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胡塞尔的现象学之路是从《逻辑研究》(1900，1901)开始的，从反心理主义立场到建立一种统一的哲学现象学的独特方法，方法构建的尝试在随后的《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1913)中以超越论现象学的构想得到强化，随之而进行的纯粹方法上的澄清(《笛卡尔沉思与巴黎演讲录》，1929)、对逻辑和语法学的现象学考察(《形式的和超越论的逻辑学》，1929)、对内时间意识的现象学分析(《内时间意识现象学》，1928)、对交互主体性的反复思考(《交互主体性》，Iso Kern编，胡塞尔全集13-15卷)，都是对于现象学方法在某个角度上的深化、说明和完善，而作为他生前确定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则在整体上重新论述了他的“精神生活道路”。①如果说此前的著作都是以局部问题的讨论或者方法论导论为主要形式的，那么《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则更为坦诚且全面地叙述了现象学哲学的整体动机，亦即通过“生活世界”的构想重新恢复作为意义根基的主体生活层面，重建人性和世界整体的形而上学。
在胡塞尔看来，现象学哲学所要面对和亟需克服的乃是一种精神和文化的危机，而这种危机是由自然科学意识形态所带来的。在认识论的层面上，自然科学知识体系的确立一方面有赖于一种极端的还原论，即通过“实证主义的还原把科学的观念还原为诸事实科学”，由此导致了“生活意味(Lebensbedeutsamkeit)的丧失”或者“意义的空乏(Sinnentleerung)”，传统意义上超越事实层面的哲学形而上学通过还原论被彻底摧毁，胡塞尔说：“实证主义可以说把哲学的头颅砍去了”②，他忧心忡忡地看到了“形而上学不断失败与实证科学的理论和实践的成就锐势不减地越来越巨大的增长之间荒谬的令人惊恐的鲜明对比”。③而另一方面，自然科学通过数学和物理学的高度形式化抽象，将世界置于一种客观化、均质化的解释框架之中，并且将人类生活的意义和质感从这个客观的解释框架中彻底排除，以这种客观主义解释框架取代传统哲学形而上学对世界和人类生活的统一性说明：科学成为最高的意识形态。
但是胡塞尔深信，取代哲学形而上学位置的自然科学意识形态所带给人类的只能是一种生存危机，因为实证研究和抽象使生活的意义基础处于被蒙蔽的状态。对世界局部事实性进行实证主义探究，或者消除主观视域达到一种抽象的客观主义普遍理论形式，都不足以从一种人性的角度为人类文明提供一种可延续的、和谐的思想基础。
胡塞尔认为，现代自然科学的意识形态化实际上是理性的僭越，以消除主体质感和割断传统关联为代价最终获得的不是一劳永逸的严格科学世界，而是丧失主体和意义空乏的人类危机。在思想史上，理性的野心首先表现在通过理念化将具体生活世界进行整体上普遍形式化的尝试之中，比如笛卡尔和莱布尼茨的“普遍数学”。胡塞尔指出，他们“以用数学方式奠定的理念东西的世界暗中代替唯一现实的世界，现实地由感性给予的世界，总是被体验到的和可以体验到的世界——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这种暗中替代随即传给了后继者，以后各个世纪的物理学家。”④理念化化身为普遍真理，试图彻底贯彻到现实的生活世界，这就是胡塞尔所言的理性的误用。理性主义和理念化行为的僭越实际上抽空了本源生活世界的具体内容、抽空了人的原本思维和主观维度，自然科学的方法“随着技术化而变得肤浅化”，人类在其中逐渐习惯单向度的抽象，却丧失了回溯反思的能力。科学本身的意义实际上来源于前科学的直观：直接的经验直观和起源的直观思维，但是理念化和形式化的过程恰好是隔绝了这个本源。
随着对前科学生活经验的排除和对经验世界的主体相关性的抽离，自然科学的抽象形式逐渐绝对化，占据了普遍真理的位置，进而规定了人类的一切生活和认知方式，这导致了在传统形而上学模式下心灵相对于物质的优先地位、或者心物二元论模式下原本平行的心灵和自然世界被颠覆，逐渐展现出一种新的不平衡关系：客观的自然世界逐渐占据了奠基性的位置，心灵则依据自然世界客体的存在方式被自然化了。客体存在的有效性被必然化和普遍化，客观的自然世界被赋予认识上的特权，心灵和主体的意义世界在此被矮化和遗忘，这就是所谓的“客观主义”(Objektivismus)。自然科学的客观主义意味着绝对知识客观性的现代理想：“科学有效的东西应当摆脱任何在各自的主观的被给予性方面的相对性”，“科学可认识的世界的自在存在被理解为一种与主观经验视域的彻底无关性”。⑤对客观性知识的追求意味着一个独立的、割断主观视域联系的认识过程。
