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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立华 姜桂栩】人的有限性与上帝的可能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是世界文学史上最复杂的文学现象之一。他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及其作品丰厚的宗教哲学内涵,为多角度解读他的小说提供了可能。在不同的话语系统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这为我们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提供了有益的参照。然而,由于思维习惯定式的制约,在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主题时,也存在着忽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复调特性,而把小说主题独白化的危险。本文尝试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主题作对话式解读,以求把握他作品中那种莫名的痛苦、骚动与不安。
一、主题在对话中展开
著名理论家巴赫金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创造了一个复调世界,突破了“基本上属于独白型(单旋律)的已经定型的欧洲小说模式”[1](P30)。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特点的精彩论述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的主题,不是由作者的主观倾向性表现出来的,不是由某一个人物体现出来的,而是在众多独立意识的对话中产生的。对话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形态,是思想存在的真正领域。个体的思想无论多么复杂多么激烈,也只有在与他人的对话中才可能获得价值评估,他的个体话语才有意义。“思想不是生活在孤立的个人意识之中”,“恰是在不同的声音、不同意识互相交往的联接点上,思想才得以产生并开始生活。”[1](P132)因此可以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众多声音之间的对话生成了小说的主题意义,或者说小说主题以对话方式存在于人物讨论的话题中。所以,要真正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巨大主题,就必须倾听各种声音之间的对话,弄明白他们讨论的共同话题。
巴赫金曾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世界比喻为教堂:“它象征着互不融合的心灵进行交往。聚集到这里的既有犯了罪过的人,又有严守教规的人。这或许可能是但丁世界的形象,在这里多元化变成了永恒的现象,既有不思改悔的人又有忏悔者,既有受到惩罚的人,又有得到拯救的人。”[1](P57)巴赫金的生动比喻不仅揭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宗教内涵,而且概括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人物共同的精神向度:寻求拯救。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世界就是一座艺术大教堂,它以其博大的宽容容纳了各色各样的人物:有天使般虔诚的信徒,有恶魔般堕落的恶棍,也有改悔的杀人凶手,更有反叛的无神论者,他们构成了一个善与恶、虔诚的基督徒与杀人犯、恶人与善人共生共存的世界。在个艺术世界中,无论是贵族、平民知识分子,还是普通老百姓,每个人都像是一个“哲学家”,进行着人生与社会的苦苦思索。为了寻找真理,他们进行着各种尝试,如《罪与罚》[2]中的拉斯柯尼科夫执着于超人哲学的探讨与实践;《卡拉马佐夫兄弟》[3]中的伊凡宣扬“上帝不在,百事可为”的理性原则;《白痴》[4]中的罗果静们沉溺于感官享乐而自得。这些作品中的另一类人物如索尼娅、梅思金公爵、阿辽沙等却始终恪守着基督的博爱原则与受难精神。这些不同的人物之间进行着公开的或潜在的辩论与交流,每个人的理论都受到别人的质疑与挑战,而对话双方的观点又都面对着现实的考验与质问。他们的灵魂在善与恶的抉择中饱受煎熬,他们“因为关注惟一的主题,询问惟一的问题而彼此澄清,彼此解释”[5],这个问题就是:究竟谁是真理?究竟谁能拯救世界?可以说,寻求拯救的话题为人物提供了一个平等对话的平台,并将这些人物结合成一个整体。在不同声音的对话中,“寻求拯救”获得了主题意义。
