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克曼　曾誉铭译】实用主义、后现代主义[1]与全球公民

何为全球公民?

何为全球公民,人们众说纷纭,而何为“好的”全球公民,一致意见更是寥若晨星。例如,奥诺拉·奥·尼尔使我们想起,全球公民传统地被理解为不过是某或此或彼与其他民族国家有着各种关系的民族国家中的公民。在这种观点看来,全球公民就是努力影响自己的民族政府与其他民族政府相互作用的方式。因此,民族国家既被视为过滤器,又被视为缓冲器,使作为全球公民的个人不能直接参与。对众多传统主义者而言,任何使个人超越这种模型强加限制的全球公民概念要么被视为前后矛盾要么被视为非实在性乌托邦。

然而,自从联合国成立并于1948 年批准《全球人权宣言》以来,这种传统图景逐渐发生改变。在上世纪中叶,开始出现新制度构架如贸易、环境、核军备、恐怖主义、健康问题、旅游等协议、规范机制。除这些不断增加的非政府组织之外,还出现通过传真、因特网及其他电子交流方式而快速地自我组织并跨越政治界限的特别利益群。而更明显的是,我们所了解的民族国家时代正让位于更有生命力的新世界主义环境(milieu) 。那些已经改变或正在改变的环境激发了全球公民性质的争论。一些传统模式的批判者已经认为,全球公民概念将不得不从当前存在的民族国家“内部”发展出来。在这种情景( scenario) 中,现有民族国家中的个体公民从现有条件中向外活动,将为国际合作而改善现有或新的超民族机构。本质上,他们会组成要求其政府更积极地参与全球事务的公众。然而,对其他传统模式的批判者而言,这种情景远未充分。他们认为,新世界主义只能使个人教育自己思考超越其自身利益、其民族国家利益甚至超民族机构利益等问题。但是,不像先前的情景那样(个体公民单单或主要通过其现有民族制度而活动) ,在这种模式中,个体公民将开始“跳过”其民族政府(好像会那样) ,创造并加入新国际范围内的公众。那些新公众将作为对经验需要的回答而存在,而且,它们会为解决那些最初形成公众时的问题而与其他此类公众相互作用,对已建立的组织实体如民族国家施压。[2]同时,很难预言这些公众将如何形成,在它们未形成之前,根据定义它们会采取何种形式。然而,现有的非政府组织和诸如经由因特网而组织起来的和平主义者网络等特别利益群为我们提供了何者将会来临的线索。

还有一个重要的重叠问题,即是否应当根据传统的权利与义务语言,或更广泛地,根据新民主制度和热情来定义全球公民。当前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因世界贸易和随之而来的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及多民族公司权力的膨胀使这些问题变得复杂起来。更复杂的情况是,当前包括水在内的基本自然资源的私有化(例如,这种情况正在南美一些国家中出现) 。

在关于该主题的优秀论文集的导论中,尼格尔·多薇和约翰·威廉姆斯邀请我们不要无视哲学问题,这些哲学问题探讨全球公民本质和我们在人类历史过渡期中所面临的问题与机遇。他们认为,该情景中的哲学内容围绕两极:“伦理”要素与“公民”要素组织起来。在他们看来,伦理要素包括如何决定权利与义务、何为全球公民的核心规范等问题。例如,这种要素将讨论经济正义与环境正义等问题。在他们看来“, 公民”要素关注(用他们的话说) 是否“存在一种似是而非的真实意义上的‘公民’,在其中它赋予我们的全球公民以意义”。

接下来,我打算根据多薇与威廉姆斯的“公民”要素来概括如何培育全球公民的问题。我还打算指出经典美国实用主义与创造并培育全球公民有关的核心方法,这些公民依次成为形成和维持全球公众的工具。我并不打算提出解决地理政治学和经济学具体问题的方法,我也不想预言将会形成的全球公众的类型及其机制。相反,我将运用美国实用主义创始人面对这种问题提出的某些方法,以此决定在全球公民的教育上它们将走向何方。为了尽可能以最高信念提出那些方法,我将首先尽可能简洁地论述它们。然后我将指出(我相信) 比后现代主义普遍认为的方法和前景更有效的方法。

