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这些缺陷,但是,罗蒂的哲学应该说有更多积极的方面。如果做某些修正,他的新实用主义的洞见能够为社会科学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首先,他的新实用主义有助于说明“方法论自然主义”的局限性。说到方法论的自然主义,我们是指科学哲学的一种特殊路径,它探索构成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者之基础的方法论原理(或“发现的逻辑”) 。方法论自然主义是很不同的许多社会科学哲学所共享的一个概念,这种种哲学包括迪尔凯姆的“科学理性主义”和波普的证伪主义,以及更新的批判实在论的浪潮。方法论自然主义者致力于揭示这种统一的方法论,并把它应用于社会领域的研究。他们可能会试图通过推理来发现科学探索的本质,并且认为正是这一本质使得科学探索不同于、并优于其他研究形式;他们也会试图通过研究自然科学的历史来推导科学家所采纳并曾经使他们获得成功的方法。或者,他们也会把两种策略结合起来,强调科学的本质体现在自然科学的实践中。不过,如果我们看到历史上不断出现的相反的证据,那么,我们就会发现,那种所谓确保科学获得成功的不变的方法论方针似乎越来越令人难以置信了。实用主义者,如罗蒂,认为不存在“据以形成进行理论选择的法则的非历史性元语汇”( Rorty, PP1:48) ,这也许是对的,因为发现这种元语汇的任何尝试至今都显然是不成功的(Rorty, PP1: 67 - 9; PSH: 175 -89) 。如果我们注意到方法论自然主义者步履蹒跚,踉踉跄跄,虚弱得注定要倒下去,那么,不能取得成功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这种指导方针太严格,那么,危险仍然存在,因为一直存在着这样的科学活动,它们被证明是成功的,但是却背离这些规范。而如果这些方针太模糊,那么,又难以评估这些方针到底是否能有它们所声称的那种积极的效果。逻辑实证主义的方针是前一种情形的例子,而批判实在论的处方则属于后面的情形。更重要的是,不只是说有一种同样的规则构成范围广泛的众多学科的基础这一点是可疑的(比如说,古生物学和天体物理学有那种共同的东西吗?) ,同一种方法在不同的时间点上也可能有不同的结果。没有理由认为迄今为止在某一具体领域一直成功的某种做法将来仍然是成功的。同样,迄今为止被证明取得了某些经验上的成功的某种方法论策略,为什么就有理由被推荐用于未来,这仍然是不清楚的。这似乎是把被认为是理想的东西与一直是成功的东西混为一谈。没有任何依据认为不存在其他更令人满意的策略。
其次,实用主义认为知识是一种行动方式,像其他行动一样,这种行动给世界带来变革,这一观点有重要的价值。詹姆斯正确地界定“实用主义的方法……是现存的实在可能借以得到改变的诸多路径的一种指示”( 1907:45)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实用主义的视角特别重视可能构成社会研究之基础的认知旨趣的多样性。它认为方法论的策略至少部分地依赖于研究的目标,研究的目标在某种意义上指导着研究,这种观点类似于尼采拒绝接受所谓独立于利益和需要的真理概念(Rorty, PP2: 1 - 6) 。如果我们把实用主义的立场与另一种观点放在一起来比较,那么,就能更加明了实用主义立场的特点,这另一种观点目前被说成是取代方法论自然主义的一种选择。受解释学的哲学方案、社会现象学或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影响,有些社会科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提出关于社会的本体论(及其与自然领域的不同)使得一种不同的解释性的方法成为必要(例如, Giddens, 1976, 1984) 。在这些社会科学家看来,与自然领域不同,社会是由不同层面的符号所构成的一种复合体,要拆开这些符号,研究者就有必要熟悉社会实践所参与的各种各样的语言游戏和语义场。获得这种亲近的关系,就是去得到构成这些游戏或语义场的社会规则和假定的知识。这些作者设想社会研究的目标就是使用允许对社会实在进行尽可能精确刻画的概念,而解释性的方法被认为对社会绘图法的精巧技术来说是根本性的。我们可以暂且不管这样一个问题,即,这种主张是否如这些社会学家所强调的那样包含在他们从中获得灵感的哲学中,或者与这种哲学一致。我们这里想要指出的是,从新实用主义的视角来看,这些反自然主义者犯了“本体论的错误”,即,他们有一个错误的假定:只要有了本体论就足以解决方法论的争端。从新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本体论的断言从来都不够,因为方法论的选择至少部分地依赖于到底要实现什么。认为社会有着某种固有的东西,这种东西使得某种单一的探索方法成为必要,这样一种观点可能是错误的,因为这就等于说是做出这样一个荒谬的断言:某一单一的方法能够满足于所有认识的旨趣(参见Baert, 2002) 。
