，以治百世。有王者起，取法《春秋》，拨乱致治，不于是见与？”[4]（《为政》）戴氏的《论语注》，力言《春秋》与《论语》之相通，于《论语》中推演《春秋》“改制”、《公羊》“三世”之义，成为由清代经今文学运动向改良主义运动过渡的中介人物。最后康有为集其大成，著成《论语注》，将《论语》与《春秋》公羊学所阐发的“通三统”、“张三世”、“孔子改制”等微言大义结合在一起，改造成为维新变法服务的理论根据，在晚清的救亡图有的政治变革中，掀起了公羊议政、公羊改制的狂飚。
由上可见，《论语》学在清代生发出了强烈的经世色彩。
其二，清代的《论语》学具有浓厚的考据学色彩。考据学，也称考证，指对古籍文献的字音字义以及古代社会的典章制度等的考核和辨正。[5]（P47），有清一代特别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大兴，由考经而考史，大家辈出。这一时期，有关儒家经典的笺注、古代制度的考订、文字训诂、音韵、史事考辨，以及校勘、辑佚、考异、辨伪等领域都有专著问世，学者们在考证工作上形成了一套很有特点的治学方法，这就是：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广参互证，追根求源。[6]（P150）受此影响，重考证也成为清代《论语》学的重要特点，由此产生了不少以辑佚、考异、辨伪、校勘为主的《论语》研究成果。这主要表现在：一是与《论语》有关的辑佚之作大量涌现。有清一代，《论语》古本、古注的辑佚之作层出不穷，惠栋、丁杰、王谟、袁钧、孔广林、宋翔凤、马国翰、黄奭、王仁俊等人先后来做这项工作，其中以《论语郑氏注》的辑本最多，以马国翰的功劳最大。马氏一人共辑《论语》古本、古注达四十种，其中汉代的有《古论语》、《齐论语》、《论语孔氏训解》、《安昌侯论语》、《论语包氏章句》、《论语周氏章句》、《论语马氏训说》、《论语郑氏注》、《论语弟子目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有陈群、王朗、王肃、周生烈、王弼、谯周、卫瑾、缪播、缪协、郭象、乐肇、虞喜、庾翼、李充、范宁、梁觊、袁乔、江熙、殷仲堪、张凭、蔡谟、颜延之、释惠琳、沈麟士、顾欢、梁武帝、太史叔明、褚仲都、沈峭、熊埋三十一家《论语》注本。这些古本、古注的汇总成册，为后人研究该段《论语》学史乃至经学史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二是有关《论语》的校勘、考异之作不断出现。如翟颢的《四书考异》（其中《论语考异》二十卷）、冯登府的《论语异文考证》、吴骞《皇侃论语义疏参订》、阮元的《论语校勘记》、叶德辉的《日本天文本论语校勘记》等。这些校勘、考异之作，多为作者多年研究之结晶，创获颇多。三是辨伪之作陆续问世。辨伪之作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个是孔安国《古文论语注》的真伪。陈健在其《论语古训》中认为，孔注《古论》据何晏叙“世既不传”，《集解》所采多不类，且与《说文解字》所称《论语》古文不合，反不如包氏章句之古，疑为后人假托。接着沈涛又在此基础上，以“《汉志》于《古论》下不云有孔氏说若干篇”等为据力证其为伪书，断言孔注出于何晏之伪托；而丁晏《论语孔注证伪》则从“汉儒无人提及”、“不讳汉高祖名”、安国早卒及《孔注》与《书传》、《家语》、《孔丛》说多相似，而断言为王肃所伪托；崔适《论语足征记》从《鲁》《古》异读，率《鲁》用假字，而《古》用本字为据，断言《古论》显然后出于《鲁论》，实为刘歆伪造，托之安国所传，并为作注以证之。一个是传世本《论语》的真伪问题。清代乾嘉年间，袁枚、赵翼、崔东壁三人，相继对《论语》的真实性问题提出了质疑。其中前两人只是提及而已，而后者则用力甚勤，写下了《洙泗考信录》、《论语余说》等专著，认为《论语》后五篇中，除“子张”篇外，“季氏”、“阳货”、“微子”、“尧曰”四篇，可疑处甚多。而前十五篇中亦间有一二章不类者。四是专考《论语·乡党》篇名物制度的专著出现。如江永的《乡党图考》、黄守儛的《乡党考》、金鹗的《乡党正义》、胡薰的《乡党义考》、魏晋的《乡党典义》、谭孝达的《乡党类篡》等，这些著作对《乡党》篇涉及的内容多有考订，有的还附图以说明之。这些研究成果，积累了大量的材料，其中不乏考订精审之处，为后人进一步研究《论语》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其三，清代的《论语》学呈现出“汉宋兼采”的特点。所谓“汉宋兼采”，是指治学不讲门户之见，不论汉学宋学，一切以合于孔门义旨为标准。这里，汉学是指在治经方法上重训诂、辨名物的汉代经学和继承并发展这种学风的清代考据学，宋学是指在治经方法上注重阐发义理的程朱陆王之学。二者在治经方法上各有优长，汉学家强调实事求是，力求广稽博征，言必有据，事必有本，不穿凿附会，不驰骋议论，但这种“实事求是”，“只是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7]（卷中之上）宋学讲求微言大义，好为新说，以义理见长，但“其所谓学，不求之于经而但求之于理，不求之于故训典章制度而但求之于心”[8]（卷三五），致使其学日益流于空疏。有鉴于此，有识之士乃主张兼采二者之长，考据义理并重。这在《论语》学方面也有体现。主要代表作有焦循的《论语补疏》和《论语通释》、戚学标的《四书偶谈》、刘宝楠父子的《论语正义》等。其中以刘氏父子的《论语正义》最具代表性，该书“搜辑汉儒旧说，益以宋人长义，及近世诸家，仿焦循《孟子正义》例，先为长编，次乃荟萃而折衷之”[9]（P799-800），做到了训诂、考据、校勘、义理并重。由于该书网罗众家，引证博赡，集前人及清代各派整理研究成果之大成，所以成为古代《论语》学史上的抗鼎之作。
