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being的讨论中，一“是”到底论①受到的最大批评之一是：汉语中“是”做名词不好理解，在翻译中难以胜任；而“存在”一词尽管也有各种问题，但是从中文理解的角度要好得多。《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发表了孙周兴的论文《存在与超越：西方哲学汉译的困境及其语言哲学意蕴》(以下简称“兴文”)，该文批评了笔者的一些观点，并且认为以“是”取代“存在”作being的译名，会“对当下汉语学术讨论语境有破坏和摧毁的效果”，而且质疑关于“是”还是“存在”的争论“是不是也表明，这些词语重要到我们非欧洲人用非欧语言难以把握、甚至不能把握的地步了？”②
翻译涉及不同语言的转换，有技术性的问题，有自身的一些特点。我们对翻译应该持认真慎重的态度，所谓“信、达、雅”也是许多译者一直津津乐道的话题。但在笔者看来，就being的翻译而言，至关重要的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本文想围绕“兴文”的批评和质疑，进一步深入探讨为什么应该以“是”来翻译being，从而更好地说明，being的翻译及相关讨论实质上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
一、 翻译西方哲学的两条要求
在关于being的讨论中，“兴文”首先提出：“一个译词的适恰性应当尽可能满足以下两条要求：其一，要符合原词词义，力争对应，至少可以通过阐释获得意义上的对应性；其二，要符合母语语感，能够在母语(译文)上下文中构造出可理解的语句。一个译名若不能满足这两条要求，那就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译词。我们认为，‘存在/是’(on/einai, Sein/sein)的译法能够满足这两条，而主张不加区分地把名词和系动词统统译为‘是’的所谓‘是’派，不能满足和对应上述两条要求。”③翻译要符合原词词义，要符合母语语感，作为两条一般性的翻译要求，这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把being译为“是”，是不是就不能满足这两条要求？
笔者一直强调，being字面上就有系词含义，而在中文中，“是”乃是系词，因而有系词含义，而“存在”不是系词，因而没有系词含义。因此直观上可以看出，“是”与being对应，符合它的含义，而“存在”不与being对应，不符合它的含义。在汉语中，“是”本身也有一个从代词转变为系词的过程，根据王力的说法，这种转变是在汉代完成的。④既然如此，经过长时间的使用，“是”已经是汉语中的常用词，当然能够构造出符合语感的句子。
值得注意的是，“兴文”一改通常的讨论方式，不是谈being一个词，而是谈“on/einai”或“Sein/sein”两个词。从字面上看，“存在/是”是两个词，而“是”是一个词，由此似乎就可以质问“是”一词是不是能够与它们对应。笔者认为，这样的讨论方式需要进一步澄清。“兴文”说，“王路认为：being的通常用法是系词。……王路这个看法存在问题，因为英文中的being是系动词to be的分词和名词，本身并非系词。以‘being是系词’立论，后面的推断也难免让人生疑”。⑤这表明“兴文”关于on/einai或Sein/sein的谈论是有用意的，至少区别出名词和动词。在他看来，being只是一个词，是名词或分词，而不是系(动)词。说being是系词，则混淆了名词与动词的关系，因而是错误的。这似乎还暗示，由于出了这种常识错误，由此得出的许多论述都会是有问题的。
笔者在关于being的讨论中，多次明确谈到“being及其相关概念”，⑥这是因为，我们所探讨的不是being这一个词本身，而是它所表达的一个概念家族。它既表示希腊文的einai，拉丁文的esse，英文的to be，德文的sein，法文的
“being的通常用法是系词”，以及“being有系词含义”是笔者的看法，但“being是系词”却不是。该论断是“兴文”的推论。being是英语动词to be的名词或分词形式，因此说它有系词含义是自然的。being的通常用法指的也是它的相应动词的用法。“是”的翻译“不被人们所接受，大概是因为在中文中，‘是’不能做名词”。⑦也就是说，being的动词形式译为“是”已经被接受，而其名词形式译为“是”还不能被接受。从其上下文可以清楚地看出，所谓being的用法指的乃是它的相应动词的用法。⑧由于在其动词用法中还有表示存在的用法，即与系词不同的用法，因而才有所谓“通常”用法一说。