当然,这不是说一种方法论路径的选择可以完全被简化为认识旨趣的问题。罗蒂似乎就犯有这种“工具主义的错误”,他认为方法论的问题不能建立在本体论的基础之上(Rorty, CP: 191 - 210) 。在罗蒂看来,不同的独立的领域之间存在着区别,这样,某一具体的方法就只能用于完成一个特定领域而不是其他领域中的目标。同时,某一具体研究对象的性质使得有些目标不能达到,这也不是不可能的。简而言之,就方法论依赖于我们的目标而言,方法论的确是一个选择的问题,但是,它仍然是一种有限定的选择,因为有关我们的研究对象的本体论局限着能够实现什么以及如何去完成。举例来说,化石的领域,虽然(如前所述)允许使用解释性的方法,但是,这也与社会世界中使用这种方法有明显的不同。罗蒂去证明相反情形的企图是误导性的,这种做法依赖于一个关于解释性方法的弹性的概念。他把解释性方法界定为一种整体论的概念,借助这种方法,我们是把新的对象与其他更熟悉的对象联系起来,从而达到对新的对象作出理解的(Rorty, CP: 198ff) ,但是,这很明显是一个很模糊的描述,它至少同样适合于结构主义。举例来说,虽然也可以把韦伯的解释性理解的概念简单地描述为组成“意义之网”,但是,这种描述实际上是不准确的。韦伯是通过把目标和理性归结于人们的行动来建立具体的概念之网的,希望说明人们为什么做他们所做的事情。在古生物学领域不可能达到这种目标,简单的理由是化石不会像人们那样给他们的环境赋予某种意义。就罗蒂对解释学的反对来说,他当然是对的,行动过程中的有关的人的解释相对于社会科学家的解释来说,并不具有认识论的优先性,但是,泰勒以及解释学的作者正确地回答,他们从来没有这么说过。泰勒对此作了权威性的表述,他写道:“我们在这里探讨的不是主观的意义,而是主体间性的意义。主观的意义能够归入行为主义的政治科学的范畴表之中。主体间性的意义不只是说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们在他们的头脑中都有或绝大多数都有某种给定的思想,赞成某一套给定的目标。隐含在这些实践中的意义和规范不只是存在于行动者的心灵之中,而是外在地存在于这些实践自身之中。这些实践不能被看作是一种个体的行动,它们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模式,相互关系的模式。”(1977: 119) 所以,说泰勒把个体的活动的意义看作与有关这些活动的描述是一样的,这是错误的。
第三,也是最后的一个要点。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自然主义者和反自然主义者有着很多共同的东西,因为他们都把指导社会研究的目标过多的现象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或者完全忘记了这个现象的存在。自然主义者认为,合理的社会研究其目标在于说明和尽可能预见外部世界,而上面所讨论的反自然主义者则假定社会探索的目标在于尽可能准确和完全地对社会作出镜式的反映。两者都没有认真考虑可能构成社会研究之基础的其他认识旨趣,尤其是,两者都忽视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自我认识是研究社会领域的一个合理的目标。自我认识这个概念,我们是指这样一个过程,正是通过这个过程,研究本身进入到不同的生活形式之中,而不只是直接提供通向外部世界的路径。这个过程被看作是重新连接我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的文化的一种机会。谈到这个概念时,我们心目中所想到的接近于汉斯- Georg·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意识的概念,这是他的解释学事业的中心概念,其特征是它的兴趣不是在历史本身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是“过去”如何使某人不同地表达其自身。正如罗蒂把后分,析哲学理解为教化性的,指向于教化,这种自我指涉的知识形式可能使人们能够思考他们的文化中以前没有加以质疑的东西,挑战有关这种东西的根深蒂固的信念,以及构想不同于现存着的东西的社会和政治理想。虽然伽达默尔和罗蒂两人都主要把自我认识看作是一个哲学的概念,但是,它已经在不同的研究领域中,从文化人类学中的批判转向到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方法的系谱学,显示出是一种富有成果的方法论策略。
