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汪信砚，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主编，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湖北省哲学学会会长等职，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10多项，在海内外出版著作和教材30多部，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获省部级以上学术奖励40多项。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摘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重大理论贡献：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的重大推进，不仅对新时代中国现实实际作出了深刻分析和科学判断，突出强调新时代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且创造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二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极大丰富和发展，特别是丰富和发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事求是思想、认识论、方法论和群众史观，并且开拓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全新理论领域，即生态文明思想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三是赋予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鲜明的中国特性，表现为聚焦新时代的中国问题、充分体现中国智慧、突出彰显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包含着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诸方面丰富内容的科学理论体系，其哲学方面的内容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的重大推进、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极大丰富，并赋予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鲜明的中国特性，因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重大理论贡献。
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的重大推进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构建和不断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里所说的“中国具体实际”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它既包括中国的现实实际也包括中国的历史实际，其中，中国的现实实际是指特定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发展状况及其态势，而中国的历史实际则主要是指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此相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有两个不同维度的内容：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的现实实际相结合，即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察、分析和研究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探索不同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创造和发展能够指导中国实践、促进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改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由此促进中国先进文化建设、丰富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传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百年发展历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这一传统是由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奠基的。五四运动后，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李达、瞿秋白、蔡和森等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系列思想论战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观点方法考察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得出中国必须像俄国那样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结论。因此，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已然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正式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其主要表现是：第一，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进行了深刻的哲学总结，创立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个标志性成果，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即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第二，毛泽东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有了稳定的思想资源并由此得以定型。第三，毛泽东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从而也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并由此正式命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第四，毛泽东提出应当总结、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文化遗产，从而克服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大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对立起来、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完全否定态度的缺陷，并由此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获得了完全的意义。第五，毛泽东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和“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两个方面的内容，从而完整地揭示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含义，由此科学地定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的基本内涵。（参见汪信砚，第26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赋予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鲜明的开放性特征，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更加丰富和完善。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续探索过程中，先后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内在地贯穿和体现着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观点方法的自觉运用。习近平指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所贯穿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就是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服务群众、造福百姓作为最大责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所贯穿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包括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及其历史趋势的观点、关于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根本前提的观点、关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协调发展的观点以及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所贯穿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就是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相统一的方法论，包括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等等。（参见习近平，2010年，第19-23页）显然，这些立场观点方法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它们铸就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创造性地运用于分析和解决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坚持和弘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作了重大推进。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新时代中国实际作了深刻分析和科学判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其核心和根本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现实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本质上也是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现实实际相结合服务的。而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现实实际相结合，首先必须准确把握中国现实实际。习近平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作了深入考察和科学分析。他指出，当代中国最大的客观实际和基本国情，就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态到经济总量跃升世界第二位的历史性突破，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由此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表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还不高，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世界排名仍然比较落后，经济社会发展还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突出，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改革和发展的任务依然十分繁重。正是基于以上分析，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科学判断。这既是习近平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得出的科学结论，也是习近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全部理论创造，都是以对新时代中国实际的这一重大科学判断为立足点的。
