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卡尔纳普于1931年发表《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而克服形而上学》，宣布形而上学语句都是无意义的，并且特别把海德格尔1929年的《什么是形而上学?》作为典型例子。这种看法本来可以说是过于简单化的，而且发生在80多年前的这场争论也应该“成为历史”了。但是实际情况是，它无法“成为历史”，这样的看法仍然“活”在今天，并且有可能一直“活”下去。因为卡尔纳普当初对海德格尔哲学的攻击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与一系列的其它事件相互牵连着，并有着复杂的哲学背景。不过对相关事件和哲学背景的分析应当属于另外一个话题，本文集中讨论卡尔纳普《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而克服形而上学》这篇文献。
二、海德格尔哲学究竟是不是形而上学的典型代表?
在《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而克服形而上学》一文中，卡尔纳普一上来就直接把海德格尔哲学视作形而上学的典型代表。不过这一点是需要加以分析和澄清的。
虽然海氏在《什么是形而上学?》中不言而喻地把自己的东西看作“形而上学”，但这种“形而上学”与传统形而上学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在早期弗莱堡时期，海氏就已经通过“形式指引”方法而清楚地把自己与传统形而上学区别开来：传统哲学追求的是“普遍化”，总是试图找出最普遍的本质，胡塞尔的“形式化”在本质上也仍然是一种特殊的“普遍化”，而海氏自己却是要通过“形式”而“指引”出“实行”本身。①在1927年出版的《存在与时间》中，海氏更是通过批判整个西方哲学对存在问题的遗忘而把自己与传统形而上学区别开来。所以，在《什么是形而上学?》中，海氏只是借用了“形而上学”这个名称而已，而且当后来发现这个名称总是引起误解，总是不能把他自己与传统哲学家区分开来的时候，他就果断地放弃了这个名称，并且在放弃这个名称之后，对传统形而上学继续给予了更为深刻的批判和解构。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海氏早先把自己的东西叫做“形而上学”，后来又批判形而上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批判自己早先的东西，并不意味着其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海氏的思想只是不断地前行，而没有什么根本性的“转向”。另一方面，虽然海氏后来总是在批判形而上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要把形而上学彻底清除掉。他清楚地知道，形而上学以及在其基础之上发展出来的近现代科学都是命运性的东西，都是人类所不能拒斥的。我们可以反思形而上学和科学的弊端，但无法拒斥形而上学和科学。
这同时也意味着海氏承认形而上学与科学的关联，而且明确主张并详细阐释过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②。在这个问题上，海氏与波普尔的观点一致，即，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形而上学是有意义的，是科学的基础，是前科学。同时，从科学角度对形而上学的认可，也使得海氏与奎因具有类似的主张，因为奎因认为我们的语言是不可能没有“存在论承诺”或“形而上学承诺”的。当然，奎因更想把形而上学给彻底科学化，其形而上学是自然主义—科学主义的形而上学，而海氏只是强调形而上学的前科学性质和基础地位，他自己并不想继续从事这样的形而上学。无论如何，在是否要彻底消除形而上学这个问题上，波普尔和奎因都拒绝了卡尔纳普的看法。
三、作为方法的哲学究竟要走向何方?
