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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家祥】全面认识资本的作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一个被忽视的重要观点

 

一、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副标题一方面说明《资本论》是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部著作,另一方面说明它是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部著作。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确实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揭露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罪恶和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的罪行:“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资本原始积累,在欧洲大约是在15世纪最后30多年到18世纪末完成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不仅是用暴力掠夺本国农民的过程,而且是用血腥手段掠夺殖民地人民的过程。马克思指出:“美洲金矿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为了镇压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和雇佣工人的反抗,欧洲各国制定了严酷法律,工人“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一边是资本家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另一边是雇佣工人积累了越来越大的贫困,经常受到失业和饥饿的威胁。资本家在市场上购买了雇佣工人的劳动力以后,他们作为对立的两极,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精神状态:“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罪恶揭露得淋漓尽致、活灵活现,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他在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的同时,并没有否认资本主义制度对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他多次指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与奴隶制和农奴制相比,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要文明得多,资本在历史上具有伟大的文明作用。这方面的论述很多,下面只引证其中三段最典型的论述:

“因此,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动,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因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

“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即从单纯使用全面认识资本的使用价值的观点,从单纯生存的观点来看的多余劳动,而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即一方面,需要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致超过必要劳动的剩余劳动本身成为普遍需要,成为从个人需要本身产生的东西,另一方面,普遍的勤劳,由于世世代代所经历的资本的严格纪律,发展成为新的一代的普遍财产,最后,这种普遍的勤劳,由于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要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

“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因此,资本一方面会导致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现象将会消灭;另一方面,这个阶段又会为这样一些关系创造出物质手段和萌芽,这些关系在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式中,使这种剩余劳动能够同物质劳动一般所占用的时间的更大的节制结合在一起。”

长期以来,人们只重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和消极作用的批判,而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积极作用即“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的充分肯定。这是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片面理解和极大误解。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将长期并存,经济全球化继续发展,各国经济联系不断加强,我们不仅要学习外国资本主义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方法,学习和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而且也需要在本国利用它们来为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创造物质技术条件的时候,更应该纠正这种误解,还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本来面目。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对外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市场,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和金融关系,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等,资本依然在很多领域和方面存在并起着作用。我很赞同仰海峰教授的说法:“在我看来,只要我们仍然处于资本支配一切的时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分析就仍然是我们面对当代社会实践与文化理念的重要前提。但这里的问题在于,马克思哲学创立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在马克思哲学产生之后,当代社会的发展,从西方来看经过了组织化资本主义时代(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引者注)和当下的全球化时代,而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随着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换,自由资本主义、组织化资本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等模式,随着这一转换在后发展国家同时展开,在发达国家随着时间维度在空间布展的东西,在后发展国家体现为时空压缩的特征,即在发达国家不同时间和空间布展的东西在后发展国家同时呈现出来。同样,在发达国家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来的思想,在后发展国家也往往同时展现出来,这导致了问题的复杂性。”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的作用仍然是双重的,即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所不同的是,这种双重作用的表现,比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为复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这都与发挥了资本的积极作用密切相关;而存在的各种问题和产生的各种矛盾,如地区发展、城乡发展、工农业发展不平衡,教育发展、医疗发展不均衡,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阶层收入差距过大,基尼系数过高甚至超过警界线,小微实体企业资金短缺、融资困难,官商勾结、贪污腐败严重,利益关系固化、既得利益获得者阻碍改革向纵深发展,不少地区干群关系紧张、群众利益受到侵害、群体事件频发等等,都与资本的消极作用有着这样或那样、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当前,如何全面客观地认识资本的历史作用,更好地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尽最大努力减少和避免资本的消极作用,对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下面,我们将通过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未来新社会创造物质技术条件,创造更多的自由活动时间、为建设未来新社会锻造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促进新社会因素的产生、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因素这三个方面的阐述,具体说明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通过考察马克思对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的具体论述,我们将会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促进历史发展积极作用的肯定和对资本主义消极作用的批判是同等重要的。