胡塞尔指出，自然科学意识形态下的客体主义实际上意味着一种(非理性的)信仰，即相信能够通过一种恰当的方法超越一切主体相对之物，要求一种关于自在世界的知识的直接把握。其基本动机在于，以一种绝对客体化的方式把握世界的起源，而否定承担科学的主体性和为客体化世界奠基的意义构建的主体层面，或者将二者的奠基关系倒置过来，即认为普全的客观世界是先在的真理、是主体认识和意义构建的基础。其后果是自然科学占据了人类生活和世界的奠基性地位，同样作为科学形式的哲学和人文科学不得不遵循客体主义方式接受改造(如心理学)，或者被直接摈弃。
随着客观主义观念的以绝对化的方式确立以及以“客观性”为圭臬的对世界的理念化、形式化改造，一种非人性的、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被确立起来。在此过程中，根源层次上的主体相关性层面、意义构建层面被遗忘了，这就是现代欧洲人的危机或者“病症”，一种原本植根于生活世界和生存经验的科学、哲学和生活的统一意义丧失了。自然科学意识形态化，技术科学成了解释世界的唯一普遍方式，而人的主体性在面对世界时的奠基地位则相应地消失了，这也是近代以来哲学人文科学一再衰落、人类精神世界空虚和责任匮乏的最重要根源。如何重建一门有能力以人性的方式全面描述存在和世界的形而上学，从而恢复哲学在当代的意义、恢复人与主体的尊严，这恰是胡塞尔精神生活道路最初的出发点。
二、主体性、视域和生活世界
在胡塞尔看来，现代自然科学及其所追求的客观性和精确性原本只应是诸多对世界进行解释的方式中的一种，所有解释方式都共同奠基于一个根源的意义构建层次之中、都植根于人类主体生活经验。但是当代欧洲的问题在于，自然科学及其所仰赖的理性主义被过度弘扬并绝对化，僭越了它原本的范围，力图全面改造日常生活层面。在这个改造过程中，原本居于底层的主观构建的可能性被精确的对象化和客观性所取代，事实层面上的经验因果性在认识论上优先于一切主体质感，因此自然科学模式下一个与主体绝然无关的客观世界就被构建出来。这个客观世界在表面上固然基建了一整套可靠的知识系统，但是此模式下的对世界统一性的说明弃绝了主体层面，是单向度的、浅薄的，现代化危机由此出现。
人类生活的主体构建的无限可能性以及作为经验权能性游戏场的视域，是无法通过对象化、客观化来完全获取或者替代的。而恰是这种主体可能性和视域构成了人之存在和人性中最本质的部分，可能性意味着自由，而对可能性的把握、对可能性实现的抉择则意味着人的责任、行为的责任；在自然科学模式下，与主体绝然无关的客观世界就意味着在认识层面上放弃主体可能性，在行为层面上就是放弃人的自由和责任。⑥
现代自然科学意识形态尝试通过理念化和客观化手段，最终构建一个无限的客观世界的观念，这个客观世界与主体绝然无关，但是这种单方面的投射却无能力将审视的眼光反诸自身。客观世界最终还是来源于主体相关的、视域显现的原促创，并且只是其中的一个特殊视域，说到底，自然科学也是生活世界中的一个文化构成物，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成的认识态度⑦——自然主义的极端化实际上是理性运用的幼稚行为。从这个角度，胡塞尔试图以意识现象学的方式论证某一个具体历史中的思想方式只能处于相应的范围中，任何超越具体历史和范围的绝对化尝试都会带来灾难。
现象学哲学所说的视域是主体相关物构成的背景，一切客观对象都在它们处身于其中的相应视域内被课题化；如果我们从众多的视域再往回追溯，有一个普全的视域，这个视域是主体相关之可能性的集合，区别于科学的“客观世界”，胡塞尔称之为“生活世界”(Lebenswelt)。“生活世界”容纳了所有具体视域，所有的可能视域都“积淀”(Sedimentierung)于其中，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任何具体的视域和思想方式都是其中的一个局部可能性，因此“生活世界”就是人类生存的最全面最根基的层面，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基地。