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言而喻，至少从柏拉图的理念论开始一直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和辩证法，都将哲学处于远离人类感性生活的形而上层次，直到叔本华、马克思和尼采，才真正将以往抽象、僵死和毫无生气的形而上学与逻辑中心主义拉回人世，并深表对人类自身的关照。詹姆士和杜威虽然没有像马克思和尼采那样以革命的态度对待形而上学，但是他们依然是把实用主义的目标转向人性、人权、民主、平等、自由和信仰。特别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主张教育作为培养人的身体和人的生存能力，以及人之成为人的主要实践形式，要格外注重人的身心健康，注重那“发动性的、有精力的和有生气的性行”；培养和维持人类天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勇取心、发动心、自信心、以及创造精神；加强蓬蓬勃勃的身体开发和理智方面的训练[1]。此后，在诸多的实用主义学派中，罗蒂不只阐明了杜威所主张的突出效用的实践观，探索和实验的方法论，还极力提倡人类生存中的自由主义、审美主义、幸福主义和快乐生活；并认为欲达此目的，哲学家的最重要工作就是解构迄今仍然横行霸道、抽象空疏、枯燥乏味、远离人性的经院哲学，打碎旧哲学的霸主地位，建立无冕哲学。
他说，当人们普遍认为哲学是一种实在论、认识论、方法论，能够给人们提供有关实体世界的知识和真理的时候，其实这只是对哲学的误解。相反，如果哲学不研究那些一般性、普遍性和抽象性的东西，不纠缠那些“内在的实在性质，或与实在相符合”一类的概念，不试图去详细规定诸如真理、正义或实在的本质，而旨在“找到一条把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世界观和道德直觉，同新的科学理论或社会政治制度或其他新奇事物相结合的途径”，也许今天哲学会更有起色和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因为迄今的“哲学除了假设之外，什么也提供不了，而那些假设也仅仅是在它们使人们的头脑对自己的生活更敏感这个意义上说，才是有价值的。”[2]历史上许多哲学家倾毕生心血旨在找到一条使哲学成为普遍真理或指路明灯的新路，或一条旨在拟定最终思想语境的新路，或一种自然化了的历史观和认识论，而结果都是使自己的研究带有自我欺骗的性质；都是对知识、真理、社会和道德所做的类似于教义一般的辩护和渴求；而全部哲学学说都应该被解读为维特根斯坦所谓的“治疗性的，而非建设性的，是教化性的而非系统性的；其目的在于使读者对自己哲学思维的动机质疑，而非在于为读者提供一套新的哲学纲领。”[3]其“目标也只在于使人类能够实现其真正的人性”，而非日益超越自身或日益远离人性。因此抛弃过时的理论和概念，将会使我们对现实生活更感性、更亲和，将会有助于我们停止追问一些无意义的哲学问题。
比如，作为传统哲学现代延续的分析哲学，其实在蒯因、塞拉斯和戴维森那里，就已经达到顶峰而开始衰落。此后，哲学就进入一个新时期。这个时期就是从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杜威的哲学作为开端形成的与以往的主流哲学，也即系统哲学相对立的启迪哲学。启迪哲学的性质、职责和任务完全不同于系统哲学。它反对构建一种所谓真、善、美相统一的哲学体系；反对创立所谓准确的知识观和完美的真理观。它完全抛弃过去有关“知识基础”的观念和“心的哲学”，放弃作为可能学科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本身。他说：“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杜威通过引入一幅幅新的地域& 即人类活动全景’ 区划图，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革命的’哲学时代。这些新地图干脆没有包括那些以前似乎具有支配作用的特征。”[4]
