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的研究从改革开放初期时的热潮走到现在的困惑，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它不像经济学那样洋洋自得地走上了一条全球一体化的轨道，它也不像社会学那样有那么多中国特色的问题需要研究。“西方哲学研究”顾名思义，研究的是西方的哲学思想，它本该是一个非常学究性的领域，但改革开放30年它却一直在思想界高调地存在着，承担了很多本不该是它承担的职责。随着学科发展的深入，它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深层困惑。下面主要从四个层面来反思一下西方哲学研究30年所走过的历程。
一、30年来西方哲学研究的社会功能
30年来，国内的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远远不只是一个学科的发展问题，西方哲学的研究也是如此，它承担了远超出其学科承载的东西，担负起很多社会的功能和职责。
首先是解放思想的职责。曾几何时，西方哲学，尤其是现代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学界几近消失，一句“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就已经代替了所有的研究。改革开放之初，西方哲学的研究以一种强劲的势头跃出水面，承担起了为社会解放思想的重要职责，成为思想界最为活跃的力量。80年代大规模西方哲学的译解，伴随着的是社会强烈的开放欲求，表现出人们对现代西方思潮的强烈兴趣。从西方美学到西方心理学，从萨特到弗洛伊德、尼采，从雅斯贝尔到海德格尔，从存在主义到现象学，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从逻辑实证主义到科学历史主义。每一次热潮的产生，都不是单从学术角度可以来加以阐释的，它更多是在为社会释放思想的空间。“文化：中国与世界”代表了这一方面最为突出的成就。可以说在学术的各个领域，它都为人们大大开拓了眼界，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尤其是现代世界的理解不再是那么隔膜，不再是那么遥远；当然是否真正理解则是另一回事。这个时期的翻译尽管有时不那么尽如人意，但至少让人们多知道了一个人名，多知道了一种想法，多知道了一种主义。对于一个封闭了太久的民族来说，这项工作还是极为有益的，它急速地推动人们的思想进入一个和世界“共时”的平台。在短短几年之内走过人家几百年走过的思想道路，其间的粗疏也是可以想见的。
其次是加深了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哲学原本是学科性非常强的一个学科。但在国内西方哲学的研究包容性要远大于西方国家。上个世纪90年代初，西方哲学的研究似乎一度沉寂。但是基督教神学和哲学的研究在这个领域大有异军突起之势。其对中国思想界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办了很多基督教文化讲习班，吸引了大批学生。一方面它有很大的信仰因素在起作用，但从学科上讲，其结果是全面奠定了现在中国基督教研究的格局，奠定了现时代基督教研究的框架和规模，基本上目前从事研究基督教的青年学者都是那时的产物。虽说基督教学术研究尚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但在短短的20年中，从某种意义上的空白，到现在有了一批很不错的研究成果和翻译作品，应该说进展很大。除了在学术上的诸多贡献外。这种研究还有更为广泛的文化意义，基督教研究大大深化了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尤其是破解了五四以来对西方理解的无神论框架；从而明白了西方世界并不只是“德先生”和“赛先生”，而所谓的现代性也可以从基督教文化视野来加以理解。这一向度的确立非常重要，回过头来，它会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此后，从基督教的研究中又脱胎出一场“希腊化”运动。尽管“言必称希腊”是西学中的口头禅，但对西方古典世界的热情其实才是刚刚开始。这个领域的发展也必将促进对于西方世界理解的深化。在西方原本归属神学研究和古典学研究的领域，在中国都是从西方哲学研究的领域出发的，这也是中国西方哲学研究的一个特色。