 “寻求拯救”是19世纪俄罗斯的时代课题。19世纪中叶,俄国处于由农奴制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期,民主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各种社会思潮如西欧主义、斯拉夫主义、革命民主主义等纷繁迭出。同时,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把传统的价值观念冲得七零八落,人们的精神彷徨不安。在此情况下,俄国的知识分子们进行着紧张的精神探索,思考着俄国的未来。而俄国是个信仰东正教的国家,俄罗斯人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担负着拯救人类的义务”,所以,“救世主义贯穿于整个俄罗斯的思想史”[6](P6),也浓浓地沉淀于俄罗斯文学史中。就此可以看出,血管里流淌着救世精神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拯救主题既来自他对生活苦难的生存体验,也来自他对宗教信仰的深度思考,他小说中的拯救主题也就必然向着社会现实与宗教精神两个向度敞开。概括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人物获救的渴望指向两个向度:一是改变现存生活处境;一是精神获得新生。使人获救也有两个向度:一是靠人自身的力量:一是靠上帝的恩典。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拯救主题就在这二维思考中展开。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大型对话框架是由两类人物构建的:一类是怀疑或不信上帝的人如拉斯柯尼科夫、伊凡等,他们是社会上各种理论学说的代表;一类是笃信上帝的人如索尼娅、梅思金、阿辽沙等,他们体现着基督精神。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杀人、弑父等一个个典型事件把各类人物组织在一起,在他们的相互对话与辩驳中,在现实生活的检验中,他考察着人的可能性与上帝信仰的意义。于是,陀思妥耶夫斯斯基的小说呈现出有别于他人的独特景观:在基督教精神的质疑下考察人的可能性;在人的质疑下考察上帝的可能性。
二、人的有限性
人之渴望拯救是因为人生存于一个充满苦难的世界:善良的人生活贫困,忍饥挨饿;无辜少女被地主、将军、有钱的暴发户当作商品买卖、玩弄;穷人像“被人用扫帚扫出去”一样人格贬值,生活屈辱,处于走投无路的窘迫境地;贪婪自私的恶人如卢仁、斯维德洛夫、托慈基之流,不仅以卑鄙手段搜刮钱财,还无耻地残害妇女;老卡拉马佐夫无恶不作,他霸占妻子的财产,强奸乞丐疯女,为争夺情妇与儿子打得不可开交。面对这样一个苦难重重、混乱不堪的世界,人将如何选择呢?
《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尼科夫选择了超人哲学。拉斯柯尼科夫是一个大学生,因家境贫寒被迫辍学。社会的不公激起了他的愤怒与对传统观念的怀疑,使他丧失了对爱的信仰,用拉祖米欣的话说:“他谁也不爱,也许他永远也不会爱任何人”。他认为:根据自然法则,人一般地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低等人(平凡的人),这类人只是繁殖同类的材料;一类是名符其实的人,也就是“超人”,有权为了实现自己拯救全人类的思想超越某些障碍,甚至流血杀人。人类的恩主和领袖大部分都是嗜血成性的罪犯,像拿破仑等,正是这些人推动世界,带领世界走向目的地,直到建成新耶路撒冷。“拉斯柯尔尼科夫所主张的那种新的(在他自己看来)道德规范的意义就在于,这种道德规范承认个别‘不平凡的人物’、‘命运主宰者’有权自由地、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即使流血和作恶也在所不惜。”[7](P13)在这种超人道德理论的支撑下,为了拯救社会,也为了成为拿破仑式的人物,他杀死了贪婪凶狠的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同时杀死了偶然回家的老太婆的妹妹丽萨维塔。拉斯柯尼科夫在杀死老太婆的同时杀害了善良的丽萨维塔,这个情节看似偶然,却同样含义深远,它说明暴力在除恶的同时也制造新的恶,并不能根除恶。在现实社会中,善恶往往是并存的,暴力一旦实施,就必然会伤及无辜。如果说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制止了她继续盘剥穷人,昭示着暴力除恶有一定的社会价值,丽萨维塔之死的情节却以逻辑力量否定了用暴力手段消除恶的伦理价值。杀人本是为了张扬善,结果却把善也杀死了,那么,背离了目的的手段还有什么意义?丽萨维塔之死彻底否定了暴力救世的伦理价值。