实用主义方法

在1907 年的洛厄尔讲座中,威廉·詹姆斯将实用主义作为哲学“极端理性主义”倾向的激进选择( radical alternative) 提了出来。在这些倾向中,他列举了通常的教条式怀疑:过于依赖抽象与文字方法(verbal solution) ,先验推理,诉诸固定原则和封闭体系以及“伪装的绝对与起源”。詹姆斯的主张中令人惊奇的事情之一是,它没有期待或赋予任何具体结果以特权。它仅仅作为一种方法被提出来——一张到处都可使用的通行证。詹姆斯认为,一旦运用实用主义方法,那么肯定会削弱哲学的某些古老对抗。在语言中,它甚至超越约翰·洛克和乔纳森·爱德华森的呼吁,即通过寄生抽象性的致命重量而畅通无阻地回到“直接观点”(naked ideas) 。詹姆斯要求每个词勒紧腰带过日子——它在经验流中自我谋生。而且他坚持认为,每种理论应该被视为一种工具——改造经验的工具。换而言之,实用主义方法将足够灵活地考虑依赖个体性情与脉络(context) 的众多观点与活动。但它不会接受任何请求者。尽管它们能靠信用而存活一段时间,提交检测的观念最终将不得不自己买单或者宣布破产。

在这点上值得注意的是,詹姆斯的不赋予任何特殊结果以特权的工作方法与让- 弗朗西斯·利奥塔及其他后现代主义者的能够或者应该赋予任何特殊叙述或观点以特权之间存在重要差异。詹姆斯的主张具有研究的“科学方法”[3](它以之为基础) 的优点:当它得到正确运用时,它确实提出与获取—知识有关的优先方法,因为它是实验的且产生客观的实践效果。它自我矫正。另一方面,从表面上来看,利奥塔式后现代主义者的主张弄巧成拙:它必须赋予自己的叙述以特权,即没有叙述有特权。还要记住的重要一点是,事实上,利奥塔的著作似乎并不赋予获取知识领域以特权。它的标题是“一个关于知识的报告”。

在强调其实用主义方法不赋予任何特殊结果以特权的主张时,詹姆斯借用了意大利实用主义者乔凡尼·帕皮尼的一个隐喻。他说,实用主义方法就如同酒店里的走廊。许多房子向它敞开,而在房子里却有各式各样的活动。在那里会发现宗教主义者和无神论者、科学家和哲学家,然而,除其差异外,住客在一个重要事情上是共同的:他们将不得不穿过走廊———他们将不得不运用实用主义方法———为了进出他们各自的房间(詹姆斯) 。因此,詹姆斯主张,如同智力与政治差异一样,在实用主义方法伞下,在许多情况中,文化差异都可以得到协商。如果他的观点正确,那么,我们将期待在其中找到一种培育全球公民及其结果(corollary) ———形成全球公众的工具。

但更具体地来说,什么是实用主义方法? 假定它不赋予任何特殊结果以特权,但允许宗教主义者与无神论者、科学家与形而上学家,但(假定)不允许民主主义者与独裁主义者、世俗主义者与神权主义者、人文主义者与基要主义者通过的走廊为何呢? 如果它要作为培育全球公民的一套工具而保留下去的话,这是实用主义必须回答的问题。

在洛厄尔讲座近100 年后的今天以及在它身无同侪的时期后,实用主义似乎已变得十分流行,这一事实使问题复杂了。然而,除了其当前的流行性(或者因为它) ,实用主义的核心原则依然并不占有人类生活最重要的某些领域。实用主义的最有力形式是一种精确的意义、真理和研究理论,或者更好地说,它是与精确的意义、真理、研究理论密切相关的家族。