再者，西方哲学的研究折射了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如果要问，进入21世纪西方哲学的研究有什么热点的话那就是政治哲学的研究。但这依然不是一个单纯靠学术可以评述的领域。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学界对政治哲学的热情有增无减，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这既是在学术领域的补课，同时又折射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从市民社会理论到公共领域理论，从民主问题到自由主义，从社群理论到共和传统，从阿伦特到斯特劳斯、施密特，从哈耶克到罗尔斯。对于西方政治哲学的理解正在一步步走向深入，这种深入同样绝非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国家在走向现代社会时的必要环节。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中，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不存在政治哲学的。马克思对现代国家理论采取了一种彻底的批判态度，最终是要用“社会解放”来取代“国家的限制”。所以，政治哲学的兴起，表明了哲学界开始回归到常态的国家学说之中，回归到基于现代性的政治哲学之中，更多的现代政治问题将在这个框架下来进行思考和展开。
二、30年来西方哲学研究的学科进展
随着学科的发展，西方哲学研究的真正层面也更为凸显出来了，尤其是90年代以来，西方哲学的研究越来越走向专业化的道路。学者们日益认识到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借助西方哲学所做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工作不能替代学科自身的专业发展。尽管西方哲学涉及面极为广阔，但学习和研究必须术业有专攻。每一个学术方向，每一个学术领域都可以说“侯门一入深似海”。曾有人哀叹，90年代以后学界放弃了思想，沉溺在专业化之中。其实这是莫大的误解，轰轰烈烈的西学热潮只能是特定历史阶段中的特定现象，即便没有某些现实因素的干扰，学术研究终究是要回归学术本色的，还是必须走专业化研究的道路。在这方面应该说目前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新一代学人的学科意识明显增强。一个令人值得注意的现象，在目前国内“学会”的体制下，越来越显示出专业化的趋向。比如中华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中，逐渐成立了现象学分会、法国哲学分会、分析哲学分会，我想未来还会有政治哲学分会等等。我们也期待在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中，有希腊哲学分会、基督教哲学分会乃至康德哲学分会、黑格尔哲学分会的成立。因为随着研究的深入，学术的训练，学术的主题都有了更进一步分化的要求。为了更深入地探讨问题，就要求学术本身有这种变化。在学术成果上，这种专业化的发展也很明显，比如出版了四卷本希腊哲学史，出版的多种版本的康德著作的译本，等等。这些都是学科专业化程度提高的重要表现。
随着国门的开放，西方哲学研究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国内外学者的联系也日益密切和频繁。更多的世界性哲学会议在大陆和香港召开，有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到中国来访问、演讲和讲课，国内的西方哲学研究也慢慢地开始融入国外学界的讨论中。这在某种意义上消除了国人对国外学者的盲目崇拜，摆正了他们的位置，开始平等地探讨问题，这加强了中国学者在研究西方哲学时与世界的同步性。比如莱维纳斯诞辰一百年，全世界范围共开了14场研讨会，其中一场就是在中国召开的，这显示了与国外学术同步发展的趋向。西方哲学的研究由于与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也推进了中国学人在这方面研究的专业化程度。