自我指涉的知识概念与《造就我们的国家》以及《哲学与社会希望》中的一些说法是非常一致的。这两本书主要是为了分析人文科学的现状,在其中,罗蒂揭露了通常在“理论”或“批判理论”的名目下所从事的没有实际意义和不断重复的学术的弊端。这些反思不只是与文学系有关,因为“理论”也在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中以相似的方式被使用和误用。研究基金的制度,在某种意义上是构成罗蒂所说的问题的部分原因,因为在这种制度中,研究者从一开始就被要求提交一个被认为“指导”该研究的理论框架。所谓“指导”很不幸经常意味着一种片面看待事物的方式,以这种方式理解社会,这样就强化了推动着该研究的那种假设。研究者被鼓励去使用与著名理论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公认的框架。无论理论是拉康的(Lacanian)或者是由安东尼·吉登斯所激发的,无论研究的对象是当代法国的电影院还是逐渐缩小的福利国家,没有说出来的假定是:一项研究的成功与已经表明可以应用的框架毋庸置疑是一致的。人文科学中的研究应该促进我们的想象能力,开辟新的未来,然而,这种“由理论所激发的研究”所发挥的作用正好相反:它无视新的经验。不管这种研究表现得是多么伤风败俗或者是多么先锋、前卫,它最终在知识上是完全保守的,这种研究本身不是去学习某些新的东西,而是强化那种先入之见。
罗蒂是对的,他相信,打破僵局的一条可能的道路存在于实用主义之中,但是,说这种方案意味着完全摒弃理论则很明显是错误的(Rorty, AC: 91) 。即使我们真的要摒弃理论,也可能做不到,因为正如罗蒂等实用主义者所指出的,我们的假设是任何知识的先决条件。因此,比较好的是意识到我们所使用的是什么理论,而不是否定不能被否定的东西:那种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对我来说,一致而连贯的实用主义的答案最好地体现在如下这种观点之中:研究者的天职是尽可能保持心灵的开放,这样,他们的假设和期望才能受到他们所从事的研究的影响。因此,成功不再是由一种理论被表明“适合”资料的程度、不同的理论成分被表明会如何容易组合到具体的经验中去的程度来测量的。取而代之的是,成功意味着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事物,作出格式塔转换的能力,这种能力应当被看作是成功的一个标志。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尼采在说明他提出研究历史的系谱学方法背后的基本原理时就已经提出过这一伽达默尔式的观点。尼采问他那个时候的历史学家,如果所收集到的资料怎么都不会影响现在,如果它们不能给我们以任何鼓舞,那么,我们从早到晚钻在故纸堆里有什么意义呢? 可以想象罗蒂自己对一种对话性和教化性哲学的要求(Rorty, PMN: 357 - 94) ,系谱学面对过去是为了帮助创造一个距离来正视我们现在的假设,是为了帮助人们构想不同于目前的状况的未来。福柯恰当地把这种方法称之为“关于现在的历史学”,之所以要面对不熟悉的过去是要开拓一条进入熟悉的现在的通路, 或者是为了改变所熟悉的现在(Baert, PP2:173) 。罗蒂批评福柯是“从与当代社会的问题有许多光年的距离的观点”来写作的,罗蒂实际上没有认识到关于现在的历史与杜威的观点之间的一致性,杜威认为语言和知识,而不是表述的行为,允许人们增加人类可能性的范围。系谱性历史学与罗蒂的格言是完全一致的,这个格言是:关于研究的反表述主义的观点应该“积极面对其他现实的和可能的文化,让这种开放性成为其自我形象的核心”(Rorty, PP1: 2) 。依靠关于现在的历史来帮助人们审视自身,准确地说就是要实现这样一种杜威式的理想:扩展人们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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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一期。录入编辑: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