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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成兵】对杜威《哲学复兴的需要》中经验观念的理解

毫无疑问,约翰·杜威(John Dewey)是美国古典实用主义哲学的核心人物与集大成者,是实用主义神圣家族的家长。有学者提出,“在美国思想走向成熟的年代,杜威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无人可以比拟”①。有学者认为,就杜威的学术、社会影响而言,正是杜威的工作,使得实用主义走向学术上的成熟、历史性的宽泛性和政治上的参与性。②有学者甚至确信,杜威不仅仅等在分析哲学所走的辩证道路的终点,而且也已经到达了诸如福柯和德勒兹那些人目前所走道路的终点。由复旦大学“杜威中心”组织的《杜威全集》(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的翻译及出版工作已经基本完成,这自然会为我国学术界理解杜威这位著述众多、影响深远、风格独特、语言晦涩难瞳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提供了极大便利。

近年来,笔者比较关注国外学术界关于杜威哲学研究的动态,且一直坚持认为,有必要在当代学术语境中加强对杜威哲学意义的研究。同时,作为研究者,笔者自己切身体会到,杜威哲学是一个具有极大学术难度的研究课题,甚至可以说,与对现代西方哲学其他一些学派的研究相比,对杜威哲学的研究面临着更为独特的学术挑战。比如,就文本而言,杜威是一位高产哲人,长达70多年的写作、研究和讲演,使他留下了大量作品。除了已经出版的37卷《杜威全集》(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之外,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杜威研究中心”最近一些年还陆续出版了《杜威书信集》《杜威课堂讲演录》等文献。然而,笔者认为,即便我们进入了杜威的文本,也难以从中找到研究重点和连贯性,我们如果一味跟着杜威文本走,进入杜威的哲学叙事,那么,最后可能会淹没在文献中。与此相关,对于初步接触杜威哲学的人们而言,杜威的作品看上去简单、透明,他极少使用专业特色强烈和个人色彩浓厚的哲学词汇,更不刻意构造新的专业术语,甚至尽可能少地使用引文,这样,杜威哲学似乎没有什么挑战,不过,在笔者看来,一旦我们真正进入杜威的哲学世界,就会体会到,研究杜威哲学是一个很难深入的工作,我们往往苦于找不到杜威哲学路线图,往往因为缺少进入杜威哲学的路标或望而却步,或无处发力,或倍感焦虑。

确实,杜威哲学就像一个思想迷宫。我个人甚至更倾向于认为,作为一位长寿(1859-1952)而多产的学者,杜威在其所涉足的领域中均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究工作,最终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难以进入的学术整体。在此,我们可以借用美国实用主义研究专家约翰·麦克德默特(John J.McDermott)的比喻:就杜威毕生所从事的探究工作来说,杜威的哲学遗产就是一张苦心经营、精心编织的蜘蛛网。杜威本人对这张网的接头、支点、轮廓和面貌等了如指掌,他自己可以在这张网上轻盈地上下翻飞、进出自如。然而,那些力图穿过这张看上去简单、透明、安全大网或试图给这张大网绘制出路线图的人,往往面临着被它永久粘住的危险。③

因此,在充分认识到研究杜威哲学思想的当代意义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同时,我们也要清楚地意识到这项研究工作本身具有的学术难度。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这种学术难度和挑战首先来自对研究路径的选择和研究范式的重新思考。由此,有必要选取对杜威哲学之网起关键和支撑作用的若干支点,在当代学术语境中进行分析并逐渐从中摸索出一些方法论的启示,进而展现进入杜威哲学迷宫的通道和路线图,最终努力建构一个立体的、合逻辑的有内在关联的杜威思想整体。