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未来新社会创造物质技术条件

发展生产力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本质、内在要求和目的本身。马克思在评价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观点时指出:“李嘉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做最有利于生产、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方式,对于他那个时代来说,李嘉图是完全正确的。他希望为生产而生产,这是正确的。如果像李嘉图的感伤主义的反对者们那样,断言生产本身不是目的本身,那就是忘记了,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马克思认为,作为一种生产关系,“资本是生产的,也就是说,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关系。”只有从马克思这样的视角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才能深刻认识资本对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

(一)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价值增殖的必要条件。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创造剩余价值。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剩余劳动的创造——是资本的价值增加或资本的价值增殖的必要条件。因此,资本作为无止境地追求发财致富的欲望,力图无止境地提高劳动生产力并使之成为现实。但是另一方面,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提高——我们撇开它为资本家增加使用价值这一点不谈——都是资本的生产力的提高,而且,从现在的观点来看,这种提高只有就它是资本的生产力来说,才是劳动的生产力。”剩余价值分为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两种。通过延长工作日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绝对剩余价值;相反,通过缩减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改变工作日的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量的比例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相对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只同工作日的长度有关;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使劳动的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发生彻底的革命。为了增加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家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增强工人的劳动强度,而无需改变生产方式,即无需改变生产的技术条件。马克思指出:“资本发展成为一种强制关系,迫使工人阶级超出自身生活需要的狭隘范围而从事更多的劳动。作为他人辛勤劳动的创造者,作为剩余劳动的榨取者和劳动力的剥削者,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资本起初是在历史上既有的技术条件下使劳动服从自己的。因此,它并没有直接改变生产方式。所以我们上面所考察的、单靠延长工作日这种形式的剩余价值的生产(即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引者注),看来是与生产方式本身的任何变化无关的。”而为了生产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资本家“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力,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来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缩短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我们在这里一般是指劳动过程中的这样一种变化,这种变化能缩短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从而使较小量的劳动获得生产较大量使用价值的能力。”

(二)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马克思指出:在机器大工业中,“整个生产过程不是从属于工人的直接技巧,而是表现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的时候,只有到这个时候,资本才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或者说,资本才造成了与自己相适合的生产方式。可见,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同价值转化为资本时的情形一样,在资本的进一步发展中,我们看到:一方面,资本是以生产力的一定的现有的历史发展为前提的——在这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另一方面,资本又推动和促进生产力向前发展。”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和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这种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以及和它有关的其他一切科学的发展,本身又和物质生产的发展相适应。)”机器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科学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自然科学物化为生产工具;第二,自然科学变为劳动者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第三,自然科学物化为劳动对象;第四,科学应用于生产过程可以开拓新的劳动场所;第五,科学应用于生产管理可以提高管理水平。

