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朱汉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摘要】人是文化的存在，人的主体性会通过自己创造的文化来实现，所以人的主体性总是体现为文化主体性。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过程，既是引进外来文化的过程，也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建过程。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成，离不开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动力，这一精神动力恰恰存在于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中。“第二个结合”的前提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高度的契合性，这种相互契合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结合的深层文化基础。中华文化主体性依赖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文化自觉。“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有助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基因的传承与文化自觉的增强，故而具有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文化主体性 马克思主义 中国文化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习近平，2023年，第6页）。“两个结合”不仅具有发现历史规律的意义，同时具有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意义。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包含许多深刻的哲学道理，能够指引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对许多问题作进一步深入思考。本文关注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与理论依据，探讨文化主体性与“第二个结合”的内在关联，思考“第二个结合”为什么有助于巩固中国文化主体性等问题。
一、文化主体性的存在依据
在人与万物的关系中，人是作为主体而存在的。从人是主体的事实出发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就是哲学所关注的人的主体性问题。人是文化的存在，人的主体性总是通过自己创造的文化来体现，因此人的主体性又总是表现为文化主体性。文化总是会体现在人的理性知识、道德意志、审美情感、价值信仰等各个方面，所以文化主体性也就不仅仅是人的理性，而且包括情感、意志、信仰等多重维度，人的主体性最终体现为全面的文化主体性。
文化主体性不是人的生物遗传的结果，而是人类历史实践的产物。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民族历史实践的结果。在人类几大原生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是一直延续至今而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国文化主体性形成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漫长历史中。在黄河流域中下游、长江流域中下游、辽西地区发现有大量新石器遗址，这表明中华民族的先民在努力开拓自己的文明。到了距今四五千年的时候，中原地区的华夏文明蓬勃发展，华夏部族在与其他部族交往的过程中实现文明的交流融合，形成了夏商周文明。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逐渐成型和发展，特别是经过春秋战国时代的“哲学突破”之后，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进一步提升，文化主体性意识进一步强化。先秦思想文化与统一的秦汉帝国相结合，使中华文化主体性得以巩固，并且在以后漫长的两千多年历史中一直延续发展。可见，中华文化主体性其实就来源于数千年的漫长历史建构，从炎黄创造的物质文明到尧舜开启的精神文明，从周孔之教的人文传统到汉唐之政的大国治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就存在于中华民族创造文明的自我意识之中，至今仍然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并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经过漫长历史逐渐建构起来的文化实体。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与文化基因、文化自觉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其一，文化主体性与文化基因紧密相联。文化基因是指潜藏在民族精神气质之中的代代相承、恒长不变的思想理念。中国文化作为一种原生性文化，创建之后一直延续至今，体现出强大的文化生命力，原因在于中华民族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文化基因。中国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代代相承的知识、道德、审美、信仰等。中华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是因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中深藏着这些重要的思想要素和精神密码。中华文化基因存在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精神之中，又进一步强化了中华民族独有的价值体系、思维方式、精神气质。文化主体性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中华文化体系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演变和发展，同时也不断吸收外来的各种优质文化，丰富与拓展本民族文化内容。即便如此，这些文化基因不会消亡，而是在文化传承与变革中继续发挥作用。正像生物体是通过遗传、变异而实现生物进化一样，文化基因也通过文化传承、变革实现自己的生命延续，体现出自己的主体性。当文化体系变革发展时，文化基因会贯穿其中并得到不断传承和发展。外来的优质文化经过本民族文化吸收之后，又会融入本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形成一种更具文化生命力的新的文化基因。文化主体性则在文化传承与变革过程中得到体现。
其二，文化主体性与文化自觉密切相关。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是一种内涵丰富的文化意识，而文化自觉是民族自我意识的核心。文化自觉既包括对自己文化来龙去脉的文化根脉意识，也包括知己知彼的文化反思意识。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意识一直非常强烈，在全世界不同古文明中，中华文明表现出最显著的历史意识。被称为“上古先王之政典”的“六经”，既是承载中华民族价值信仰的文化经典，也是记载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典籍。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上古圣王，均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开拓人，也是中华传统价值体系的创建人。文化自觉还包括知己知彼的文化反思意识，知已知彼既包括对文化差异的认知，也包括对文化优劣的认知。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第22页），表达了中华民族文化反思意识背后的开阔胸襟。我们不仅要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有一个深入全面的认知，还要敢于“睁眼看世界”，了解其他文明。
中国古代人的文化自觉最初体现为“华夷之辨”。在历史文献中，就“华夏”的本义而言，其实具有地域、族群、文化三种意义，但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化类型的标志。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这里强调华夏和戎、狄、蛮、夷的区别主要不是地域、族群的意义，而是指与“礼仪”相关的文化意义。随着“华夏”一词外延的扩大，其文化含义也逐渐拓展，后来延续到中古、近古。“华夷之辨”的文化自觉并没有阻碍中华民族吸收外来文化，当具有精深哲学思辨和超越精神境界的佛学传入中国之后，逐渐被吸收至儒家文化中，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
二、文化主体性与中国式现代化