这样,在当代学术语境中研究杜威哲学,面临着来自两个方面的难题:首先,准确找出能够反映杜威哲学核心见解的、起到思想支点作用的关键观念。其次,追溯这个思想点的发展逻辑,考察这个思想点的演变轨迹,在杜威个人思想史、理智发展史以及实用主义乃至西方哲学发展史中呈现杜威思想支点的线条。坦白地说,如何在杜威多样而庞杂的思想整体中寻找到思想支点,怎样在杜威反体系化的哲学风格中清理出杜威思想支点发展的线索,是困扰笔者多年的难题。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初步研读,笔者确信,杜威被后人收在中期著作第10卷中的有关经验观念的经典表述,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文献,也是一个为很多研究者所忽视的思想支点。我甚至相信,对这个具有经典性意义的观念进行进一步的研讨和解读,不仅可以从思想发起点和文本中更深入思考杜威经验观念本身,从而有助于我们理解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中这个最为关键的观念和支点,而且,我们还可以以这个问题讨论为基点,对杜威哲学思想的研究方法、视角等问题展开延伸性的思考。本文就是试图从“点”和“面”的向度对杜威经验观念的经典表述进行一个案例式的讨论。

杜威是一位经验主义者,经验观念是杜威哲学中最为重要的概念,杜威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也是以《经验与自然》命名。我国哲学工作者对杜威经验概念的解读通常就是以《经验与自然》和《哲学的改造》为核心文本进行的。前者是杜威哲学思想的自我总结,抽象、厚重和晦涩,后者是杜威1919年来中国进行长达两年多的讲学之前在日本进行的专题演讲,一般来说,《哲学的改造》通俗易懂。比较遗憾的是,我国实用主义哲学研究者们往往没有足够重视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0卷所收入的《哲学复兴的需要》这篇论文关于实用主义经验观念的论述,更没有充分挖掘这个论述的思想和学术价值。

1917年,杜威策划、组织并编辑了《创造性智慧:实用主义态度论文集》(Creative Intellgence:Essay in the Pragmatic Attitude),并为之写作了《哲学复兴的需要》的学术论文。在该论文中,杜威提出,哲学家们应当努力从一个传统哲学问题开始进行讨论,进而拓宽人们的视野,启发大量新想法,恢复哲学应有的想象力,构造关于事物的意义感。杜威认为,经验观念就是这样一个适合和亟待加以讨论的观念。这主要是因为,经验观念在哲学上享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它是主张经验主义或反对经验主义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都无法回避的哲学论题。“在我看来,被十分积极地讨论的问题中所蕴含的经验观给出了展开批评的自然出发点。因为,假如我没有看错的话,经验的固有观念对于所有的经验学派(empirical school)及其对立面都是一致的,正是这些观念使得许多讨论得以延续,即使这些讨论的话题表面上看起来与经验相差万里。”④

翻译成中文后的《哲学复兴的需要》只有不到4万字的篇幅,也是中期著作第10卷中为数不多的专门哲学论文。针对西方传统哲学中的经验观念,杜威主要从五个主要方面阐述实用主义经验观念:

第一,传统的经验观念认为,经验首先是一种与知识相关的事情(knowledge-affair),经验只是认识层面的东西,只是具有或然性的认识,经验是单向的主体的活动的产物。杜威认为,按照实用主义的经验观念,经验首先是与主客体的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和相互造就紧密相关的事情。“经验确定无疑呈现为有生命的存在者与其物理的和社会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事件。”⑤

第二,在传统经验观念中,经验至少首先是一种心理事件,它主要与主体的感知和感觉活动相关,它受到主体性(subjectivity)的全面影响。杜威坚持,新的经验观念更重视认识的对象性和客观性,更强调作为行为的经验的参与性和变化性。“经验自身要求的是一个真正客观世界,它参与到人类的行动和遭遇中,并在人类的回应中经历着各种变化。”⑥

第三,在传统经验观念看来,经验关注过去的事件,它的主要性质是记录过去所发生的和参照过往的经历,它是与既定和给定(given)相关的。然而,按照杜威的理解,实用主义的经验观念从根本上说是实验性的,它通向未来,关心将来。“经验在其根本形式中是实验性的(experimental),是一种改变给定的努力;它以规划和涉及未知为特征;与未来的联结是其显著的特征。”⑦

第四,在普遍与一般的关系问题上,传统经验观念更倾向于特殊论(particularism),而在关乎普遍性的连续性问题上和在追求确定性方面,传统的经验论往往面临着很大的理论困境和学术难题。人们甚至认为,必然性和普遍性与经验不相干,经验只是一种具有不确定性的认识活动的副产品,它的合法性也是成问题的。而在杜威看来,新的经验观念主张,经验本身就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所必需的各种联系和内在特质,而这种联系是丰富的而非贫乏的,多样的而非单一的,合理的和合逻辑的,经验活动本身就是其合法性的体现。“经验就是对一种环境的承受,是一种在新方向中获得控制的抗争,它孕育着各种联系。”

