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9月，“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在武汉召开。知名学者方克立先生因故未能出席，但他在给会议的贺信中提出了研究现代新儒学第四阶段--“大陆新儒学”的新课题，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反响。《中山大学学报》特邀方先生在武汉会议贺信的基础上撰成此文，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高度，对甲申之年大陆新儒学“浮出水面”和保守主义“儒化”思潮抬头的现象进行评析，以期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做进一步的讨论。
去年(甲申，2004)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年”。在这一年中发生的文化事件有：4月陈明挑战南开刘泽华学派，引发了刘门弟子与“原道”派的一场争论（注：刘泽华学派的基本观点是在认同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强调思想与社会的互动。这场争论可以说是唯物史观与文化史观之争。）；5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华孔子学会组编、蒋庆选编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一套12册，并由此引发了持续数月的读经之争；7月蒋庆邀请陈明、盛洪、康晓光等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以“儒学的当代命运”为题会讲于贵阳阳明精舍，又称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峰会”；9月许嘉璐、季羡林、杨振宁、任继愈、王蒙等70余位文化名人签署并发表《甲申文化宣言》，引发了一场如何看待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文化的思想论争，有人讥其为1935年“本位文化宣言”的翻版（注：
2004年本应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凯歌行进的一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指导地位；接着中宣部又组织实施了规模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覆盖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史学、新闻学、文学等学科领域。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者去年也召开过几次重要的文化会议，如10月在上海召开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去年张岱年、王朝闻等前辈学者相继辞世，在有关纪念活动中也表彰了他们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所做出的贡献。但是，在自由派与保守派争辩得热火朝天、备受媒体关注的那些文化论争(如读经之争、《甲申文化宣言》之争等等)中，却很难听到马克思主义派学者的声音。也许他们都为完成重大工程著书立说去了，而无暇顾及这些现实的思想文化论争，但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确实还有个“守土有责”的问题，有个争夺人心、争夺青年的问题，不巩固和强化自己的思想文化阵地，看着异己思潮坐大渐成气候，则更增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困难和复杂性。
在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中国，在一些重要的学术思想领域里，马克思主义反而处于边缘化地位的还不是个别情况。刘国光同志最近有一个关于经济学教学和研究问题的重要谈话，从教育方针、教材、教师队伍和领导权4个方面，指出“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削弱和边缘化的状况令人堪忧”。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现在好像倒成了我国的主流经济学，不仅在高校的经济学教学中普遍存在这个问题，而且在我国的经济决策工作和经济研究工作中都有所渗透，“包括国家的财经系统的一些领导岗位特别是一些研究机构的领导岗位还掌握在非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这当然就是关系到我国经济改革方向的一个大问题了。在经济学领域是新自由主义力图掌握话语主导权，在儒学和传统思想文化研究领域则表现为保守主义的势力和影响在上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削弱甚至边缘化。通过总结历史经验，人们现在越来越重视本土文化资源的价值，一些人因此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方法和批判继承的方针都不行了，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儒家原教旨主义的主张纷纷登台并占有一定市场，他们断言中国只有走“儒化”之路才有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自由主义西化派、保守主义儒化派在我国的学术思想领域里各有其阵地和市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受到严峻挑战，这种情况在其他学科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刘国光同志关于克服经济学领域一些倾向性问题的意见带有普遍意义，除了硬措施外，还要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马克思主义者要说得起话，要有阵地意识和责任意识，才能使中央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能够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