进入近代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严峻挑战。近代西欧在经历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之后，率先进入现代文明，并试图将其他文明全部纳入资本主义文明体系。古老的中国面临被西方列强侵略、瓜分的严重危机。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华民族才逐渐走上现代化的正轨。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活动，故而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显得尤其重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根据现代化实践的需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借鉴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积极开展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化主体性建设。历史上曾经有一个错误看法：中国现代化过程是一个不断批判、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推行得越快速越彻底，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就会越成功。其实，如果我们能够深入考察历史，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从文化视角考察中国近代史，会发现中国近代史既是一部为推动现代化而不断引进西方现代文化的历史，也是一部推动中国文化主体性自我更新的历史。中国现代化其实包括两个维度的历史进程。其一，中华民族由浅入深地引进与学习外来文化，包括科学技术、政治制度、思想观念，使中国现代化发展与吸收外来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其二，面对来自西方列强不断侵略、掠夺而爆发的亡国灭种危机，中华民族以一种强烈的文化主体意识重建中国文化，推动古老的中华文化获得复兴的机遇。中华民族走上一条独特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是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性的一个重要表现。
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一直包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思，但是其批判和反思的目的是清理中国传统文化中不适宜现代化的因素，并借鉴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以中国文化主体性的视角看，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同时也是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建构过程。中国现代化的开展，不是中国文化的否定与消亡，而是中华文化的自我更新、自我重建。中国现代化的兴起与发展，离不开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动力，这一精神动力恰恰存在于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中。只有从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出发，才能真正发现中国现代化动力的文化源泉。西方文明的现代化，体现为西方文化中的基督教信仰和新兴资产阶级对物质利益与权利的追求相结合，从而推动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思想启蒙、工业革命等一系列现代化运动。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则是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在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而导致的民族危机时，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精神动力，经由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一系列艰苦探索，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走向胜利的道路。
一般而言，中国传统思想体系包含两种基本价值取向，即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古代思想家往往以“用”与“体”来表达。当中华民族开始学习和借鉴外来文化时，往往以“用”来表达其价值和意义；而当中华民族以一种强烈的文化主体意识重续中国文化时，则以“体”来表达其价值和意义。
其一，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工具性价值。在近代中国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一系列现代化运动中，中国知识群体在引进外来文化时，往往是以工具性价值作为引进的思想理由和精神动力。经世致用的中国文化传统，推动了晚清以来的现代化运动。近代知识分子普遍将现代化需要的学术与文化归因于富国强兵的实际功用。当西方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传入中国时，有许多敏锐的儒士积极倡导学习西方文化，就是基于一种经世致用、实际功用的价值取舍。无论是最早主张“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还是后来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之所以主张引进外来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思想观念，主要是基于经世致用的实用理性。
其二，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目的性价值。回顾中国近现代思想的演变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思想与近现代思想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其实是一批秉持中国文化理念，而致力于引进、学习、改造、吸收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作为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过程中生存和发展的心理基础，成为他们推动中国现代化的精神动力和文化基因。譬如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就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精神动力。一代代先进中国人努力将“大同”理念与现代化目标结合起来，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到孙中山、黄兴、蔡锷等革命派，再到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几代知识分子均持中国传统的“大同”理念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尽管“大同”的内涵不断发生变化，但其一直在发挥重要的历史作用，这确是人类文化史上的独特现象，更是中国文化主体性的体现。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这一独特文化现象，除了当时特别的历史条件（中国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西方国家出现了批判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之外，确实还存在一个历史文化传统的原因，即推动中国近代革命的主体是一批怀有救国救民的士大夫群体，他们的内心一直怀有中国文化的家国天下、大同理想的精神追求。康有为、谭嗣同希望通过维新变法的手段最终实现大同理想，而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则希望“毕其功于一役”，主张将民族革命、民主革命与社会革命同时完成。
正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一直与中国传统的理想主义价值观相伴，三代之治、大同之道总是贯穿在现代化的思想与行动之中。五四运动时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群体，大多是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追求的左翼知识分子，他们在承担救国救民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时，认为只有建立一个理想的、完美的社会形态，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华民族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选择。这一选择有双重意义，一是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完成旧民主主义没有完成的历史任务；二是担负起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使命，推动中国文化主体性的重建。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
20世纪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一件大事，就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与指导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又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产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传入近代中国，并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存在高度的契合性。这一种相互契合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根本条件。