第五,按照传统的经验观念,经验与思想是截然对立的两个方面。思想是外在于经验的,经验只是一个通向思想的跳板,人们在获得高级的、具有必然性的思想的同时,就是对低级的、只具有或然性的经验的抛弃,这等于是过河拆桥。在杜威看来,实用主义的经验观念坚持,经验本身就包含着思想,不存在没有思想的有意识的经验(conscious experience),思想与经验都是反思性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与经验之间具有连续性和整体性的特点。“反思是天然的和持续的。”⑧

《哲学复兴的需要》中关于经验观念的经典论述正式发表于1917年。对于1859年出生的杜威来说,这时候已近花甲之年。不过,就学术创作产量而言,1916年和1917年的杜威是开足马力和高产的年份,也是其作品最庞杂的一段时间。就时间而言,杜威在《哲学复兴的需要》中对作为其哲学核心的观念——经验的代表性阐发,属于这个观念比较早的表述版本。在某种意义上说,以上概括出的五个方面,是杜威经验观念最早出现的详细、清楚和集中的文本,值得我们关注和认真思考。

杜威在《哲学复兴的需要》中对经验观念所进行的颇具经典意义的讨论,我们可以尝试从“点”和“线”两个方面进行解读和理解。所谓“点”,指的是杜威哲学思想的出发点,是观念的原点,按照前面比喻的说法,它们是杜威哲学之网上的节点,也是思想成长的连接点。所谓“线”,指的是对从点出发的观念进行的动态追踪和勾勒。

关于“点”和“面”的思路既非新发现,也非笔者的标新立异,它在西方哲学研究中属于常规、常见的研究思路。笔者之所以在此尝试使用这个路径,一方面是基于文章前面提到的研究困境,另一方面是试图把最近若干年来的思考以此方式加以呈现。

具体到笔者为什么会把杜威在《哲学复兴的需要》中关于经验观念的表述,作为杜威思想大厦的支点之一,作为杜威整个思想之网的节点,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杜威在《哲学复兴的需要》中关于经验的经典表述是杜威思想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就像杜威自己在《经验与自然》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本书题名为‘经验与自然’,就是想表明这里所提出的哲学或者可以称为经验的自然主义,或者可以称为自然主义的经验论”⑨。不管后来的研究者给杜威贴上多少标签,杜威思想最明显的标志和标签就是“经验”。第二,杜威的“经验”概念贯穿于杜威思想发展的整个过程,是杜威学术生涯中一直念念不忘和极为珍爱的理论问题,它具有杜威哲学的特定色彩,能突出杜威思想的独特性。不管杜威思想如何庞杂,不管杜威思想如何变化,不论杜威哲学如何零碎和缺乏系统性,杜威思想血液中最核心的成分是“经验”,而这个经验观念的成熟形态就出现在《哲学复兴的需要》中。第三,杜威“经验”观念展现或折射出杜威哲学思想的理论根源和学术归属。“经验”观念及其阐述表明,杜威是自觉站在经验论者行列中的,从根本上说,杜威哲学与近代经验主义传统一脉相承,杜威思想基因是其经验观念。第四,杜威在《哲学复兴的需要》中关于“经验”的讨论是其哲学整体的重要成分。杜威的哲学思想是立体的,它由教育哲学、艺术哲学、政治哲学等板块构成,而这些板块之所以能够关联在一起,进而构成立体的杜威,核心支柱是杜威的“经验”观念。离开杜威的经验观念,我们无法真正理解杜威的思想重心;离开杜威的经验观念,我们也无法有说服力地解释杜威哲学的其他相关重要问题。换言之,杜威的经验观念具有延展性,它能够与杜威的其他关键论点之间建立合乎逻辑的内在关联。第五,杜威在《哲学复兴的需要》中确立的经验观念客观上能够融入当代哲学话语,能够在杜威不在场的情况下获得到一定的响应,产生新的思想碰撞和互动。

