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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立群】人类命运共同体:唯物史观时代化的典范——当代全球化的建设性逻辑

 

在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创立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中, 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世界历史亦即全球化理论。在此理论前提下, 结合当代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 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和全球化理论, 是唯物史观时代化的典范。2011, 《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首次提出命运共同体概念;2012,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正式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2015, 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峰会上, 中国政府向世界全面阐发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系统论述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内涵: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也是党的十九大的重要主题;继而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宪法中, 明确写入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容。可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因此, 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 在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以及世界历史和全球化理论基础上, 结合当代全球化的新形势, 深入理解和阐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对当代全球化的明确定位, 即由经济全球化到总体全球化。

在《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与恩格斯特别揭示了世界历史的现实与观念的形成机制。所谓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 实际上就是全球化的发展演化过程。在欧洲, 世界历史运动即全球化运动是从15世纪起, 随着欧洲殖民主义扩张就已经开始, 迄今已历六百多年。在这六百多年中, 全球化经历了从最初的殖民主义扩张式的全球化到经济全球化再到总体全球化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以及其他著作中, 对世界历史进程的三阶段或三种样态作了论述。

其一, 欧洲殖民主义扩张时期。世界历史进程即全球化进程首先是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侵略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 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 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 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①可见, 欧洲政治与军事的殖民主义扩张是全球化最初阶段的重要途径。殖民主义扩张虽然携带着资本的扩张, 但是, 毕竟政治与军事扩张才是全球化的主要动力。此时, 经济全球化还只是殖民主义扩张的附带现象。

其二, 经济全球化时期。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 殖民主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继之, 资本的逻辑成为全球化的主要力量。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 “资产阶级, 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 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 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②建立在航海、陆路交通以及后来的航空业基础上的世界市场, 使资本到处流动, 打破了区域性和民族性的封闭状态, 这就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仍然是片面的、部分的全球化。

其三, 总体性全球化时期。当代全球化是一种深层的总体性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较, 总体性全球化是文化全球化维度的凸显。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对总体全球化作出了预见:资本主义生产和市场的全球化是以往世界历史形成的主要动力, 但是“物质的生产是如此, 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③这里,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总体性全球化问题, 特别是提到了随着物质生产和交换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 , 精神生产也将全球化, 一种“世界文学”将会出现。这里的“文学 (Literatur) ”并非仅仅指狭义的文学作品, 而是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成果, 当然也包括诗歌等文学作品———它们的总和就是文化。由此, 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预见了一种更为完整的世界历史和总体性全球化的前景。他们认为, 随着世界历史的逐步形成, 人类的精神产品也会打破原属民族的狭隘性, 而成为世界文化。总体性全球化的推动力已经不是经济一维的, 而是双重维度的:即经济的和文化的。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预见, 是以经济和资本的全球化过程推导出文化全球化, 从而使全球化成为一个总体过程, 它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可以肯定地说, 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西方学者S.亨廷顿④认为, “在这个新的世界里, 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 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 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文化既是分裂的力量, 又是统一的力量”。⑤S.亨廷顿把当代全球化完全当作文化全球化, 这无疑是把当代的总体性全球化加以片面化了。在总体性全球化中, 经济全球化仍然是重要的推动力之一, 而且是尚未完成的。但重要的是, S.亨廷顿指出了当代全球化的重要一维———文化之维, 这是总体性全球化的重要维度。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 也强调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多年来, 我们努力发展本国的文化软实力, “文化软实力”概念主要反映的是国际间文化价值观念及其实现手段的交流、竞争和比较;它的提出, 意味着在全球化过程中, 文化的力量越来越成为主要力量。

总体性全球化中的文化全球化是一个中性概念。作为一个中性概念, 不同的立场可以赋予其不同的含义, 导致不同的态度和结果。当前, 有一种理解认为, 文化全球化就是指西方文化 (包括其价值观念、思想和意识形态) 的全球普及, 把文化全球化视为西方的文化“殖民”。基于这种理解, 人们自然对文化全球化采取拒斥态度。这是对文化全球化的一种误解。