拉斯柯尼科夫以恶抗恶的行为不仅没有拯救世界,也没有给自己找到出路。有一次他梦见用斧头砍老太婆,却怎么也砍不死,由此他意识到,他杀死的不是放高利贷的老太婆,而是杀死了自己,也就是杀死了人之为人的原则。“我没有杀人,我杀死的是原则!原则倒是被我杀死了,但是我并没有跨过去,我仍旧停留在这一边。”他无权越过人类的障碍,自己不过是只虱子。为此,他承受了双重的痛苦:破坏了人类的自然法则,必将被人类弃绝;违反了上帝的法则,也必将受到良心的审判。人既不能承受“生命之轻”,更不能承担他人生命责任之“重”。终于,他向警察自首,带上索尼娅的十字架去西伯利亚时,他向人类的道德法则认了罪:“上帝的真理和人间的准则取得了胜利……罪犯决定以承受痛苦来赎自己的罪。”[8](P321)
拉斯柯尼科夫企图以行动区别于他人,确立自我,结果没有成为他想成为的人类恩主,反而成了一个杀人犯。他想从历史与现实中寻找杀人的依据,以取得心理的平衡,结果却饱受良心的折磨:“自我的追寻总是以难以满足的悖论而告结束。”[5]这是现代人无可逃避的悲剧。
小说《群魔》继续着拉斯柯尼科夫的主题。《群魔》以真人真事为原型,描写一个无政府主义五人小组的成员沙托夫想退出该组织,以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为首的小组成员因担心沙托夫向当局告密而杀害了他。如果说,拉斯柯尼科夫杀人因为有着个人的因素而缺少伦理上的辩护,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们却是真诚地想为人民谋出路的“革命者”,为了“革命”事业他们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他们杀死想退出组织的同伴绝无半点个人私利的考虑,而是为了他们从事的共同事业。那么,以人民的名义就可以为所欲为吗?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作恶更叫人感到可怕,因为作恶的人认识不到是在作恶,还以为是在行善。“使人感到可怕的也正是在于我们国家中可以作出最下流和卑鄙行为,同时也并非永远是一个恶棍![8](P172)这是俄国的灾难,也是人类的灾难,因为它混淆了是非善恶的界限。他认为:“以是否忠于自己的信念来确定德行是不够的。还应该不断引起自己思考一个问题:我的信念是否正确?对它的检验只有一种———基督。”“缺乏上帝的良心是可怕的,它会堕落到最不道德的程度。”[8](P388)失去以上帝为本位的价值观照,崇高的目的也会因此而走向自己的反面。这部作品在更深的层次上揭示了人的有限性,用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的话说就是:“人一旦失去上帝,他就会被群魔附身。”[5]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凡对人的自信比之拉斯柯尼科夫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怀疑阿辽沙信奉的上帝,以恶的存在否定上帝的存在,认为没有灵魂不死,没有来世,没有绝对标准,人就是“人神”,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为所欲为。结果在他的理论影响下,老卡拉马佐夫被自己的私生子斯美尔佳科夫杀死。老卡拉马佐夫虽然是个恶棍,但父亲是生命的给予者,儿子杀死父亲违背了人类最基本的生命法则,因此,伊凡由于不堪承担弑父的罪恶而陷入精神崩溃。人企图做“人神”的狂傲在生命法则面前碰得粉碎。
无论拉斯柯尼科夫、伊凡等人的理论主张是什么,他们的精神悲剧的共同点是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人失去对上帝的信仰,意味着人失去了道德感,失去了做人的方向。在价值缺失的状态下,人生也就失去了意义。“一旦人灵魂中的源初形象消逝,灵魂中不再有上帝,人的形象也就分崩离析了。”[9](P267)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各种声音的对话完成了对拉斯柯尼科夫们道德上的有罪认定;人不能取代上帝实现自我拯救的情节,昭示了人的有限性。但是,现实生活中的苦难永远存在的事实却给予拉斯柯尼科夫们的理论提供着合理的支持,不管作者的主观意图是什么,小说对于人自我拯救的有限性认定是带着许多没有答案的问号的。
三、上帝的可能性
在与拉斯柯尼科夫的对话中,彰显出索尼娅所持守的博爱精神的崇高与伟大。与此同时,索尼娅体现出的十字架精神也不断受到试探与考验。索尼娅为了父母弟妹不被饿死当了妓女,受尽了屈辱却从无怨言。马美拉多夫曾说:“怜悯一切人的那个人才会怜悯我们。他是无人不知,无事不晓的,他是唯一的主,他才是法官。”他将要审判一切人,赦免一切人,赦免索尼娅。“上帝,愿您的天国降临吧!”然而,天国并没有降临,上帝没有在改变现实中显现。索尼娅的父亲死了,继母疯了,她的牺牲无法改变家庭的困境。现实生活对上帝的信仰投去了怀疑的目光。
