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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胜 郭冠清】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

 

  [作者简介]王立胜,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兼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智库专家委员会委员等学术职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首席专家。主要致力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疆问题、中国乡村问题研究。出版《晚年毛泽东的艰苦探索》《现代性与中国社会主义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等十多部个人著作;合著《崇高的中国精神:共和国英雄模范人物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现代性与社会主义精神》《新疆治理实践的过程论审视》;主编《新中国哲学7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全景实录》(三卷本)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名家论丛》等多部丛书和集刊。在《求是》《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学习与探索》《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20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人民网、光明网等全文转载。 

 

  [作者简介]郭冠清,1967年生,研究员、教授,经济学博士,先后就读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曾在清华大学微电子学研究所任教,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后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本论》研究室主任、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办公室主任,兼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坛副秘书长、全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外国经济学说会理事等职。先后出版两部专著《文化、技术与企业制度变迁》《西方经济思想史导论》和多部合著、多部译著,在《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经济学动态》等期刊发表多篇论文,承担了中宣部、中财办交办的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课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资本论》研究优势学科建设”课题的项目负责人和学科带头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创新工程项目的首席研究员。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系统化学说”,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键和难点是确立正确的研究对象。对古典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进行比较可发现,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具有客观性,是研究生产、交换及其分配规律的科学,包含生产、交换和分配三个研究的维度,至于是否应该把消费维度纳入研究之中,则可以根据研究需要确定。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中国社会主义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学,具有明显的“国别性”和“历史性”,因而需将国家、历史两个维度纳入研究对象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交换及其分配规律的科学。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 

    

  一、引论 

  任何学科建设首要问题是确定其研究对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能例外。尽管从201512月就正式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但是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关键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上的分歧。就已有的成果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还停留在“生产关系”上,虽然其共识“要联系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比仅仅“研究生产关系”取得了一定进步,但是应该指出的是,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之所以提出“要联系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那是因为在毛泽东看来,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将研究对象归结于“生产关系”存在严重的缺陷,“联系生产力”而不是“研究生产力”包含着毛泽东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深邃理解,而且其副命题“要联系上层建筑研究经济基础”包含着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的科学表述,而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的正确理解将是打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大门的金钥匙和揭示中国奇迹的法宝。事实上,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归结为生产关系除了意识形态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将《资本论》序言中的Produktions-undVerkehrsverhältnisse误译为“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正确的译法应该是“生产和交换条件”,而斯大林通过生产关系定义的外延扩展将“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这一马克思批判的蒲鲁东“陷入形而上学或法学幻想”强加进去(将交换或流通排除在外),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引入了只研究“生产关系”的误区。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早期有孙冶方、马家驹和蔺子荣等学者探索,后期有吴易风、余永跃、郭冠清等学者研究。习近平也对《资本论》研究对象进行过研究,得出了“《资本论》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结论,但是,为什么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还不能突破研究“生产关系”这一误区呢?或许,阻碍我们得出正确结论的并不是事实材料的不足,而是一个先入为主的错误思想。 

  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究竟应该是什么呢?如果我们采取现象学的方法,悬置理论和历史,这样一来不仅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之中,而且由于缺乏系统思维,结果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难以建立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体系。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我们仍然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难题入手。通过对古典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比较研究,发现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具有客观性,都是研究生产、交换及其分配规律的科学,都包含生产、交换和分配三个研究维度,至于是否应该把消费维度纳入研究之中,则可以根据研究需要确定,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一般不包括对消费的研究,本文保留这一传统;除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外,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中国社会主义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学,具有明显的“国别性”和“历史性”,因而将国家、历史两个维度纳入研究对象之中。根据以上的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中应包含国家、历史、生产、交换和分配五个维度,其研究对象可以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交换及其分配规律的科学。 

  二、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 

  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本文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对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研究对象进行了梳理。研究发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马克思恩格斯经典作家在研究对象上的分歧并不严重,它具有一定的客观性。本文选择萨伊、约翰·穆勒、马歇尔和萨缪尔森编写或所著的四部流行教科书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进行比较研究。 