笔者强调这一区别，固然是要澄清“兴文”批评的不实之处，然而更重要的还在于指出，应该区别being与其所表达的意思。to be是动词，但是当谈论它的时候，它就变成名词，即它要以名词、动名词或分词等形式出现。being本身是一个词，它的含义难道与其相应的动词没有关系吗？而其相应的动词难道不是与being相关用语的最主要的用法吗？或者让我们换一种方式来提问：假如没有动词的使用，这个相应的being是从哪里来的呢？
“兴文”直接提出on/einai和Sein/sein来讨论being的翻译要求，大概是认为这样区别了名词与动词，相应的“存在”与“是”也区别了名词与动词，而把二者都译为“是”，则没有区别名词和动词。“兴文”的论述直观上有两个问题。其一，希腊文on和einai模样完全不同，字面上确实看不出它们有什么联系。由此出发，“存在/是”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词，与它们似乎是对应的。但是即使不懂外文也可以看出，德文Sein与sein乃是两个差不多相同的词，区别只是第一个字母S的大小写。难道这种细微的区别在汉语中可以表现为“存在/是”这样两个完全不同的词吗？这种字面上的完全不对应真能做到翻译所要求的意义上的对应吗？其二，“存在”究竟是动词还是名词？“兴文”说，把“einai译成‘存在’，的确带有名词化的危险——但，中文的‘存在’为何不可能是动词性的呢？”⑨由此看来，孙周兴似乎认为“存在”是名词，而不是动词，但是又认为它可以是动词。很难理解“存在”为什么不是动词。“上帝存在”中的“存在”难道不是动词吗？另一方面，同样难以理解，“是”为什么不可以做名词？“兴文”谈的那么多的“是”难道不是以名词的形式出现的吗？
也许“兴文”并不否认“存在”可以做动词，它的意思是说，“存在”在其谈论的那个译句中应该是名词，但是由于它可以做动词，因此容易使人在动词意义上理解。假如是这样，就会产生一个严重的问题：名词的“存在”究竟是应该与动词的“存在”相对应，还是应该与动词的“是”相对应？难道名词的“存在”会是动词“是”的名词形式而不是动词“存在”的名词形式吗？这种“存在/是”的对应难道是希腊文on/einai或德文Sein/sein的对应翻译吗？
二、 关于语法的问题
“兴文”围绕着on/einai或Sein/sein谈到名词和动词的区别。“即便在希腊文中，作为系动词不定式‘是’的einai与作为名词的on也是两个词，两者具有分属不同的词类。更何况，系动词einai要根据人称和时态而发生变化，而名词on则要随着数和格而发生变化。如果我们在汉语中要把它们统一译为‘是’，那么这种无差别的译名会取消印欧语系中系动词及其名词原本具有的多样词形，从而掩盖了相应的含义变化和含义差异。”⑩
汉语确实没有语法形式的变化，因此，一“是”到底体现不出being一词在使用中的各种形式变化。这一点笔者是完全同意的。问题是使用“存在/是”是不是就可以体现出这种变化？确切地说，“是”一词体现不出“系动词einai要根据人称和时态而发生变化”，那么“存在/是”就能够体现出那些变化吗？其中的“是”不依然是系动词吗？同样，“是”一词体现不出名词on“要随着数和格而发生变化”，那么“存在”一词就能够体现出那些变化吗？笔者看不出“存在/是”如何能够表现出外文中依人称、时间及性、数和格而发生的变化。笔者认为，体现语法形式变化并不能成为翻译为“是”还是“存在”的评价标准，体现不出语法形式变化也无法成为批评一“是”到底的理由。“兴文”大概想表明两层意思：“是”乃是动词，而不是名词；由于有语法变化，因而相对于一个名词会有不同语法变形，而不同语法变形也有相应的不同含义。由于“是”没有这些形式变化和区别，因而体现不出其不同语法形式的相应表达式的含义。因此在翻译中要区别不同语法形式，以便体现其相应的含义。即使“兴文”说得不是那样清楚，这两个意思对于理解being仍然是有意义的，因此值得考虑和讨论。
如果按照“兴文”的意思，似乎应该变为“作为系动词不定式‘是’的einai与作为名词‘存在’的on也是两个词，两者具有分属不同的词类”。这样问题就显示出来了。在笔者看来，说“是”与“存在”分属不同词类，无论怎么理解都可以说得过去，因为它们是两个根本不同的词。而对einai与on，却不能任意这样理解，因为尽管它们是两个词，却是同一个词的两种不同表达形式，确切地说，后者是前者单数分词形式，因此二者具有相同含义。我们可以随“兴文”简单地称einai为(系)动词，称on为名词，但是二者意义上的联系却是无法消除的。若是借助于德文，该句子可变为：“作为系动词不定式‘是’的sein与作为名词‘存在’的Sein也是两个词，两者具有分属不同的词类。”这样一来，问题就更加明显。从字面上看，这里的区别只能理解为动词与名词的区别。但是，Sein与sein乃是完全对应的，而“存在”与“是”却是根本不对应的。