此外，在学科建制内也开始为专业化的研究确立框架。先是90年代以来，国内哲学系陆陆续续建立起宗教学系，使宗教学研究开始慢慢挣脱哲学的束缚，走上更加符合宗教学科发展规律的道路。这里也想介绍一下复旦大学成立哲学学院的想法。以前遇见国外的学者总要跟他们解释，为什么我们的哲学系那么大。事实上，在国内一个哲学系要相当国外好几个系，比如宗教系、比如汉学系等等。因此，复旦哲学学院的规划就是要建立四个系，哲学系主要包括现在马哲和西哲的主干内容，以欧陆哲学传统为主，强化哲学史上的思想资源和学术训练；成立一个宗教系，以现代宗教学的训练为主，当然这里面还涉及究竟是偏向社会科学的训练，还是偏向人文传统的训练，如对语言和文献训练的强调，这里有不同研究风格的选择问题；还要成立一个类似于国学系的系科，“国学”这个词因为有太多语义上的历史承载而变得非常模糊，其实就是中国的古典系概念，按照中国自身的学术传统来培养学生，强调小学的基础，强调经学、史学、子学和文学的综合培养，当然在哲学门下办国学，会更侧重经学和子学。另外，还想建立一个逻辑与科学哲学系，基本按英语世界的学术道路来培养学生，强调逻辑与科学的训练。总之希望能够打破现有的学科框架，以期形成真正符合学科发展规律的系科。这样一种建制上的变革也就是要适应哲学研究和训练日益专业化的需要。
三、30年来西方哲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虽然西方哲学研究30年来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问题依然很多，并逐步触及到学科发展的核心问题。首先是在西方哲学的研究中，还是缺乏与西方学者对话的能力。上世纪80年代，尽管西方哲学的研究是显学，但也养成的某种盲目追新的恶习，从而阻碍了国内学人在研究中与国外学者的对话能力。这个问题的出现一方面与八十年代的学风有关，一方面与理工科的思路有关。在80年代，由于国门关闭已久，强烈地希望关注国外的最新思潮，于是在学界养成了一种强烈的“追踪”意识，不是以问题本身为思考对象，而是更为关注国外学者最新在想什么，在做什么，在写什么。我们知道，在自然科学领域有863计划，强调的就是对西方前沿科学的跟踪。不幸的是，这种思路也大大影响了人文领域的学科。于是在西方哲学研究上这一跟踪意识十分强劲。应该说从80年代以来，一系列思想和学术上的“跟踪”，深深地铸就了一种学术偏好。对现代西方思潮的关注也深深地体现了这一点，不断地跟踪新思潮，挖掘新人物，表面上非常热闹，究其实质理解得很不深入。很多问题以当时的社会现实来看，并没有真正达到理解和把握的程度，按马克思的说法是社会现实远低于理论批判的水平。当然，这也有好处，那就是打开了新的视野，对国外学术的各个领域都有了初步的了解和涉猎。但这种方式对于人文学科来讲，未免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尤其当这种“追踪”成了一种学风的时候，形成了某种西学研究的模式时，其祸害更大。这一学风模糊思潮介绍和学术研究的重大区别，我们不能把思潮介绍当作学术的研究，这会使我们彻底丧失了研究和对话的能力。于是每一个重要或不那么重要的国外学者在国内都有其代理人，来争夺国内理论界的话语权，以这种方式代替了我们自己的思考。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西学研究进展不大的重要原因。尽管现在已经不再那么疯狂“追新”了，但在各个领域这种膜拜的情形依然存在。哈贝马斯来了，了不得；德里达来了，了不得；齐泽克来了，了不得；都是追星心态在作祟。有些学者发现在中国这么被追捧自己都不好意思。另一些学者看到中国学界的这种场景则非常愕然。这终究不是学术的态度。学术研究不能单靠某某“热”来支撑。“热”完这个“热”那个，不是一种严肃的学术态度。学界的这一种风气在培养学生方面问题更大。很多博士生的论文也不断找新人来介绍，找偏僻的人物来介绍，一旦找不着这样的人物了，似乎就没有办法研究了。仿佛研究只是为了介绍新人而已，事实上其之所以研究不下去，其一是没有深厚的思想资源积累，其二是没有真正的学术训练。这是西方哲学研究领域内的相当普遍的问题。