这种新哲学更注重的是日常语言哲学、日常生活哲学、社会现实哲学。其目的不是要使哲学变得更精确、更严密、更清晰、更完整、更单纯、更确定、无矛盾、不混乱，而是要让哲学更加紧密地联系人们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使其变得更加实用有效、丰富多彩；使哲学不是通过变得更严格而是通过变得更富有想象力而取得进步。那种企图通过精确的逻辑道路来到达真理的想法，几千年来都没有变成现实。直到20世纪初，弗莱格、罗素、及至早期的维特根斯坦和胡塞尔还都热衷于保持哲学的严格性和科学性，然而最终还是在他们的哲学语境中包含着一种苦涩和绝望的声调。因为哲学越是成为“科学的和严格的”，它与人类文化的其他领域的关系就越少，而它所坚持的传统主张就显得更为荒谬。实际上，今天不仅分析哲学家和现象学家的哲学思想遭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批评，就是整个哲学也越来越遭到那些渴望消解某种意识形态或一种自我形象的人的蔑视。
具体地说，分析哲学只是另一种康德哲学，现象学只是另一种显示知识基础的心理学。它们基本上都没有改变笛卡尔* 康德的问题体系，因而也没有真正地赋予哲学一种新的自我形象。罗蒂论证说，通过对哲学史的考察，“我看不出说哲学本身应该历史地或非历史地发展有什么意义，或者说哲学的这个领域或那个领域是‘第一哲学’有什么意义。……通过上升到那种抽象层次获得中立性的企图只会产生陈腐的老生常谈或论战性的口号。”[5]哲学史上的每一位哲学家对于知识、道德、语言、社会的基础所做的研究都可能只是类似于教义辩护的东西；都试图使某种当代的语言游戏、社会实践或自我形象永恒化。
这种做法只能使哲学死路一条。事实上，“詹姆士和杜威不仅早已等在分析哲学所走的辩证道路的尽头，也等在福柯和德勒慈现在所走的道路的尽头。”[6]因此，现在对于已经频临死亡的哲学所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进一步使哲学，特别是现在还有很大影响的分析哲学“实用主义化”。实用主义并没有过时。只要看一看今天的许多分析哲学家是如何超越实证主义达到一种实用主义的语言境界和思想视野，就足以说明由于在分析哲学内部存在一种辩证的因素，而使其转向一直就具有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实用主义。分析哲学通过这种实用主义化所产生的结果，与欧洲大陆的哲学通过尼采和海德格尔批判康德哲学传统所达到的结果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为此，罗蒂主张要“把分析的语言哲学中的蒯因-普特南-戴维森的传统与后尼采思想中的海德格尔-德里达传统结合到一起。”[7]并且认为这种结合最终将导致后哲学文化。
在这种后哲学文化中，人们将不再把哲学、科学和文学艺术严格区分，哲学也将不再是一门处于重要地位的、把其他活动领域的成果加以综合和整理的学科。哲学的主要文化功能将被文学评论取代；科学将成为文学的一种；文学艺术将与科学研究处于同等地位；而伦理学既不比科学理论更加主观和相对，也不需要具有科学的形象和性质。这时，经过对哲学的解构形成的后哲学文化将是一种多元文化。其中哲学、科学、文学、艺术、宗教和神话都处于平等地位。人类从此将不再认为哲学高于其它文化样式，或把哲学虚构的真理作为崇拜对象。哲学不再充当纯粹理性的仲裁法庭；哲学家也不再热衷于建构完美的理论体系或进行抽象的思辨，而是关注现实的人生问题；致力于启发人的智慧，解放人的思想，提高人的思维，陶冶人的情操。与传统的系统性哲学相对立，后哲学文化或启迪性哲学将不再强调绝对性、确定性、同一性和必然性，而是强调相对性、不确定性、差异性和随机性；不再强调中心性、整体性、永恒性和不变性，而是强调多元性、解构性、历史性和变化性；使这种启迪性哲学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和后现代特征。在这种解构哲学的过程中，将哲学实用主义化和日常生活化是摆脱其目前困境的唯一出路。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科学和艺术都只是“一种文化样式”或“人类谈话的声音”。为此，罗蒂反对“第一哲学”的思想，提倡“无冕哲学或后哲学”。他说：“后哲学指的是克服人们以为人生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建立与某种非人类的东西相联系的信念。……一种文化可以看作是后哲学的文化，仅当其放弃了这样的希望，连同在现象与希望、意见与知识之间的对立。”[8]只有确立这样一种回归生命、规避虚假观念的后哲学文化，才可能提供一种重新描述生活、设计生活和重新确立生活的有用工具。尤其是在“一个完全时间化的知识性世界里，对于作为对知识做出贡献的一门学院性学科来说，对于这种敏感性的贡献将是一个值得尊重的目标。”[9]