澄清了以上问题，我们可以考虑being一词的名词和动词之间相应的意义关系。being的名词含义是从哪里来的？与其动词用法含义是不是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有，有什么样的关系？同时，Sein的含义是从哪里来的？它的含义与sein的含义有什么关系？海德格尔是讨论Sein的名家，孙周兴又翻译了他的许多著作，我们就围绕其翻译进行讨论。海德格尔说：“我们在所用的‘Sein’这个词中也找到同样的关系。这个名词(das Sein)追溯到这个不定式‘sein’，而这个不定式有些德文变形du bist, er ist, wir waren, ihr seid gewesen。Sein是从动词sein变成的名词。因此人们说：Sein这个词是一个动名词。定出这个语法形式之后，Sein这个词的语言标志就得出来了。”(11)
由此翻译可见，谈论“Sein”这个词是指谈论它的名词形式和动词形式，以及它的这两种形式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集中体现就在于Sein“这个词是一个动名词”。动名词的说法很容易理解。既表明一个词本身的词性，又表明该词的来源，即由一个动词演变或变化而来。但在笔者看来，这不过是语法层面的说明，还应该结合语义层面来考虑。简单地说，每一个名词都应该有含义，动名词也不例外。但是，既然Sein是一个动名词，它的名词含义是不是应该带有它作动词时的含义呢？关于这一点，“兴文”中没有说。这是常识，确实也用不着说。“兴文”以举例的方式谈论了Sein一词的动词形式及其变化，随后指出了这个词由动词变化而来，又强调它的动名词特征，因此它绝不会否认Sein的动词与名词的意义联系，更不会无视这种联系。
基于以上认识可以看出，“存在/是”的翻译是成问题的。因为“存在”和“是”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词，没有什么关系。从语法层面可以认为“存在”是名词，“是”乃是动词，但问题在于“存在”并不是从“是”变成的名词。即使认为“存在”可以是一个动名词，其相应的动词也不会是“是”，而是“存在”。从语义层面说，“存在”这个动名词的“动(词)”的含义一定来自“存在”这个动词，而不会来自“是”这个动词。
海德格尔关于或涉及Sein一词的名词和动词含义的论述很多，我们还可以再举一段：“‘Sein’乃是自明的概念。在一切认识中、一切命题中，在与Seiende本身的各种联系中，在与Seiende本身相关的各种Sein中，都用得着‘Sein’。而且这种说法‘无需深究’，谁都懂得。谁都懂得‘天ist蓝的’、‘我bin快活的’等等。”(12)这段话不是在谈论Sein一词的语法和语义，却与二者相关。字面上看，海德格尔谈论Sein，因此Sein以名词形式出现。论述中也出现相应的动词，如ist、bin。因此Sein一词的名词和动词形式是不同的，区别也很清楚。那么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是不是也那样清楚呢？
从句法层面看，二者是相关的。这一点由“……在一切命题中……都用得着‘Sein’”一句表示得清清楚楚。命题(句子)中使用的Sein无疑是动词，一如两个例子所示。因此“用得着‘Sein’”指的是例子中的动词，但是例子使用的动词在谈论中是以名词形式出现的。这就表明，Sein这个词的名词形式与动词形式乃是紧密联系、密切相关的。
从语义层面看，“谁都懂得”一句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Sein一词的意思。所谓“懂得”显然指理解Sein一词的“用”法，比如指理解“天ist蓝的”中的ist。因此，对Sein的懂得，与对ist的懂得是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Sein的名词含义与其动词含义是联系在一起的。