⑧这个生活世界作为整体无法通过自然科学模式下对象化、理念化的手段加以把握，因为任何自然科学的把握方式无非都是对世界中某个局部可能性的课题化，而对这个位于所有局部科学之下的直观的、非课题的生活世界的整体把握则是超越论现象学的任务。对于当今自然科学所导致的危机，胡塞尔认为克服的途径乃是对这种已经被绝对化极端化的自然科学思想方式下的“客观世界”进行重新赋义，把它回溯到作为一切思想方式之基地的视域化的“生活世界”上去，追溯并保持作为结果呈现的思想方式之下的意义的主体构建：维持一种隐而不显的意义根源性和丰富性。⑨这种以呵护根源意义为目的的、统一的“生活世界”说明试图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当代形而上学。
为了重建世界形而上学，胡塞尔设想了一条方法论道路：通过描述心理学研究，切入主体性层面把握意识中的意向性结构，复盘从心灵到对象的构建过程，循着意向性的线索从对象极回溯到视域层面，进而达到恢复整全的“生活世界”的目标。意向性的意识研究恢复了作为人的生存经验之基础的主体意识构建过程，以回溯的方式在根源处把握事情本身、把握纯粹的主体直观经验，在此意义上克服了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⑩意向性的意识研究以及由此通往的超越论哲学的课题“是主观-相对的、历史丰富的普全视域的世界、是生活世界的世界”，其目的是“成功地建立起一种具有始终一贯地自身一致并与作为精神成就的世界一致的形式的绝对独立的精神科学”(11)——一门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形而上学。
现象学哲学所要建立的世界形而上学，是对世界对之显现的责任主体的思义(Besinnung)。由于自然科学意识形态在消除视域的主体相关性的同时也遗忘了主体的可能性，因此导致了一门客观主义的、无人性的“形而上学”，进而造成了人类生活的意义危机，而现象学则以其特殊的方式提醒人们保持主体的自由、责任与尊严。
在沿着意向性的路径恢复主体维度的同时，胡塞尔通过“生活世界”的构想提出了一种非客观主义方式下的世界存在的理念。(12)进而将这种作为“正当基础”的世界存在有效性描述为一种视域性的存在，它预先被给予、非课题化、非对象化地存在着，成为一切显现和一切课题化行为的背景。现象学所要恢复的乃是这种课题化和生活世界的视域性存在之间的生成结构；“生活世界”以视域的方式同时意味着最大权能性的存在领域，规定了一切实事作为现象显现的界限。胡塞尔说道：“世界存在着，总是预先就存在着……这个事实的不言而喻性先于一切科学思想和一切哲学的提问。”(13)这个有效存在的世界意味着一切实践活动和一切实事所处的视域。而1928/29年他在《形式的与先验的逻辑学》中尝试着从逻辑和语法的角度讨论了这个问题，即生活世界中各种各样前逻辑、前谓述的有效性为何对逻辑真理来说是奠基性的？这个讨论实际上是在描述作为认识活动之视域的生活世界是如何不断地作为一切人类实践的基础而发挥作用。
作为“前-事实”或者课题化之基础的“视域”在这里同时具有一种无限开放的权能性特征，以及对所有具体对象和质料在形式上统一的能力。通过“视域”，主体相关性被勾连表达为一种面向未来的潜在性，而所有视域之总和就是“生活世界”。(14)
当然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胡塞尔提出要克服近现代科学对生活世界的遗忘和意义的遗忘，绝不意味着对一般科学知识的放弃，不是要反自然科学，而是限制自然科学的意识形态化。在胡塞尔看来，作为客体化极端形式的客体主义源于一种迷失的或过度宣扬的理性主义、一种理性运用的幼稚化。在《危机》报告中他说道：“我确信，欧洲危机的根源在于一种误入歧途的理性主义。但是不可由此认为，仿佛理性本身是坏事，或总的来说对于人的生存只具有次要意义。”(15)批判现代科学，不是要从根本上否定科学和理性，相反作为哲学家的胡塞尔所真正关心的是通过对科学和作为科学一般基础的哲学的更新，提供给人们一种正确的科学观和世界观。
三、现象学的世界形而上学
现象学哲学所朝向的是“生活世界”，构建一门世界形而上学，所以胡塞尔说“生活世界的问题不是局部问题，而是哲学的普全问题”。(16)在生活世界的基础上一切科学、历史、社会生活和实践才被构建出来，而作为基础的生活世界乃是一个可直观的统一体、一个无边界的、且基于实在的、起源的明见性的总体视域。“生活世界”不仅是存在物的大全，也是权能性的大全，它包含了静态和生成的双重含义。