二、提倡自由主义和幸福主义
罗蒂不仅主张要解构传统哲学，建立一种旨在提升人类生活质量的新文化样式，同时还力主建立一种以自由主义和幸福主义为宗旨的新实用主义或后现代实用主义。这正如美国学者布鲁斯·罗宾斯所言：“罗蒂的思想就是围绕一系列浪漫主义和实用主义、诗和政治之间的冲撞而建构的。”[10]他试图将两种互相矛盾的冲动，即“朝向超越常规的美学的冲动和朝向自由主义或改良主义政治的冲动彼此调和起来”。在罗蒂看来，实用主义者的信念和真理所认同的人生目的就是追求快乐、幸福和美丽。他们所认同的社会团体主要由宽容论者、多元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构成。他们的生活的核心目标就是，容许尽可能多的个人目标得到实现，以增加人类的幸福和乐趣，提升全球范围的民主和权利。他说，前实用主传统认为人类正在越来越接近真理或物理和道德的实体，然而在尼采、杜威和维特根斯坦等人看来，至少那些将人看作是物质的肉体和非物质的灵魂相混合的柏拉图-笛卡尔主义者看待人类的方式是无助于任何构成人类幸福的目的的。因为他们没有把人类看作一种能够从事复杂的身体行为的动物、一种高级的情感化生命，而是太关注人的精神和信仰领域，过分地突出人类的抽象能力和认知功能，及至后来的符号论者甚至把人类只看作是能够制造符号和使用符合的动物。他们忽视了人类作为一种高级动物，是一种拥有千百种欲望的凝聚体。人类同样需要吃喝玩乐和衣食住行，甚至更加需要生理、心理、情感和心智等方面的物质性和行为性满足，而不可能是一味痴情地去追求那些遥不可及的空洞概念或永远都不能变成现实的乌托邦。
当然，人类也需要一种理智的远射能力，以便帮助自己预见和支配可能发生的事变。但是这与信仰那些无补于现实的空洞观念和说教不一样，而是需要那些“更接近于实在或更受事实制约的理论和实践”。为此，罗蒂认为人类只有摆脱那些“死网一般的逻辑”和“铁框一般的理念”，使人之肉体和灵魂获得更多的自由，而不是束缚和压制，才可能变得越来越幸福、快乐。对于非实用主义来说，思想和政治的自由可以合理地成为获得真理的手段，而对于实用主义者来说，“思想和政治的自由、宽容、心胸开放，可以合理地成为人类幸福的途径。”[11]前实用主义是旨在用实体代替现象，用真理代替自由，而我们的宗旨则是用政治替代认识，用自由主义增进幸福主义，倡导人道主义；激励人们为个人生存和社会进步而奋斗，在艰苦的生存竞争中，培养自由、民主、博爱、善良、宽厚和浓郁的乐观主义及诚实可信的品格，净化人的灵魂，拓宽人的视野，增加人的活力，增强人的信念，实现人生价值；主张哲学应关心人类生活，精心呵护生命，培养审美情趣，塑造完美人格，构造完整人性。所谓真理不过是人类通过自由的研究所获得的倚重意见，一种表示满意的名词化，一种能够“以最终将使我们更自由和更幸福的方式重新描述我们生活的工具”。它不具有永恒性和绝对性，更不能超越现实和日常生活世界。
在罗蒂看来，伟大哲学家的成就同伟大诗人的成就一样，很少与数理科学和管理技术有关。而像杜威这样的实用主义者，则从理论科学家转向工程师和社会工作者，即转向那些力图使人类更舒服、更安全、并把科学和哲学作为达到这个目的之工具的人。这些人总是梦想或渴求建立一个民主、进步和多元的社会；并希望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过一种“自我实现的哲学生活”，从而把自由主义从启蒙的传统哲学基础中解放出来；以摆脱形而上学的、僵固的本质世界，转向追求整个世界的可塑性、变化性、偶然性和个性。他认为“民主就意味着个性是最初和最终的实在”，而且只能通过自我实现获得满足，因为“个性不能由任何人（无论他怎样聪明和强壮）为其他任何人( 无论他怎样低级和衰弱)实现；而只能是通过这个正在认识到他的个性的人自己去实现”，也正是“在个性这个词的积极意义上，他是自由的”。因此“一个公正而自由的社会的目的是：让它的公民成为个人主义的、非理性主义的和审美主义的，像他们在闲暇时高兴去做的那样，不引起对他人的伤害。”[12](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够利用他的独特条件、天赋、爱好和机会，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更完满、更有魅力的人；他才能更经常和更稳定地享受更多有价值的经验；才能真正实现一种持续的自我扩展、自我丰富和自我创造的审美生活。