笔者认为,必须从哲学史和思想史这条“线”去思考和挖掘杜威在《哲学复兴的需要》中关于经验观念的经典文本的意义,只有这样,才可以展现和凸显杜威在该文中提出的经验观念的思想价值。具体来说,应当从个人思想发展史和个人理智史角度、从杜威与其他古典实用主义者的关系、从杜威与当代哲学关键论题的关系等角度进行思考。⑩

首先,从个人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一般而言,大多实用主义哲学家的思想自身也有一个启动、成熟和变化的过程,只不过,对每一位实用主义哲学家来说,这个成熟、转化的过程可能千差万别。一谈到杜威的哲学,大家都知道杜威的经验观念是其最为重要的哲学观念,大家也知道杜威关于经验观念的论述集中出现在《哲学的改造》(1919)和《经验与自然》(1925)之中。其实,如果我们接触到并更加关注杜威在《哲学复兴的需要》中对经验观念所做的阐释,我们也许会意识到,杜威的很多为我们所熟知的观点的出现和阐述,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很多。但是,对于1859年出生的杜威来说,在写作《哲学复兴的需要》时,他对经验观的讨论与他之前几十年哲学生涯中所做的经验观研究,以及将近10年后在《经验与自然》中对经验观的总结性思考之间,到底具有什么样的逻辑线索,这些是我们需要下功夫梳理的,这种工作也许对我们理解杜威思想的内在逻辑有巨大帮助。然而,由于杜威的很多观念并不是按照时间线索发展表现出来的,而且由于杜威的专门术语使用方面的不一致、不连贯以及语言内涵的差别,即使同一个词汇,在不同的语境中仍然具有不同的含义,这也使得即便现在《杜威全集》的英文版已经出齐很多年,但是,研究者们依然在为找到理解杜威整体思想的路线图而苦苦摸索。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史为主线对杜威在《哲学复兴的需要》中提出的经验观念进行讨论,不失为有效把握杜威思想核心和整体的有益尝试。

从个人思想发展和理智史看,《哲学复兴的需要》关于经验的经典表述在杜威思想发展和演化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往前追溯,它是杜威经验观念首次最明确和最有内涵的表述。“经验”是西方哲学史上最主要的概念之一,是西方哲学(尤其是近代以来西方哲学)使用最频繁、讨论最热烈的观念之一。作为一个哲学上的常见范畴,杜威哲学中对此的使用频率也非常高。从现在的文献看,杜威在1886年发表的《心理学立场》一文中首次正式使用了“经验”概念。然而,只有在《哲学复兴的需要》中,杜威才对经验观念进行了更具哲学意义的讨论。之后,就像我们都熟悉的那样,杜威在《哲学的改造》和《经验与自然》中先后对经验概念进行过更多哲学上的阐述。

对杜威哲学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杜威在《哲学的改造》中提出,经验变成首先是做(doing)的事情,“有机体决不徒然站着,一事不做,像米考伯(Micawber——狄更斯的小说中的人物)一样,等着什么事情发生。它并不默守、弛懈、等候外界有什么东西逼到它身上去。它按照自己的机体构造的繁简向着环境动作。结果,环境所产生的变化又反映到这个有机体和它的活动上去。这个生物经历和感受它自己的行动的结果。这个动作和感受(或经历)的密切关系就形成我们所谓经验。不相关联的动作和不相关联的感受都不成为经验”(11)。接触过杜威思想的人们,对于杜威在《经验与自然》中的陈述也并不陌生:

“经验”是一个詹姆斯所谓具有两套意义的字眼。好像它的同类语生活和历史一样,它不仅包括人们做些什么和遭遇些什么,他们追求些什么,爱些什么,相信和坚持些什么,而且也包括人们是怎样活动和怎样受到反响的,他们怎样操作和遭遇,他们怎样渴望和享受,以及他们观看、信仰和想象的方式——简言之,能经验的过程。“经验”指开垦过的土地,种下的种籽,收获的成果以及日夜、春秋、干湿、冷热等等变化,这些为人们所观察、畏惧、渴望的东西;它也指这个种植和收割、工作和欣快、希望、畏惧、计划、求助于魔术或化学、垂头丧气或欢欣鼓舞的人。它之所以是具有“两套意义”的,这是由于它在其基本的统一之中不承认在动作与材料、主观与客观之间有何区别,但认为在一个不可分析的整体中包含着它们两个方面。(12)