胡塞尔指出，生活世界之“形式的——最一般的结构”就是，“一方面是事物与世界，另一方面是对事物的意识”：前者是指“世界是事物的全体”、“空间时间中的‘存在者全体’”，这是“一切实践的基础”；后者是指作为统一的、普遍的意识结构的“世界视域/地平线”，事物总是作为视域意识中的“某物”显现。(17)胡塞尔通过生活世界的这两层意义，试图统合具体的多样化和绝对的统一这两个方面。他要探寻的是一种“普遍的相互关联之先验性”(18)，一方面是“非现前的显现的多样性”的关联，这是一切认识和理解行为的基础，“没有这种显现的多样性，我们就完全不能提供任何事物，任何经验的世界”；另一方面这种丰富的多样性以一种统一的先验形式，即视域的形式存在，即“一切相对性作为统一的东西被构成的生活世界”。(19)生活世界是指向同一性和整体性的指引关联之集合。
因此在胡塞尔的思想体系中，“生活世界”以及它引发的回溯式研究具有三个功能：一是整合功能：把人类知识体系中自然科学名目下的局部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探究方式重新整合奠基于生活世界之中，从而克服客观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局部化、无根基性、意义的空乏；二是引导功能：将时间之流中实存与可能、在场与缺席、差异与同一融合为一个连续过程，并使前者指向后者、前者奠基于后者，实际上是引导我们的目光从经验层面转向超越论的现象学层面；三是统一功能：通过生活世界，我们赢得了一个统一的整体性视域，它是多样的具体历史特殊世界的前提，“世界的最彻底的统一性”。这三个功能对应了现象学中“生活世界”的特性：整体性、历史性(时间性)和同一性。(20)
基于“生活世界”的提法，晚年胡塞尔明确指出，现象学的根本目标是实现一种新的形而上学，并藉由这条崭新的“普遍哲学”的道路与当时流行的“怀疑论哲学”进行斗争。他说：
“这种欧洲人的真正的思想斗争表现为哲学的斗争，即表现为怀疑论的哲学……与那种真实的、依然生气勃勃的哲学之间的斗争。后一种哲学的生命力在于，它们为真是自己的、具有真理性的意义而拼搏，并因而为真正人性的意义而斗争。把潜在的理性带入对人的可能性的自我理解中，并因此明确地使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成为一种真正的可能性，这就是唯一的一条奋发有为地去实现形而上学或普遍哲学的道路。”(21)
形而上学的实现是呵护人性、为真正人性的意义而斗争，是与怀疑论与虚无主义的哲学进行斗争。但是现象学重建这种“世界形而上学”的意图，并非是重新以某种古老形式的“本质主义哲学”去克服怀疑论和虚无主义，而是以一种全新的样态展现：“生活世界”本身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目标，而毋宁说是一个思想的引导极点，它总是在不被意识到的情况下被预先给予，始终提醒人们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不断对根基进行回问(Rückfragen)和反思，这不是某种具体世界观的绝对化或者教条式的本质哲学，而是超越任何具体层面的真正开放的态度，一种包含实在性和权能性的普遍的指引关联，指向“对人的可能性的自我理解”。在胡塞尔眼中，“如科学般严格的哲学”恰是此意，一方面寻求一个真正原初的基础和地基，另一方面反对任何独断论式的绝对化，时刻保持一种谦逊的反思精神，它反对任何形式的旧形而上学把世界整理为绝对的理念化体系(包括自然科学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梅洛-庞蒂说“现象学哲学是与本质哲学的无声决裂”。(22)