查尔士·桑德斯·皮尔士在1878 年写道:“考虑起到的效应,它可能令人信服地具有我们认为的我们的概念对象的实践特征,那么我们的效应概念是我们的对象概念的整体性。”(皮尔士) 20年后,詹姆斯在1898 年写道:“任何哲学命题的有效意义总为我们带来未来实践经验中或积极或消极的某些具体结果;关键在于经验必须是具体的而不是事实上它必须是积极的这一事实。”在皮尔士原创性论述之后60 年,杜威在1938 年写道:“如果结果是可操作地建构的并因而能解决引起操作的具体问题‘, 实用的’正确解释,[涉及]就是命题合法性必要检测的结果效应。”(晚期著作,第12 卷,第4 页) 简洁地说,就像维特根斯坦要求我们做的那样,实用主义意义理论坚持认为,我们不应该仅仅根据它在语言游戏中的使用来对待概念的整个意义,而是根据公开实验和行为以及超越特殊语言游戏的方法来进行:概念意义是在我们的未来经验中并为我们的未来经验而产生的差异。

换言之,实用主义方法的核心是经验的。查尔士·桑德斯·皮尔士在1906 年写道:“所有实用主义者会进一步同意:他们弄清词与概念意义的方法不过是实验方法,通过它所有成功的科学……到达现在严肃地适用于它们的确定性程度。”在詹姆斯看来,“在运用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原则时,人们总结说,既然‘真理’一词不多余,那么它必定也有意义是十分自然的事情”[4]。在吸收真理理论的对应和一致的最佳要素(就像反对其缺乏辩护的要素一样) 并增加了一个时间维度之后,詹姆斯宣称“真观点是我们能吸收、验证、确证、查证的观点,假观点是那些我们不能这样做的观点”。读这段话的某些人得出结论说,詹姆斯将真理等同于个人满足。但杜威不这样理解。他写道,詹姆斯的真正理论是:“一个信念为真仅当它既能满足个人需要又能满足客观事物的要求”(中期著作,第4 卷,第112 页) 。在其对此事最确切的论述中,杜威将真理定义为正当的断言性。[5]

总之,实用主义的真理理论是经验主义的有力形式:它要求我们将我们的观点视为真的,当它们既有客观基础(如它们的正当性能在公平世界得到阐述) 又能解决客观困难(如它们在相关条件下是断言性的) 。实用主义将研究视为自然活动,即像心脏跳动的节奏和鸟儿飞翔及栖居一样的内在于机体本性的活动。在意识层面上,研究肇始于有问题的情况,由之出发它试图规定明确的问题。然后它利用各种具体工具或抽象工具形成假设,它在具体实存的领域检测这种假设,并且由此出现激发性问题。实用主义的研究论述总是处于具体环境之中。它源自感受到的需要,运用抽象和具体工具,在经验实验室中检测命题,并在引起特殊研究序列的困难中终结。在杜威的著作中,逻辑是研究理论。

实用主义与全球公民

那么,我们对与实用主义的意义、真理和研究论述有关的全球公民和全球公众问题和前景有何可说的呢?

首先,实用主义方法因其强调连续性和共同性而主张经验的基础,因而反对认为人类生活首要特征为差异、非连续性和非通用性的怀疑论、种族主义和其他主张。当然,实用主义并不否定我们会经验断裂和非连续性。它只是认为,连续性与非连续性在更广阔的脉络中相互关联。在认为是对被差异(或者也许是différance) 占据的后现代主义的控告中[6],詹姆斯因“让事物永远处于分离之中”而批判了传统的经验主义(应当注意的是,他反对其时代中的绝对观念主义者当作药物来寻求的“联合假设机构”) [7]。他认为,如果我们坦率地检验我们的经验,我们将发现它们在时间中存在,它们包括重叠要素、转换,而且它们的内容既是联系的又是分离的。对这一部分,杜威及其同事在芝加哥大学进行的知觉刺激与抑制的实验严重地影响了他的研究理论。对詹姆斯和杜威而言,具体来说,自我既不是主观的现代主义者的自我也不是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中遭遇的片断的、无效的自我。相反,实用主义的自我只是一种个体,这种个体存在在于使其如此的亲属与共同体的关联中。它是在厚实的社会行动主义者道德中的行动者,进而是当其以经验方法和结果为基础最好地发挥作用的厚实的社会与政治约定( engagement) 中的行动者。