(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分工协作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分为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三个发展阶段。关于简单协作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指出:“不论在一定的情况下结合工作日怎样达到生产力的这种提高:是由于提高劳动的机械力,是由于扩大这种力量在空间上的作用范围,是由于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场所,是由于在紧急时期短时间内动用大量劳动,是由于激发个人的竞争心和振奋他们的精力,是由于使许多人的同种作业具有连续性和多面性,是由于同时进行不同的操作,是由于共同使用生产资料而达到节约,是由于使个人劳动具有社会平均劳动的性质,在所有这些情形下,结合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都是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关于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认为,这是由于每个工人可以在劳动中扬长避短。在工场手工业分工中,每个产品都是由局部工人结合而成的总体工人完成的。一种商品的生产者顺序地完成的、在其全部劳动过程中交织在一起的各种操作,向商品生产者提出各种不同的要求。在一种操作中,他必须使出较大的体力;在另一种操作中,他必须比较灵巧;在第三种操作中,他必须更加集中注意力,等等;而同一个人不可能在相同的程度上具有这些素质。在各种操作分离、独立和孤立以后,工人就按照他们的特长分开、分类和分组。如果说工人的天赋特性是分工赖以生长的基础,那么工场手工业一经建立,就会使生来只适宜于从事片面的特殊职能的劳动力发展起来。在工场手工业分工中,总体工人具备了技艺程度相同的一切生产素质,同时能最经济地使用它们,因为他使自己的所有器官个体化而成为特殊的工人或工人小组,各自担任一种专门的职能。局部工人作为总体工人的一个肢体,他的片面性甚至缺点反而成了他的优点。在机器大工业的分工中,由于各个生产部门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这首先涉及因社会分工而孤立起来以致各自生产一种独立的商品、但要作为一个总过程的各阶段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工业部门。例如,有了机器纺纱,就必须有机器织布,而这二者又使漂白业、印花业和染色业必须进行力学和化学革命。同样,另一方面,棉纺业的革命又引起分离棉花纤维和棉籽的轧棉机的发明,由于这一发明,棉花生产才有可能按目前所需要的巨大规模进行。但是,工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尤其使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即交通运输手段的革命成为必要。因此,撇开已经完全发生变革的帆船制造业不说,交通运输业是逐渐地靠内河轮船、铁路、远洋轮船和电报的体系而适应了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但是,现在要对巨大的铁块进行锻冶、焊接、切削、镗孔和成型,又需要有庞大的机器,制造这样的机器是工场手工业的机器制造业所不能胜任的。因此,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这样,大工业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才得以自立。这种全面的生产方式的变革,必然促进生产力以更快的速度发展。

(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缩减资本流通时间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资本流通时间不仅不生产价值,而且表现为丧失价值的时间。因而减少资本流通时间,增加资本的流通速度,就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一定时期内能生产出多少产品,不仅取决于生产该商品的速度,而且取决于该商品在市场流通中的速度。马克思指出:“在一定期间能够生产出多少产品,在一定期间资本能够增殖多少次,它的价值能够再生产和倍增多少次,就取决于流通的速度,取决于流通经历的时间。”这是因为,“虽然流通并不创造价值规定本身的任何要素,因为这种要素完全由劳动决定,但流通的速度却决定生产过程重复的速度,决定创造价值的速度,也就是说,虽然不决定价值,但在某种程度上却决定价值的数量。这就是说,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要乘以生产过程在一定期间所能重复的次数。”“因此,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

三、创造更多的自由活动时间,为建设未来新社会锻造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全面发展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具体地说,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即资本主义生产)的产物。马克思指出:“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马克思认为,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个人也显得比较全面,但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社会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社会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但这毕竟是原始的丰富性,是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不发达的表现,所以,“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的空虚化之中,也是可笑的”。资本为锻造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所发挥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从而使工人通过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成为全面发展的个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资本主义大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同时它也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创造出新的产业和新的生产部门,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同时,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划分。这是一个极大的矛盾。这个矛盾使资本主义大工业既有消极的方面,也有积极的方面。其消极方面是:“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绝对的矛盾怎样破坏着工人生活的一切安宁、稳定和保障,使工人面临这样的威胁:在劳动资料被夺走的同时,生活资料也不断被夺走,在他的局部职能变成过剩的同时,他本身也变成过剩的东西;这个矛盾怎样通过工人阶级的不断牺牲、劳动力的无限度的浪费和社会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灾难而放纵地表现出来。”其积极方面是大工业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即:“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综合技术学校和农业学校是这种变革过程在大工业基础上自然发展起来的一个要素;职业学校是另一个要素,在这种学校里,工人的子女受到一些有关工艺学和各种生产工具的实际操作的教育。”马克思还由此产生了对未来新社会的设想:“如果说工厂立法作为从资本那里争取来的最初的微小让步,只是把初等教育同工厂劳动结合起来,那么毫无疑问,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将使理论的和实践的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置。”这种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在当今仍然是十分可贵的。