基于以上认识也很容易看出，“存在/是”的翻译是很成问题的。由于“存在”和“是”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词，因此它们在含义上不可能相通。由此势必造成翻译中的问题，并因而带来理解的问题。在现行翻译中，谈论的乃是“存在”，而举例是“天是蓝的”，“我是快活的”。由此也就造成了理解上的问题。例子中没有“存在”一词，这样的例子如何能够说明“存在”？单纯地理解这样的例子不难，但是通过这样的例子又如何能够理解所谈论的“存在”呢？(13)
三、 关于母语语感的问题
“兴文”提出的第二条翻译要求是关于母语语感的。“译文要照顾母语的语感和表达。‘是’派在这一点上的表现难如人意。例如德文的das Sein ist，译成‘存在是’尚可理解，甚至于译成‘存在存在’也还勉强可解(虽然也相当费劲)，但如果译成‘是是’就不符合中文表达了；又比如德文的das Sein ist nicht，译成‘存在不是’或者‘存在不存在’尚可一听(虽然也难以了解)，而译成‘是不是’就不可理解了。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14)照顾母语的语感和表达，无疑是应当的，作为一种翻译要求，也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把das Sein ist译成“存在是”或“存在存在”尚可理解，而译为“是是”则不符合中文表达。这种说法有双重标准之嫌：评价前者依据是否可理解，评价后者依据是否符合中文表达。
在笔者看来，“存在是”同样不可理解。das Sein ist这个表达式翻译的不可理解性，首先并且主要在于其德文自身不可理解。字面上只能看出，这是Sein这个名词和它的动词组成的表达式。由于有名词，又有动词，似乎可以构成一个句子。它似乎符合构造一个句子的基本语法要求，但其字面上是不清楚的。如果它字面上是清楚的，海德格尔还需要费那么大的力气、用那么多的笔墨来专门解释它吗？他是不是解释清楚了这个表达式的意思，人们是不是理解了他的解释，姑且不论，就这个表达式本身，谁又理解了呢？在关于being的讨论中，笔者一直强调，这不是简单的翻译问题，而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既然“兴文”以这样一个表达式为例来谈论对中译文(哪怕仅仅是“尚可”)的理解及其翻译要求，那么这究竟是指对“存在是”或“存在存在”这中文表达式的理解，还是指对das Sein ist这德文表达式的意思的理解，还是指通过中文表达式达成对该德文表达式的理解呢？
由于“兴文”没有说，因此我们也无法明确知道其意思。结合前面关于语法的论述，“兴文”的意思似乎想表达，中文“是”只是动词，不是名词，或者，它自身分不出名词、动词，因此无法体现Sein一词的名词和动词的区别。而“存在/是”区别出名词和动词。由于das Sein ist这个表达式中既有其名词形式，又有其动词形式，因此只以“是”表达不了这里的意思，而以“存在/是”则可以表示出它的意思。
“兴文”要求人们区别being一词的名词和动词，不区别这一点就会消除其语法变化，从而掩盖其词义变化。根据这一要求，确实应该翻译出das Sein ist这个表达式中名词和动词的区别。同时，Sein是一个动名词，而ist恰恰是其中的一种动词形式，因此，das Sein ist这个表达式不仅有一种语法上的联系，而且还包含着一种语义上的联系。Sein是人们要用的词，它的意思也是人们都理解的，而这种理解则来自它的使用。这同样表明，Sein与ist只是形式不同，而意思一样。最保守地说，它们至少有相同的含义。
以上都是“兴文”和海德格尔告诉我们的。从这些论述出发，“存在是”显然是有很大问题的，如前所述，“存在”和“是”乃是两个不同的词，没有从动词到名词的变化关系，因此在意义上也没有联系。正因如此，“是”无法与“存在”发生关系，因此“存在是”无法表达出“das Sein ist”中二者的关系，也就无法说明该表达式的意思。
除此之外，笔者也不太明白，为什么“是是”就不符合中文表达，而“存在是”却符合中文表达呢？“兴文”的意思似乎是说，“存在是”中的“是”乃是动词，而“是”做动词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是是”中第二个“是”为什么就不可以是动词，因而也是可理解的呢？结合“兴文”关于语法的论述，似乎“是是”没有体现“das Sein ist”这个表达式中名词和动词的区别和联系，因为看不出这两个“是”的名词和动词的区别。假如这是“兴文”的意思，那么在笔者看来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把它翻译为“是乃是”不就可以了吗？字面上非常清楚，后一个“是”乃是动词，前一个“是”则是名词，至少肯定不是动词。这样名词和动词不就区别开了吗？难道这样还会不符合中文吗？如果认为这样还不能理解，那么在后面加注原文，即“是乃是(das Sein ist)”还不行吗？在这里，理解是第一位的，翻译是第二位的。因此翻译一定要有助于理解，尤其是对原文的理解。