因而简·阿当姆斯等实用主义者深受杜威建立人类共同体的经验方法的影响。人们应当记得,在这种联系中,阿当姆斯和杜威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下进行他们的实验,这些环境包括非英语者的大量移民,不安定的工作及人种和种族斗争——总之,在与新全球公众将不得不由之建立的环境类似的环境中。

人们可能反对杜威最令人敬畏的实验工具,即他的演化的自然主义本身倾向于削弱共同体,因为它区分超自然主义者与自然主义者,并因而在能够不同地共同建立全球公众的个人之间插入一根楔子。对这个控告,实用主义回答道,詹姆斯的实用主义酒店能为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自然主义者与超自然主义者提供居所。杜威让我们记起,实用主义并不提供决定神或诸神是否存在的方法。它是一种检验这种信念实践结果的方法。由于世界上大多数人同意超自然主义信念的某些形式是可以争论的,因此这是促进全球公民的可观结果的事情。

作为一种自然主义,实用主义本质上和超自然主义及其他宗教信念并无争论。然而,作为一种演进的自然主义,它同诸如由基督教基要主义者作为好的科学范例来提倡并要求校董会作为客观的、同侪—检审(peerreviewed) 的生物学与地理学教学来选择的创造主义等非自然主义有争论。在实践中,这对在那些领域中形成全球公众意味着,根据实用主义方法,自然主义与超自然主义应该能够共同工作。但像其他公众一样,他们建立全球公众采用和利用的方法将不得不是建立国际空间站、发现染色体、创造社会安全等类型的实验方法——而不是宗教或政治权威的方法。我相信,全球公民教育对实用主义方法的运用将具有重大而有益的意义。例如,它将揭示伊斯兰主义者试图返回阿拉伯科学“黄金时代”的无用性,在其中,正如萨义德·侯赛因·纳萨尔所写的那样,“scientia (科学) ——人类知识,只要它仅仅从属于sapientia ——神圣智慧,它就将被视为正当和高贵的。”它还将鼓励诸如美国等民主社会中的技术科学家更坦率、更勇敢地抵制其政府征用并开采其研究成果的企图。总之,他们将抵制好的技术科学伪装下的意识形态企图。

在我写作时,这是美国特别令人烦心的问题,考虑到小布什政府已经论证了尊重意识形态纯化的一套清晰模式,其对象是全球变暖、北极石油开采、甚至防止性病传播的避孕套的有效性等技术科学问题的实验结果。正如杜威在《共同信仰》中认为的那样,除了其他差异外,人类分享许多值得赞美的理想与目标(晚期著作,第9 卷,第1～58页) 。他要求实用主义方法应用于疏通在人类共同体中被发现的如此丰富的理想主义与激情主义——尤其在年轻人中——保护那些共同理想与目标。因此,实用主义者对连续性和共同性的强调与极端后现代主义截然相别,就像它强调作为人类经验首要特征的差异一样,后者宣称自我并无潜在连续性。正如一位后现代主义者说的那样:“在‘自然’或‘神’或‘未来’中并无共同的名称——要么保证世界的单一性要么保证中立或客观思想的可能性。”另一位后现代主义者告诉我们:“现在只有差异……”

简短地说,通过指出建立全球公众的方式,实用主义为培育全球公民提供工具。当研究被运用于生活领域(在其中审美不是它的主导关注) 时,它提出了包括研究审美工具及研究的审美要素在内的丰富的审美经验。正如简·阿当姆斯在赫尔屋(Hull House) 的工作论证的那样,它的经验主义甚至在最不同的人群和最艰难的环境中发现了建立共同体的方法。杜威的演化的自然主义承诺强调全球公众建立于其上并由之出发的平台。