笔者认为,仅就杜威在《哲学复兴的需要》《哲学的改造》和《经验与自然》这三个地方具有典型意义的叙述而言,它们各具特色。杜威在《哲学的改造》中对经验概念的表述比较生动和直接,但是,它失去了杜威在《哲学复兴的需要》关于经验观念的阐述中所包含的丰富内涵,从学术的角度说,这是一种理论上的后退。由于《哲学的改造》在当时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很大,杜威在其中的论述对于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了解和理解杜威的经验观念乃至整个实用主义思想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我国学术界在实用主义哲学理解上的简单化倾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可否认的是,杜威在《经验与自然》这一部带有总结性的著作中,从多方面对经验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阐述,但是,就对经验观念自身的阐述而言,它显得过于分散,而且,由于叙述风格过于晦涩,读者很难准确把握其思想实质。可以说,由于杜威的经验观念不是一种直接的、线性的演化过程,也因为杜威叙事风格的特殊性,即便现在已经出版了《杜威全集》光盘版,笔者并不认为,研究者可以借用主题词检索的方式去把握包括经验观念在内的杜威核心哲学观念的演化历程。

其次,在西方哲学发展背景中看,理性主义与经验论两大哲学阵营之间的分歧在近代哲学中显而易见,两种哲学主张的对立引起了哲学史上精彩、热烈和复杂的哲学讨论。杜威自称为“经验的自然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经验论”,这一方面确定了他经验观念的“血统”,另一方面,杜威的经验观念是一种企图超越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对立和纷争的尝试。杜威在《哲学复兴的需要》一文中提出的经验观念,与另一位古典实用主义者詹姆斯提出的纯粹经验学说异曲同工,都是对实用主义经验观念的经典表述。(13)在陈述中,杜威留意到经验与理性之间的内在关联,留意到经验中的动态的链接关系,这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杜威经验观念在古典主义中的作用,很有启发。