此外，在西方哲学研究中对于西方哲学经典著作的理解和解读非常薄弱。马哲体制内的教科书模式在西方哲学界也颇为盛行。于是，从本科到硕士， 7年下来，一本西方哲学经典著作没有读过的学生大有人在。这里有一个深层原因，现在的哲学系基本上都是教科书体制，关于西方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都有很多类似的教科书，科学哲学、政治哲学、伦理学方面也有很多类似的现象。这些教科书曾经影响很大，也起过很好的作用，得过很多的荣誉。于是，仿效者竞相模仿，教科书乃大行其道。事实上，在国外，人文学科的教科书时代已经过去，一部西方哲学史大概就是一部西方哲学史经典著作的文选。也就是说，在他们的教学中，更注重面对经典文本本身。在这方面，国内学人做得很不够，但现在已经开始有了某种补救，开始重返经典。这大概也是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期间伴随着所谓的“斯特劳斯热”。尽管施特劳斯的立场和方法都大有可疑之处，但他对于经典的重视和解读还是非常重要的。这将培养起学生直接向人类思想史上大师学习的意识，开始直面思想家，从而回到人类思想的宝库，进行有效的思想积累，帮助我们真正面对现代世界。重视经典的意义还在于重拾与西方对话的基础，而不仅仅只是对西方思想家顶礼膜拜。
这里第三个问题就是究竟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来培养学习西方哲学的学生。30年来，社会科学的发展越来越成熟，学科发展的模式越来越清晰。在各种人文社会学科中，哲学反倒是处于一种尴尬的状态，甚至可以说，整个哲学研究都缺乏有效推进思想的方法。首先，在中国马哲、中哲、西哲这三大块的划分就很成问题。这不是一种符合学科内在要求的划分，没有内在的学理依据。就西方哲学而言，30年过去了，基本上还没有很明确的培养学生的模式。海德格尔讲哲学就是西方哲学，哲学讲的是“希腊语”。也就是说，西方哲学与西方语言本身有着极强的联系，在这种联系中，英语世界、德国哲学、法国哲学各自发展出一套哲学训练和推进思想的模式，或者说传统。但西方哲学的这种特性使之在异质的思想和语言环境中尽显弱势。哲学与一般社会科学不同，其自身的方法和思维是和一种文化的传统和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今天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强势地位不是偶然的，社会科学好歹在各个学科里建立了一些规范和方法，尽管我们可以质疑这些来自于西方的方法其中立性、适用性以及科学性的限度。但起码有了一些“科学”的样子，借助于这些方法有了一些对于中国问题或世界问题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的有效性究竟如何可以再说，起码也有了一些可以批判的对象。但哲学在这方面却还差得很远，因为哲学的思考是与语言自我相关的。说得直白一点，我们在现代汉语的基础上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哲学思维，在哲学的培养中究竟应该建立怎样的学术训练似乎也还没有什么共识。这个局面30年前以为单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可以解决问题了；30年后这个问题反而显得愈加突出。西方哲学已经热了很久，西方哲学最注重方法，80年代分析哲学热过一阵，后来是现象学很热，现在是法国哲学火爆，同时分析哲学又有了某种再次轮回的迹象。但西方哲学的研究毕竟不是药铺式的陈列；如果是这样的话，涉及的面确实越来越广，但在学术的层面上谈不上太多的深入推进；学术的虚火将依然停留在80年代译介的水平上。
四、西方哲学研究的深层问题及其可能的前景
这里涉及到西方哲学研究的深层问题。如上所述，人文学科尤其是哲学，它的方法是与这个文化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尤其是和语言是息息相关的。英语国家的哲学有其自身的模式，无论是否特别强调分析哲学的训练，英美哲学有其自身的风格，哪怕其哲学史的研究论文中也能充分感受到其对逻辑与语言的重视和强调；德语哲学在自身的语言中找到思想发展的路径，从黑格尔到海德格尔，我们似乎都能从他们对德语概念自身的分析中找到其哲学的进路；现代法语哲学也有某种自己的风格，似乎很难总结，按某位法国学者的说法，其更有修辞的意味。相较英美传统，欧陆哲学更为重视哲学史的训练。那么在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不是指翻译介绍西方思想，而是指一种真正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训练究竟应该如何形成？