第二，突出强调新时代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多次指出，要回答时代之问和实践之问、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就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10页）。人们通常把习近平的这一重要论断概括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实际上，习近平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提，并不是说它们是不同的“两个结合”，而是为了突出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性。这一强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方面，尽管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已经内在地包含并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然会注重和自觉做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例如，虽然五四运动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就已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缺少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个维度的，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消极、落后的东西，他们中有的人甚至还把中国传统文化一概视为“粪秽”。（参见《陈独秀文集》第2卷，第431-432页）
另一方面，强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新时代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吸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用以丰富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指出，党的百年奋斗伟大成就表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习近平，2022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用以指导实践。”（《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29页）显然，习近平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行”，指的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要继续赋能中国共产党、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它同样要求我们高度重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正如习近平所说，如果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不会有什么“中国特色”，就不会有今天我们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毫无疑问，习近平所强调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内在地包含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第三，创造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继毛泽东哲学思想以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观点方法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又一标志性成果。它是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辩证唯物论基础、哲学方法论以及唯物史观基础三大方面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辩证唯物论基础包括习近平的实事求是论、知行合一论和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方法论包括习近平的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唯物史观基础包括习近平的人民主体论、社会发展观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而贯穿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就是“六个必须坚持”：一是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即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人民所需要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二是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即坚信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并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坚定“四个自信”，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三是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即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满腔热忱地对待新生事物，不断深化和拓展认识，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四是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即强化问题意识，聚焦国际国内各种重大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五是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即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看问题，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不断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六是必须坚持胸怀天下，即拓展世界视野，顺应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广博胸襟借鉴吸收人类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参见习近平，2022年）
作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以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观点方法的继承和发展。它们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一是都以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即探索不同时期的中国道路为根本理论旨趣。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探寻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并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初期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观点方法是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则是在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形成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
二是都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价值诉求。毛泽东哲学思想聚焦于解决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引领我们党成功找到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使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实现了“站起来”的伟大飞跃。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观点方法着力于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引领我们党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实现了“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紧紧围绕着解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展开，引领我们党在新时代全面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三是都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质上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及经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的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研究和回答不同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重大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必然在各个方面都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以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新标志性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既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和诠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鲜活的生命力，特别是充分激活了中国传统哲学智慧，又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和回答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重大问题，由此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以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突出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的重大推进。
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极大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目标，是创造和不断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是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百年来，随着并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不断向前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丰富和发展。也正因如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的重大推进的同时，也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一，丰富和发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事求是思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事求是思想肇始于毛泽东的哲学创造。毛泽东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概括为“实事求是”，并科学地定制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内涵，强调实事求是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以及应有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从而实际上将实事求是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分别为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增添了“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和“求真务实”的重要内容，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事求是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在此基础上，习近平结合新时代的中国实际特别是党的建设需要，阐述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实事求是论。习近平的实事求是论不仅突出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和灵魂以及兴党兴国之魂，而且深刻揭示了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以及作为党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本质规定及实践路径，特别是全面阐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新时代意涵及实践要求。他把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即求真务实具体化为“讲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强调新时代党的实事求是作风建设的重点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由此赋予“实事求是”的“实”较之于“实事”远为丰富的内涵，为新时代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反对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风”提供了有力思想武器。