  (一)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对象 

  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亚当·斯密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但是从《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第一篇和第二篇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关于物质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规律的科学”,至于交换(或流通),虽然在开篇叙述分工时已经涉及,但是考虑到“斯密革命”“革”的是影响了长达300年之久的“重商主义”的“命”,自然会被忽视。在亚当·斯密之后,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是一部风靡欧洲大陆的教材(或论著)。在这部教材中,萨伊开启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三分法”,整部著作共有三篇,如副标题所示,依次为“财富的生产”“财富的分配”和“财富的消费”。萨伊之后,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影响最大,先后出版32次,统治经济学界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在这部教材中,约翰·穆勒对被亚当·斯密和萨伊忽视的“交换”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不仅单列一篇,而且内容非常翔实,但是没有单独将“消费”进行介绍,而是将“消费”置于“生产”和“交换”两篇中。该书共有五篇,依次为“生产”“分配”“交换”“社会进步对生产和分配的影响”和“论政府的影响”。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结束了约翰·穆勒的统治,开启了新古典经济学时代。在这部试图将政治经济学从政治学、伦理学独立出来的“经济学”著作中,马歇尔并没有对“经济学是研究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科学”提出怀疑,只是对交换和分配的割裂研究提出了怀疑。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对象方面突出的特点是对“消费”的重视和对“交换”的忽视。 

  即使到了被称之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西方经济学那里,并没有因为罗宾斯将研究对象归结为“资源配置”而全然抛弃了“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研究,正如萨缪尔森在风靡全球的《经济学》(第12版)教材中所言:“经济学研究人类如何组织消费和生产的活动。”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 

  尽管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做了清楚的一致的表述,但是,严格按照1955年俄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包括中译本在内的世界版本),却总是在“关键问题”上出现错误,更不用说“卷前的说明”和“注释”的误导了。可惜的是,就已经出版的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并没有试图纠正这些错误。 

  根据郭冠清在《回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核心命题的重新解读(下)——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为基础》的研究,《资本论》序言中关于研究对象的翻译存在严重错误,如上文所述,Produktions-undVerkehrsverhältnisse误译为“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正确的译法应该是“生产和交换条件”,其主要问题出在“Verkehrsverhältnisse”的翻译上。确实,Verkehrsverhältnisse在德文中是一个多义词,包括条件和关系两个意思。在《资本论》英文版中直接使用了没有二义性的condition(而不是relation),避免了误解发生,那为什么要翻译为条件而不是关系呢?首先,从逻辑上讲,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还存在“生产方式”,而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只有“生产关系”,而没有“交换关系”,加上“交换关系”会存在逻辑困难。 

  其次,校对过的翻译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到的生产关系定义高度一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政治经济学定义的原文为“Die politische Oekonomieals die Wissenschaft von den Bedingungen und Formenunter denen die verschiedenen menschlichen Gesellschaften produzirt und ausgetauschtund unter denen sich demgemäß jedesmal die Produkte vertheilt haben-die politische Oekonomie in dieser Ausdehnung soll jedoch erst geschaffen werden”,对应使用的是Bedingungen只有“条件”没有“关系”的意思。而在英文版中verhältnisseBedingungen翻译的都是condition 

  再次,据郭冠清的考证,德文Produktionsverhältnis(或法文版使用的rapports deproduction)并不是固定搭配,Produktions-und Verkehrsverhältnisse翻译成生产和交换条件并没有问题。对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关注的是“生产和交换条件”而并不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注意,英文版中使用的单词是condition而不是relation。而且,在《资本论》原文中还可以找到马克思将Produktionsverhältnis与恩格斯使用的Produktionsbedingungen互换的例证。例如《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的中文译本里,马克思在论述“机器和大工业”时论及的“社会生产关系同这些生产方式之间的联系”。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在德文版中使用的与中文版对应的词就是Produktionsverhältnis,而在马克思亲自校对的法文版中,这段话做了修改,Produktionsverhältnis中的verhältnis对应的中文意思是“条件”而不是“关系”。也就是说,马克思并不完全在“生产关系”意义上使用Produktionsverhältnis。再看一下法文版,与Produktionsverhältnis对应的句子中使用了rapports,但没有用rapports de production,整个句子中,没有法文对应的“生产关系”,也排除了法文版翻译错误的可能。英文版更加清晰,使用的是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最后,从《资本论》的结构看,校对过的翻译也没有问题。《资本论》第一卷研究的是资本的生产,对资本生产的形式和条件进行了详细分析;《资本论》第二卷研究的是资本交换,对资本再生产的形式和条件进行了研究;《资本论》第三卷研究的是资本生产总过程,不再假定交换条件或生产条件不变,而是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并对利润、利润率、利息和地租等进行了研究。 

  综上所述不难得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一版和第二版)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翻译是存在问题的,这也是传统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把研究对象归结为“生产关系”的主要原因。 

  (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性 

  以上分析表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的分歧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严重。由于过去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苏联范式”解读和“阶级性”的强调,给人产生一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其他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研究对象有本质差别的印象,但是,实际并非如此,仅就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研究对象而言,其内容具有相对客观性,其表述上的差别来源于所处“市民社会”不同阶段侧重点不同而已。 