围绕母语语感，“兴文”在对笔者的批评中还讨论了一个具体的例子。“像‘狗是在花园里’——德语原文为Der Hund ist im Garden——这样的译文，就不是正常的翻译。在日常的(正常的)语境里，我们总是会问‘狗在哪儿？’——答曰‘狗在花园里’，而不至于问‘狗是在哪儿？’——答曰‘狗是在花园里呀’。……我们认为，学术文本的翻译，尊重母语语感的恰当性和表达的自然性应该是一项基本的要求。”(15)
“兴文”认为，“狗是在花园里”不是正常的翻译，因为在日常交流中不这样说，而只说“狗在花园里”。姑且不论这种说法是不是有道理，比如日常交流或文学作品中是不是没有或不可以有这样的表达，人们是不是就理解不了这样的表达，问题在于海德格尔举这个例子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他以这个句子所要说明的究竟是什么？
这个例子是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探讨Sein时举的14个例子之一。围绕这14个例子的前后说明如下：“如果我们现在着手一试说Sein，因为我们总是而且归根到底是要以一定方式来着手的，那么我们就试着去注意在此说中所说的Sein本身。我们选用一种简单而常用而且几乎是信口随便的说，这样说时Sein就被说成一个词形，这个词形又是这样的层出不穷，以至于我们几乎不会注意这回事了。……每一例中这个‘ist’的意思都不一样。”(16)
省略号处就是那14个含ist的例子。最后一句很清楚地表明，所说例子中的“ist”意思不同，并且，这14个句子都有一个“ist”。省略号前一段是关于Sein一词的理论性说明。谈到了它是一个词及其使用方式简单常用、信口随便，因而我们不注意它。由此可见，这14个例子有一个明显作用：为前一段的Sein及其论述提供说明。而它们之所以能够起到说明作用，就在于它们每一个都含有“ist”。因为Sein是名词，它由动词演变而来，而ist乃是其中一种动词形式。因此这些含动词ist的具体例子可以说明这个名词的Sein。或者，海德格尔本人希望可以通过它们来说明Sein。前文已提及，在“一切命题中”“都用得着‘Sein’”，“简单而常用而且几乎是信口随便的说”，但是二者都表达了普遍性。这就说明海德格尔关于Sein的认识，尤其是关于其名词与动词关系的认识，乃是一致的。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笔者提出：究竟是应该把这14个例子中的ist都翻译出来，并且都译为“是”好呢，还是把它们有的翻译为“存在”，有的翻译为“在”，有的翻译为“是”好呢？难道Der Hund ist im Garden这个德文句子中的ist不是Sein的动词形式吗？难道名词的Sein不是从ist以及其他动词形式演变而来的吗？当以包含ist这个动词的句子来说明Sein的时候，从理解海德格尔的思想出发，难道不应该把ist翻译出来吗？难道其中ist不应该被翻译为系词吗？“狗是在花园里”是否符合汉语语感，乃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它无疑是一个明白的汉语句子，而且与海德格尔的举例相对应，也符合他的表述，因而对理解其思想是有帮助的。
四、 也谈being的翻译原则
在探讨being及其相关问题时，人们常常会谈论翻译原则。陈嘉映认为：“一个译名原则上应该能够在翻译所有哲学著作乃至翻译所有原文的场合都通行。”(17)笔者赞同这种看法，这也是笔者赞同一“是”到底的原因之一。一“是”到底与“兴文”的翻译要求并不矛盾。