前景似乎还不明朗。有的哲学系似乎更强调现象学的训练方式，有的似乎强调分析哲学的训练方式，当然更多的哲学系什么训练都谈不上。因为真正说来，从事哪种文化的哲学，就应该直接运用那种语言了。比如德国学者或意大利学者在做分析哲学范畴的工作时，常常直接用的就是英语；而一些研究德国哲学的英语学者，也直接用德语工作。翻译成英语的德语著作总是被抱怨遭到误解。那么在中国，一种与汉语密切相关的西方哲学训练究竟是一种什么方式呢？哪一种哲学方式与汉语更为契合，抑或都不合适，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现在还付之阙如，还没有什么统一的看法。于是现象学研究成了“现象学学”，分析哲学成了“分析哲学学”。
哲学是一种最为彻底地进行反思的学问，就其最深的层面来说，很多时候就是在与自身的语言传统，与自身的思维传统进行搏斗。就西方哲学在其自身的传统，在其自身的语言中而言，这已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当这些在语言中进行搏斗的语言被翻译成汉语时，其佶屈聱牙，不为人所理解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更可怕的是这种翻译过来的哲学本身似乎也就死亡了，再没有办法在汉语中来推进和深入这些思想。在西方哲学的翻译中经常会出现这种现象，在外语层面翻译毫无问题，但是在哲学层面则根本就不通了。这样的翻译很多，可以说这是西方哲学研究在中国遇到的真正问题，甚至是一种宿命。我们知道，学界单就怎么翻译being就写了好几本书，当然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译名。这里面有双重涵义，就负面的影响而言，西方哲学的研究在中国由于语言问题而存在某种解不开的死结；另一方面也有某种积极的作用，通过严肃认真的翻译，有时可以扩张汉语思维的深度和广度。但问题在于这些译名能不能在日常汉语中存活下去，一如佛经当年的翻译给予汉语的影响，否则的话，这些翻译过来的东西依然是死的东西。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在研究西方哲学时避开汉语直接用外语来研究和讲授西方哲学，是否这就可以破解这个难题了呢？这涉及到我们究竟为什么要研究西方哲学的问题，如果我们只是为了加入西方的智力游戏，这固然是一个好办法。但这基本上就跟中国人或汉语学术没什么关系了。那么用汉语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的价值究竟在哪里呢？除了哪些社会的功能，文化的功能外，纯粹在学术的层面用汉语研究西方哲学的价值何在？30年过去了，当我们反思西方哲学的研究时，这一点似乎尤其值得我们重视。虽说我们在西方哲学的研究中困惑不断，但一种真正严肃的研究则是将两种文明的根本价值和传统置于面对面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用汉语讲授和研究西方哲学甚至还是有某种西方人所没有的优势。比如关于being的研究，汉语的两种译法“存在”和“是”，恰恰能够帮助厘清西语中being的多重意涵，甚至可以说，在西方哲学中大大有名的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在汉语世界中就根本不会出现，因为我们的“是”与“在”在语言上是严格区分开来的，是不可能从“是”中推导出“在”的问题。而在西语中“所是”或者说“本质”（essence）和“存在”（being）具有相同词根的，从而导致了西方思想史上这个著名的错误。借助于汉语反倒有助于帮助西方人厘清他们的问题所在。这恰恰体现了汉语在研究西方哲学时的独特性。在这方面应该有更深入的研究，这将形成中国人研究西方哲学的巨大优势。