(二)资本违背自己的意志,为社会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资本家为了剥削工人更多的剩余劳动,利用科学技术和社会分工等各种手段,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增加了剩余劳动时间,不自觉地而且是违背自己意志地为社会生产了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这种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只有资产阶级才能够享用,工人阶级无权享用。对此,马克思指出:“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即为个人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因而也为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创造广阔余地),这样创造的非劳动时间,从资本的立场来看,和过去的一切阶段一样,表现为少数人的非劳动时间,自由时间。”不仅如此,“资本还增添了这样一点:它采用技艺和科学的一切手段,来增加群众的剩余劳动时间,因为它的财富直接在于占有剩余劳动时间;因为它的直接目的是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但是,事与愿违,“资本就违背了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但是,资本的趋势始终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如果它在第一方面太成功了,那么,它就要吃到生产过剩的苦头,这时必要劳动就会中断,因为资本无法实现剩余劳动。”这是一个极大的矛盾,这个矛盾发展到资本无法实现剩余价值的时候,资本主义制度就崩溃了。资本主义制度消灭以后,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归全体社会成员享用了。马克思指出:“这个矛盾越发展,下述情况就越明显:生产力的增长再也不能被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所束缚了,工人群众自己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当他们已经这样做的时候,——这样一来,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不再是对立的存在物了,——那时,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从现在的观点来看仍然是资本主义初期阶段,在当时,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确实只为资本家享受,工人无法享受。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不但资本家可以享用,工人阶级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享用;工人的劳动时间与马克思在世时缩短了很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增加了很多。

(三)为个人利用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从事科学、艺术等活动,从而使个人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条件。马克思认为,由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生产自动化的程度大大加强,劳动将不再像以前那样表现为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这样,人们将从直接生产过程中解放出来,具有更多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去从事艺术、科学、文化、体育、社会管理等活动,从而使个性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指出:“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一般财富发展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发展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个性得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