根据“兴文”的第一条要求，译名要符合原词词义，要与原词对应。从前面的讨论可以看出，“是”恰恰符合being一词的词义，恰恰与being对应。不仅在动词的意义上是这样，在名词的意义上也是如此。与此相对，“存在”无法满足这种要求。这是因为，在动词的意义上，它无法与being对应，因为它不是系词，因而体现不出其系词的作用和含义。而在名词的意义上，它也无法与being相对应，因为它不是系词，体现不出being的动名词含义，即其由系词演变而来的含义。根据“兴文”的第二条要求，译名要符合母语语感。“是”乃是汉语中的日常用语，不是谁生造出来的词，因此没有不符合母语语感的问题。“兴文”用来说明的一些例子，如“是是”、“是不是”，却是它自己的造句。笔者曾说明，如果把“是是”翻译为“是乃是”，就不会有“兴文”所说的问题。
谈论翻译的母语语感，笔者认为有必要指出，一定要以理解和有助于理解原文为前提，因为我们是在讨论西方哲学。人们认为“是乃是”、“上帝是”这样的句子在中文中很别扭，是有道理的。但是由此批评“是”的翻译有问题则是另一回事。我们应该看到，与其对应的das Sein ist、Gott ist，在外文中也是不自然的。所以，“是乃是”、“上帝是”这种中文翻译不符合语感，恰恰体现了其相应外文的不符合语感，因而恰恰是正确的翻译。“上帝存在”在字面上倒是符合中文语感，但是它不符合第一条要求，因为它没有把其相应外文的不符合语感翻译出来。(18)
基于以上讨论，现在我们可以回答一个至此尚未正面回答的问题：中文“是”能不能做名词？“兴文”提到：“如若按照‘是’派的做法，把康德的存在论题‘显然，存在不是一个实在的谓词’(Sein ist offenbar kein reales Pr
这里明确指出“是”的翻译没有区别名词和动词，因此是在语法层面上做出的批评。字面上看，“是不是”确实有歧义，它可以是一个疑问表达式。在笔者看来，前面关于“是是”所有相关讨论也适用于“是不是”。一如“是是”可以修正为“是乃是”，“是不是”也可以修正为“是并非是”或“‘是’不是”。后者同样区别出名词和动词。而就康德这句话而言，国内已有好几个译本，但是没有一个是像“兴文”那样翻译的。比如，“‘是’(Sein，又译‘存在’)显然不是一个实在的述项”；(20)“‘是’显然不是什么实在的谓词”；(21)“‘是’显然不是实在的谓词”，(22)等等。“兴文”认为，以“是”加引号来翻译Sein，“只能说是一种权宜之计”。(23)为什么是权宜之计，文中没有说。既然如此，去掉引号难道就不能翻译了吗？比如译为“是显然不是实在的谓词”。(24)让我们比较下面三个译句：a.显然，是不是一个实在的谓词。b.“是”显然不是什么实在的谓词。c.是显然不是实在的谓词。
明显有问题的是a，因为其中“是不是”这个表达式有歧义。b无疑没有这样的问题，因为其中没有出现“是不是”，因而避免了它所带来的歧义。这至少说明，a的问题是造句的问题，而不是“是”这个译名所带来的问题。那么，c既没有出现“是不是”这个表达式，又没有使用引号，是不是既避免了“兴文”造句的歧义，又避免了“兴文”的批评呢？笔者认为这样毫无问题。非常明显，c中出现两个“是”，前一个是名词，后一个是动词。或者说，前一个“是”位于主语，后一个“是”位于谓语，而按照汉语的习惯，主语位置的词可以是名词，谓语位置的词可以是动词。从语法的角度，我们可以区别c中的两个“是”，而从语感的角度，我们也可以区别其中的两个“是”。
笔者认为，b的翻译其实是一样的。它表明，译者充分认识到康德所谈论的乃是“是”，而不是“存在”，他们还认识到，加引号的翻译，不仅区别出所谈论的东西［前一个“是”(Sein)］与谈论中所使用的东西［后一个“是”(ist)］，而且也与康德的德文表达相对应。在笔者看来，翻译being，理解是第一位的，理解了，如何翻译确实还有翻译技巧的问题。
有人可能会说，以上说明依赖于c中的句子结构，其前后两个“是”的区别充其量只是区别出它们在句子中所处的不同位置，由此并不能说明“是”这个词本身就是名词。若是换一个例子，比如Sein und Zeit，情况就会不同。若是把它翻译为《是与时间》，如何能够认识到其中的“是”乃是名词呢？
这里有两个问题。其一，我们讨论的前提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因此首先要考虑的是，书名中的Sein固然是名词，但是它有系词的含义。如今把它翻译为《存在与时间》，系词含义没有了。而若把它翻译为《是与时间》，则字面上保留了系词含义，由此体现出该书所涵盖和可能所涵盖的内容，书中关于系词的讨论也会得到相应的理解和认识。其二，从语法和语感的角度看，《是与时间》中的“是”不会是动词。其中的“与”是一个连词，按照通常的语法习惯，连词连接的是两个相同的表达式，比如两个名词、形容词、副词、动词、介词等等。语法如此，语感也是如此，因为语感来自通常的语言使用方式，与其通常的语法是一致的。如果仍然觉得这个译名会造成名词和动词的歧义，因为前者是一个字，而后者是两个字，那么把它翻译为《是与时》不就可以了吗？