由于在西方人看来，哲学就是西方哲学，在严格的意义上确实也可以这么说。那么如何让哲学说汉语就是一个根本的问题，首先应该找到一条适合汉语的哲学之路。究竟是在汉语自身之内“生成”出一种严格的哲学方法，还是要运用汉语借助西方哲学的方法来推进中国人自己的思想。从西方哲学的发展来看，无论德英法，其哲学的成熟都是与其各自的现代语言的成熟相一致的。但现代汉语本身的先天缺陷使这种“内生”变得非常可疑。因为现代汉语本身是一种翻译语言，很多时候，必须把汉语转译回西方语言你才能明白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尤其是现在的现象学研究，很多名词，光看汉语的词汇一定莫名其妙，跟汉语基本没有什么关系，只有看它在西语中原来的词，才能明白其汉语词的意义。用这些词是无法推进哲学思想的，这些哲学术语是没有生育能力的。它不可像海德格尔那样通过拆解各种德语而衍生出众多的哲学意义。除了这些稀奇古怪的词之外，我们的日常语言其实也是翻译语言，在日常运用中尚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想由此延伸到哲学中，那么问题就大了，举个例子来说，有人说，在哲学中既然有“实体”，那么对应的就应该有一个“虚体”；同理，对应于“实践”的可以有一个“虚践”。论者对此洋洋自得，这发明还不是一个哲学爱好者的作品，还是拿过哲学博士的人的创造。但这样的哲学创作会看得你心惊肉跳。因为在现代汉语的哲学术语中，“实体”（substance）和“实践”（practice）都是翻译过来的概念，是生育不出“虚体”和“虚践”这样的概念的，海德格尔式的游戏在现代汉语中是玩不起来的。哲学就其根本而言，基本上是一个思想与语言角斗的活儿，现代西方哲学莫不如此。但是现代汉语根本经不起这番角斗。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的中国哲学，即让哲学说现代汉语以表达中国经验的哲学尚处于一个史前史的阶段。
那么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来论述中国经验又如何呢？在其他社会学科中，还可以貌似有一种“科学”的方法，但当你运用西方哲学中的这些方法来推进中国的思想时，其方法的合法性马上就成了问题。这样的哲学究竟是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哲学？西方的方法到了汉语之中是否走型？是否失效？中国自己的思想资源与西方哲学的方法之间是否有排异性？尽管有这诸多疑问，在这方面30年来还是有过很大的尝试，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些学者运用西方哲学的手段来对中国经验进行阐释。比如像张祥龙、倪梁康、陈嘉映、赵汀阳、王庆节等学者所做的工作，他们通过各自的学术方法和思想资源努力让哲学说中国话。这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学术方向，是真正可以形成与西方哲学对话的工作；也可以说是在西方哲学研究中最令人欣慰的进展。但是这一工作学术要求是巨大的，需要古今中外的学术积累，不是能立竿见影的工作。这项工作做得好就是学术界的牛人，做得不好就是废人，急于求成就要笑死人。进入新世纪以来，这种对中国经验的重视，让“西方”哲学说中国话，强化中国经验在哲学中的表达，似乎更多地为年轻的一代所认同。新一代学人非常尊重前辈们的工作，也试图努力在这个方向上做出自己的贡献。但这能不能成为一个时代的共识还是需要时间的检验。就现状来看，年轻一代无论在思想资源上的积累，还是在学术方法上的训练都还不够；因此会有很多东拉西扯和牵强附会的东西。如果我们在哲学的培养中不能很好地解决思想资源的积累和学术方法的训练这两个根本环节，那么让哲学说中国话，让哲学有时代意识这项工作是走不远的。
30年过去了，我们不断地走向西方哲学；未来的30年，应该让西方哲学走向我们，走向一种严肃的汉语学术共同体。最终要达到这个效果，需要在汉语圈内部形成严肃的学术循环。我们不能把学术的严肃性单纯地寄托在与国外学界交流的外循环上。这种外循环往往只是单向的，没有建立起真正的面对面的关系。要建立起这种真正的关系，首先要确立汉语哲学研究的主体性地位，汉语世界应该在哲学上有其自身的特点和问题，有其自身的视角，有其自身的方法，这些东西确立起来才能真正推动思想的发展。中国的哲学要形成最终是依赖于现代汉语的。也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应该更多地推动海内外学者通过汉语展开哲学的论述，建立起汉语的哲学共同体，只有到那时才能真正形成与西方哲学的对话能力，也才有一种真正的西方哲学的研究。
（原载《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三联书店2009年。录入编辑：子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