第二，丰富和发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在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第一个标志性成果即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过程中，毛泽东立足于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吸取中国传统哲学认识论的合理因素，把实践规定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7页），把认识过程概括为实践与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过程（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297页），由此构建了旨在实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知行统一观”（同上），从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作了奠基。应该说，毛泽东的“知行统一观”是内在地蕴含于其实事求是思想的，它是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中在实践中认识真理又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这一核心内容的具体展开。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观点方法丰富和发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例如，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次就真理标准问题展开广泛讨论和深入研究，不仅澄清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而且极大深化了人们对于为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如何检验认识的真理性、实践标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实践检验与逻辑证明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理解，有力促进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和重新确立。习近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构建了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的知行合一论。习近平的知行合一论围绕“‘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这一关于知行关系的精辟概括而展开，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关系学说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知与行或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习近平的知行合一论的最大特色是同时赋予知和行以德性的维度，他所说的“知”，不仅包括“见闻之知”即关于客观事物的知识，也包括“德性之知”即理想信念和道德修养；他所说的“行”，不仅包括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也包括对理想信念的践履和道德实践。正是通过对“知”“行”范畴的创造性阐释，习近平赋予知行关系较之以往更为丰富的内涵，并把知行合一化为共产党人的党性要求，因此，习近平的知行合一论既是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也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论。这样一种知行合一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
第三，丰富和发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相统一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中国、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即探寻中国道路，因而必然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性质，并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着力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整体上具有鲜明的方法论特征，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考察和分析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党的建设问题。即使是他的哲学著作如《实践论》《矛盾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其理论重心也在方法论上。同时，毛泽东还构建了一个哲学方法论体系，其内容包括实事求是的方法、调查研究的方法、矛盾分析方法、群众路线的方法等，它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理论贡献，也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方法论构建的传统。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也注重哲学方法论的构建，这突出体现在其先后为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注入了“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等新的内容上，它们使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不断丰富和发展。同时，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还对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统筹兼顾的方法等作了创造性运用。习近平突出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建设，他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明确提出、系统阐述和自觉坚持了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等一系列方法论原则，构建了一个内容极其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体系。其中，战略思维就是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全面观察和把握事物发展的总体趋势和根本方向，并由此在战略上作出准确判断、科学谋划和赢得战略上的主动；历史思维就是重视通过学习和研究历史，拓展观察和分析问题的历史视野，总结和借鉴历史经验，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精神力量，把握和灵活运用历史规律；辩证思维就是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注重把握和解决事物的内在矛盾，特别是自觉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系统思维就是把握事物的系统整体性，坚持系统思维原则，注重运用系统思维方法，特别是加强顶层设计、注重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创新思维就是求新求变、勇于开拓，不断提升创新能力，谋求创造性地分析和解决问题，用创新驱动发展；法治思维就是尊重法律、厉行法治，注重以法律作为判断是非、处理问题的准绳，自觉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底线思维就是凡事从坏处准备，同时努力争取最好结果，努力实现有守与有为的辩证统一。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最富创造性的内容之一，极大丰富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宝库。
第四，丰富和发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史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是一种群众史观，深刻揭示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明确表达了“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价值诉求。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开始就牢固确立了群众史观。毛泽东强调，唯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共产党人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和向人民负责。（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1、1094-1095页）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也“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习近平，2010年，第19页）。例如，邓小平强调要把人民是否拥护、赞成、高兴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他提出的衡量党和国家各项工作成败的“三个有利于”标准说到底就是一种人民标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特别强调，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史观作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构建并系统阐述了人民主体论。习近平的人民主体论强调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虚心向人民学习、倾听人民呼声、汲取人民智慧、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的奋斗目标，深刻诠释了党的根本宗旨、政治品格和价值追求，深刻回答了“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它像一根红线贯穿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方方面面，其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和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这三个方面中，如果说前两个方面即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也是以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群众史观的重要内容，那么，第三个方面即对于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的强调，则是习近平的人民主体论的全新理论创造。习近平还把人民主体论具体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发展观，对发展目的、发展动力、发展理念、发展战略、发展路径作了系统阐述，其中，发展目的在于增进民生福祉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发展动力就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军民融合发展等发展战略以及全面深化改革的发展路径，其目的都是为了有效化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习近平的人民主体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群众史观在新时代的重大发展。