其一，人本主义精神。人本主义是欧洲近代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时期兴起的一种文化思潮，相对于中世纪基督教神本主义思想，主张追求人的现实幸福和人的解放。马克思主义的成熟形态虽然是历史唯物主义，但马克思是以人本主义为起点而建构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马克思在接受费尔巴哈等欧洲人本主义思想传统的同时，也批判了其人本主义思想的缺陷。马克思通过对西方人本主义传统的扬弃和变革，创立了具有人本主义精神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思想具有强调现实社会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特点，既强调人应该打破神本主义精神枷锁，也强调要摆脱资本主义的物欲价值指向，后者是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性特征。
中国传统的人本主义思想形成很早，在春秋战国诸子学兴起之时，就出现一股怀疑天神、倡导人道的人本主义思潮。诸子之学的兴起，人本主义思潮是其中的重要思想力量，并且贯穿于儒家、墨家、道家等诸多学派的思想体系之中。尤其具有思想特色的是，诸子学的人本主义既希望跳脱神本主义，同时也尽力避免陷入物质主义。儒家学派早就形成了怀疑神灵、不语怪力乱神的理性精神，并且提出“人者天地之心也”（《礼记·礼运》）的人本主义思想体系。儒家在否定上古神本主义信仰的同时，也否定了人生被欲望束缚的物质主义思想，主张“使人以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特别倡导一种既能够摆脱神灵控制又能够摆脱物欲束缚的君子人格。杜维明曾经以“精神性人文主义”概括儒家思想与西方启蒙思潮的人本主义差异。（参见杜维明）道家同样是如此，他们以“道法自然”的最高哲学，否定了神格意志；同时又以“道法自然”的精神境界，否定了“人为物役”的功利主义人生观。楼宇烈说中国文化精神“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楼宇烈，第48页），这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精确概括。由此可见，中国文化的这一人本精神特质，确实与马克思主义非常一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传播和发展，应该源于马克思的人本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本主义相契合的思想基础。
其二，从现实的社会关系考察人性与人的本质。马克思主义不是从抽象的“自然人”出发，而是从现实的社会关系出发考察人性、人的本质，将人性、人的本质理解、定义为现实社会关系的产物。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由人所处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决定的，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5页）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将人的本质抽象为一种“类”本质，要求从人的历史性、社会性的具体内涵去把握人性与人的本质。在批判吸收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基础上，马克思强调了人的历史性和社会性，从而走向历史唯物主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人性论，认为人性的本质是社会人伦之理。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人不可与鸟兽同群，因为人不可能离开家庭、社会、国家等社群关系而存在。孔子及早期儒家学者反复强调“仁者，人也”。他们不仅是以“人”来定义“仁”，同时也以“仁”定义“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无仁爱之心者，因不具有人的类属性，故而非人也。这样，“人”与“仁”可以相互定义。孔子建立起以“仁”为依据的人学思想，孟子进一步强调人的生物本能不属于人的本质特征，必须从人之为人的社会关系去探寻人性、人的本质，强调个人精神层面的身心性命最终要落脚于社会层面的典章制度和礼乐规范。
其三，在现实世界建立理想社会，并强调通过社会实践实现人类理想。马克思主义不仅从现实的社会关系考察人性与人的本质，而且对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社会关系提出严厉批判。马克思在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提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他倡导人类通过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去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5页）这一论述不仅明确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而且还指出要通过革命实践去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11条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同上，第140页）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实践唯物主义，克服了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缺陷，成为引导人类去建立一种理想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实践哲学。马克思主义倡导人类通过改造世界的实践追求共产主义社会，与中国传统文化倡导通过实践追求“大同”社会非常类似。
《礼记·礼运》记载了孔子关于“大同”的社会理想，反映了早期儒家的价值观念。一方面，儒家倡导“礼义以为纪”，将在现实世界实现正君臣、笃父子、睦兄弟、和夫妇的社会和谐关系作为“大道既隐”后的“小康”之世的道德理想。这是儒家学者从现实出发不得已的主张。另一方面，他们内心真正向往的是那个“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大同之世”，这是以孔子为首的士人群体所向往的最高社会理想。所以，两千多年来，在内心世界中真正抱持儒家之道的价值信仰者那里，总是拥有两套相关的价值系统。一套是立足于“小康”世界的现实价值系统，他们希望在现实的“小康”社会中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另外一套是立足于“大同”社会的理想价值体系，即内心世界盼望出现一个没有等级制的理想社会，真正能够实现“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两千多年以来，儒家追求的“天下有道”的价值体系一直包含理想与现实两个层面。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面对从西方传入的各种社会思潮，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其思想基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们的内心潜藏着一个理想的“大同”社会。当他们成为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之后，便将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融通起来。“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内在相通。
其四，实践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实践的新唯物主义。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评了从前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同上，第133页）。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确立了“实践”的本体意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仅仅从主体意识性的绝对观念去理解客体，也不同于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主要从直观上去理解客体，而是从主体的实践活动上理解客体，最终扬弃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旧唯物论立足于抽象的物质，唯心论立足于抽象的精神，而马克思确立了更具有现实性、本原性的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形成了实践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主体之人与客体之物相互作用的感性活动，确立了具有实践唯物主义本体论意义的世界观，也确立了通过实践认识真理、检验真理的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在思维方式上有相契合的基础。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将实践理解为知识的来源、目的和最终标准，与重视实践的中国文化传统十分接近。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宇宙世界是一个由人类“参天地、赞化育”的生生不息的过程，其知识的出发点和目标均是人参赞天地的实践过程和操作程序，故而中国知识传统的着重点不是世界是什么，而是人应该怎样。（参见朱汉民，第5页）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实事求是思想十分相类。“实事求是”既是考据学家治学的命题，也是一个强调实践本位的哲学命题。该命题强调应该以实践意义的“实事”为原点，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重视生活实践的哲学特色。“实事”与“实践”是相通的，“做事”其实就是“践行”，它们都是客观的感性活动，都具有“实”的特点。中国哲学关注主客合一的实践活动即“事”。“事”与“物”不同，“事”是主体作用于客体的主客合一的实践活动过程。在此过程中，“物”不是与主体分离的客观对象，而是被纳入主体活动的对象性存在。中国哲学将“事”称为“实事”，充分肯定“事”具有客观实在性。中国哲学以“实事”作为认识的本体依据和客观对象，体现出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实践的民族，中华文明是一种重视实践的文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遵循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两个结合”的杰出典范。