其次,实用主义方法暗示了文化冲突及其结果的相对主义问题。像我所描述的那样,实用主义主张中庸的文化相对主义,但反对作为“认知”相对主义而被人知的强烈的怀疑论版。在接受中庸的文化相对主义时,实用主义只尊重这个事实:各种文化视为善好的东西琳琅满目、不胜枚举,而只能根据一个或一套原则来理解或评判它们。然而,根据实用主义方法,这不应该被视为技术科学贫乏的效果,而应该视为人类经验丰富性的效应。用杜威的话来说,有很多认知(knowing) 在那儿无事可做的经验领域。

按照杜威对研究的论述,实用主义认为,文化差异本质上不是需要研究的条件,文化差异反而导致相互排斥的主张宣称要做的事情。换言之,有许多认知确实有事可做的经验领域。对活跃的文化冲突的一个回答被称为认知相对主义。出版于1996 年的哲学论坛问题中的一篇论文的作者这样描述道“, 我在这里为之辩护的相对主义”,他写道:“是将一般判断作为其对象的认知相对主义的非常普遍的形式⋯⋯它以两个命题作为基础: (1) 所有判断的真理价值对某些具体观点是相对的(否则以不同的名称指称一种理论架构、概念图表、视角或观点) 。(2) 没有一种观点独一无二地或至高无上地优于其他所有观点。”[8]

我们如何理解这些命题? 如果第一个命题简单说,所有认知是透视的(perspectival) ,那么它与开创性实用主义者对它的描述一致。实用主义强调有机体在其环境中并作为其环境一部分的被抛性(situatedness) ,并且反对全知全能观点。如果不这样的话,根据审美或其他维度,人类经验就是贫乏的。

第二个命题比第一个复杂些,但如果用它指在普遍意义上,判断的所有视角或观点价值相同,或者它们甚至在解决手头的具体问题上价值相同,那么它与经典实用主义的实验方法不一致。[9]首先,开创性实用主义者认为不存在作为一般判断与知识的事物。其次,他们认为,假定在具体情况下(毕竟,它是首先激发研究的东西) ,某些判断是正当断言性的,而其他判断则不是。开创性实用主义者并不认为,每一种苦难都有现在或未来的解决方法。他们认为,如果充满生气地追寻的话,客观研究通常容易产生某些可维持的及不可维持的视角与观点。这种立场来自处于实用主义核心的经验主义强承诺。值得注意的是,在此种关联中,每个开创性实用主义者与经验科学有着内在关联,由此出发他提出了丰富的研究观念。皮尔士在很长时间里作为科学家为美国海岸与测量局工作。詹姆斯在哈佛大学教授医学与经验心理学。杜威及其工作组在芝加哥大学组织并管理一个经验心理学实验室。

尽管引入动机是危险的,人们还是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说,认知相对主义的第二个命题——“没有一种观点独一无二地或至高无上地优于其他所有观点”被用来作为影响全球公民的观念和实践的解毒剂。那些观念和实践的不完整名单包括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等等。更具体地来说,它包括种族清洗、少数派的宗教迫害等等。换而言之,认知相对主义试图避免被置于一种立场中,这种立场决定两种冲突的文化实践何者优于对方,并只承认没有一种观点独一无二地或者至高无上地优于其他所有观点,因此,它看来好像削弱了冲突的根据(groundings) 。[10]

但事情并不这么简单。认为没有一种观点优于其他观点,因而冲突无正当基础是一回事,遭遇未来的(threatened) 或业已存在的解决问题的困难完全是另一码事。在这种联系中,值得注意的是实用主义的核心特征———透视主义。但实用主义的透视主义是有限接近的结果;它不是智力杂交的结果。

