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社会影响之巨大深远,亘古未见。近几十年来,国内外讨论、研究新文化运动的论著层出不穷,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又出版了许多新论著,这对我们更加全面、更加深刻认识这场运动十分有益。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在有些论著中带有明显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倾向,有些人或者“站在‘西化’论的立场上,只承认以资本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是启蒙,不承认以社会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是更深刻的启蒙”;或者“举起文化复古主义的旗帜,反对所谓文化上的激进主义。他们根本否定在思想领域批评封建主义的必要性,着力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要求以儒学4取代马列主义’,使之重新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　”。[1]这些论调严重影响了人们正确认识这场运动的性质和意义。因此,如何评价新文化运动,如何认识启蒙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是我们必须予以澄清的两个关键问题,这不仅可以在学术上解除困扰人们多年、当下又引起激烈争论的思想之蔽,而且对于我们继承五四传统、促进中华民族复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我们首先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对这场新文化运动的性质一直是褒贬不一的,这方面的争论十分激烈,而这种情况恰恰说明这场新文化运动的业绩辉煌和影响深远。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怎么讲,对于这场改变中国命运的重大事件的评价,我们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不仅是要尊重历史事实,而且还要有纵观历史和世界的大视野。

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是:这场运动首先发端于文字改革和文学革命,其核心思想是“反传统、反儒教、反文言”,目标就是要从根本上打破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思想的牢笼,给国人带来思想解放,所以,这场运动很自然地扩展到纯粹文化领域之外,在思想上,反独裁、反权威,主张“德先生”、“赛先生”;在政治上,反帝、反封建,主张学习西方国家。现在来看,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接受了西方思想和文化的影响,有志于改变中国命运,他们发起这场运动的目的就是要以现代文明改造旧中国,以思想启蒙的方式促使国人从文化上的理性自觉迅速转化为政治、经济制度上的理性自觉,既要破旧也要立新,使中国迅速实现现代化,让中华民族能够再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是在新文化运动的鼓荡之下,1919年在北京爆发了社会各界参加的五四运动,这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分为两派。一是以胡适、蔡元培、钱玄同等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家,他们构成了当时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文化的主流。这些人看上去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封建礼教采取了激烈批判的态度,甚至主张放弃汉字、截断传统,但在这种貌似激进的面孔之下,他们并非真正提倡法国大革命式的彻底改变中国面貌的天翻地覆,而是期望遵循民主、科学的轨道以达成社会变革或改良。二是以陈独秀、李大判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新文化运动之初,他们与前者并未有大的区另IJ,也是主张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提倡科学、民主,从而祛除“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随着这场运动的深人以及中国当时的具体国情,他们对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及其政治、社会走向的判断就迥然不同于自由主义者。他们深受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利用报刊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为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应当说,后者在“五四”之后逐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开启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思潮,并且最终由文化变革发展为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这场新文化运动,尤其是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创造了条件。

对于新文化运动的这一发展历程、结果及其影响,自五四运动伊始直到后来的数十年间一直争议不断。所谓新文化运动是“未完成的文艺复兴”、“以专注于文化批判始,仍然复归到政治斗争终”等论调至今仍然在影响着我们对新文化运动的正确评判。对于新文化运动这场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事件,对它有各种评说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我们对它的评价不能是脱离中国具体国情,尤其是中国近代历史的空谈,而应当是合乎历史事实的理性思考。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中国积弱积贫,在抵抗西方列强时每每归于失败。中国知识分子看到“师夷长技以制夷”式的被迫学习西方技术的工具理性的失败,失去了明末清初那种力图捍卫中国尊严的“夏夷之辨”和“礼仪之争”的勇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思考戊戌变法的失败和辛亥革命的成功并未改变中国现状时,已经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要实现民族独立自强,作为社会政治主体的国人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如果没有改变,那任何单纯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引进都将流于形式。这正如梁启超所说,“有新学术,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新器物、新技艺。有是数者,然后有新国、新世界,若是乎新学术之不可以已如是其急也”。[2]这里的“新学术”就是所谓的“赛先生”,也包含有“新文化”的意思。由此可见,批判自己的封建传统,转向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并以此来进行文化改良,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进而复兴中华,是当时大多数有识之士的共识。这就是新文化运动肇始于文化批判的根本原因。