二、清代《论语》学特点之成因
清代《论语》学之所以具有上述特点，究其原因有二：
其一，明末和晚清的社会变迁，使清代《论语》研究具有了浓厚的经世色彩。明末和晚清的社会变迁，使经世致用思潮在清代两度勃兴，这两次勃兴，都影响到了《论语》学。经世思潮的兴起，与社会变迁密切相关，“一般而言，社会生活平稳，文化专制强有力，经世观念往往作为一种‘潜质’埋藏在士人古色古香的学术外壳内，隐而不彰；到了社会危机四伏的关口，国家民族面对纷至沓来的内部或外部的挑战，文化专制有所松动，士人的忧患意识便会大觉醒，其学术也在现实生活的冲撞、磨砺下，沿着经世方向发展。”[10]（P179）在清初，伴随着王朝兴替、天崩地解的社会大变动，学者们痛定思痛，纷纷把亡国之恨发泄到空淡心性的王学身上。许多学者认为：“明之天下不亡于盗寇，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也。”[11]（卷二）经过反思，他们自觉地以匡济天下自命，力矫王学末流的空疏误国，不约而同地倡导学术必须“经世致用”。“他们的目标是要重构古典儒学，重估经典中治理现世的主张。”[12]（P54）可以说，“众多思想家和学者从反思明亡教训，清算理学弊害中发出的崇实黜虚，经世致用的呼声，既是明清之际实学思潮本质内容的反映，也是明清之际时代精神精华的体现。它鲜明地表现了一代思想家和学者的觉醒与思考，并直接促成了明清之际学术风气的转换。”[13]（P29）这种学术风气的转换，表现在《论语》学上就是在《论语》注释中出现了经世实学色彩。嘉道以降，清朝的统治陷入内忧外患之中，在政治层面，内则“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14]（P78）；外则西方殖民者挟着鸦片，带着炮舰，一次次打开中国的大门。在学术层面，内则烦琐的考证与注解经义，使乾嘉汉学亟亟于在故纸堆中讨生活，避而不谈现实问题；外则西学伴随着欧风美雨阵阵袭来，中华文化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受其影响，打破现状、革除积弊、救亡图存成为时代最强音。有识之士积极主动地追随时代变化，直面中国社会现实，他们“虽言经学，而其精神与正统派之为经学而治经学者则既有异”[15]（P119）。在“求变”、“图新”的追求中，他们纳入了西方的声光化电、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以求致用。“士林中遂形成了一股‘经世致用’的新思潮和讲求实学的新学风。”[16]（P55）这种新学风也影响到了《论语》学。
其二，清政府的文化政策。学术的兴衰与统治者实施的文化政策息息相关。诚如经典作家所言：“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17]（P52）可见，在王权支配一切的时代，统治者的文化政策对学术具有支配作用。清朝亦可作如是观。
第一，清政府“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促进了宋学和汉学的兴盛与结合。清朝建立后，为了长享国祚，依然祭起了理学的大纛，尊崇儒学正统。顺治三年（1646），规定科举考试内容采用程朱理学著作，《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颐《易传》和朱子《易本义》，《诗》主朱子《集传》，《书》主蔡沈的《书集传》，《春秋》主胡安国《春秋传》，《礼记》主陈澔《集说》。康熙主政后，极力抬高朱子的地位，四十五年敕令李光地主持编纂《朱子全书》，并颁行全国。五十一年，将朱子陪享孔庙，升大成殿十哲之次。及至乾隆时，下令选录明清诸大家有关《四书》的时文，辑成《钦定四书文》，以为士子科考的程式。又通过追谥、褒奖明末死难忠臣之士和编写《贰臣传》、《逆臣传》，强化理学的纲常伦理观念，程朱理学遂成为清廷治国安邦的正统思想和官方学术。