虽然从某个方面看海德格尔和卡尔纳普都在克服形而上学，后者却无法容忍前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其实是从两个相反的方向来克服形而上学的，或者说，他们试图把哲学引向两个相反的方向，并且也因此而试图把哲学弄成两种完全相反的方法。
在海氏看来，哲学所要把握的是作为涌现或显示的动态的存在本身，形而上学的问题就在于把动态的存在弄成了静态的存在者。为了寻找各种存在者的最终根据和原因，形而上学追溯到了存在，但没有把存在理解为动态的缘起发生过程，而是理解为永恒不变的现成本质。它因此就不但没有展示存在，反而遮蔽了存在。当这种永恒不变的现成本质经过历史的长河而演变为更加刚性的数理结构的时候，近现代的科学技术就产生出来。海氏的目的就是在保留形而上学—科学—技术的前提下，从另外一个方面反其道而行之，即，回到形而上学的源头并超越形而上学，去追问形而上学一直没有能够追问的东西。这种反向追问就是打破或解构形而上学的固定化、凝固化、刚性化和数理化，而返回或指引出作为涌现、显示和缘起发生的灵动的存在本身。这种“打破”、“解构”和“返回”、“指引”作为统一的哲学方法，就是海德格尔的“解构—指引”方法或“形式指引”方法或“现象学”方法。③
但在卡尔纳普的心目中，形而上学的固定化、刚性化和数理化本身非但不是问题，反而还远远不够，他甚至根本否认形而上学有像样的固定化、刚性化和数理化，所以他才要消除这种模糊不清的形而上学，让哲学成为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的方法。卡尔纳普主张，一个词必须在观察语句中指涉可观察的感觉材料、经验或事物，一个句子必须使用有意义的词语并且遵守逻辑句法规则。自然科学的语句可以满足这种要求，可以成为有意义的句子，而且必须成为有意义的语句。但形而上学语句不能符合这样的要求，是没有意义的伪陈述，必须彻底地加以消除。那么，消除形而上学语句之后，哲学还剩下什么呢?如果哲学的句子也必须有意义的话，那不就变成自然科学了吗?卡尔纳普还不想把哲学完全消解到自然科学之中。他说，在消除一切形而上学之后，哲学所剩余的就不再是什么陈述或理论或体系，“而只是方法”，亦即“逻辑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只是“用来澄清有意义的概念和命题，为事实科学和数学设置逻辑基础”。④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海德格尔和卡尔纳普虽然都把哲学弄成了方法，但两人的方法却完全相反：一个是解构形而上学语言的刚性而返回到活灵活现的缘起发生本身，另一个却是抛弃在刚性化方面不彻底的形而上学语言，通过逻辑分析而把语言重新塑造为彻底刚性的东西。后来的日常语言学派表明，卡尔纳普这种创造理想语言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
四、动词nichtet的意义何在?
卡尔纳普指责形而上学犯了两种“错误”：其一，“隐喻式地”使用原本有意义的词语；其二，引入根本就没有意义的词语，比如动词to nothing(nichtet，无化)。⑤关于第一种错误，亦即隐喻式用法，其实与海氏无关，因为海氏的现象学方法超越了隐喻。“隐喻”在本质上仍然是用一种存在者来言说另一种存在者，并没有真正达到言说存在的地步。关于第二个错误，亦即引入原本就没有意义的词语，在这里则特指海德格尔。卡尔纳普在这里用作例子的，就是海氏在Das Nichts selbst nichtet(The Nothing itself nothings，无无化，或无无着)这个句子中，把“无”(Nicht，nothing)这个词用作动词，也就是创造了一个新词nichtet(to nothing，无化)。其实，卡尔纳普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海氏把名词用作动词的情况是很多的，比如，把Welt(世界)这个名词用作动词weltet，把Ding(物)这个名词用作动词dingt。
在通常的语言中，“无”、“世界”、“物”等都不是用作动词的，所以，即使在日常语言中，把这些词语用作动词也已经让人不好理解了，对于诸如卡尔纳普这样的人来说，这样的用法就更加无法容忍了。但我们应该想一想：海氏为什么会造出这样的动词来?我们总是用概念来表达一些重要的东西，形而上学更是以概念为核心。但概念总要以名词形式来表达，而名词所要表达的又往往是现成的、固定的、静止的东西。实际上，我们也已经习惯于把名词所表达的东西理解为现成固定的东西。在形而上学中，这种东西通常就是不变的现成本质。但我们的生存总是活生生的。生存本身是“动”的，事物的实存在根本上也是“动”的。总之，凡是存在，在根本上都是“动”的，而且表达“存在”这个概念的词本来也是动词。只有动词才能真正契合我们的生存，契合事物的实存，契合一般意义上的存在。但是，动词如何能够成为概念的语言形式呢?我们怎么用概念来表达“动”或“动”的东西呢?这种“动”或“动”的东西要成为哲学所把握的东西，就必须使用概念；但要使用概念，就必须采用名词的形式。哪怕表达“动”的词语本来是动词，也要把它名词化，变成动名词。但是，当这样的动名词用作概念的时候，我们就从名词的角度去理解，就把它所要表示的东西把握为现成固定的东西。这样，本来是“动”的东西，最后就被我们把握为“静”的东西。