至于为什么后来这场以“文化”命名的运动发生了转向,实际上这里的原因并非那么复杂,因为这种转向从一开始就蕴含在这场运动之中。虽然陈独秀最初宣称“批评时政,非其旨也”,胡适发愿“二十年不人政界,二十年不谈政治”,但他们同时也承认政治是他们关心的真正所在。所以,文化批判只是这场运动主将们力图挽救民族、复兴中华的手段,而他们的根本目的则是为了政治变革而先以文化运动去改变甚至塑造国民性。这个原因当然只是从新文化运动发起者自身而言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再将目光回到一百年前,就很容易看到,辛亥革命并没有真正解决中国人民深受三座大山压迫的问题,倒是产生了几百万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他们是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基础。而在国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无论是尼采提倡的“重估一切价值”,还是斯本格勒宣称的“西方的没落”,都使得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必须换一个角度去观察西方,西方文化这时已经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唯一选择。更为突出的是,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拒绝了中国人民桿卫国家主权的正当要求,让相当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看清了西方列强的真正面目,打碎了他们对西方文化抱有的一厢情愿式的幻想。恰在此时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和光明,十月革命向中国人民展现了一个活生生的榜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可以不走西方国家的道路,而是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武装人民大众,从而让这个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走向民族解放复兴之路。正是这种大的国际背景和本国的残酷现实让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转向了人民大众,把改变中国命运的希望寄托在广大人民群众身上。

“肇始于文学革命,最终将影响扩至社会领域革命实践中来的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发展铺平道路。”[3]这样的评说是恰当中肯的。

由此可以说,中国近代以来一直没有实现的民族独立和中华复兴的重任,最终是由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亿万人民群众而得以实现的,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伟大创举,更是历史的选择。但我们理应承认的是,这一伟大创举的前提条件是由新文化运动提供的,没有新文化运动对统治中国几千年的政治、道德、学术、思想诸方面黑暗的否定,没有政治民主、思想自由、精神独立的提倡和宣传,没有五四运动造就的广泛群众基础,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能因为新文化运动中一些矫枉过正的言行,如截断传统,废除汉字、中医中药等,就去否定这场运动,因为它们只是这场运动的细枝末节,而其主流则为新中国的诞生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创造了条件。

我们遇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启蒙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五四”后不久,胡适就说“政治干扰启蒙”,后来又有些学者说“救亡压倒启蒙”,现在有些人跟随这种论调,认为新文化运动背弃了最初启蒙的宗旨。对新文化运动的这些质疑给人的感觉就是,启蒙因为其他因素而未完成,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启蒙没有任何关系。对于这样的质疑,我们不仅要回答什么是启蒙的问题,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去分析中国的启蒙与西方国家的异同,而且还要从哲学的角度去回答有没有可以一蹴而就的启蒙。

什么是启蒙?康德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非常明确地说,“启蒙乃是人走出由人自己所造成的懵懂无知的开始。”康德同时还强调,“启蒙需要的唯有自由而已,而且在一切可以称之为自由之中的最无害的东西,乃是在所有事情上都公开使用理性的自由。”[4]当代法国哲学家福柯也认为,启蒙是一种哲学态度,它可以被描述为对历史的批判。很显然,启蒙的最基本含义就是要破除人们不能自由运用理性的种种桎梏,促使人们解放思想,增强人们相信自身理智和能力的自觉。对西方思想家来说,启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学者就以理性主义开路,致力于将人从神那里解放出来,强调人之独立于教会和神学的根据就在于那个永恒和普遍的自然法,并由此衍生出人人生而平等、思想自由、公正至上的公理。及至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发展出的自由主义经济关系,则从经济层面加强了启蒙的主旨一人的自由。

与之相比,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要比16—18世纪的欧洲复杂得多。自秦汉直至1911年的两千多年间,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而“中国文化在其绵长之寿命中,后一大段(后二千余年)殆不复有何改变与进步。”[5]辛亥革命并未给中国带来足够的新气象,反而倒是神圣的共和旗帜已经沦为袁世凯之流的窃国工具,官僚阶层贪污腐败依旧,中国依然积弱积贫,严酷的现实打破了中国知识分子以政治制度的变革带来社会进步、民族复兴的幻想,而清末民初的尊孔逆流进一步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化拖延甚至阻碍中国前行的症结。梁启超在回顾这段经历时曾说,“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_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6]正是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起点,而且更看到它不同于欧洲启蒙运动的地方和中国启蒙者的困难与纠结。一方面,中国的启蒙思想不是在我们固有文化中衍生的,不是在本国科学知识发展中自然形成的,而是我们的启蒙者把欧洲的启蒙人文主义当作自己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这些启蒙者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不可能不具有中国传统的“家国天下”的思想,诸如儒家天下大同、佛家的平等无差等古典理想主义在他们那里都有强烈反映。他们一方面大力倡导人的自由和个性解放,比如陈独秀提出“个人本位主义”,强调“除去个人,便没有社会”;他们另一方面崇尚中国传统的以家国为中心的集体主义观念,同一个陈独秀在此时又主张,“人生在世,个人是生灭无常的,社会是真实存在的。”[7]他们想以西方国家为榜样来改造中国,期盼中国能够尽早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却又感叹中国农业文明“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方工业文明“疲命于物质之下”,世界文明的未来必有赖于“东西文明真正之调和”。[8]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在启蒙方面表现得如此矛盾,显然有外来文化与我们本土文化的异质因素所造成的原因,中西文化的价值取向、人生态度、社会理想是有差异的,虽然西学东渐从明末清初至民国初年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但中西这两种异质文化的矛盾与冲突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这是其一。其二,旧中国半殖民地所造成的政局动荡、国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影响则是他们发生态度转变的一个重要外在因素。但无论如何,近代中国的启蒙是一个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必然过程,新文化运动中所表现的自由、民主、科学之精神,是几千年中国亘古未有的新事物和新思想,它是划破千年黑暗的光明,有些矛盾、彷徨、踯躅等,在所难免。其三,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兴起,是因为中国社会当时处于激烈动荡之中,民族危机、信仰危机已经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一种文化虽然有自己的持续性,但文化只是社会中的一个要素,一个社会还包括经济、政治、军事等其他要素,文化与其他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其他因素发生变化,文化也必然会更新。因此,这时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不可能只限于单纯的文化领域,而是会延展到社会其他领域,以致后来发生的国民革命、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等,都是中华民族奋发图强、努力改变民族命运的实践活动。虽然我们不能把这些社会实践称为“实践启蒙”,因为启蒙是指以教化的方式促使人民产生思想、精神上的变革,但新文化运动对20世纪中国人民大众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后来的革命和战争都受到“五四”精神的影响,它们是新文化运动另一种方式的继续和发展。