需要澄清的是, 文化全球化之所指, 并不是西方的文化理念、思想和文化价值乃至意识形态的普遍化;而是指在总体性全球化过程中, 世界各民族文化在广泛交流的过程中, 逐渐形成的共同的文化理念、文化观念和文化价值, 它将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共同价值之重要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最大的共同体, 不可能没有一种共同价值作为核心 (尽管这种共同价值的建设和确立是十分艰难的) ;缺乏共同价值的建设, 人类命运共同体就难以构成。同时, 这种“共善”并不会湮灭各民族文化的个性和特色, 而是把这些文化个性和特色作为自己的一部分, 并使各具特色的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成为可能。没有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共善”, 文化的交流就会走向封闭, 文化互动更无从谈起, 文化便会基于个性而原子化、相对化而趋于保守;没有各自文化的个性和特色, 文化就失去了活力和丰富性。正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的报告《多种文化的星球》中指出的那样, 文化的“统一性完全不同于一致性, 它不是基于消除各种差别, 而是基于使这些差别在一个和谐的整体中整合”。①我们之所以强调当代全球化应当被理解为包括经济和文化双重维度的更加完整的总体性全球化,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要对我们的文化充满自信。也就是说, 在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中, 我们应当持开放的态度, 应当有充分的自信和自豪感。

在这种意义上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无论是在人类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具有重大意义。在人类的世界历史进程中, 在六百多年的全球化运动中, 在当代总体性全球化过程中,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第一次以非西方中心的立场即涵括世界各民族需求和利益的立场, 构建了一种总体逻辑:它既包括世界安全关系、经贸关系的普遍原则, 也包括全球文化互动的交流原则;其核心价值则是由世界各民族的共同价值凝聚而成。所以,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 意味着当代全球化即总体性全球化的过渡期已然完成, 意味着全球化实现了新的转向。换言之,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 意味着在历经六百多年的全球化运动中, 世界历史由经济全球化向总体性全球化的转型已经完成。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 意味着当代全球化已经由初期的消极的消解性逻辑进入到积极的建设性逻辑。

当代全球化是马克思设想的人类世界历史进程即全球化运动的重要阶段, 即总体性全球化阶段。当代全球化作为总体性全球化, 在它的初期有着非常特殊与复杂的矛盾和冲突, 政治经济之间的冲突、民族矛盾、宗教矛盾、资源不均衡的矛盾等交织在一起, 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局面。尽管如此, 我们仍然可以从总体或整合的方面, 考察其中具有根本性的决定全局的矛盾和冲突类型。

当代全球化初期, 其主要矛盾总体上可以理解为后发展国家与发达国家、东方与西方的相互作用中的本质性矛盾。这种本质性矛盾是文化同质化和文化异质化两种趋势的矛盾。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当代全球化之机, 力图把自己的文化模式、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普遍化, 同化与自己不同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 这是一种文化同质化倾向;与此相反, 在全球化浪潮中, 广大后发展国家的民族文化深切感受到一种来自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强势文化的压力, 于是纷纷强调本民族文化的个性, 以其个性价值与西方强势文化的普遍化相抗衡, 具有一种文化异质化倾向。

在文化同质化和文化异质化两种趋势的冲突中, 广大后发展国家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文化逻辑作为自己的文化行为的根据, 这就是文化普遍论与文化相对论。