索尼娅的牺牲没能挽救全家,她的信仰在现实的诘问面前显得如此软弱无力,但索尼娅并不为此而放弃信仰,她自己背负着沉重的苦难却还悲悯着拉斯柯尼科夫,自愿与他一起去西伯利亚。索尼娅悲悯苦难,执着于苦难的承担,那么受难的意义何在?索尼娅的父亲死后,拉斯柯尼科夫说,卡捷琳娜会病死,索尼娅的妹妹波琳卡也会走上索尼娅的道路,索尼娅说:“上帝是决不会允许这种可怕的事情发生的!”拉斯柯尼拉夫说:“也许根本就没有上帝呢?”索尼娅痛苦得无言以答。拉斯柯尼科夫问:“你经常向上帝祈祷吗?”索尼娅说:“没有上帝我怎么成呢?”这些对话使拉斯柯尼科夫认识到,虽然他与索尼娅都违反了上帝的训诫,都有罪,但索尼娅是为了爱别人而对自己犯罪,拉斯柯尼科夫却是因为恨而对别人犯罪。所以对继母与弟妹的爱给索尼娅活着的勇气,上帝赋予索尼娅的受苦以崇高意义,拉斯柯尼科夫无忏悔的烦恼却缺乏价值内涵。因此,拉斯柯尼科夫跪在索尼娅面前,:“向人类的一切苦难下跪。”
索尼娅知道拉斯柯尼科夫杀人的事之后,哭着拥抱他,:“现在全世界没有,没有一个人比你更不幸的了!”并要与他一起去西伯利亚。受尽苦难的索尼娅以博大的悲悯情怀,选择与他人一同受苦,一同担当苦难,体现了十字架精神的真谛,追求超人价值观的拉斯柯尼科夫为此而深深感动,一种生疏已久的感情像潮水般涌上他的心头,使他的心一下子软化了。索尼娅让拉斯柯尼科夫到大街上大声说出自己杀了人,去忏悔,去自首,“去受苦,用痛苦来赎罪”。警官波尔费利也对他说:“受难也是一件好事。那么,您就去受难吧。”“受难是一件伟大的事情……在受难中有理想。”让他为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以便伸张正义。杜尼娅也对他说:“你愿意去受难,难道不是已经把你的罪行洗清了一半吗?”这些声音对受难的意义作了明确的阐释:受难是灵魂的炼狱,通过受难忏悔罪恶,获得新生。
在《白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了基督式的完美人物梅思金公爵。梅思金单纯善良,对世人怀着满腔热爱,他从瑞士来到彼得堡,看到彼得堡的体面人物正在进行一桩罪恶的交易:地主托慈基为了娶叶潘钦将军的女儿,正要把他享用了几十年的美丽的娜司泰谢“卖给”将军作情妇。为了掩人耳目,将军的秘书笳纳将娶娜司泰谢。商人罗果静早就对娜司泰谢垂涎三尺,他要出10万卢布买下娜司泰谢。从小就被托慈基当作玩物的娜司泰谢为此痛苦万分,她疯狂地向这些侮辱她的大人物们寻求报复,公开嘲笑他们的无耻。梅思金公爵提出与娜司泰谢结婚,想把她从罪恶的漩涡里救出来。在梅思金的博爱、同情、怜悯之中,娜司泰谢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人。在梅思金的感召下,她内心产生了爱。为了不亵渎神圣,为了不给梅思金造成伤害,娜司泰谢选择了跟随罗果静走,结果被罗果静杀死。娜司泰谢以自己的毁灭选择了对世界的抗争,也完成了自己的救赎。梅思金的博爱没有能拯救娜司泰谢的生命,还伤害了无辜的阿格拉耶小姐,梅思金失望地回到瑞士去了。面对现实的罪恶,在博爱与享乐原则的对话与较量中,基督精神又一次显得无可奈何。但是,娜司泰谢心灵的得救,从另一个维度昭示了基督的完美与博爱精神的伟大。“基督并非总是外在的、具有客观联系的权威,而是使人得到彻底解救、使人摆脱一切限制的内在真理。”[10](P89)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阿辽沙像梅思金一样,为了拯救世界,离开修道院,在世俗的人们中间传播福音。自私、贪婪的老卡拉马佐夫与长子德米特里为了争夺一个情妇互相仇视;德米特里的未婚妻卡捷琳娜受伤的自尊心一再受到伤害;格鲁申卡怀着曾被抛弃的怨恨玩着耍弄别人的游戏……面对这样一个充满罪恶的混乱世界,阿辽沙保守着自己的信仰,用一颗宽容博大的心对待每一个人,给予他们精神安慰,希望他们消除仇恨,彼此和解。哥哥伊凡宣扬“上帝不在,百事可为”,阿辽沙与哥哥展开辩论,企图阻止悲剧发生,但弑父的事还是发生了。结果,斯美佳科夫杀死了父亲后自杀了,伊凡精神崩溃了,只有被误认为杀父凶手而被捕入狱的德米特里,经过苦难的磨练皈依了上帝,获得了新生。
综上所述,索尼娅、梅思金、阿辽沙以实践着的十字架精神,引领拉斯柯尼科夫、德米特里等人走上精神回归之路,展现了人在上帝中获救的无限可能性。但是,索尼娅的父亲死了,继母疯了,娜司泰谢被杀了,弑父的事情发生了,上帝拯救的主题始终受到现实生活的质疑。《罪与罚》中拉斯柯尼科夫在自首前愤怒地说:“我杀死了一只可恶的、有害的、对谁也没有用处的虱子,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她吸穷人的血,杀了她,就是有四十桩罪也应该被赦免,这是犯罪吗?”“大家都杀人,在世界上,现在杀人,过去也杀人,血像瀑布一样的流,像香槟酒一样的流,为了这,有人在神殿里被戴上桂冠,以后又被称作人类的恩主。”“可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用炸弹炸死人,用正规的包围杀害大批的人就是一种比较可敬的方式呢?”历史充斥着暴力与血腥,强力意志左右着历史的走向,这是存在着的事实。作者让拉斯柯尼科夫用不可更改的历史为自己辩护,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质疑超人哲学的同时又怀疑着这种质疑;作者就此也把索尼娅信奉的基督精神置于历史的怀疑目光里,因为索尼娅不仅生存在现实中,也生存在历史里。