我们无疑可以识别句子和书名中以名词形式出现的“是”。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是”也是名词呢？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语言是发展的，对语言的认识也是发展的，因此关于语言的理论也是逐渐形成并且不断发展变化的。无论将来汉语的语法书和辞典如何撰写，至少在汉语哲学著作和讨论中，“是”已经作为名词出现并使用了。而且，这种名词形式的“是”的加入，围绕它所形成的理解和认识，以及由此带来的讨论，不仅没有而且也不会破坏汉语学术讨论的语境，反而已经并且确实拓展和深化了我们关于being及其相关概念的认识，因而促进了国内西方哲学研究的发展。
笔者认为being一词有系词和存在含义，或者说“是”一词有系词含义和存在含义；但是反对说“存在”一词有系词含义和存在含义，因为“存在”一词没有系词含义。因此，在关于being的哲学讨论中，始终有一个翻译和解释的问题。翻译being这个词与解释它的含义乃是两回事。在笔者看来，翻译原则体现在：首先，being的中译名应该体现该词的字面意义，即与“兴文”说的对应性相符合。其二，该译名应该在关于being的讨论中贯彻始终，并且能够贯彻始终，即符合陈嘉映的观点。只有“是”一词可以满足这两条。因此应该以“是”来翻译being，并且要做这样的理解。做到这一点，不仅不会对讨论西方哲学造成困难，而且会更加有助于我们的理解。比如关于being的系词含义和存在含义的讨论，前者一定涉及“S是P”这种句式，由此就会涉及与其相应的看法和理论，而后者往往会涉及“上帝是”及其相应的内容。
以上两条主要是就翻译和理解being而言的。就翻译本身而言，确实有一个如何使中文明白易懂的问题，即“兴文”说的符合母语语感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翻译的自身特点，包括一些翻译的技巧。笔者认为我们中国人有足够的能力用汉语来表达和把握有关being的问题，关键在于突破尚有欠缺的知识结构，超越固有的狭隘眼界。技术方法总是可以不断改进的，像“是是”、“是不是”这样的表达完全是可以不出现的。
【注释】
①如今人们认为笔者是“一‘是’到底论”的代表。其实，“一‘是’到底论”并不是笔者提出来的。一些关于“是”的主张也不是笔者所考虑的。笔者仍然采用“本体论”、“本质”这些术语。在笔者看来，谈论“本体论”的场合，一般不会涉及理解的问题，因此不必修正它为“是论”，当然也更不会考虑把它修正为“存在论”。笔者一直主张，在西方哲学讨论中，应该把being翻译为“是”，应该在“是”的意义上理解being及相关概念，并且把这种理解贯彻始终。为了讨论的方便，这里借用一“是”到底(论)这种说法表示自己的观点。
②孙周兴：《存在与超越：西方哲学汉译的困境及其语言哲学意蕴》，《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第29页。
③孙周兴：《存在与超越：西方哲学汉译的困境及其语言哲学意蕴》，《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第30页。
④参见王力：《汉语语法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94页。
⑤孙周兴：《存在与超越：西方哲学汉译的困境及其语言哲学意蕴》，《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第31页，注⑤。
⑥参见王路：《读不懂的西方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序”，第1页。
⑦参见王路：《读不懂的西方哲学》，“序”，第1页。
⑧其实，即使being一词本身也有起系词作用的时候。比如“Being your friend is my honor”中的主语“Being your friend”是一个分词短语，它是“I am your friend”的表达，因而其中的being乃是“am”的相应表达，形式是分词，起系词作用。又比如，“Being awake, he thought a lot”中的“being awake”是一个分词从句，相应的表达乃是“he was awake”，该从句中的being也起系词作用。