文化普遍论根源于“西方中心论”。自古希腊罗马时期西方中心论观念即已萌芽, 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成为欧洲中心论的温床。伴随着欧洲各国的勃兴, 大规模的殖民主义扩张也随之展开。到了19世纪, 欧洲各主要国家已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奠定了自己的霸权地位, 对其殖民地的资源掠夺也逐渐变成了全面性的占领。由此, 逐渐形成了西方中心论的观念:西方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 各落后民族文化都必须以西方文化为榜样和典范;西方文化理念、思想和文化价值以及意识形态带有普遍性, 代表人类文化的发展方向, 西方的发展道路是世界普遍遵循的道路。换言之, 全球化就是西方化, 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 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都必须经历与遵循西方模式。在之后的西方主流意识中, “全球化就是西方化”观念逐渐根深蒂固, 西方国家自然而然地认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和民族应当遵从西方标准。19世纪后, 西方思想家们从不同的角度阐述西方中心论思想, 为这一思想体系提供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基础。其中, 对西方中心论给予最有力论证的是文化人类学中的进化论。文化进化论一直把西方文化作为进化的最高端和典范。在他们看来, 西方文化能够更成功地实现与自然的能量交换, 更成功地建立社会组织, 从而更成功地适应多种环境;具有这种功能的文化理所当然地应成为进化的顶端, 并相较于各种低端文化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 “较高文化对较低文化形态具有支配和取代的倾向, 这种支配优势在于它比较低文化更有效开发更大范围的能量资源, 更不受环境控制”。①可见, 文化进化论直接论证了西方经济和文化侵略的合理性, 成为西方中心论的最有力论证。

文化相对论是西方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提出的, 原本是在西方人类学界产生的一种思潮。但是, 由于它来源于文化人类学家对原始民族的观察, 而且具有消解西方中心论的作用, 所以, 文化相对论与落后国家和民族具有天然的亲和力。文化相对论最初起源于文化人类学家对原始民族的审美情趣、伦常规范的考察。通过这些考察, 他们发现原始民族的某些价值标准和道德评价与欧洲文化的通常标准和价值原则完全不同, 甚至截然相反。由此, 他们引申出结论:不同的民族文化在文化理念、文化的本质属性上存在巨大差异, 因而, 不能用欧洲文化的标准衡量和评价其他文化。进一步, 这些文化人类学家经过理论升华, 得出了文化相对论的一般理论。

文化相对论认为, 人们通常所说的“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这些历史进化次序的划分, 完全是“西方中心论”观点。西方中心论者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其他人更正确, 于是便把它作为衡量其他生活方式的唯一准则。实际上, 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文化形态, 每一种文化形态都有自己长期形成的独特历史, 有着与所处环境相匹配的独特的价值。每一种文化形态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准则, 不存在某种超越一切文化形态以及可以评价一切文化形态的普遍的、绝对的“元标准”———标准完全是相对的。由此, 文化相对论得出如下结论:世界上不同文化形态各自以其特殊性存在于民族文化之林, 它们在价值上是平等的、多元的、相对的、不可比较的, 我们不应当用诸如“先进”和“落后”、“高级”和“低级”等概念来评价各种不同的文化形态;换言之, 文化之间不存在先进和落后、高级和低级之分。文化相对论这种非西方中心论的观点代表了落后民族的文化诉求, 所以很自然地与落后民族和后发展国家产生了亲和力, 以致成为落后民族和后发展国家保护本土文化、应对当代全球化的防御策略和基本的文化逻辑。

从表现方式看, 文化普遍论和文化相对论这两种逻辑, 一度成为当代全球化初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后发展国家和民族之间在相互作用、相互抵牾中所持守的文化逻辑。但是, 无论是文化同质化和异质化的矛盾, 还是其背后的文化逻辑, 都是一种相互对立、相互冲突的逻辑。它们之间在冲突中相互消解, 使西方的“普世性”价值不可能是普遍的, 反而成为以“普世”面目出现的特殊性;而各民族文化的特殊价值迫于西方文化的压力以及同化力, 也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所以, 这两种逻辑都只能导致消极的结果, 它们只能是当代全球化初期的消极的消解性逻辑, 而不可能成为总体性全球化的建设性逻辑。