现实与历史对信仰的质疑揭示了人的信仰的存在状态:人追求天国,但并不生活于天国。信仰是在现实中生活的人的信仰,只要信仰就必然受到生活本身的质疑。自从基督教诞生以来,对上帝的质疑就从未间断过。在质疑中信仰也许正是人真正的信仰状态,通过否定走向信仰正是人的信仰之旅。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道德的典范和理想在我这里只有一个———基督。”[8](P388)然而“我不是像小孩子那样信奉基督并宣扬他,我的颂扬是经过了怀疑的巨大考验的。”[8](P390)对信仰的渴望曾使他经历了巨大的折磨。也就是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基督的信仰不是盲目的,而是经过了辩证的思想考验的。盲目的信仰是盲从,经过怀疑考验的信仰才是有个性的信仰;每个人的信仰之路都是通过善与恶的选择自己走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信仰与人的个性自由达成了一致。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小说再现了他个人的信仰之路,再现了他经历巨大考验的心路历程。陀思妥耶夫斯基探索怎么办的孜孜以求的精神,倾听别人的声音的胸怀,与别人的交流与对话的勇敢,将给行进在寻求真理之路上的人们以永远的启迪。
四、结语
现实以历史的存在方式向上帝投注着怀疑的目光,人的道德追求又以精神的存在方式质疑着人对上帝的背叛,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有人选择善,也有人会选择恶,这是人性使然,历史必然。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存在着,发展着。正是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叉点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展开了关于人的拯救的思考,从而使杀人、弑父等情节有了更广阔的思想张力与深度,使小说的拯救主题从关注个人的灵魂,扩展到俄罗斯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命运。对个体的拯救而言,上帝信仰提供了无限可能性,但小说对于人的可能性与上帝的可能性考察并没有完成。小说中对话的这种未完成状态,正昭示了真理的开放性、发展性。
【参考文献】
[1]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白春林,顾亚铃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2] []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M].朱海观,王汶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3]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M].耿济之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 []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M].耿济之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5] [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Z].袁筱一译.外国文艺,2004, (1):112-131.
[6] 汪建钊.编者前言:人的精神拯救[A].汪建钊.别尔嘉耶夫集[C].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
[7] []格·米·弗里德连杰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M].施元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8] []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M].冯增义,徐振亚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
[9] 汪建钊编选.别尔嘉耶夫集[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
[10] []叶夫多基莫夫.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M].杨德友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原载《齐鲁学刊》,2007年第5期。录入编辑  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