⑨孙周兴：《存在与超越：西方哲学汉译的困境及其语言哲学意蕴》，《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第30页。
⑩孙周兴：《存在与超越：西方哲学汉译的困境及其语言哲学意蕴》，《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第31－32页。
(11)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494页；中译文有改动，参见M. Heidegger, Einführung in die Metaphysik, Tü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1958, S. 42. 这段话的原译出自熊伟先生，孙周兴在选编时把其中的一些“在”改为“存在”。关于这段译文笔者曾做过详细讨论(参见王路：《“在”、“存在”与“是”——纪念熊伟先生诞辰100周年》，《清华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这里不再重复。本文只讨论其中有关名词与动词关系的论述。
(1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熊伟校，陈嘉映修订，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5页。中译文有改动，参见M.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1986, S. 4.
(13)关于这段译文以及其他相关译文中的问题，即由“存在/是”这种翻译带来的问题，笔者曾做过详细分析和讨论。参见王路：《解读〈存在与时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11、67—69页。
(14)孙周兴：《存在与超越：西方哲学汉译的困境及其语言哲学意蕴》，《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第32页。
(15)孙周兴：《存在与超越：西方哲学汉译的困境及其语言哲学意蕴》，《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第33页。
(16)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9页。译文有改动，参见M. Heidegger, Einführung in die Metaphysik, S. 67-68.
(17,)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501页。
(18)“兴文”没有讨论“上帝存在”这个句子，只是批评说“上帝是”没有把Gott ist中的“存在”含义翻译出来(参见“兴文”第33页)。笔者曾多次深入讨论过该句子(例如王路：《读不懂的西方哲学》，第290—301页)，因此这里不做更多讨论。
(19)孙周兴：《存在与超越：西方哲学汉译的困境及其语言哲学意蕴》，《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第31页。
(20)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韦卓民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35页。
(21)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76页。
(2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69页。
(23)孙周兴：《存在与超越：西方哲学汉译的困境及其语言哲学意蕴》，《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第31页，注④。
(24)这是笔者在讨论中使用的翻译。参见王路：《康德的“‘是’不是谓词”之说》，《外国哲学》第2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4期。录入编辑：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