要重建全球化新秩序, 就必须由这种对立而消极的解构性逻辑, 进入到一种和谐而积极的建设性逻辑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和践行, 意味着当代全球化即总体性全球化已经进入到一种积极的建设性逻辑的轨道上来。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建立一种世界各民族的“平等相待、互商互谅、公道正义、共建共享、开放创新、包容互惠、和而不同、兼收并蓄、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关系。这无疑充分体现了开放、平等、团结、发展的积极的建设性原则。这一原则超越了当代全球化初期的对立冲突、互相消解的逻辑, 同时也为当代全球化进入一种积极的建设性逻辑轨道开辟了美好前景。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意味着, 当代全球化的普遍性理念由西方的“普世价值”转换为人类的“共同价值”。需要着重强调指出的是, “普世价值”与“共同价值”是截然不同的。在当下的语境中, “普世价值”就是指西方价值;而“共同价值”则是指人类在共同利益、共同需求基础上形成的“共善”。

在当代全球化初期, 总体性全球化的主要矛盾表现为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的矛盾。其中, 文化异质化是一种个性化或多元化趋势, 它代表着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和特殊性。但是, 这种多元化趋势无法形成一种普遍的、具有共识性的共同价值, 而只能导致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原子化”。同时, 文化的多样性建基于文化的个性和特殊性之上, 这种特殊性一旦走向极端, 就会导致文化相对论进而走向保守主义和封闭主义。反之, 在这种情况下, 文化同质化所坚持的西方文化价值则会以“普世价值”的面貌出现。“普世价值”概念原指世界各民族公认的普遍价值。由于西方国家率先开始了现代化运动, 对后发展国家具有“典范”意义, 广大后发展国家纷纷开始了所谓“追赶式”的现代化运动;于是现代化似乎就是逐步的西方化, “普世价值”的内涵亦逐渐被界定在西方价值上。但是, 这种现代化运动很快就显示出种种弊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恩格斯就既肯定了西方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和伟大成就, 又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以及由此导致的在人类历史上的过渡性, :资本主义绝不代表着人类的美好理想, 更不意味着人类历史上的“千年王国”。这就揭示了资本主义“普世价值”的虚假性或虚幻性。

资本主义在各种批判力量的刺激下, 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各种调整和完善, 但仍然克服不了其具有的各种痼疾。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社会内部的批判力量, 从各种维度批判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 揭示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非人本性。与此同时, 由于后发展国家在当代全球化运动中采取了拒斥和消解西方中心论的文化相对主义策略, 拒绝西方价值的普世化———这一切都使得西方文化价值的“普世性”成为虚假或虚幻的普世性。

因此, 在当代全球化初期那种“西方国家要求文化同质化”和“后发展国家和民族要求文化异质化”的对抗性逻辑中, 西方价值由于其自身的非兼容性, 以及在后发展国家的异质化趋向的消解作用, 其所谓“普世性”已经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特殊性, “普世价值”仅仅成为一种特殊价值。

但是, 世界历史运动是历史的必然, 是符合规律的历史过程。当代全球化作为一种总体性全球化必然走向深入。随着人类交往在外延和内涵上的拓展和深入, 必然会逐渐形成一种在共同需要基础上的基本共识。大气减排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自1979年日内瓦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召开起, 至今已历23届。由于减排问题涉及后发展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 所以, 后发展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然而, 通过广泛而艰苦的沟通, 在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下, 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近200个缔约方一致通过了全球气候变化新协议, 简称《巴黎协定》。这是反复磋商、广泛沟通的结果, 是构建人类共同价值的成功案例。正如习近平在本次气候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 “作为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领域, 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是一面镜子, 给我们思考和探索未来全球治理模式、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宝贵启示”。可见, 一种建设性的和共同价值作为共同的理念和原则的产生是可能的, 也是必然的。

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思想重构了全球化的普遍理念。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指出, 社会主义是全世界各民族共同的事业, “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①如果不囿于社会主义的种种具体规定, 我们看到, 从《共产党宣言》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这种共同体精神均始终贯穿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不同历史阶段。换言之, 在当代全球化运动中, 蕴含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的人类共同价值已经具备了形成的可能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 “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 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 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 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②进而言之, 在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 随着人类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 打破各民族文化隔绝性的“世界文学”逐渐形成, 综合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人类共同价值就具备了形成的条件。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 使当代全球化的观念基础实现转型, 即由以资本的扩张这种片面的物质价值和生存价值转变为以人类的生存价值与发展价值的统一。