当然，“动”本身总是离不开“静”的存在者，事情本身本来具有“动—静”二重性。有些词语既可以作为名词来表示某种存在者，也可以作为动词来表示存在者的某种存在。但在形而上学中，许多本来具有动词含义的概念被处理得失去了“动”的含义。“动”的东西在形而上学的视野中消失了，剩下的只是现成的“静”的东西。海氏对此有着强烈的感触，他克服形而上学的路数之一就是与这种动词的名词化相反，恢复基本术语的动词性或动词—名词二重性，同时也恢复“动”的东西的“动”性或动—静二重性。如果在我们的语言中已经没有了这样的动词或动—名词，他就要想办法创造出这样的动词或动—名词。这就是海氏造出nichtet(to nothing，无化)、weltet(世界化)、dingt(物化)诸如此类的词语的缘故。
由于在通常的语言中，“无”这个词除了作副词之外，最多只能作名词，所以，海氏要通过“无化(nichtet)”这个自造的动词，通过Das Nichts selbst nichtet这样的句子，来突出“无”的动词性。在海氏看来，“无”所要表达的主要是人对周围事物的超越。所谓超越，就是超过一个东西，把它抛到后边。这是让一个东西在面前消失的过程，是“无化”的过程。海氏造出“世界化(weltet)”、“物化(dingt)”等动词，也是基于类似的理由。但卡尔纳普根本没有进入海氏的这种问题域之中，也根本没有反思“动”的问题的重要性。在自然科学和现代形式逻辑的辉煌成就面前，他一味追求绝对现成的、静止不变的东西，只把固化和刚性的东西看作唯一有意义的东西。
五、Nothing的非同寻常的意义
卡尔纳普声称，诸如海德格尔的We seek the Nothing, We find the Nothing, The Nothing exists only because…这样的句子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把仅作为否定性实存语句之“逻辑形式”的nothing用作一个“具体的名称”，而且最后一个句子对nothing之实存的肯定也陷入自相矛盾。⑥
其实，海氏把nothing用作名词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因为他本来把它看作一种动词。当他迫不得已地把它用作名词的时候，这种名词也只是一种“形式指引”，借以把我们“指引”到超越之境中。在这里，我们不能执著于这个名词，更不能把它所要表示的东西看作刚性的、现成的存在者，但卡尔纳普却指责海氏以之表示一种类似于现成存在者的东西。这是一种误解。对海氏来说，nothing同样也不是一个“具体的名称”。两人的区别在于，卡尔纳普把初步固化的这个nothing进一步刚性化为否定性逻辑形式，而海氏则解构这个初步固化的nothing，恢复其动词性。
一旦恢复了nothing的动词性，其名词形式和动词含义就已经表明一种灵活性，使用这种词语的句子也就不会再绝对遵守逻辑句法甚至普通语法。因为表达“动”的东西的语言只能是灵活的、指引性的语言(A语言)，而不能是刚性的、固化的语言(B语言)。卡尔纳普指责形而上学家犯了“类型错误”⑦，其实当他指责海氏的时候，他自己也犯了“类型错误”，即，以适用于B类事情的语言标准来衡量适用于A类事情的语言。
当然，卡尔纳普接下来也猜测海氏的nothing是否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但他随即否定了这个猜测，其理由是：海德格尔在文本的稍前部分说过What is to be investigated is being only and—nothing else，这里的only和nothing else的联合使用足以表明，这里的nothing具有通常的逻辑意义，即用来表述一个否定性的实存语句。⑧
但卡尔纳普在这里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因为当海氏说那句话时并不是从正面来谈论 nothing，而是在转述科学的事情，同时也是在批判完全局限于存在者的科学思维方式。当海氏另起一段提出What about this Nothing?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才转向自己的问题，开始讨论动词性的Nothing问题。卡尔纳普没有在如此明显的语境中理解nothing一词的转变，把A意义上的nothing等同于表述否定性实存语句的B意义上的nothing，并以此否定A意义上的nothing的非同寻常的意义。
