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自2013年9月出版以来,很快畅销,他借用大数据对近3个世纪、20多个国家的历史资料和经济数据进行比较分析,运用全新的概念和理论架构对财富分配问题深度解析,在反思20世纪遗产税等财政政策作用和缺陷性的基础上,提出用“全球累进资本税”这一工具,来管控21世纪的全球承袭制资本主义,从而实现对财富积累和分配的控制,防止贫富差距无限拉大。那么,全球资本税这一理想工具究竟能否成真?
一、“旧瓶装旧酒”———皮凯蒂救赎方案点评
资本主义制度导致社会分配不公由来已久,皮凯蒂关注这一问题只是老话重提,而且其解决方案也是了无新意。“福利经济学之父”庇古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比较》一书中早就揭示了资本所有权导致的不平等及其负面影响,但他的福利经济方案没有挽救资本主义命运。皮凯蒂的救赎方案尽管借助于时代、科技的发展,也不可能成功,充其量又是一个理论上的帕累托改进方案。
何谓资本累进税?皮凯蒂认为:资本税通常包括对任何来自资本的收入现金流的课税(比如企业所得税),以及任何对资本存量价值的课税(房产税、遗产税或财产税)。“我所建议的资本税是一个对全球财富的年度累进税。最大的财富将被征收更重的税,并且所有形式的资产都将被包括在内:不动产、金融资产和商业资产———没有例外。”[3](P533)“全球资本税具有诸多优点:既能保持经济的开放性,又能有效规范全球经济,并且公平地在国家之间以及一国之内分配利益。”[3](P532)全球累进资本税的提议看似不错,但皮凯蒂也坦言,“全球资本税的想法是一个乌托邦。很难想象世界各国近期能够在这一问题上迅速达成一致”[3](P531-532)。既然世界各国近期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皮凯蒂又希望能退而求其次,“如果这样的理想化状态无法达到,那么不妨尝试地区性或在某个大洲实行资本税,尤其是在欧洲,这项政策可以从愿意实行的国家开始[3](P486)”。
理想虽好,但现实很冷酷。除非实行封闭的经济模式,否则就不可能在单个国家或地区率先实行累进资本税,遑论全球。原因很简单:由于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各个国家的资本收益率大不相同,各国在资本扩张运动中受益的预期和实际均不同。在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人类活动的实践“‘通过时间转换空间’,促进了资本的全球化”[4]。但资本在逐利本性的驱使下,将在多番博弈后优先选择进入资本收益率预期高的地区。因此,要推行全球资本税,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达成共识,制定一个各国都愿意实行的全球性解决方案。尽管资本催生的财富分配不平等现代性痼疾日趋严重,但其在各个不同国家的表现又迥然不同。因此,在全球经济发展趋于平衡、全球的资本收益率趋向平均之前,不可能形成统一实行全球资本税的全球共识与机制。
许多学者提出质疑,征收全球资本税的主体是谁?联合国(连许多会员国的会费都收不到)、世界银行、IMF、WTO?如按照皮凯蒂的设想,先搞试点,从欧盟开始。是否可行?2010年8月,欧盟委员会负责预算和财政计划事务的委员莱万多夫斯基透露,欧盟委员会将在9月正式提出直接征税建议,即开征“欧洲税”。一石激起千重浪,被欧洲媒体称为“爆炸性建议”的征税建议,立即在欧盟成员国引起轩然大波。所谓直接征税,就是欧盟委员会绕开各成员国政府,直接向成员国公民征税,税收用于欧盟预算。根据计划,首次直接征税的领域包括银行金融交易、碳排放指标出售和航空旅行等。其中,银行金融交易税将是大项。征税理由是:一方面,受金融危机冲击,目前欧盟各成员国都在采取或计划采取紧缩措施,削减财政赤字;另一方面,欧盟委员会制订的2011年欧盟预算额要比2010年的预算额高出6%。欧盟直接征税可减少各成员国上缴预算“会费”的额度,从而减轻成员国的财政压力。欧盟轮值主席国比利时以及奥地利等国的财长表示支持直接征税。他们认为,欧盟直接征税有利于各成员国完成削减财政赤字的目标,并且,征税的主要对象是银行等金融机构,不会增加成员国公民的纳税压力。但欧盟主要成员国、甚至是一贯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国家纷纷表示反对,认为这是欧盟对属于成员国的税务主权的侵犯。德国联合执政的各党派纷纷表示,德国不会允许欧盟涉足成员国的税收。法国财政部认为,欧盟委员会的征税建议“不合时宜”。英国财政部指出,征税属于成员国的权限,英国对任何欧盟直接征税的建议将投反对票。
根据欧盟的《里斯本条约》,征税属于成员国“内政”,欧盟不得干预各成员国的征税。此前,欧盟曾尝试向成员国公民直接征税,但均遭到否决。舆论认为,欧盟直接征税涉及到欧盟的根本性“政治问题”,是成员国主权向欧盟的“大转移”。长期以来,就成员国究竟应向欧盟上交多少权限的问题,成员国之间一直争议极大。许多成员国反对把过多权限,尤其是税收、社会保障等涉及公民切身利益的权限交给欧盟。一些成员国还担心,把过多国家主权让给欧盟,将使欧盟成为一个凌驾于成员国政府之上的“超级政府”。因此,欧盟委员会的直接征税计划很可能会再次胎死腹中。