如上所述,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是人类的共同价值, 它综合了世界各民族文化所蕴含的共同的价值诉求, 其中生存与发展是最重要的两个观念基础。

生存和发展是人类的共同主题。人类的生存价值是指为了维护人类的生存而形成的共同需求、共同利益。生存价值是人类存在的基础性价值, 是人类生存的最低要求和基本要求。人类的生存价值之所以成为问题, 主要是由于西方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中单维的物质主义思维方式所导致的。我们知道, 全球化是伴随着西方现代化运动而出现的。西方的现代化运动甫一产生就存在着物质主义的“原罪”, 即单纯强调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提倡功利价值, 这使得西方现代化具有物质主义的单维性。西方现代化运动的“原罪”也给全球化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全球化即是构造全球一体化的资本体系, 这就是经济全球化。西方现代化和全球化这种物质主义的“原罪”导致了种种现实的危机。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时曾揭示了资本主义诸种异化现象, 这些异化现象在当代已经演化为系统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人与社会关系的危机、人与人关系的危机以及人自身的生存危机;尤其是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的危机, 构成了所谓“全球问题”。早在20世纪6070年代, 人们已经感受到各种全球问题的压力。在以《增长的极限》为题的“罗马俱乐部”的一系列报告中, 便揭明了具有根本性的全球问题, 如地球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对资源的破坏, 包括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大气碳排放等。针对这些问题, “罗马俱乐部”报告提出了抑制资本主义生产的所谓“零增长”策略。稍后, 关于热核武器的辩论更给人们展现了人类自我毁灭的可怕前景, 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则把这一前景具体化了。这些全球问题直接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底线和生存质量, 若不重视并加以解决, 人类的生存将受到严重威胁, 生存质量更是难以维系。

人类的生存价值与发展价值是统一的, 有什么样的发展理念, 就有什么样的现实和历史样态。可以说, 现实的生存危机根源于发展理念问题。具体言之, 以往的发展观是以经济效率为宗旨的, 这实际上是以生存价值代替发展价值。“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即批判了这种发展观。弗朗索瓦·佩鲁在《新的发展观》中认为, 这种发展观就是以发展的某些手段、某些阶段性标准, 诸如经济的增长、资源的利用水平等当作发展本身以及发展的终极价值, 从而导致了人类的生存危机。所以, 以往的全球化实际上只是以物质主义、功利主义、资本扩张为基础的全球化, 即以片面的资本主义的物质价值、生存价值为基础的全球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超越了以往全球化的单维物质主义基础, 实现了生存价值与发展价值的统一。

一方面,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强调, 人类的生存危机即全球问题必须靠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 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 处于同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在这一共同体中, 要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统一起来加以考量, 把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同时视为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危机。要在人、自然、社会和谐共生的关系中, 在平等公正的国际环境中“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 “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 “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比如, 在大气排放问题上, 我们始终坚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当按照以公平为基础并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各自能力原则, 根据不同的国情、不同的发展状况制定减排指标;同时, 要促进发达国家带头减排并加强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财力和技术支持, 帮助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另一方面,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共同价值不仅包括了人类的生存价值, 还包括了人类的发展价值乃至世界各民族文化传统的理想价值。简言之, 人类命运共同体代表了人类的发展价值。旧的发展观把发展的某些手段、某些阶段性标准 (如经济的增长、资源的利用水平等) 当作发展本身以及发展的终极价值, 引发了诸多的全球性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真正扭转了这一发展观, 它真正确立了人类的发展理想, 展示了当代全球化的理想愿景。无疑, 对于许多国家来说, 发展需求即发展价值都是最重要的价值, 它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在这种意义上, 人类命运共同体又是世界各国、各民族发展的共同理想。而共同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全面发展是世界各民族的共同要求, 这些要求既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条件, 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共同价值中的发展价值的具体体现。同时, 我们还要贡献优秀的中华文化价值理念, 使之得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此基础上, 综合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价值, 推动总体性全球化的发展, 重建全球化的发展理念和规则体系, 重建全球化的新秩序, 最终建成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应当说,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相契合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的, 我们可以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以及其他著作中, 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中找到一些相似的表述。在此意义上可以说,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和实践, 使西方物质主义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运动发生了根本转换, 即由以生存价值为关联基础到生存价值与发展价值的统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 为中国道路的特殊性维度升华为普遍性维度提供了可能性。