四、文化主体性通过“结合”得以巩固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习近平，2023年，第9页）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一直是古代世界文明的佼佼者，居于人类文明发展的领先地位。但是近代以后，中华文明开始受到现代化欧美文明的挑战。人们发现，中华民族必须学习、引进西方现代化文明，才能够推动中华文明的现代重建，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一方面，中华民族必须一步步扬弃中国传统文化中不适宜现代化的内容，大量学习与引进来自西方的现代化文化；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必须弘扬自己的文化精神，以一种强烈的文化主体意识完成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但是，在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实际历史进程中，并不一定能够真正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许多人将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对立起来，出现过许多激烈反传统文化的言论和行动。新文化运动以来，反传统文化的思潮一直有很大的影响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具有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意义。其一，文化基因的角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因为二者存在高度的契合性，这种相互契合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也是中国文化基因被一步步激活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使中国文化获得明确的主体性定位，故而能够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基因全面被激活，使传统文化的潜在资源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促进力量。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使中国传统文化基因被激活，是中国文化主体性得以巩固的基础条件。
在中华民族百年历史中，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传入中国，激活了中国文化中实事求是的思想传统。中华民族作为一个重视实践的民族，“实事求是”是我们的思想传统与文化基因。这使得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摆脱苏联模式、走出一条中国革命实践的道路，并且形成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经历了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到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阶段。“实事求是”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的指导思想，引导中国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此过程中，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中国人，其文化基因一步步被激活，对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意识逐渐增强。中国共产党推动的“第二个结合”，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文化基因表现出蓬勃生命力的文化建设过程。
其二，文化自觉的角度。中华民族是一个很早就形成文化自觉的民族。但是在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运动中，经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不断失败而受到严重挫折，近代中国逐渐失去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十月革命爆发后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推动近代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然而，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革命时，最初并未取得预想的成功。中国共产党逐渐成熟起来后，意识到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才能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结晶。
历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如何继续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面临马克思主义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了“两个结合”的思想。（参见习近平,2021年，第13页）这是站在文化自觉高度提出的新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虽然也有许多共产党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没有达到文化自觉的思想高度，甚至历史上出现过片面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极端思潮。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使原来自在结合的历史实践，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自觉建构。这一文化自觉既包括文化根脉意识，也包括文化反思意识。“‘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习近平，2023年，第8页）我们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自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将会进一步提升中国文化主体性，增强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自信。
总之，“第二个结合”对于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从理论上说，“第二个结合”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然性和重要性，从而不再在理论上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立起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必须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从实践上说，“第二个结合”能够全面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使传统文化的潜在资源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精神力量。
【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宋学源流”（编号19ZDA028）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古籍：《春秋左传正义》《礼记》《论语》《孟子》等。
杜维明，2014年：《建构精神性人文主义——从克己复礼为仁的现代解读出发》，载《探索与争鸣》第2期。
费孝通，1997年：《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楼宇烈，2008年：《中国的品格》，南海出版公司。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012年，人民出版社。
习近平，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23年：《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求是》第17期。
朱汉民，2003年：《中国知识传统的审思》，载《船山学刊》第3期。
原载：《哲学动态》2023年第11期
文章来源：“哲学动态杂志”微信公众号2023-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