除了提出“资本累进税”方案外,皮凯蒂还对著名的“库茨涅茨曲线”证伪,库兹涅茨利用各国的经济发展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得出结论: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创造”与“破坏”改变着社会、经济结构,并影响着人们的收入分配。在经济未充分发展阶段,收入分配将随同经济发展而趋于不平等。其后,经历收入分配暂时无大变化的时期,到达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收入分配将趋于平等。即随着经济发展,贫富分化会先拉开差距,然后逐渐缩小。倒U曲线不单单是一种事实判断,而且还隐含着库茨涅茨一个假设:资本主义就是首先通过扩大不公平然后趋向相对的公平,这还是在为资本主义制度寻求合法性、合理性的辩护。《21世纪资本论》理论贡献之一就是认为,这种情况从长时段看是不成立的,人们没有理由认为资本主义将会自然而然地扭转日益严重的分配不平等趋势。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往往割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内在联系,并把它们并列,认为发生变化的只是分配方式,往往把分配问题当作政治经济学的首要研究对象。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所谓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5](P175)。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辩证统一和相互作用的,其中生产是出发点和决定因素,而分配形式不过是生产形式的另一种表现。所以,《21世纪资本论》充其量只是一本关于分配问题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二、资本逻辑视域下的“经济正义”
税收手段充其量只是缓解分配不公的选项之一,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皮凯蒂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不平等的结果———分配,而回避了其始作俑者———资本。他只看到了资本物的属性,而未看清资本的社会属性、吃人的本质。因而没有从根本上揭示资本主义分配不均的内在根源,陷入分配决定论的怪圈。所以,皮凯蒂只是当代的蒲鲁东、拉萨尔。
1.资本本质:无限扩张和积累
《资本论》在揭示资本本质时提出:“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为什么3个世纪以来全球的分配公平正义不但未实现,反而不平等现象在加深?《共产党宣言》提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5](P38)。这种“革命”首先表现为资本的全球化,“资本就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限制”,“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因为它要“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新的市场”[5](P41)。所以,全球分配不公平的始作俑者是资本扩张与积累的逻辑。
尽管现代性胚芽的孕育与数千年西方文化传统的发展和流变有着紧密的逻辑关联性,但是现代性生成的客观实现却是资本强大力量激发和推动的结果。《资本论》对现代社会结构进行逻辑性剖析,找到了推动现代社会发育、现代性生成的资本力量和资本逻辑,资本之所以能够激发并推动现代性的生成,是因为资本本身是人类本性中的虚荣心、权力欲或贪婪等“恶”不停驱使的结果。从现代性发展过程的逻辑预设来看,现代性是属人的计划而不是大自然的计划。随着货币向资本的转换,工业革命的物性化本质促进了人类心智的物性化。“欲望刺激了地主和农民的农业文明,在工业社会的生成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驱动作用,它造就了市场,是市场经济发育的重要内驱力。”[8]现代性发展程度越高,人类心智的物性化程度越加强烈。在这种物性化心智的影响下,人们对财富的积累欲超越了享受欲,使得资本无限地追求扩张和积累。
资本属人的本性,决定了资本在本质上是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实现增值的剩余价值。在资本实现无限扩张和积累的运动过程中,资本强劲吮吸人的自然力的同时,使得资本的智慧也不断得到扩张和积累,从而能够与人类社会中不同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先进技术、社会结构巧妙地结合起来,处处彰显它的生存能力、扩张空间、风险规避意识、问题应对方法和成本转移技巧,从而实现自身的不断积累和扩张。