卡尔纳普接下来的误解就更加严重了。海氏说：“就无而言，问题和答案本身都是同样荒谬的。但是并非科学的拒斥首先告诉我们这一点。所有思想都诉诸的基本规则，矛盾律，普通‘逻辑学’自身，就摧毁了这个问题。”⑨这里本来是在转述科学和逻辑学的观点，卡尔纳普却说海氏自己也清楚地觉察到他的问题和语句(以及逻辑)之间的冲突⑩。当卡尔纳普终于明白这一点之后，竟又得意地总结说：“我们因此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对我们观点的很好确证，一个形而上学家自己在这里说，他的问题和回答与逻辑学和科学的思维方式是不可调和的。”(11)其实，即使根据卡尔纳普的引文，我们也能明白海氏所表达的意思，亦即：在关于“无”和存在的问题上，逻辑学的“统治权”不再有效了，逻辑学的“观念”不再适用了，科学的所谓“清醒”和“优越性”变得荒谬了。(12)这里明明是强调对无和存在问题的探索不同于科学和逻辑学，卡尔纳普却曲解为“不可调和”，而且只要一个人说自己的东西与科学和逻辑学“不同”，他就认为这个人已经否定了自己。
六、关于to be的用法问题
卡尔纳普指责“形而上学家”对to be的使用犯了两个逻辑错误：第一，忽视了to be这个词的模糊性，即，它有时用作谓词前边的系词，有时又指称实存。第二，误用了实存意义上的to be。实存本来不是一种性质，不能单独用在主词的后边来表达对象，而只能与一个谓词结合起来使用。我们不能说A exists，I am或者I exist，而只能说There exists something of such and such a kind。但实存的动词形式经常假装成一种谓词，以至于形而上学家用这个动词及其虚假谓词形式制造出许多伪陈述，诸如I am，God is等。卡尔纳普进一步说，在逻辑上正确的语言中，与to be相关的Being、Not-Being、das Seiende等也是无法构建出来的。这些词语的引入不但不是语言的改进，反而在逻辑上是一种退化。(13)
对于卡尔纳普所说的第一个逻辑错误，我们不得不说，to be的两种用法实际上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在源始的语言中这两种用法甚至是没有区分的。只有当西方语言进化到出现独立系词的时候，to be才具有了两种不同的用法，而且即使在这个时候，作为系词的to be也不能完全抛开其实存含义。只有对诸如卡尔纳普之类的人来说，作为系词的to be才与实存意义上的to be完全分离开来。由此，如果形而上学家一方面坚持系词意义与实存意义的截然区分，另一方面又在具体的表述中混淆两种意义，那么，他就确实犯了逻辑错误。但是，如果诸如海德格尔之类的人从一开始就不承认系词意义与实存意义的截然区分，那么，他就不会犯有逻辑错误，他就总是在系词意义与实存意义相互统一的意义上来使用to be。实际上，当我们说The sky is blue的时候，其中的is确实包含着实存的意义，否则就无法理解blue如何能够归属于the sky。系词的意义是丰富的，不能抽象为一种纯粹联结符号，不能通过纯粹的形式化而干瘪化和空洞化。当然，早期汉语没有系词。但没有系词的早期汉语是通过另外的方式来体现其中的实存意义和关联意义的，诸如“天空者，蓝色也”这样的句子所使用的“……者，……也”模式。就是在现代形式逻辑中，虽然它要在形式上消除系词，但它也必须通过P(a)这样的方式来表示“a具有P性质”。也就是说，现代形式逻辑也是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化的方式来体现其中的实存意义的，也是具有“存在论承诺”的。更重要的是，在讨论基础性的哲学问题的时候，我们并不能总是局限于纯粹形式逻辑。
对于卡尔纳普所说的第二个逻辑错误，即，把实存意义上的to be或to exist错误地用作谓词，我们说，只有在以科学认识为目的的形式化和逻辑化的语言中，才会限制这样的用法。当康德说存在或实存不是谓词的时候，他正是在谈论科学认识的问题。在除此之外的其它场合，这样的说法是有意义的——当然不是科学认识方面的意义。我们不能为了纯粹的科学认识而人为地对语言“削足适履”，不能为了符号逻辑和经验科学而人为地“强拆”我们的语言。语言本来是用来言说人类生存中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的，但卡尔纳普却只允许语言言说他心目中的科学方面的事情。至于卡尔纳普说引入与to be相关的Being、Not-Being、das Seiende等词语是语言的一种倒退，这也是仅仅从经验科学和符号逻辑的角度看才是这样，而我们是不能仅仅从经验科学和符号逻辑的角度来看待语言的。
卡尔纳普认为，“形而上学”不可能做出任何有意义的陈述，因为它试图发现和表述一种经验科学所无法通达的“知识”。(14)海氏所要讨论的东西无疑是经验科学所无法通达的，但这种东西并不是“知识”，而是沉思性的、追思性的“思想”。再者，这种东西虽然是经验科学所不能通达的，却是建立在另外一种“经验”的基础之上的，这另外一种“经验”不是派生性的现成经验，不是主客二分之后的经验，而是原初的经验，原初生活中的经验。
七、“形而上学”能被“艺术”代替吗?