我们知道, 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世界历史运动即全球化的前提之上的。在这一前提下, 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革命运动、追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活动, 都是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实践。因此,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实践是带有普遍性维度的。但是在现实中,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并非一帆风顺;特别是随着苏东剧变, 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入低谷———我们逐渐失去了“世界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普遍性平台。自此, 社会主义运动逐渐有意识地走上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特色”道路, 社会主义运动总体上呈现出多样化的状态———在一定意义上, 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强调特殊性和个性。中国道路又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它是一种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都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毋庸讳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的总纲领, 它指导中国展开了迄今40年的改革开放, 并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但作为特殊性, 它在产生之初就是一种具有一定防御性意义的概念———换言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针对国际共产主义普遍性平台不再存在之后提出来的“特殊性”理论。

但是,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继续发展, 我们逐渐发展出具有创造性内涵的“特色”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不是指谓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特色”, 而是一个具有创造性内涵的概念;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特殊性概念, 而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质言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本质上凝聚着改革、开放和创新的精神内涵, 而并非如文化人类学进化论学派所说的“特化”的东西。①正是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概念蕴涵着改革、开放和创新的品质, 中国道路才拥有了普遍性的文化“基因”, 具有向普遍性“敞开”的可能性和内驱力。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普遍性的维度越来越显现出来。一方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对于广大的后发展国家和民族越来越具有示范性和普遍意义;另一方面, 改革开放也使中国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跃居世界前列, 中国的综合国力得以大大提升。在这种背景下, 我们需要在国际事务中由过去的“韬光养晦”转换为积极有为的态势, 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当代全球化运动中, 这种“积极有为”表现为争取国际话语权, 参与制定国际规则, 推动全球化新理念和新秩序的建立。由之, 发掘中国道路、中国方案普遍性维度的重要性愈益显现。

在上述意义上,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 使得这种普遍性维度有了具体体现和表征方式。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强调人类命运的彼此相关性以及共同价值, 它既是中国在当代全球化中贡献给世界的一种普遍而全新的思想、理念和行动原则, 也是中国在总体性全球化运动中遵循的理论和行动纲领, 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代全球化中的具体体现。所以,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 使中国道路之特殊性维度升华为普遍性维度有了切实的理论依据。

结语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世界历史理论以及揭示出的世界历史趋势,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奠定了理论前提。我们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就是要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精髓。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在当前形势下对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思想的创造性发展, 是历史唯物主义时代化的典范, 是当代全球化运动的时代精髓。同时,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当代全球化即总体全球化具有重要的建设性意义:它是对总体全球化的准确定位, 是当代全球化的建设性逻辑;它以世界各民族的共同价值代替了西方的“普世价值”, 是生存价值与发展价值的统一;它使中国道路的特殊性维度升华为普遍性维度, 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注释】

1 (2)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人民出版社, 2012, 401;404;404页。

2 应当注意, 我们以往对S.亨廷顿的看法有些误解。在文化上, 他并不是西方文化殖民主义者, 而是反西方中心论者。

3 S.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周琪等译, 新华出版社, 1999, 7页。

4 欧文·拉兹洛编:《多种文化的星球》, 戴侃、辛未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230页。

5 托马斯·哈定等:《文化与进化》, 韩建军、商戈令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30-31页。

6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419;419页。

7 文化人类学的文化进化论学派提出, 文化的进化分为特殊进化和普遍进化, 特殊进化即形成所谓“特化”向度。“特化”是指一种文化与特定环境相匹配, 变成了绝对特殊的文化, 这样的文化往往趋于保守和封闭。

(原载《哲学动态》2018年第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