资本在市场机制的包容和允许下,无限地追求扩张和积累,通过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剩余时间和剩余价值,“使得人与机器的耦合创造了‘第二自然’,即一种不是由人的活动所控制、反而支配和主宰着人的意识和行为的第二自然。”[8]这个第二自然,从表相上来看,是物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物的运动过程,但实质上却是市场经济制度下人对人的一种社会关系:资本所有者通过资本对劳动者劳动的占有、支配和剥夺。因此,资本具备了四种社会权力:财富所有权、雇佣权、分配权和控制权。也正是通过这些社会权力,资本将社会财富两极分化,并对社会大多数人加以支配和控制,从而使人类对商品、货币和资本的崇拜更加严重。这种拜物教反过来又推进了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从而形成了资本崇拜和两极分化之间呈现出一种恶的上升性循环关系。
2.资本的禀性:贪婪与投机导致分配不公平的加深
资本逐利的本质决定资本的禀性是贪婪与投机。既然资本的天性就是赤裸裸的逐利,就免谈公平正义。哈耶克说:“社会公正的要求———根据不同的人和群体的需要或表现在他们中间分配物质财富的要求———是一种返祖现象,一种与个人可以把自己的知识用于自己的目的的开放社会不相协调的要求”。“公正只有作为人类行为规则时才有意义,在市场经济中相互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个人,他们的任何可以想象到的行为规则,都不可能产生一种可以有意义地称为公正或不公正的分配。个人可以尽量使自己做到行为公正,但是分散的个人所得到的结果,既非出自别人的意图,亦非别人所能预测,因此由此产生的状态既不能称为公正,也不能称为不公正。”[10]干脆连公正的遮羞布都不要了。
国际金融大鳄索罗斯公开表示:金融是无道德的,在金融运作方面,说不上有道德还是无道德,这只是一种操作。金融市场是不属于道德范畴的,道德根本不存在于这里,因为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我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我会按照已定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我不会违反这些规则,所以我不觉得内疚或要负责任。
3.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
资产阶级学者认为私有制、资本是天然的、永恒的。马克思主义对此作出历史性批判,具体表现为:(1)生产力的发展与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2)“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5](P232);(3)“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5](P138)马克思的《资本论》通过揭露资本增值的奥秘———剩余价值,提出的最终解决方案是消灭资本,“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
另外,皮凯蒂还说,我和马克思最大的不同在于:马克思认为从长期来看,资本利润率趋向无限下降。他认为资本收益率将最终趋于零,并且引发无产阶级革命,颠覆一切;但我完全不这么认为。如果说有一条定律统领我的这本书,那就是r>g,也就是说资本收益率r(马克思称为资本利润率)将永远大于经济增长率g,这种趋势也将无限延续下去。这与马克思的理论几乎是完全相反的。我认为,只有民主政治的政策力量才能把资本主义的不平等性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才能着眼群体利益、驯服资本主义内在的不平等属性[12]。这可能是该书提出的最有创新意义的观点了。但也则是他一家之言,目的还是维护资本的长期统治。
而《21世纪资本论》提出的是在保留资本的大前提下,对资本征税这样的改良方案,且这样的方案也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的一致反对。皮凯蒂从未承认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公开声称“我是捍卫私有制的”。终于水落石出了,经济正义、公平分配到底是目的还是方法、手段,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在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任何改良方案只会是隔靴搔痒,任何公平正义只能是异想天开。
三、实现经济正义:三个维度的颠覆与创新
美国学者德里克认为:“中国因在消除贫困方面所作的贡献而受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肯定,这毋庸置疑。但是也应注意,中国只用了三十年便从世界上最为平均的一个社会变成了最不平等、最反平均的社会之一。对富强的追求,是中国现代化的长久梦想,在不计社会和环境后果的情况下,这一梦想就这样确认了自己。”[13](P301)他的评价是刺耳的,但却提出了问题。皮凯蒂也认为:“如果公共资本能够保证更均等地分配资本所创造的财富及其赋予的经济实力,这样高的公共资本比例可以促进中国模式的构想----结构上更加平等,面对私人利益更加注重保护公共福利的模式,中国可能在21世纪初的现在最终找到了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之间的良好妥协于平衡,实现真正的公私混合所有制经济,免于整个20世纪期间其他国家所经历的种种波折,朝令夕改和从众效应。”[3](P17)为什么看好中国?