(四)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以充分发展的社会分工为前提,而充分发展的社会分工对人的全面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商品作为资本的元素形式,既表现为资本的经常的元素前提,又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直接结果。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以社会分工的充分发展为前提,只有在社会分工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商品才能成为资本的元素形式。马克思指出:“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商品才在事实上成为财富的一般元素形式。”“因为商品作为产品的必要形式,从而产品转让作为占有产品的必要形式,要以充分发展的社会分工为前提;但是另一方面,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从而也只有在工场内部的资本主义分工的基础上,所有产品才必然采取商品的形式,从而一切生产者才必然是商品生产者。因此,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下,使用价值才普遍地以交换价值为媒介。”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的社会分工推动人自身发展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分工有助于提高每个个体的专门知识、技能和技巧。社会活动的范围是无限的,而每个个体的能力是有限的,任何个体都无法以其有限的能力去涉足无限的活动领域。而分工恰好为每个个体划定了相对固定的活动范围,以使其在其中获得专门的知识、技能和技巧,使其有限的能力产生出一定的效果,不至于因为没有确定的活动范围而分散精力,一事无成。黑格尔曾经说过:“一个志在有大成就的人,他必须,如歌德所说,知道限制自己。反之,那些什么事都想做的人,其实什么事都不能做,而终归于失败。世界上有趣味的东西异常之多:西班牙诗、化学、政治、音乐都很有趣味,如果有人对这些东西感觉兴趣,我们决不能说他不对。但一个人在特定的环境内,如欲有所成就,他必须专注于一事,而不可分散他的精力于多方面。”黑格尔这句话不是从分工的角度讲的,但对于理解分工对发展个人专门才能的作用,是很有启迪意义的。如果我们承认天赋才能的话,那么通过分工把一个人固定在适当的岗位上,则有可能使他的天赋才能得以发挥,有些人甚至可能成为某方面的专家。其次,分工有助于满足每个个体多方面的需要,增强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使其才能得到充分发展。由于分工使每个个体具有专门的知识、技能和技巧,创造出专门的产品,而由所有这些个体组成的人类总体,则具有多方面的知识、技能和技巧,可以生产出多种多样的产品。在分工的条件下,每个个人的产品都不只供他个人消费,而且还要供其他个人消费;每个个人的产品都不能满足自己多方面的需要,只有借助于其他许多个人的产品才能满足自己这些需要。这就加强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而且随着分工的发展,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会不断扩大,以致由一国范围扩大到整个世界,形成国际分工。随着交往的不断扩大和普遍化,每个人的才能都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四、促进新社会因素的产生,孕育和形成未来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因素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仅可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未来新社会创造物质技术条件,不仅可以创造更多的自由活动时间,为建设未来新社会锻造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而且可以促进新的社会因素的产生,孕育和形成未来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因素,这是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最突出的表现。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是否能够孕育和形成未来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因素这个问题,我国理论界存在着分歧。产生这个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列宁曾经讲过:“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区别之一就在于:对于从封建制度中生长起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来说,还在旧制度内部,新的经济组织就逐渐形成起来,逐渐改变着封建社会的一切方面。资产阶级革命面前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扫除、屏弃、破坏旧社会的一切桎梏。任何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了这个任务,也就是完成它所应做的一切,即加强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完全不同。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这里除破坏任务以外,还加上了一个空前困难的新任务,即组织任务。”列宁又说:“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就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已经存在资本主义关系的现成形式,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政权,却没有这样现成的关系,有的仅是那些实际上只包括一小部分高度集中的工业而很少触及农业的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形式。”我认为,列宁这句话,是就当时俄国的特定情况讲的,不具有普遍的意义。列宁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首先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爆发,是“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这样做的。这就是说,在列宁看来,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首先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并取得胜利,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规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并取得胜利,才是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规律。列宁还充分估计到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极端困难,它除去完成破坏资本主义旧社会的任务之外,还要完成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的经济制度、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完成这个任务比完成革命任务更加困难,需要的时间更长。另外,列宁之所以形成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不能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因素的思想,也与当时俄国的国情有关。因为俄国经济文化落后,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各种资本主义关系很不发达,俄国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尚未孕育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因素,至少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因素尚未明显表现出来。列宁在谈到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时,也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可以自发地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因素。例如,他在190510月写的《〈火星报〉策略的最新发明:滑稽的选举是推动起义的新因素》一文中就曾讲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产生的“消费合作社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辩证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确实就包含着新社会的因素,包含着它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苏联理论界和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理论界,把列宁针对俄国特定情况讲的只适合于俄国特定情况的特定思想无条件地加以普遍化,得出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不能自发地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因素这一具有普遍性的结论,认为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也持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不能自发地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因素的思想。目前我国理论界仍有些人持这种观点。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极大误解。为了澄清这种误解,我写过多篇文章。这些文章都只分别引述马克思、恩格斯的部分有关论述。为了进一步澄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误解,我们有必要全面地、集中地、详尽地引证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以说明马克思、恩格斯一贯坚持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可以自发地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因素的思想。

(一)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可以自发地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因素的论述

“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产生出一些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它们同时又是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诃德的荒唐行为。”这里说的“无阶级社会”,就是指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这里说的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就是指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自发地孕育和形成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因素。

通过考察前资本主义各种生产形式及其灭亡的历史过程与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同样会得出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易的运动。如果说一方面资产阶级前的阶段表现为仅仅是历史的,即已经被扬弃的前提,那么,现在的生产条件就表现为正在扬弃自身,从而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这里的“新社会制度”指的是未来社会主义社会。这里说的“未来的先兆”和“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既包括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技术条件,也包括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因素。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二者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的不同方面——对于资本来说仅仅表现为手段,仅仅是资本用来从它的有限的基础出发进行生产的手段。但是,实际上它们是炸毁这个基础的物质条件。”这就是说,资本家不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看做是“个人的发展的不同方面”,而是把它们仅仅当作用于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而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是炸毁资本主义生产基础的物质条件。这个物质条件既包括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技术条件,也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自发地孕育和形成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因素。