由此来看,所谓“政治干扰启蒙”、“救亡压倒启蒙”_等言论,实际上不仅忽视了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而且还忽视了人不只是一个抽象的个体、人还具有社会属性这样一个基本道理。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在根本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不仅为西方学者所接受,当时也被先进的中国启蒙者所接受,这绝不是偶然的,因为它揭示的是经过历史检验的真理。所以,不联系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空谈个性解放,个人自由等,既不实事求是,也与启蒙运动提倡的理性主义的分析大相径庭。这里,我们还是要回到新文化运动前辈那里,看看他们是如何说的。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在倡导“个人主义”观念的同时,始终没有忘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把个人称为“小我”,把社会称为“大我”。胡适甚至主张“社会不朽论”,说“小我”是有限的,依赖于“大我”而存在,而“大我”则是无限、不朽的;“小我”对于那“大我”须负重大的责任。“我须要时时想着,我应该如何努力利用现在的‘小我’,方才可以不孤负了那‘大我’的无穷过去,方才可以不遗害那‘大我’的无穷未来?”[9]很显然,即使像胡适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当时已经认识到,空谈个人的“小我”对于社会改造来说无济于事,他后来所说的政治与启蒙的矛盾不过显现了他自身的前后不一。胡适如此,更遑论他人。

在基本澄清上述两个问题之后,我们对新文化运动的肯定便显而易见。从历史文化观而言,这场运动的最大功绩就是破除了几千年来封建思想的桎梏,为实现人性的解放和民族的独立创造了思想理论前提。从价值观来看,“新文化运动敏锐地发现和把握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价值观的新旧更替问题,自觉地承担起中国价值观重建的时代任务,这本身就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一种体现。”[10]若是再思考下去,这场运动不仅为解决不同文明间的冲突和融合提供了启示,而且与我们当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旨也相符合。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新文化运动就没有问题,我们对它的反思就没有必要。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去评价这场运动,还是以主观唯心主义的态度去随意地褒贬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家,早熟文化的性质禁锢人们思想已久。辛亥革命之后,由专制主义带来的权威崇拜思维模式仍然存在,那些曾被新文化运动否定过的东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登场,是带有封建主义痕迹的旧文化、旧传统,我们不能奢望通过一两次文化运动就可以彻底荡涤这些旧文化、旧传统。就是在启蒙运动源发的欧洲诸国,启蒙实际上也从未停止过,无论是康德、黑格尔时代,还是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以及当代的后现代主义,他们的学说或许有不同特点,但启蒙则是他们的共同性质。不然,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就发出的“启蒙辩证法”,福柯也不会产生“启蒙”并未让人们成熟起来的遗憾。对此,康德说:“任何时代都不可能排除谬误,都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认知,所以,任何时代都不能拒绝启蒙。”[11]我们要看到一百年前发生的那场新文化运动的永恒意义:在背负如此沉重传统的中国,启蒙不能有休止符,启蒙将永远促进我们的思想解放、推动我们的社会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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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参见谢毅:《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评价》,《红旗文稿》2015年第10期。

[2]梁启超:《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饮冰室文集点校》第1集,吴松等点校,昆

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91页。

[3]单耀军:《从新文化运动看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人民论坛》2014年第3期。

[4]Kant,Ka^Wer知,Bd.9,Darmstadt:WissenschaftlicheBuchgesellschaft’1983,S.53,55.

[5]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2页。

[6]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34页。

[7]陈独秀:《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6页。

[8]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60页。

[9]参见胡适:《不朽》,《民国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胡适文存》第1集第4卷,上海:上

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第112—118页。

[10]李维武:《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价值观重建及其启示》,《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2期。

[11]Kant,W^rh,Bd.9,S.54.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