然而要实现一个公正而自由的社会却是十分困难的。现实中不只存在“我们这些坐在桌子旁敲敲键盘的人的收入，要比在打扫我们洗手间时弄脏双手的人的收入高出十倍、比在第三世界装配我们的键盘人的收入高出100倍的不平等现象”，几乎到处都存在“数以百万计的人被奴役、拷打、挨饿致死”，几乎到处“都拥有宗教法庭的地牢、克格勃的审讯室、基督教牧师和共产主义指导员的冷酷无情的贪婪与傲慢”，然而施暴者却或者是一些独裁者、专制者，或者是一些真诚而严肃的信徒。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反对集权主义，提倡民主运动和自由主义，拒绝一切权威和独裁，而且要提倡用爱的道德取代责任道德；用浪漫主义的政治学替代极权主义和立宪民主制。现代社会依然是富人统治穷人的社会。他们总是想方设法使穷人更穷，让自己变得更富，以致于证明“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13](它并不能解决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所涉及的核心问题，即富人和穷人的不平等关系问题，更不能保证永远结束工人阶级和被剥削、被压迫民众的无穷无尽的苦难。
至于如何解决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罗蒂认为最好的方式有三条：一是加强全人类的公平对话、合理交往，提倡团结和相互默契，普遍地提高人的同情心和道德心。二是在社会实践中实施倚重“政治上可行的、平等地重新分配财富的工程”。通过这种工程，既能够使得每个人都有足够的钱财可用，又能够使得富人在重新分配财富之后，仍旧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有滋有味，而穷人也会从这种新的分配方案中看到未来的远景和希望。三是要有意识地“引导我们相关国家受过教育的公民继续关注对于一个全球政治体制的需要，它能够发展出对抗上层富人力量的某种力量。”[14]要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只有在这样一个全球性的社会政治体制里，才有可能给所有的人提供大致平等的机会，使得那种愿意为个人差异提供最大空间的自由主义目标通过人类自由地达到的同意的结果而变成现实。这些结果通常包括能够给人们提供更多的教育、安全和休闲，能够使得人们变得更有耐心、更加宽容、更具有想象力、拥有更多的团结的责任和良好的习惯，而更少强制性的兴趣、信念和欲望。在这里，道德或意识形态教育应该是有利于推动情感进步的情感教育而非制造隔膜与仇恨的教育；人际间要以相互信任和诚实而不是以“纯粹的义务”作为基本的道德概念。一切道德都不应该以强制作为条件，而应以自由意志、甘心情愿、民主和平等作为前提。没有自由民主的生活，就没有道德的生活、自由民主是一切道德的理想和方法。特别是杜威的“实验的民主方法总是自由的、自我修正的和富于挑战性的”。它总是能够启迪人的精神，陶冶人的自我形象；否定那些必然的和不变的真理，构建一种新的大众民主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不仅可以避免经院主义、先锋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危险，还可以培养人们以更加敏锐的心灵和乐观的情绪看待自己的生活和未来。