马克思在讲到代替资本主义旧社会的新社会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时说:“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和一系列的物质生存条件,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这里说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通过长期的、痛苦的发展所产生的未来新社会的“社会物质基础和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既包括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技术条件,又包括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因素,而且这种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因素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自然产物”,即自发地产生的。

资本主义生产随着使小规模的分散的劳动过程,向较大的社会规模的结合的劳动过程的转化的普遍化和加速,“它在使生产过程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结合成熟的同时,也使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形式的矛盾和对抗成熟起来,因此也同时使新社会的形成要素和旧社会的变革要素成熟起来。”这里说的“新社会的形成要素和旧社会的变革要素”,既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形成的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物质技术条件,也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自发地孕育和形成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因素。

马克思在讲到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的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各种方法时说:“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马克思在这里借助于从封建社会形态向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过渡,明确提出一个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及其向更高的社会形态转化的观点,即“旧社会”内部“孕育着新社会”的因素,当然也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可以自发地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因素。

“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但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虽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马克思虽然看到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普照之光”的影响,仍然存在并再生产出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缺点,但它毕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自然而然地”“发展并形成起来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因素。

(二)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他著作中关于资本主义内部可以自发地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因素的论述

马克思在18439月致阿尔诺德۰卢格的信中说:“虽然对于‘从何处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却很模糊。不仅在各种改革家中普遍出现混乱,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得不承认自己对未来应该怎样没有确切的看法。然而,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这里的“旧世界”指的是资本主义旧社会,这里的“新世界”指的是未来社会主义新社会。马克思主张不要像卡贝、德萨米和魏特林等空想共产主义者或蒲鲁东、傅立叶等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教条式地预期未来新社会的具体特点,而应该在批判资本主义旧社会的过程中发现未来新社会。如果在资本主义旧社会中没有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因素(既包括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物质技术条件,又包括社会主义新社会的生产关系因素),怎么能在批判资本主义旧社会的过程中发现未来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因素呢?

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讲到“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时说:“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这里讲的旧社会内部形成的“新社会的因素”,是指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形成的未来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因素,这种“新社会的因素”不仅指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技术条件,而且包括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因素。

马克思在18649月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说:“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财产的政治经济学还取得了一个更大的胜利。我们说的是合作运动,特别是由少数勇敢的‘手’独力创办起来的合作工厂。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工人“独力创办的合作工厂”,就属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自发地孕育和形成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因素。

马克思在18668月写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说:“我们承认,合作运动是改造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各种力量之一。这个运动的巨大价值在于它能实际证明:现在这种使劳动附属于资本的制造贫困的残暴制度,可以被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的造福人民的共和制度所代替。”从马克思讲的合作运动或合作制生产的性质、作用及其巨大价值可以看出,他认为合作制生产或生产合作社属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孕育和形成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因素。

马克思在1871年写的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法兰西内战》中说:“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工人阶级并不是首先在头脑中构想出社会主义社会具体是什么样子的所谓“理想”,然后根据自己绘出的蓝图去自觉地建立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而只是通过适当形式去解放“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这种“新社会因素”指的是什么呢?马克思当时指的是“联合起来的合作社”。这种合作社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孕育和形成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因素。

马克思在1875年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区分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两种不同性质的合作社,一种是拉萨尔等人主张的靠专制国家帮助建立的合作社。马克思认为,拉萨尔主张不靠革命而靠国家帮助(国家贷款)建立合作社,就可以建立“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组织”,即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另一种是“工人自己独立创办,既不受政府保护,也不受资产者保护”的合作社,只有这种合作社“才有价值”。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工人自己独立创办”的合作社,就属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自发地孕育和形成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因素。