杜威令我们记起,创新是实存的类特征( ageneric trait of existence) ,而且我们应该尽可能地未雨绸缪。但他还让我们记起,在任何给定的实践中,我们能支配大量检测好的工具。更重要的是,我们有能力开发比我们当前拥有的工具更能适合新情况的新工具。那些工具能测试被感知的价值,以此决定我们的选择中何者更有价值而予以保留。换言之,实用主义的主张即观念有效应( [它们]与自身所从出的情况或情境有可操作性的关联) 的重要意义之一是,并非所有观念、所有观点都价值相同。这并不否定,在不同文化、甚至在冲突论述的变化中,有价值的东西可以价值相同。它还主张,在许多情况下,对何者更有价值存在冲突,实用主义方法提供了工具,通过它们,我们决定冲突的价值中何者更有价值。

换而言之,实用主义认为,如果研究(而值得注意的是,认知相对主义的第二个命题看来假定了研究,因为它是判断命题) 开始,方法独一无二地有特权。好的全球公民的实践命令我们承认这种情况。总之,它是实用主义的经验主义,而不是认知相对主义的怀疑主义,它为解决扎根于冲突的文化实践并从而为建立全球公众的基础差异提供更好的根据。

人们可能反对说,技艺科学已经证明的成功方法只有条件地有特权,也就是说,只在需要解决冲突的条件下,但那种知识并不因此在人类所有经验中到处是积极的。非常公正:这是杜威反复做出的使自己远离怀疑主义的一个观点。哪里没有冲突,哪里就不需要研究。但类似于狭隘范围中公民的全球公民、类似于活动在地方的、区域的、民族政治层面上的公众的全球公众正是对冲突事实的口头和身体、可能的与现实的回答。对共享问题认知的回答往往形成公众。杜威让我们记起,做事的公民与他人相联系并需要做出选择(中期著作,第9 卷,第127 页) 。公民制定、服从法律和规定。如果只有一种方法、视角或立场,或者只有一种获取知识的方法,那么就很难看出那些选择如何不是地方的、独断的或者更糟的完全为了个人利益。而正如皮尔士提醒我们的那样,对实用主义方法的选择是韧性、权威性及先验之思。

本文的主要观点是,实用主义能为全球公民的发展及全球公众(我通过提出其核心主张来命名) 做出了贡献。正如我指出的那样,其中的一个坚决主张是,一个概念的意义在于它的行为结果,因此当一个判断为真时,它是一个“我们能吸收、验证、确证、查证的判断”。由于真判断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断言性的,它们是行动习惯。即使它们可错,在它们成功地接受挑战之前,它们还是普遍的(与绝对的和独断的相反) 。它们构成行动规则或习惯,准备在文化冲突出现时予以运用(即使在将来的某朝得到改进) 。[11]

总之,与认知相对主义立场相反,有可能存在研究的客观结果,这些结果穿过民族和文化边界而成为普遍的(结果是“客观的”指,人们能通过互评公开反对,而它们是“普遍的”指,它们在特定时间里处处都是正当的和断言性的,也就是说,直到它们成功地被挑战) 。全球公民因而支持技艺科学的实验方法,反对削弱其方法与结果的政治与经济企图。全球公民需要有教养者(educated persons) ———他们参与讨论并和他人共同根据其利益力所能及地建立全球公众。因为公众的目标经常彼此冲突,全球公民将需要经验主义的强承诺。值得重复的是,在这种联系中,实用主义酒店能容纳宗教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当不是自然主义者和基要主义者。这是因为基要主义的首要方法,无论基督教的、穆斯林的还是土居美洲人的,都是权威方法(包括赋予神启、文本主义和口头传统以特权的各种形式,参见马蒂和阿佩柏,1993 ,及德洛莉亚·J r. 1995) 。不求助于权威或运用心理、身体或者政治权力,这些基要主义及其他基要主义没有促进其议程的机制,然而,因为它的方法是实验的且强调正当断言性,实用主义为克服这种冲突提供了工具财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实用主义酒店不能容纳民主主义者和独裁主义者。前者的方法是经验的,而后者则不是:在独裁情形中,许多声音、许多相关信息的资源被封锁或者被消灭。还应当注意的是,这种结果并不损害实用主义方法不赋予任何特殊结果以特权的主张。运用实验方法而不出现结果并不意味着这种结果先于实验而被排除在外。