罗蒂不仅倡导人生的自由主义和幸福主义，还极力提倡艺术化的人生观和审美主义的生活观；一如其他实用主义者，认为生活中必须有美，没有美就不能叫做生活。只有美的生活，特别是以乡村生活、田园诗般的生活或以农民和手工艺人为代表的日常生活，“与异化和无根的都市生活相比，才是不那么堕落而更为本真的生活。”[15]所以，生活中的审美主义就是日常生活的眷恋和热爱，就是生活实践中的爱美之心；就是通过人的至善心灵，集中人的情趣和智慧，能动地觉识美和创造美；利用各种美的事物和美的精神构成一幅幅美丽的图画与场景，以给人类生活增添更多的美感和乐趣。正是基于此，罗蒂竭力提倡人类生活要文明有序、礼貌高雅、卫生健康、积极开拓、乐观向上、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追求丰富多彩的生活情趣；认为人类生活应是一门艺术、一种审美实践、一种能够创造幸福和快乐的活动。他赞成詹姆士等人的见解：“人们想要去做正确的事，想要获得正确的观念，一直在于愿意尽最大努力增进人类幸福。”[16]因此哲学应该集中解决“人为什么而生活，以及应该怎样生活才能幸福和有意义”的问题。哲学的任务绝不能远离人类的生存现实，只限于抽象的概念，而应该旨在促进人类肉体的健康、心灵的完美，以及预测风险能力的加强；以使人们活得安宁、快乐、活得高尚、艺术，活得自由及有尊严。为此罗蒂认为“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路径，就是一个以审美破坏理性的过程”，就是通过向艺术和审美的转向，“以推动人们从理性那令人窒息的僵化、同质化和非历史的观念中解放出来，进而将它作为对富有创造性想象力的灵活性的鼓励。”[17]
他说，这也完全符合真理的价值，因为真理就在于能够成为人类生活的手段和生存的路标；就在于能够利用其远射的光辉照亮人类的未来，指引人们去寻求更好的信仰和目标，以促进更好的生活，因此哲学不应该只限于抽象的观念和纯粹的理论领域，而应是一种能动的和创造性的生活实践；应该能够培养现实中那“令人满意的和令人欢愉的情绪，赋予意识生活以力量和色彩”，同时能够磨灭现实中的不愉快，增添可以享乐的东西；放任审美幻想及其丰富的多样性；拒绝现代性对合理化社会的启蒙希望，提倡后哲学文化作为一种整体性语言，要像海德格尔所主张的那样，利用各种令人激动的新隐喻将其诗化和艺术化。
正是基于这种宗旨和意趣，罗蒂一如杜威对仍然流行的学院派哲学表示极度不满。他不满它们的理论脱离实际；不满它们的哲学思想与个人生活制度化的严重分离。他严厉斥责这些哲学同行有意逃避拯救人类不幸的社会责任；认为他们根本没有将哲学用于现时代的生活斗争，而是将其局限于抽象、陈旧的学院问题，以保持一种不受影响的修士般的无暇，而与当代现实毫无关联。他谴责哲学退却到自鸣得意的专业主义和冰冷的逻辑推理；坚信只有当哲学不再是一种解决哲学问题的手段，而是解决人的问题的方法时，它才可能恢复作为一种以生活为中心事业的真正价值。
为此，罗蒂坚决主张语言的首要性，不再将语言视为理性的化身，或视为深层人类本质的表达，而是把“语言当作一种用来进行新的创造和自我塑造的美学工具；通过重新描述，通过由不同的词汇再讲述它们各自的历史，我们重新修正科学、历史和社会。”[18]他说，以往的形而上学语言总是与某种不朽的、永恒的和崇高的观念价值相联系，总是把“真理、至善、现实、权力、以及抽象的人性”作为个人或整个社会实现的目标，而审美性语言则不同，它可以满足特殊和偶然，甚至是私人、暂时和虚构的东西，因为审美寻求的是优美，而非崇高。因此现实生活中，修辞高于逻辑，显现世界的文学艺术高于解题和论证，隐喻高于标准的言说，而海德格尔的诗性思考显然也高于几千年都处于至上地位的概念和理性。
所以，哲学并不是一种脱离现实的思想，而是一种能动的生活实践，一种欲望和行动的方式，一种对智慧的热爱，对美善的向往。这种智慧既指谓科学技术或实际知识，也是对道德价值和过一种更好的生活的意识。它作为一种敏锐、机智而又充满激情与批判性的解释，包含着肯定和褒奖某种高雅生活模式的道德决定。它作为一种能够睿智地处理生活本身的综合艺术，其“生活旨趣在于更为渴望与欣赏在实际经验中表现出来的意义。”[19]其真实价值源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人们通过自我认识、自我批判和自我控制能够不断改善自己，通向更好的生活。特别是“那些钟爱特殊性和个人语言创造的美学作家能更好地体现自由。”[20] 由此，罗蒂主张：政治自由只有作为一种能够为我们的私人目的提供必要稳定与消极自由的工具时，它才能够帮助自我变得独立自主和少些残暴；才能够使个体自身变得更强大和更能容忍他人，从而提升生活世界。