第五，开拓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全新理论领域。一是生态文明思想，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基础的核心内容。自然观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理论，而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两个重要方面，即人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以及人对自然的尊重、顺应和保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观对人与自然关系这两个方面的关注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过程。受当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决定，毛泽东、邓小平所关注的主要是人与自然关系前一方面的内容，其理论聚焦点是如何通过有效地利用和改造自然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观日渐重视人与自然关系后一方面的内容。例如，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走“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通过把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特别是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构建和阐述了极其系统的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包括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等，它们建立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思考、对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基础之上，表现出既重视人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又强调人对自然的尊重、顺应和保护即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明特点，不仅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遵循，而且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观中国化的新的重大成果。
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唯物史观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中国化的重大成果。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随着各民族普遍交往及其形成的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历史也就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转变为世界历史。（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0-541页）习近平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预言已经成为现实，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但是，这种自发形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存在深刻危机：一方面，自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基础上的，它使全球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遭遇严重困境；另一方面，与一切人类共同体一样，自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由某种共同利益的纽带维系而成的，而维系自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纽带，除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分工、全球协作带来的彼此依存关系之外（按照恩格斯的看法，彼此分工的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就是一种共同利益，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4页），还有一种否定形式的共同利益，即人类在面对全球性问题时的安危与共、风险共担，它使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临严重威胁。因此，习近平反复强调要建设好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倡导一种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亦即以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为根本特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与自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根本不同的自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所说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指要从自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向自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新理论创造，为应对当代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促进全球治理、维护和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提供了中国方案。
总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许多不同方面丰富和发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时代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推进到一个全新的理论高度。
三、赋予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鲜明的中国特性
毛泽东曾经指出，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必然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要学会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毛泽东哲学思想以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观点方法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不同时期中国具体环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成果，因而都必然具有中国特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样如此，它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新时代中国的具体环境，赋予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鲜明的中国特性。
首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聚焦新时代的中国问题。马克思指出，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是表现时代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9-290页）习近平强调：“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习近平，2022年）习近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新时代中国具体环境，就具体地表现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解答和解决新时代的中国问题。聚焦新时代的中国问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鲜明特点，回答新时代的中国之问、人民之问，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根本旨趣。
新时代最根本的中国问题就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它是新时代“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乃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心问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作为新时代党的指导思想的哲学基础构建的，属于新时代党的理论建设的根本内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根本保障。正是为了使这种保障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着力于新时代党的思想和作风建设。习近平的实事求是论、知行合一论、哲学方法论、人民主体论都是直接服务于新时代党的思想和作风建设、为在党的领导下更好地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保驾护航的。其中，习近平的实事求是论是要为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提供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以及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方面的保证，习近平的知行合一论是要使广大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适应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要求，习近平的哲学方法论是要为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提供根本方法论原则，习近平的人民主体论则是要为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确立价值理念和基本立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其他内容也都是服务于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例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旨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可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从哲学上为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所作的顶层设计。
其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充分体现了中国智慧。习近平指出，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筛选、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特别要把握好三个方面的资源，即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参见习近平，2016年）作为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聚焦中国问题、思考和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在各个领域的表现时都显示出继承性、民族性，充分体现了中国智慧。
一是充分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内在地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又内含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独特理论创造，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以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观点方法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结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则是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集中体现。一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充分继承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毛泽东哲学思想以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所贯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都是涵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丰富和发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前述习近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事求是思想、认识论、方法论、群众史观的丰富和发展，以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全新理论领域的开拓，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二是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智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本身内在地包含并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相结合。