在宋学蒸蒸日上的同时，顾炎武等在野学者则倡导“经学即理学”，清代学术走上了“回归原典”的不归路，儒学重心也从“四书”转向“五经”。这不仅一改明儒空谈性理、束书不观的积习，且在宋学之外另辟蹊径，形成考据儒经的趋向。而清廷为了扩大统治基础，对汉学也予以了关注，如乾隆帝就明确规定“发挥传注，考核典章”、“细及名物象数”的汉学“有所发明”，“有裨实用”[18]（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谕），并利用编纂《四库全书》的机会，延揽了戴震、纪昀等一大批汉学家。同时还在科考中予以扶持，增加了经、史考据方面的内容，使汉学迅速加入到官方学术中。诚如马宗霍所言：“治经确守汉师家法，不入元明人谰言者，实始于乾隆时，分堋树帜，则有东吴、皖南两派。吴学惠栋主之，皖学戴震主之。……论者谓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19]（P145）由于汉学、宋学治经方法迥异，所以二者同为官方学术时难免会发生一些冲突，如惠栋的再传弟子江藩撰成《国朝汉学师承记》，批评“濂、洛、关、闽之学，不究礼乐之源，独标性命之旨。义疏诸书，束诸高阁，视如糟粕，弃等弁髦。盖率履则有余，考镜则不足也。”[20]（P6）而理学学者方东树则撰成了《汉学商兑》，与江藩针锋相对。他指斥江藩著书“以辟宋儒、攻朱子为本”，又一一反驳江氏对宋学的批评，列举汉学弊端，并攻击其“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畔道。”[7]（《序列》）集中体现了护宋斥汉的激烈态度。有鉴于此，乾隆帝采取了调和的方法，他在下发的征书谕中说：“其历代流传旧书，内有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自当首先购觅。至若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实用者，亦应当备为甄择。”[18]（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谕），表明了政府的态度——汉宋学著作兼收。受其影响，如纪晓岚在《四库提要·经部总叙》中辨二学之关系时说：“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抵，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擂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去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在谈到二学各自长短时说：“《尚书》、三《礼》、三《传》、毛《诗》、《尔雅》诸注疏，皆根据古义，断非宋儒所能。《论语》、《孟子》，宋儒积一生精力，字斟句酌，亦断非汉儒所及。盖汉儒重师传，渊源有自，宋儒尚心悟，研索易深。汉儒或执旧文，过于信传，宋儒或凭臆断，勇于改经，计其得失，亦复相当。”[21]（卷一）不难看出，纪氏辨二学之长短，未袒护任何一方，反对峻门户，固壁垒，此乃持平之论，门户之见，与此固殊。所以清人方濬师评论这段文字说：“此论出，虽起郑、孔、程、朱于九泉问之，当亦心折也。”[22]（卷七）我们说，纪昀是乾隆帝钦定的《四库全书》的总纂官之一，他的观点自然代表了皇帝的意志，因此我们可以说，当时政府的文化政策是支持汉学、宋学兼采的。兼采汉宋遂成为乾隆帝中期以后清代学术的一大特点。《论语》学亦不能例外。
第二，清政府的文化专制政策，是乾嘉考据学兴盛的一个重要因素。
清政府在提倡宋学、汉学的同时，也对文化学术中的反清排满思想采取了强硬措施，钳制言论，大兴文字狱。如康熙时有《明史》案、《南山集》案，雍正时有汪景棋、查嗣庭、吕留良之狱等。乾隆时，文字狱达于极点，文网之严密，罗织之苛细，是康雍时所未有的。在《四库全书》纂修期间，文字狱几乎连年不断，一度呈冤滥酷烈之势。为了配合文字狱，乾隆帝还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了大规模的禁书运动，这次禁书运动时间长，从乾隆四十年至五十八年；危害大，据今存档案及有关资料统计，总共禁毁书籍3100余种、151000多部，销毁书板80000块以上，这还不包括被文人学士和一般民众自行毁掉的书籍。[23]（P72-78）这是中国文化的又一次大浩劫。“清统治者实行的文化专制政策，乾隆帝直接操纵的禁书运动，给中国古代尤其是宋代以后的典籍带来了无可弥补的损失，也给当时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造成了极为深重的影响。”[13]（P183）专门汉学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诚如梁启超所言：“凡当权者喜欢干涉人民思想的时代，学者的聪明才力，只有全部用去注释古典。”[24]（P21）清政府对汉学的提倡和大兴文字狱的做法，就把学者们赶向了纯学术的领域，
（原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11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