由此，罗蒂反对那种将哲学和政治对立起来的倾向，赞成哲学就是一种文化政治学。自由哲学家应该能够提供一种民主生活的景象。哲学就是生活哲学，既能够从艺术审美的角度去改变人民的生活，又能够立足审美境界去改变人民看待生活的方式。在这里，哲学家的工作就是艺术家的工作；一个人只有把哲学当作像诗歌作品一样来写作，或只有把日常生活视为一种艺术或艺术行为，他才算真正理解和拥有哲学。“幸福地活着！”是哲学思维的目的。哲学就是用一种幸福的目光和快乐的心情去看世界和将美与审美作为自身目的的艺术。哲学实践就是生活审美的实践，就是按照某种审美主义生活的实践。
实用主义关注人类生活的艺术审美，也就应该关注能够享受审美快感的身体，以及那使得哲学家常常具有崇高境界和超凡魅力的身体美学；重视那对学生、同事以及常人具有极强说服力的“崇高之美”与热情洋溢的身体语言。身体不仅构成人之生活理想的基础和人之灵魂的最好载体，而且肉体的激情也有助于构成哲学对其有革新使命的人类灵魂。所以人类需要拯救的往往不是人类的抽象精神，而是血肉之躯；力求身体朝着向上的方向变得更充实、更强壮、更天真烂漫、更有青春感、更具肯定性，坚信“活生生的肉体更美妙、更动人”。特别是神圣的性爱和那炽热燃烧起来的青春生活，不仅能够打破一切禁忌和束缚，载歌载舞，心醉神迷，泯灭小我而与大我融为一体，从而使人们懂得什么是人世间最美好的爱和最奇妙的生理与心理体验，而且能让人产生某种充溢之感与巨大无比的力量。
也正是基于对人类身体的关注，才使罗蒂立足大众文化的享乐主义，将身体上升到审美高度，认为人类可以通过艺术使个体自身变得更完善；赞扬审美对于生活世界的有益贡献；主张哲学作为一种具体的、有审美魅力的生活方式的观念，“需要给身体实践的多样性以更重要的关注，通过这种实践，人类可以从事对自我认识和自我创造的追求，从事对美貌、力量和欢乐的追求，从事将直接经验重构为改善生命的追求。”[21]这种追求不仅能够刺激人们的勤奋和慷慨，带来生活的美好向上和富有生气；还能够通过对美的感悟去完善人性、教化文明，推动经济昌盛、文化繁荣，促动优雅的民风民俗大放光华；使人类生活日益变得温馨、美丽及合乎本性。解放人类久被禁锢的主体，释放久被束缚的激情；丰富长期单调的灵魂，让生命尽情享受宇宙所赋予的自由。
【注释】
[1] 杜威：《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4页.
[2] 理查德·罗蒂：《真理与进步》，〔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3] 理查德· 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页。
[4] Ray Monk. Ludwig Wittgenstein: The Duty of Genius. London: Penguin, 1990. P243.
[5][6][12][17][18][19][20][21] L.舒斯特曼：《哲学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8页，第38页，第83页，第
128页，第134页，第24页，第135页，第203页。
[7]J.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MIT Press, 1987, P 5.
[8][11] 理查德· 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9] H.J 萨特康：《罗蒂和实用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72页。
[10] 布鲁斯·罗宾斯：《全球化中的知识左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3页。
[13][14][16] 理查德·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350页，第359页，第178页。
[15] D4 希尔贝克等：《西方哲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616页。
（原载：《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录入编辑：中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