习近平不仅突出强调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的现代价值，强调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化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结合起来（参见习近平，2022年），而且身体力行地致力于这种结合，实现了中国传统哲学智慧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指出，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下为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知行合一、任人唯贤、讲信修睦、亲仁善邻、俭约自守、和而不同、居安思危等等，都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参见习近平，2014年，2022年）这些作为中国传统哲学观念的“智慧结晶”也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思想资源。习近平不仅运用这些中国传统哲学智慧来思考和求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关系上的各种问题，而且也运用它们来探寻当代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的解决之道，为应对当代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贡献中国智慧。习近平的实事求是论、知行合一论、生态文明理念、哲学方法论、人民主体论、社会发展观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都充分体现了对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的激活，处处都闪耀着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的光芒。
三是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历来注重对自身实践经验的哲学总结。毛泽东哲学思想就包含着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深刻哲学总结，其核心文本《实践论》《矛盾论》的主旨就在于揭示曾屡次给中国革命造成惨痛损失的主观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根源及其克服途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样深刻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奋斗实践的宝贵经验。他关于“坚持实事求是，就能兴党兴国；违背实事求是，就会误党误国”（习近平，2012年，第1页），“‘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习近平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论述摘编》，第39页），“我们的事业越是向纵深发展，就越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习近平，2020年，第129页），“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362页），“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习近平，2018年）等重要论述，都是关于党的实践经验的哲学总结。习近平尤其重视从哲学上总结新时代党的伟大实践经验，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贯穿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概括，就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特智慧。
再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突出彰显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在论述如何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特性问题时，特别强调要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作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旁征博引中国古代经典名句。基于对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高度契合性的深刻认识，灵活自如地援引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的经典名句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突出特点，并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例如，他用“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文子·上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足寒伤心，民寒伤国”（《申鉴·政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周官辨非·天官》）等来阐述人民主体论；用“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老子·第五章》）、“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老子·第六十四章》）、“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抱朴子·内篇》）、“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周易·益卦》）、“秉纲而目自张，执本而末自从”（《傅子》）、“操其要于上，而分其详于下”（《中兴五论·序》）、“新故相推，日生不滞”（《尚书引义·太甲》）、“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迁都建藩议》）等来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用“亲仁善邻”（《左传·隐公六年》）、“国虽大，好战必亡”（《司马法·仁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协和万邦”（《尚书·尧典》）、“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三国志·夏侯玄传》）、“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林则徐自勉联）等来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诸如此类的引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各个方面都不胜枚举，它们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展现出高度的文化自信。
二是大量运用人民群众的鲜活语言。习近平特别善于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鲜活语言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例如，在阐述“德性之知”的重要性时，他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比作精神世界的“总开关”，把理想信念比作精神上的“钙”和思想的“压舱石”，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形容说那些缺失理想信念的人得了“软骨病”、那些“总开关没拧紧”的人在各种问题上就难免“跑冒滴漏”。在论析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时，他要求领导干部搞调研要“扑下身子、沉到一线”，反对搞“作秀式调研”“盆景式调研”和“蜻蜓点水式调研”；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倡导“抓铁有痕、踏石留印”“撸起袖子加油干”和“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批评搭“花架子”、摆“假样子”、造“典型”、建“盆景”、亮“样板”、搞“形象工程”等各种装门面掺水分的“假”“大”“虚”“空”是“水中月、镜中花”，要求领导干部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一张蓝图干到底”的胸襟、“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决心、“久久为功”的毅力以及“钉钉子的精神”，着力解决政策落实过程中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在论述知行合一与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问题时，他批评一些精神上缺“钙”的人“不问苍生问鬼神”、热衷于求神拜佛或迷信“气功大师”、随时准备“跳船”到国外。在谈到党的建设问题时，他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以“刀刃向内”的勇气、“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和“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决心、零容忍的态度、“老虎”“苍蝇”一起打的策略反腐惩恶，强调党员干部要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告诫干部不要在心里打“小九九”、不要在执行制度时留“暗门”、开“天窗”。在论述生态文明建设时，他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说明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辩证法，用“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来说明如何把城市建设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在阐释人民主体论时，他强调“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时，他用牵住“牛鼻子”来说明应该着重抓主要矛盾。所有这些，使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非常接地气的大众化风格。
三是善于生动讲述中国故事。习近平非常善于运用古往今来的中国故事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理。他讲过的中国故事，既包括中华文明、中国历史故事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也包括中国革命和建设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故事，故事的题材和内容各式各样，但他讲述这些故事的主旨都在于用以说明在治国理政中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例如，他讲述中国古代诸子百家的思想及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用以说明我们应该科学对待传统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他讲述秦汉唐清治乱兴衰、李自成和李秀成从揭竿而起到最后失败、《红楼梦》里大族人家“自杀自灭”以至一败涂地等方面的故事，用以告诫广大党员干部要慎微慎独、心中始终装着人民、时刻绷紧严于律己这根弦，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他讲述两晋学士虚谈废务、康熙不取灵芝等方面的故事，用以强调领导干部要做到求真务实、知行合一，力行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力戒坐而论道、光说不练；他讲述李大钊、陈望道、朱德、刘胡兰、赵一曼、杨靖宇、邱少云、黄继光、雷锋、焦裕禄等党史人物的英雄事迹以及“半截皮带”“半条被子”、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背着金条乞讨、红军长征途中管被装的军需处长被冻死等党史故事，用以说明理想信仰的无穷力量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他讲述抗战英雄母亲邓玉芬、沂蒙六姐妹、梁家河父老乡亲等的故事，用以说明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必须始终依靠人民群众。这些亲切、生动的故事，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极强的心灵穿透力和感染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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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2020年、2022年，外文出版社。
原载：《哲学研究》2023年第9期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微信公众号2023-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