这种“与本质哲学的无声决裂”也可以从生活世界现象学对于存在的理解得以验证。胡塞尔明确指出，境域化世界和主体建构的“发生”是以“存在”的有效性为保障的：有存在才有发生，有世界的存在才有一切构建和知识，一切课题化和非课题化的行为、一切反思、理论化的存在论均是以生活世界的存在为前提的。(23)他进一步指出，在现象学中，这种“存在”被呈现为存在物之间的“指引关联”(Verweisungszusammenfassung)、首先是作为世界与主体性的指引关联之汇集存在于视域之中，亦即世界存在的主体相关性。这种情形决定了，当某一个存在物被对象化和课题化的过程，就是某一个指引关联从它所处身的众多指引关联中凸显出来；换句话说，现象学所要把握的无非是以下内容：将对一个对象的存在设定把握为在指引关联的视域中的设定、在关系中的设定，或者说，通过课题化的行为把握非课题化的视域。(24)由此胡塞尔否定了传统的本质哲学下诸如“自在存在者”这样的理念，他说“一个绝对的存在事物、以及由此普全的绝对存在的世界就是一个谬论”(25)，“一个自在的世界是无意义的”(26)，因为“存在的世界无外乎就是存在有效性的关联性”(27)，任何一个自在对象都有相应的意向性结构作为其来源和基础。他在这里强调的是存在者之间的关联性、相关性，没有一个绝对的、与其它存在者无关的存在者，有效性或者存在意义就意味着关联性。这就是现象学“与本质哲学决裂”的方式。
通过现象学的关联性要求去审视，自然科学下任何一门专业学科都只具有一种局部的完备性，但是达不到全面性，因为主体性的方面被刻意去除了。这门科学的研究是如何实现的，是如何通过相应的意向性建立起来的，没有被关注，所以这门科学、乃至所有的具体实证科学，都处于一个摇摆无根的状态。因此在现象学的要求下，为了完善科学，为了达到严格的“科学性”，我们就要扭转自然科学“片面的客观”，因为真正的“科学性”不允许我们遗漏任何与科学探究实践有关的维度。我们需要探究在科学那里起作用的各种主体性的结构性过程，这种探究不是沿着某门专业学科原先的研究方向在客观对象方向继续深入，而是要退回一步，从指向对象的科学转而进入一种反思性的姿态，这就是现象学“回到事情本身”的姿态，这种将目光转向我们在之前的科学研究中无时无刻不在运用但是却始终处于潜在状态的主体性维度，将之上升为课题。关注目光的这种转变，就是“现象学的还原”。不仅仅是在某一门专业科学上实现这种现象学还原，而是要将之扩展，让现象学的态度和反思覆盖整个科学体系和存在领域，对之进行统一性的说明，这是当代哲学形而上学层面上的要求。
现象学还原就是要恢复这个一切科学和存在之“根”——这本就是形而上学的经典话题。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我们需要超出各门局部科学，走向关于整体的科学，也就是研究“存在之为存在”的科学，而不仅仅是将存在作为物质的、或者量化的、或者有生命的、或者经济的存在。现象学及其力图恢复的形而上学，要研究的就是“存在之为存在”，是事物被给予方式的样式，在这些样式中“存在一些本质关联，它们是延伸得更远的、普遍的先验性的组成部分”(28)，这是一种“由纯粹的自明性得来的存在论”。(29)这是对亚里士多德古老愿望的全新表达。(30)
在现象学的这种恢复形而上学的努力中，“生活世界”成了出发点和指导线索，胡塞尔说，现象学探究事物“给予方式的多样性以及它们的相关联的本质形式……在这里，集中注意生活世界中现象的态度被当作出发点，即被当作通向更高水平上的相关的态度之超越论的指导线索”(31)——现象学成为在最根源处关注这种普遍关联性的科学，一门世界形而上学。因此，现象学“应该先行于其它一切哲学学科，并从方法上和理论上为其它一切哲学学科奠定基础”(32)，这才是一门“永恒的哲学”(philosohpia perennis)的开端。
沿着胡塞尔的路子继续思考，我们同样不能将世界存在的主体相关性普遍化和绝对化，世界和存在物的主体相关性只是世界存在的指引关联中的一个角度、一个例子或者一个侧显。(33)世界与主体(人的存在)的关联性，并不是说存在必须要以主体为前提，而是说存在的可经验性、存在物与主体的相遇，存在的有效性、存在意义是可以在这种关联事件中被呈现的——主体和意识研究是通达现象学研究目标的方便法门。“世界为我而存在”(Für-mich-Seins solcher Welt)是奠基于以下事实：即我是最广大的生活世界中的意识主体，世界通过多样的意识方式向我显现。在这里，“世界为我而存在”是被给予的“事实”(Tatsache)，而生活世界则是“前事实”(Vor-Tatsacher)，现象学首先要研究的是后者。(34)因此按照胡塞尔的思路，在这里我们同样要谨慎地排除主体或者人的中心论，这就是现象学的审视方式：不是凭空设想一种等级制的形而上学，而是一方面接受生活常识，另一方面从更根源的层面上把生活常识中包含的指引关联和意义完整揭示出来。现象学力图重建“世界形而上学”，这是一门不同于以往的、“无等级的形而上学”。(35)
（原载《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