总之,本文的立场是,开创性实用主义者对意义、真理和研究的论述及其人类共同体及中庸文化相对主义能为培育全球公民并建立全球公众发挥工具作用。为了突出那些工具的效力,我将它们同激进后现代主义者的认知相对主义承诺及其对差异、非连续性和非通用性的强调进行了比较。

 

【注释】

[1]当然,“后现代主义”一词意义臭名昭著地模糊。如果它意味着其创始人反对如笛卡尔这种现代主义哲学家的核心命题,并以他们认为的更有创造性的概念工具对其进行补充,那么美国实用主义在一种重要意义上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然而,在本文中,像它们的支持者已经描绘的这两种立场一样,“后现代主义”指强调差异、非连续性并拥抱认知相对主义的一套观点,我将会适当引用他们的著作。

[2] 事实上,这是约翰·杜威在1927 年的《公众及其问题》提出的模型(晚期著作,第2 卷,第235 页以下) 。对杜威著作的标准参考是批判版(打印) 《, 约翰·杜威著作选,1882～1953》,乔·安·鲍伊斯通编,卡博德尔:南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1969～1991 年版,分三个系列出版:早期著作集( EW) ,中期著作集(MW) 及晚期著作集(LW) ,名称以卷、页码为序,例如“LW. 2.235”指晚期著作集,第2 卷,第235 页。

[3] 当然,关于什么构成科学方法的争论很多(如果有的话) ,尽管大部分科学哲学家可能认为,并不存在“一种”科学的方法,根据开创性实用主义者的立场,不可能将研究的普遍方法确定为“科学的”,例如与权威、韧性或先验推理相反的方法。

[4] 皮尔士曾将真理描写为作为研究共同体努力的结果而在时间中聚焦于现实的意见。

[5] 伯兰特·罗素曾谴责杜威试图用他的正当断言性概念构成真理。杜威回复道,他并不希望用正当断言性构成真理,而是将真理定义为正当断言性(晚期著作集,第14 卷,第168～188 页) 。

[6] 正如斯图亚特·西姆注意到:“这相当于后结构主义思想家中的发现约定、详述、不相似性分析、差异和不可预见性。”

[7] 例如《, 心理学评论》第1896 卷,在“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实验室的研究”包括杜威系里同事的几篇实验工作的报告(安格尔,1896) 。而且,杜威正在利用芝加哥大学其他系里的同事开展实验工作,如神经学者C.L. 黑里克(达尔顿,2002 ,65) 。

[8] 感谢约翰·哈特曼提醒我注意该立场非常精确的论述。

[9] 大卫·汪让我们记得,“几乎所有反道德相对主义的争论都被引向其最极端的版本”。他支持无单一的真正道德的立场,但与此同时,他“不否定某些道德因它们全部必须发挥的作用而可能是错的或不充分的”(1994 ,446) 。本文的立场是,由于道德需要判断,认识相对主义是道德相对主义的一种形式。而且,它是相对主义的极端形式,因为它并不为得出这种判断提供方法论基础。

[10] 我几乎不是第一个指出认知相对主义似乎采取他或她视为优先的立场。

[11] 真判断是正当的指为支持它们反对真正的或潜在的挑战而在过去所做的实质性工作。它们是断言性的指,它们在将来可以在相关情况中得到普遍运用。它们的可通用性指在相关条件下,它们到处可以运用,直到它们成功地接受挑战。纯锡的样品在标准气压下摄氏232 度溶化的判断因在它不管文化差异而将到处都可适用的意义上是可通用的。即使它不是可通用的,即在某种特殊文化中真正地被实践。因此,某些文化并不溶化锡并不影响该判断的可通用性。实用主义者在它们为未来活动提供基础,直到它们被更合适的东西替代的意义上,将这种判断视为行为习惯。

 

（原载：《江海学刊》，2006年第6期。录入编辑：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