最近各单位都在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活动。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主要表现为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念，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共产党员则应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持守。我很奇怪我们同行中的一些共产党员也宣称自己是“儒家”。儒家是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其理想、信念、立场、世界观和价值观与共产党员能是一致的吗?过去人们避“儒”惟恐不及，现在当儒家又成了一种时髦，以至共产党员也要去赶这个时髦。共产党人应该怎样对待儒学和儒家呢?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批判地吸取和借鉴了儒家人生修养学说中的许多有价值的内容，这说明共产党人并不排斥而是十分珍视儒学中的精华。李一氓同志说：“马克思主义和孔子教义，无论如何是两个对立的体系，而不是可以调和的体系(折衷主义)，或者并行不悖的体系(二元论)。我们无法把马克思主义的地位轻易地让给孔子，因为我们的世界观无法接受一个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1] 这说明共产党人是不能认同和接受儒家的价值立场与世界观的。匡亚明同志在研究孔子思想时提出了一个“三分法”：一是对其封建性糟粕进行批判和清除；二是对其人民性精华进行继承和发扬；三是对其封建性和人民性相混杂的部分进行批判分析，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即扬弃[2] (P9)。这个“三分法”归根到底还是毛泽东讲的“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的二分法。我们一贯主张对儒学要一分为二：对于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儒学，即直接为维护、巩固封建经济基础和宗法专制统治秩序服务的那些东西，如“三纲六纪”等等，决不可能让它在现时代全面“复兴”，而是需要继续深入批判的封建主义的重要内容；对于作为中华文化载体的儒学，则要把它当做人类知识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民族文化的瑰宝倍加珍惜，精心保护，深入研究，批判继承，综合创新，使之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思想资源。“儒家”这个概念，是一种立场、观点、方法的人格化，或者说是一套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人格化，它是与儒学的意识形态特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中华文化重要载体的儒学，则存留于包括文化典籍、生活方式和精神传统在内的大、小传统中，其内容博大精深，而又精糟并存，所以给我们留下了弃糟取精、批判继承的巨大任务。从事思想文化研究的共产党员、儒学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是可以在这项工作中大显身手、大有作为的。
现在再来谈谈武汉会议那封贺信。有人说我称蒋庆、康晓光等人为第四代新儒家是过分地抬举了他们，拔高了他们的历史地位。前面已经提到，我是从中国现代新儒学运动发展史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进入新世纪以来，港台、海外新儒学还在继续发展，但其基本格局、气象、规模已定，不可能有什么新的突破性进展了。新儒学归根到底是要解决中国的发展前途问题、中国文化的发展前途问题，考虑问题不能不以日渐强盛的中国大陆为主体、为中心。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极其宽松的思想环境下，经港台新儒学“反哺”和10多年酝酿准备，大陆新儒学已渐成气候，其代表人物提出了一整套“儒化中国”的理论、方针、原则和策略，比港台新儒学显得更有创造性，也具有更强的意识形态性和现实针对性，实已成为当今中国保守主义的中心话语，成为一面政治和文化旗帜。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现代新儒学运动已进入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唱主角的阶段，并相应地提出了现代新儒学研究的新课题和新任务。至于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是否已经成熟，是否应该有这样的历史地位，我想还是要发展地看问题，他们都还在发展变化之中嘛!从年龄来看，蒋庆、盛洪50出头，陈明、康晓光40多岁。上个世纪80年代，第三代新儒家登台唱主角时，余英时50岁，杜维明40岁，刘述先、成中英都是40多岁。第二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唐君毅50年代初才40出头，1958年发表“港台新儒家宣言”时二人都是49岁。第一代新儒家就更早慧了：梁漱溟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只有28岁，张君劢发表《人生观》演讲时是36岁，熊十力出版《新唯识论》(文言文本)时是47岁，冯友兰写贞元六书时也是40多岁。所以，不能说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年轻稚嫩就不能当代表人物，而要看他们所起的实际历史作用。
大陆新儒学作为一个新阶段，也确实有新发展，有一些新的特点。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前辈新儒家力图从封建意识形态中解脱出来的儒学（注：用他们的话来说是“解纽”。如杜维明将“儒家传统”与“儒教中国”区分开来。），即心性化、形上化了的儒学，重新政治化和宗教化，强调要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从“复兴儒学”走向“复兴儒教”。蒋庆1989年发表了政治性很强的《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一文，以后几年他在公羊学方面下了一点工夫，致力于建构、论证、宣传其“政治儒学”体系（注：蒋庆出版了两本书：《公羊学引论——儒家的政治智慧与历史信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6月版；《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三联书店2003年5月版。）。他近年来发表的一些谈话也有很强的针对性，如用“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理论来否定民主政治(包括社会主义民主)的合法性；用儒家文化先进论来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先进论，否定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他还企图用“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三院制来取代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认为只有儒家的“王道政治”才是当今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康晓光也以大胆敢言著称。他在我所在学校发表了“儒化中国”的著名演讲，我竟一点也不知道，以后是在网上看到的。他也用儒家的“仁政”学说来否定我国现政权的合法性，明确提出了在中国实行“儒化”的原则和策略：“在上层，儒化共产党；在基层，儒化社会。”“儒化共产党”的关键是要“用孔孟之道来替代马列主义”，把共产党变成一个“儒士共同体”。“儒化社会”的关键是要“立儒教为国教”，包括把儒家经典课程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等等。他明确地说：“儒化的原则就是和平演变。”一些人企图用“西化”的办法来把社会主义中国和平演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另一些人则企图用“儒化”的办法来把中国和平演变成一个“儒士共同体专政”的国家。大陆新儒家“儒化中国”的政治目标和行动方针是非常明确的。