1.制度设计回归人民性,而不是资本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5](P45)。这为资本的改造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坚持人民第一,而不是资本第一的发展方向,坚持“利为民所谋”的原则。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巨大的公有制经济实力(按皮凯蒂的估算,公共资本占国民资本的一半左右),这就为解决分配不公创造了条件。但皮凯蒂等一方面抱着私有制不放、一方面又寄希望于中国的解决方案,说明以西方为目的以中国为方法的任何研究范式,表面上是去“西方中心论”,实际上还是与霸权理论同谋。所以,我们只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解决自身现代性发育所产生的问题,也为世界提供经济正义的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方案。
实行全球资本税是一种主体性行为,需要有主体力量的发起、推动和实施。除非全球统一成为一个国家,否则在达成全球共识的主体力量之间,必须找到一个掌握国际话语权,却又心怀天下、无世界霸权野心的国家担任领导力量。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与日本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表达了对21世纪中华文明的希望:“从两千年来保持统一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有资格成为实现统一世界的新主轴”[13](P284)。中国在未来将会成为新的一个主导力量,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兼收并蓄、和谐包容的内涵、天下归一的精神追求与和平发展的价值指向。换句话说,在未来的全球分配正义事业中,中国有着担任探索或主导力量的神圣使命和责任。
中国现在处于现代性的发育和生成过程中,我们既要让资本成为财富涌流的工具,又要管住资本。现代性的生成和发展勾连着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笔者认为,要解决作为现代性后果之一的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必须从整个社会系统着手,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人类社会等领域采取全方位的制度设计,其原由如下:一方面,虽然全球资本税能够解决表面的财富分配不平等,但这是治标不治本,因为凭借其规避风险和转移成本的智慧,资本必然会将资本税造成的额外成本转移到劳动者身上,从而进一步加剧全球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另一方面,资本所到之处,其力量渗透到社会生产的每个角落。靠单个或几个税种,就要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实现全球分配正义,显然是不可能的。在制度设计中,必须做到对资本的管制和激励相结合,让资本在阳光下运行。我国要培育社会主义虚拟经济的新型社会关系结构,建立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这就要求从所有制上增强人民大众在资本市场中的权力,实施对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大众监管,用科学发展观引导资本流向,使社会大众分享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财产性收入”,增加投资性收益以扼制过度投机。同时,加强我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权利,为建立真正公平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秩序作出贡献。
2.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旨趣:把“国富论”与“人民财富论”相契合
经济原是关于家庭理财的学问,古典经济学把它上升到国家层面,至此,经济发展被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发展的普适性话语,尽管政治经济学的概念由此产生了,但只是具有强烈的私向化特征,即以追求个人或一国的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全方位、多向度地批判这种“物的世界的增殖与人的世界的贬值”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构建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治经济学批判。同时“并以绝对的准确性预言了人类发展的必然进程”。(罗森塔尔)
2015年11月23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时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14]2015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
马克思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和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和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便于进行财富的生产”。[15](P156)问题是如何分配财富?马克思主义也反对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2013年11月12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要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16](P552)我们同时要创新其他体制机制,具体内容包括:要坚持共同发展、共享成果的原则;倡导勤劳致富、支持创业创新;在调控收入分配中用好市场和政府“两只手”。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最主要的还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我们不但要善于做大蛋糕,而且要善于分好蛋糕。如在税收制度改革方面,以往我国实行的是分类型个人所得税制,即对纳税人的各项收入进行分类,采取“分别征收、各个清缴”的征管方式取得个税收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今后,将把工薪、股息财产所得和其他收入综合在一起征税,这将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有关方面也在积极准备房产税的全面推出,并积极研究遗产税等。房产税从2011年在沪、渝试点以来,一直未扩大试点。最近,政府重点将房产税改革上升为房地产税体系建设,提出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
其次,国家、集体、个人利益是对立统一的。在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处理好以下关系:(1)个人选择与公共选择的关系;(2)政府偏好与社会选择的关系;(3)应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三维框架即“经济”(物质生活)、“政治”(社会生活)、“价值”(精神生活),求社会基本问题之解决,即“效率、正义、自由”(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
3.在经济伦理上,从个人主义走向现代国家的整体主义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解决了个人及少数民族国家的富裕问题,但无法解决人民群众以及全球的贫困问题,所以只能把公平正义问题长期悬置在伦理学的范畴内,这也是斯密在写下《国富论》,提出“经济人”以后,又急忙写下《道德情操论》,提出“道德人”、“社会人”来对冲补救,但在私有制的前提下,无法贯通“国富”与“民富”,最终形成一部分国家、一部分人的富裕。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依靠公有制,打通了“国富”与“民富”对接的历史隧道,通过“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解决的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问题,这就需要动用政治、经济、社会等的多重力量加以实施,而不是仅仅乞灵于伦理道德的诉求。
只有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实现资源的科学配置,才能用强大的社会主义力量驾驭与导控其他资本力量,将其生产经营过程纳入社会主义运行轨道,使被各种产权分割的剩余价值以“三个有利于”形式复归于创造价值的劳动者身上,实现“以人为本”。由此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所在。在此基础上,我们才有条件实现各种社会关系的变革与经济结构的升级。
古典经济学提出了市场经济模型,甚至认为“市场万能论”,包括能公平合理解决分配问题,历史与现实证明,这是一种“致命的自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上更要发挥政府与市场这“两只手”的积极作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要素配置和价格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控作用,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努力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推进,我们一定能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定能解决好社会公平正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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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伦理学研究》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