虽然卡尔纳普也承认形而上学讲了一些内容，但认为那些内容不是形而上学所自称的理论内容，也不是描述事态，而是用来表达人的一般生活态度。(15)对此，我们必须加以说明。
也许有的“形而上学”确实是表达一种主观生活态度，但有的“形而上学”确实不是这样，不但自称是理论的，而且也确实具有理论指向(科学指向)，尽管其自身还不是纯粹的理论或科学。更重要的是，海德格尔哲学既不是表达主观生活态度的，也不是指向理论或科学的，它所探讨的是比主观生活态度和科学研究对象更深、更根本的东西。虽然海氏强调生活本身，但并不认可自己的东西是一种主观生活态度。因为只有在主客二分之后，才会有主观和客观。在主客未分的情况下，既不可能有客观态度，也不可能有主观态度。如果还可以说有一种态度的话，那这种态度也只能是一种源始态度，在这里既没有后来所谓的“事实”，也没有后来所谓的“价值”。再者，海氏一方面拒绝把自己的东西叫做“理论”，而是视之为“前理论的”东西，另一方面又坚称自己的东西是真正的事态描述。这里的关键在于，海氏的“事态”不是卡尔纳普的“事态”。卡尔纳普的事态是客观事态，是主客二分情况下有关客体或对象的事态，是派生的事态；而海氏的事态是原初的、主客未分情况下的事态，是生活世界中发生的事态。
卡尔纳普认为，用以表达生活态度、情感和意愿的适当手段是艺术而不是形而上学，他把音乐看作表达“态度”和“感受”的纯粹手段，而把形而上学家贬作那种强烈希望在理论中工作而又没有音乐能力的音乐家。(16)为了照顾卡尔纳普的思路同时又把话题集中于海德格尔哲学，我们在这里姑且把海德格尔的所谓“形而上学”也看作一种“基本生活态度”。但在这种情况下，卡尔纳普凭什么说艺术是适当的表达手段而“形而上学”(海德格尔哲学)却不是呢?人类表达生活态度的方式为什么就不能是多样化的呢?而且，卡尔纳普心目中那种主观的艺术能表达海德格尔的“基本生活态度”吗?
当然，卡尔纳普也承认，我们无需反对人们喜欢的任何手段(17)，但他为什么还要反对“形而上学”(海德格尔哲学)这种方式呢?原来在卡尔纳普的眼中，是“形而上学”的“理论形式”使它假装成了它所不是的东西：“形而上学家”所编造的东西是“显然联系起来的作为前提和结论的陈述体系”，貌似“描述事态”并讨论“真假”，实际上并没有断言任何事情，只是像艺术家那样表达了一些东西；“形而上学家”通过论证来支持他的陈述，并在专著中反驳其他形而上学家的断言，而抒情诗人却不会在他们的诗歌中反驳其他诗人的诗歌陈述，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在艺术的领域，而不是在理论的领域。(18)
按照卡尔纳普的这种逻辑，只要一有论证和反驳就成为理论的(科学的)，只要没有论证和反驳的诗歌之类的艺术作品才不是理论的。这种“理论”(科学)也太宽泛了!如果这样的话，文学评论和神学都是有论证和反驳的，它们也就至少在形式上都是“理论”的了，从而也就都伪装成其本身所不是的“事态描述”和科学知识了。为什么在科学和理论之外就不能再有论证和反驳呢?为什么在表达“基本态度”的时候就不能再有论证和反驳呢?难道只要使用了论证和反驳，就是把自己伪装成了理论和科学吗?海德格尔使用了论证和反驳，但他恰恰没有把自己的东西看作理论和科学呀?为什么就不可能有既非音乐和诗歌也不是理论的某种方式来表达“基本态度”呢?为什么只能是“要么音乐和诗歌，要么理论”呢?