“立儒教为国教”是康晓光前几年就提出的主张，近年来影响迅速扩大，蒋庆、陈明等人都起而响应，“复兴儒教”、“重建儒教”的呼声很高。社科院今年成立了儒教研究中心，我没有参与其事，不知道它的宗旨是什么。社科院作为党中央要求的“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儒教研究也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我想院领导会关注这个问题的。在宗教问题上，我党明确地提出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论和方针，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最重要的内容，对任何宗教都适用。“儒教”要复兴，要重建，也首先要解决“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问题。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就要“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共产党的领导”[3] (P254～255)，而不是要社会主义来适应你，按照你的“儒化”原则来改造社会主义，改造共产党。康晓光的“儒化”论与我党的宗教政策显然是相冲突的。“儒教”如果不能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怎能指望社会主义中国的执政党即共产党来把它立为“国教”呢?在今日中国，任何思想学说想要宗教化，都应该吸取“法轮功”的教训，不要走到与社会主义相对抗的道路上去。
儒学政治化和宗教化都表现了大陆新儒家对儒学改造社会和转化现实的功能的重视，表现了其积极有为的姿态，但这里面有一个要与马克思主义争指导地位的问题，要改变我们国家和社会性质的问题，因此就不能抽象地肯定其实践功能的合理性了。大陆新儒家的积极有为还表现在他们对舆论宣传工作的极其重视，开会、出书、办杂志、办网站，应邀到各高校演讲，频繁接受媒体采访，善于利用儿童读经、弘扬国学、儒教讨论等活动来为自己造势，在各种文化论争中都是高调出场的一方，去年以来声势造得很大，吸引了一批青年和同情地理解传统文化的学者跟着他们走，拉一些知名专家来做“顾问”（注：如蒋庆读经课本后面的“顾问”和“学术专家委员会”班子。），给人以崛起了一大“学派”的印象。有人把港台新儒家称为“寂寞的新儒家”（注：台湾学者林镇国有一篇纪念唐君毅先生的文章，题目就叫做《寂寞的新儒家》。），大陆新儒家则是不甘寂寞的新儒家，是喧腾的新儒家和很会造势的新儒家。这也是大陆新儒学不同于港台新儒学的特点之一。
为什么甲申年会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年”?为什么大陆新儒学一出场就影响那么大?这是因为很多人分不清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与“复兴儒学(教)”的界线，分不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综合创新与无批判地认同传统、颂古非今的界线。有些媒体记者并不全面了解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就廉价地做了他们的义务宣传员。许多同志对自由主义“西化”思潮有一定警惕，而对保守主义“儒化”思潮同样可以颠覆、毁灭社会主义却认识不足，警惕性不高。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确实是十分令人担忧的。
今年9月上旬武汉会议后，有人问我这个或那个学者是不是大陆新儒家，我说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我只关注了被邀参加贵阳“峰会”集体出场的几个代表人物，对他们的思想和言行做了一点考察，形成了一些初步的看法。我的认识还很不深入，所以提出来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研究。大陆新生代新儒家作为现代新儒学第四阶段的代表人物虽有其特殊历史地位，但他们并不是十分成熟，还在发展变化之中；如同前三代新儒家一样，他们彼此之间也有差异，有不同的风格和个性。因此，要求把研究工作做得更深入细致一些，宏观审视与个案研究都是需要的。这个课题提出来，科学可靠的研究结论可能要到数十年后，大陆新儒学的命运也有待历史来证实，但对这个新生事物很有必要从现在起就给予关注，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思想史课题，而且还密切关联着现实的思想斗争。
甲申年我因为健康状况不佳基本上没有参与外界活动，很多情况不知道。今年春天开始感到“甲申之年的文化反思”是一个重要课题，找了一些资料来看，陆续发表了一点意见。但人微言轻，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身体状况也不允许我做很多事情，有时只能干着急。我希望有关主管部门和思想文化战线的共产党员能够重视这件事情，认真分析和对待当前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复杂情况，加强阵地意识和责任意识，大家一起来改变目前这种不太正常的局面。在今天，我们要大力推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儒学研究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同时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保守主义的“儒化”论，因为它是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只有划清了这条界线，儒学研究和弘扬民族文化的活动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06期。编辑录入：齐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