马克思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说:“‘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由于自然变化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了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所有制。”马克思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本身由于自然变化的必然性所创造出来的“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就是指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要素。

恩格斯在18761878年写的《反杜林论》一书中批判包括杜林在内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时说:“我们已经看到,空想社会主义者之所以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正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还很不发达的时代,他们只能是这样。他们不得不从头脑中构想出新社会的要素,因为这些要素在旧社会本身中还没有普遍地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们只能求助于理性来构想自己的新建筑的基本特征,因为他们还不能求助于同时代的历史。”恩格斯这里批判的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局限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当时“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恩格斯的意思是说,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时期,资本主义社会还不成熟,阶级状况也不成熟,其内部孕育和形成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因素还很少,当资本主义成熟以后,其内部孕育和形成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因素会越来越多,而且会“普遍的明显地表现出来”。到那个时候,人们就不必再求助于理性来构想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特征了,只要通过适当的形式把资本主义社会中孕育和形成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因素解放出来,并逐步把它们组织成为完整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就能实现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了。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批判杜林只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诉诸道德和法以及道义上的愤怒、而不做深入的经济分析时说:“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并且从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形成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显然是指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孕育和形成的未来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因素。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批判历史唯心主义时说:“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对‘理想化为无稽,幸福变成痛苦’的日益觉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兆,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同时这还说明,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这段话可以看做是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可以自发地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因素的原因最深刻、最明确和最有说服力的说明。

恩格斯在1894年写的《法德农民问题》中讲到,在当时的德国“把各个农户联合为合作社”,可以“在这种合作社内越来越多地消除对雇佣劳动的剥削”,有助于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把这些合作社逐渐变成一个全国大生产合作社的拥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的组成部分”,有助于“过渡到新的生产方式”,有利于“说服最后一些可能仍在反抗着的小块土地农民乃至某些大农相信大规模合作社的优越性”。恩格斯所说的各个农户自愿联合组成的合作社,就是资本主义社内部自发地孕育和形成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因素。

承认并坚持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可以自发地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因素的思想,有助于坚定人们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观点正在被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不断证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就,向越来越高的程度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自发地孕育和形成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因素正在逐步增加。这已经成为我国许多学者的共识。

五、资本的历史作用的二重性和历史评价的两种尺度

上述对马克思关于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的丰富思想的具体论述,充分说明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不仅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残酷地剥削工人的罪行,而且在批判这种罪行的同时充分地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即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但是,为什么不少人却忽视了马克思对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的有关论述呢?这可能是因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积极作用的论述总是与对资本主义罪恶的批判结合在一起有直接的关系。下面我们对马克思关于资本的历史作用的二重性的论述做些具体分析,可能对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有关思想有些帮助。

第一,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却延长工作日;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却提高劳动强度;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却使人受自然力的奴役;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却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等等。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斗争是同资本关系本身一起开始的。在工场手工业时期,这场斗争一直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只是在采用机器以后,工人才开始反对劳动资料本身,即反对作为资本的物质存在方式的机器,工人破坏机器的暴动行为曾经一度几乎席卷了整个欧洲。这是因为工人尚未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马克思指出:“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是需要实践和经验的。”

第二,资本既是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也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趋势。资本主义以前的一切社会形式都是由于财富的发展,或者同样可以说,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没落的。因此,在意识到这一点的古代人那里,财富被直接当做是使共同体解体的东西加以抨击。封建制度也是由于城市工业、商业、现代农业、甚至个别的发明(如火药的发明)而没落的。资本主义社会同样如此。马克思指出:“这里表现出了资本的那种使它不同于以往一切生产阶段的全面趋势。尽管按照资本的本性来说,它本身是狭隘的,但它力求全面地发展生产力,这样就成为新的生产方式的前提,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不是为了再生产一定的状态或者最多是扩大这种状态而发展生产力,相反,在这里生产力的自由的、无阻碍的、不断进步的和全面的发展本身就是社会的前提,因而是社会再生产的前提;在这里唯一的前提是超越出发点。这种趋势是资本所具有的,但同时又是同资本这种狭隘的生产形式相矛盾的,因而把资本推向解体,这种趋势使资本同以往的一切生产方式区别开来,同时意味着,资本不过表现为过渡点。”