我们认为，哲学完全可以既不是音乐和诗歌也不是理论，既不是艺术也不是科学，正像它既不是宗教也不是科学一样。卡尔纳普在这里貌似很宽容地给“形而上学”指出了一个出路，即“艺术”，但“艺术”不能代替“形而上学”，正像“科学”也不能代替“形而上学”一样。
八、总结
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卡尔纳普总共指责“形而上学”犯了四个错误：隐喻式使用词语、自造无意义的词语、混淆to be的系词意义和实存意义以及误用其实存意义。实际上，是卡尔纳普自己在“形而上学”问题上犯了四个错误。
首先，他忽视了传统形而上学对科学的作用，把本是一家人的传统形而上学与科学对立起来。也就是说，他把本质上属于同一种类的东西误认为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了。
其次，他把海德格尔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混同起来，没有认识到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也就是说，他把本质上不同的东西误认为是同一种东西了。
再次，他把“形而上学”(海德格尔哲学)的所谓正当“内容”简单地等同于主观态度和感受，并同样简单地等同于“艺术”的内容，因而试图以“艺术”来代替“形而上学”(海德格尔哲学)。也就是说，在“内容”上，他没有把海德格尔哲学与他理解的所谓“艺术”区别开来。
最后，他错误地认为“形而上学”(海德格尔哲学)采用了理论的形式，想伪装成科学。也就是说，在形式上，他没有把海德格尔哲学与科学区别开来。
【注释】
①李章印：《解构—指引：海德格尔现象学及其神学意蕴》，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1—95页。
②李章印：《海德格尔对科学与哲学关系的思考》，见《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6期，第5—8页，第23页。
③详见李章印：《解构—指引：海德格尔现象学及其神学意蕴》。
④Rudolf Carnap, “The Overcoming of Metaphysics through Logical Analysis of Language”, in Heidegger and Modern Philosophy: Critical Essays, edited by Michael Murray,
⑤ibid, pp. 24-25.
⑥Rudolf Carnap, “The Overcoming of Metaphysics through Logical Analysis of Language”, in Heidegger and Modern Philosophy: Critical Essays, pp. 24-25.
⑦Rudolf Carnap, “The Overcoming of Metaphysics through Logical Analysis of Language”, in Heidegger and Modern Philosophy: Critical Essays, p. 29.
⑧ibid, p. 26.
⑨Martin Heidegger, “What Is Metaphysics?” (1929), in Martin Heidegger, Pathmarks, edited by William McNeill,
⑩Rudolf Carnap, “The Overcoming of Metaphysics through Logical Analysis of Language”, in Heidegger and Modern Philosophy: Critical Essays, p. 26.
(11)ibid.
(12)Rudolf Carnap, “The Overcoming of Metaphysics through Logical Analysis of Language”, in Heidegger and Modern Philosophy: Critical Essays.
(13)ibid. , pp. 28-29.
(14)Rudolf Carnap, “The Overcoming of Metaphysics through Logical Analysis of Language”, in Heidegger and Modern Philosophy: Critical Essays, p. 30.
(15)ibid, p. 32.
(16)ibid, pp. 32-33.
(17)ibid, p. 33.
(18)Rudolf Carnap, “The Overcoming of Metaphysics through Logical Analysis of Language”, in Heidegger and Modern Philosophy: Critical Essays, p. 33.
（原载《世界哲学》2013年5期。录入编辑：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