最后,在当代西方哲学语境中考察,《哲学复兴的需要》论述的经验观念具有不可忽视的、可供进一步展开讨论的现代意义。

国外学术界最近若干年来很注意对杜威哲学当代意义的探究。(14)一般认为,杜威在其哲学生涯中似乎对当时流行的哲学潮流或“无可奈何”,或“视而不见”,而是按照自己的构想和思路去探讨哲学问题。仔细阅读杜威在《哲学复兴的需要》中对经验观念的阐述,笔者认为,杜威将近一百年之前提出的观念其实很现代,也很时髦,借用现在流行的术语说,杜威的经验观甚至颇有“后现代”特色。在此,我们可以简单举出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哲学复兴的需要》中论述的经验观念尤其强调有机体与外界环境之间相互造就、相互影响的关系,明确反对主客体二元对立的传统见解。杜威进而坚决反对知识论上的“旁观者”态度,“与令人厌恶的真实实体观相伴而来的是知识的旁观者观念”(15)。杜威在《哲学复兴的需要》中对知识论上“旁观者”的批评,成为其哲学的亮点,也成为古典实用主义哲学的一个招牌式的主张。在以后的学术生涯中,杜威进一步细化了自己的主张,指出根据知识旁观者理论,人类就被视为与观察对象剥离开来的观察者,他们仿佛透过光滑的玻璃窗户去看世界,随口报出世界的特征。为此,杜威提出,认识活动是整个有机体行为的一个完整部分;旁观者模式应当被创作的艺术家模式所取代。(16)第二,杜威的经验观念强调,经验观念关涉人的生活,反映人的境遇,强调经验与人的遭遇有关,偏爱语境和视角主义的认识模式,“经验首先是一个经历的过程:一个维系某些东西的过程;一个受难和煎熬的过程”(17),这种观点可以在当代哲学中找到共鸣。第三,作为现代西方哲学家,杜威与其他古典实用主义哲学家一样,具有明确的反形而上学立场。在《哲学的改造》和《经验与自然》中,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文本依据。然而,《哲学复兴的需要》一文对经验观念的叙述折射出杜威对形而上学论题的复杂心情和矛盾态度。一方面,杜威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思辨,反对大写的“实在”,另一方面,杜威重视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造就,承认在沟通行为中所造成的共享的意义所具有的某些实在性特征,主张所谓小写的“实在”。“我发现关于实体观的哲学坚持实在世代相袭似的优先于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这是哲学从常识和科学中不断被孤立出来的主要原因”,“实用主义实在观的首要特征在于,没有一种关于实在的一般理论是可能的和必须的”,“‘实在’是一个外延性的术语,一个习惯于冷漠地标明所有发生东西的词语”。(18)与此相关,杜威主张探究和建构经验内部的整体性和连续性原则,而对“连续性”的强调成了其实用主义哲学视角的基石。“为了取代二元论和分离,杜威既看到了水平面上(有机体与环境、个人与社会)的连续性,又看到了垂直面上(身体与心灵)的连续性。”(19)可见,杜威努力回避传统哲学中截然对立的二元论题,但又试图对形而上学进行新的建构。杜威的哲学活动具有某些超越他那个时代哲学活动的特点。在杜威身上,既有他自己生活的那个时代很“时尚”的反传统形而上学特点,也有20世纪中后期西方哲学界开始重视的所谓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思想特点,有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怀念和依依不舍。这些,也给我们留下了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笔者试图通过“点”“线”的路径对杜威在《哲学复兴的需要》中关于经验观念的经典文本进行解读和分析,试图为陷入某种困境中的杜威哲学研究开辟一种新的路径。在笔者看来,除了杜威的经验观之外,杜威的形而上学观、情境观、共同体观、语言观、价值观、教育哲学观、宗教观等论题也是其哲学之网的关键点,它们一起支撑着杜威的整个思想整体,自然也是我们值得下功夫挖掘、具有重要当代学术价值的论题。笔者希望以杜威经验观的思考为切入点,未来对杜威的其他重要观念进行“点”和“线”的研究,力图在当代学术语境中呈现出一个立体的、动态的和有机的杜威思想全貌,展现杜威哲学应当具有的内在逻辑,展现进入杜威哲学迷宫的合理路线图。

注释:

Sidney Hook:John Dewey, ed.New York:Prometheus Books,1995,p.4.

Cornel West:The American Evasion of Philosophy,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9,p.6.

③参见Larry A.Hickman:John Dewey's Pragmatic Technology,Indiana University Press,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1990,第XI页。

④⑤⑥⑦⑧《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0),王成兵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页。

[]杜威:《经验与自然》,傅统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页。

⑩关于国外学术界近年来从哲学史、理智史维度对古典实用主义的总体性讨论情况,请参见王成兵:《从哲学史和思想发展史维度认识实用主义哲学》,《人民论坛》20148月,第8-11页。

(11)[]杜威:《哲学的改造》,许崇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0页。

(12)[]杜威:《经验与自然》,第12页。

(13)对杜威和詹姆斯之间相互影响的路径问题,我们还根本谈不上清晰。由于杜威并不特别热衷于保存自己的来往信件,已知现存的詹姆斯和杜威之间的通信一共只有26封。但我们确实知道,当詹姆斯于1890年出版《心理学原理》时,杜威在一年间就吸纳了其中的一些内容。而且我们还知道,时年31岁的杜威毫不胆怯地写信给詹姆斯,指出他著作中的某些特质,以至于他立刻在密歇根大学开设了两学期的课程来研究《心理学原理》。杜威和詹姆斯之间的相互影响的路径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14)关于杜威与当代西方哲学的关系以及杜威留给21世纪的哲学遗产论题,请参见Larry Hickman:《杜威留给21世纪的遗产》,《江海学刊》2015年第2期。笔者并不完全赞同该文作者在文中过于强势的论证方式,但是,笔者认为,杜威与比他小几十岁的学者,如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人的学术见解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论题。

(15)(17)(18)《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0),第32730页。

(16)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1882-1953,edited by Jo Ann Boydston,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67-1991,The Middle Works,第12卷,第128150页。转引自王成兵编写:《一位真正的美国哲学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47页。

(19)王成兵编写:《一位真正的美国哲学家》,第49页。

(原载《学术月刊》2015年第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