  事实上,正如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那样,“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毫无疑问,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应该纳入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围;除了自给自足或未来社会的生产外,生产是为了交换而生产,加上“生产和交换是两个不同职能”,自然,“交换”也应该纳入研究的范围;消费是由生产产生的,且生产消费本身就是生产的一部分,是否列为研究的范围,根据研究需要而定;生产的产品最终是要进行分配的,因此,也应该将分配列为研究范围。但是,由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基于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批判的需要,对生产、交换(流通)、消费、分配关系进行叙述时,更多强调了生产,加上间或混杂有“黑格尔式的含糊”的语言,以致包括列宁在内的许多学者,在研究对象把握上,只看到了生产和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生产关系,而忽略了对交换、分配、消费的研究,而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的定义更加增加了这种混乱。  

  三、为什么研究对象中要包括历史维度的研究 

  我国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是跨越时空的政治经济学,而是一个立足我国国情,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是反对脱离我国具体历史阶段进行历史虚无主义的研究。 

  (一)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科学吗?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了作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基础的“新历史观”,从哲学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把政治经济学牢牢钉在了“历史科学”的十字架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做过“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科学”的经典论述。 

  从经济思想史上看,亚当·斯密非常重视历史的研究,不仅将经济史贯穿于《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的始终,而且还专列了“经济史”一篇,对重商主义等影响进行了专门介绍。对于历史的重视,不用说德国历史学派了,就是到了新古典经济学奠基人那里也非常重视,马歇尔就对历史学派给予了高度评价。 

  恩格斯对马克思重视历史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这个人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资本论》是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典范,在《资本论》第一卷“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一篇中,马克思以英国的经济史料为基础,对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考查。著名的经济史学家熊彼特高度评价了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称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为“逻辑与历史的化学融合”。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上文讲的错误翻译等原因,我们将《资本论》研究对象(一般称为狭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规定(一般称为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完全割裂开来,把恩格斯称之为历史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看作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建立,而忽视了狭义政治经济学本身也是历史科学这一前提。有趣的是,不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缺乏对历史重视,而且被称之为现代经济学的西方经济学也丢掉了经济学的研究传统,将经济学也演变成了“超越历史”的学科。 

  (二)政治经济学需要加强“历史”的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要坚决摈弃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加强历史的研究,弄清楚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生产和交换的条件和形式,以及分配的规律,牢牢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植根于中国文化、历史和哲学传统之中。 

  只有加强历史的研究,才能弄明白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我们要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才能弄明白为什么改革开放要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而逐渐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才能弄明白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初要“摸着石头过河”、走“渐进式改革”道路等一系列历史问题。也只有加强历史的研究,才能弄明白为什么在新的历史方位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以供给侧结构化改革为主线,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等。同样,也只有加强历史的研究,才能增加对不同历史阶段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解,从而加强对新时代经济发展规律的探索,更好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四、为什么要将“国家”作为独立变量纳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或许是受到2017年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战影响,学术界对研究对象的兴趣已普遍转向“国家利益”或“国家主体性”问题,而且令人欣慰的是,围绕“国家”的研究已经出现从“政策—制度话语”走向“学术—理论话语”,这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突破。国家作为一个独立变量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之中正在逐渐形成“共识”。 

  (一)“国家”长期未纳入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原因 

  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国家”成了可有可无的点缀物,只有在“市场失灵”时才有必要出场,而且很可能还会导致“政府失灵”,“国家”的作用被掩盖。事实上,无论是最早提出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还是转向国内农业生产的重农学派学说,其目的都没有离开“国家财富的积累”,国家的重要性都显而易见,更不要说代表英国产业资本诉求的亚当·斯密的划时代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无论是为发达国家掠夺落后国家提供理论基础的李嘉图学说,还是约翰·穆勒影响半个世纪之久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及马歇尔试图使经济学独立于“政治”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在本质上都符合英国利益,只是“国家”被巧妙掩盖了而已。这一点从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强国之后,一脚“踢开美国上爬的梯子”也可以看出。对于我们称之为世界主义经济学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对“国家”利益的掩盖,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布哈林有一个著名的评论:“无论是古典派还是历史派,都是‘民族性的’,因为这两个派别都是历史产物和区域有限发展的产物。” 

  如果说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未将“国家”纳入研究对象的原因是为了更好地为国家利益服务的话,那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却有“潜在原因”和“隐藏动机”。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未来社会是生产力高度发达且劳动的“负效用”已经消除的自由人联合体组成的社会,毫无疑问,自由贸易带来的生产力总体水平的提高对于埋葬资本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加上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未来社会将在多个(而不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产生,因而“国家”自然也不会被重视,这可以看作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忽视国家研究的“潜在原因”,这一点不会也不可能因为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意义作出了深刻的分析和对“国家消亡论”作了有力的批判,而有所改变。马克思和恩格斯挥舞着唐·吉诃德的长矛,对以李斯特为代表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保护主义者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成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信条。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未将“国家”纳入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隐藏动机”是前苏联领导人“有限主权”思想。在苏东剧变前,前苏联领导人凭着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霸权地位,可以以“有限主权”为理由,将一个国家的叛逆消灭在萌芽中,20世纪60年代后期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市场取向”的改革被很快镇压就是很好的证明。 

  (二)政治经济学要将国家作为一个独立变量引入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规律,都是在特定的国家经济运动过程中所呈现的规律,即便是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一般规律的《资本论》,也没有离开英国特定案例,在“民族”国家还存在的前提下,将国家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当然的选择。 

  对于国家的重要性,邱海平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前就进行了探索,王立胜关于“国家主体性”研究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周文和包炜杰的研究发现,从现代化的西欧经验来看,国富国穷之谜都离不开国家,没有国家的积极作用,就不可能有“中国奇迹”的存在。杨春学则从国家观不同角度,论述了“国家”在介入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在广度、深度还是强度上,都要远远高于欧美社会的现象”。郭冠清在对“比较优势原理”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要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方法论基础,借鉴和吸收历史学派先驱李斯特关于国民经济学的成果,以“国家”为重要独立变量,构建能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议。 

  对于国家是否应该作为一个独立变量,纳入到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孟捷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三重条件出发,引申出国家的经济作用,并建立了一个具有内生性的国家经济理论,论证了国家在经济中的重要性。需要强调的是,孟捷的研究突破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将国家视为外生性变量的限制,对国家内生性进行了探索,并将政党纳入国家范围,建立了一个具有学理性的分析框架,是一种极其有意义的尝试。 

  在笔者看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不仅在国际经济活动中需要“发挥国家的作用”,根据国家所处的生产力发展阶段和不同行业的成熟程度,建立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战略理论体系,而且在国内经济活动中,也需要“更好地发挥国家的作用”。需要强调的是,国家在国内经济活动的作用,不是只包括维持市场经济秩序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克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市场失灵”,更重要的是,还包括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加强顶层设计以统筹资源的作用等。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创造以平均9.5%的速度增长的奇迹,那是因为国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将“国家”作为独立变量引入政治经济学研究范畴,尤其是引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范畴,不仅有利于揭示“中国奇迹”,构建学理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而且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极高的实践价值。 

  五、为什么研究对象中没有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形式维度 

  在完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分析之后,我们探讨一下研究对象中是否应将生产力、生产关系所有制形式列入的问题。 

  (一)关于生产力是否应该列入研究对象问题 

  尽管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发展和解放生产力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但是发展和解放生产力并不意味着应将“生产力”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之中。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政治经济学有别于自然科学,也有别于应用经济学,绝不能把生产力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直接研究对象,何况对生产、交换和分配的研究本身包含着对“发展和解放生产力”制度设计的研究。《资本论》第一卷“相对剩余价值”一篇的研究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力”还是“研究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和交换条件”提供了很好的样本。 

  (二)关于生产关系是否应该列入研究对象问题 

  虽然政治经济学既包含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也包含对人与人的关系的研究,但是由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中已包含生产、交换和分配三个维度的研究,而对生产、交换和分配的研究本身就包含了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的研究,因而,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维度中不能再列入“生产关系”,否则范畴之间将存在互相包含或同义反复的问题。 

  (三)关于所有制形式是否应该列入研究对象问题 

  至于所有制形式,根据孙冶方、斯大林通过生产关系定义的外延扩展增加的“所有制形式”原文Форма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正确翻译应该是“财产形式”。正如孙冶方所讲,生产无外乎是“用谁所有的生产资料为谁生产,生产归谁所有”,交换无外乎是“交换的产品是为谁生产又为谁占有的产品”,分配无外乎是“被分配的产品是谁生产的又归谁占有,用什么形式,按什么比例分配的”,如果在生产、交换和分配之外再增加所有制形式,那不过是毫无意义的同义反复,因此,为了避免蒲鲁东的“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觉”,必须把所有制形式排除在研究对象外。 

  从唯物史观来看,所有制形式是与生产力发展状况相适应的生产方式,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尽管初级阶段又分为若干阶段),而在这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所有制的形式是相对确定的,更进一步说,所有制的形式是由国家和历史维度两个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