第三,资本主义的分工既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又是更精巧地剥削工人的手段。马克思以工场手工业的分工为例说明了这个道理。他指出:“工场手工业分工通过手工业活动的分解,劳动工具的专门化,局部工人的形成以及局部工人在一个总机构中的分组和结合,造成了社会生产过程的质的划分和量的比例,从而创立了社会劳动的一定组织,这样就同时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工场手工业分工作为社会生产过程的特殊的资本主义形式,——它在当时的基础上只能在资本主义的形式中发展起来,——只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即靠牺牲工人来加强资本……自行增殖的一种特殊方法。工场手工业分工不仅只是为资本家而不是为工人发展社会的劳动生产力,而且靠使各个工人畸形化来发展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它生产了资本统治劳动的新条件。因此,一方面,它表现为社会的经济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进步和必要的发展因素,另一方面,它表现为文明的和精巧的剥削手段。”

第四,资本无限制地发展生产的欲望,受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自身的限制。马克思把资本自身限制资本发展过程的界限归结为四个方面:“(1)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2)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3)货币是生产的界限;(4)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所以,资本并不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所认为的那样,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资本既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也不是与生产力发展绝对一致的财富形式。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产生出它消灭自身的现实条件。马克思指出:“资本的限制就在于:这一切发展都是对立地进行的,生产力,一般财富等等,知识等等的创造,表现为从事劳动的个人本身的外化;他不是把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当作他自己的财富的条件,而是当作他人财富和自身贫穷的条件。但是这种对立的形式本身是暂时的,它产生出消灭自身的现实条件。”

马克思1856414日在纪念英国宪章派报纸《人民报》创刊四周年的宴会上的演说中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资本的历史作用的二重性。他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神奇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彷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在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马克思的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资本的历史作用的二重性,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对抗性矛盾。

资本的历史作用的二重性,是正确评价资本的历史作用的两种尺度的客观依据。一般说来,历史评价有两种尺度,即价值尺度(又称道德尺度和主体尺度)和历史尺度(又称科学尺度和客体尺度)。历史评价的价值尺度,是指作为历史评价主体的人关于社会制度、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自身作用的善恶好坏的评价;历史评价的历史尺度,是指作为历史评价主体的人关于社会制度、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历史发展客观作用的进步与落后、革命与保守的评价。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对人自身的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的评价,属于价值尺度;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对促进还是阻碍历史进步与发展的评价,属于历史尺度。马克思自始至终用这两种尺度评价资本的历史作用。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出,从价值尺度来看,马克思既无情地批判了资本摧残人的罪行,又肯定了资本对人的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从历史尺度来看,马克思既批判了资本阻碍历史进步的消极作用,又肯定了资本促进历史进步与发展的积极作用。如果只看到资本摧残人的发展的罪行和阻碍历史进步的消极作用,而看不到资本对人的发展和历史进步所起的积极作用;或者与此相反,只看到资本对人的发展和历史进步所起的积极作用,而看不到资本摧残人的发展的罪行和阻碍历史进步的消极作用,都是对历史评价的两种尺度及其相互关系的片面理解。

在这里,我们需要着重介绍马克思对大卫·李嘉图把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作为评价经济现象的基本原则的思想给予的高度评价。前面已经讲过,马克思认为,李嘉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最有利于生产、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方式,对于他那个时代来说,李嘉图是正确的。对李嘉图来说,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究竟是毁灭土地所有权还是毁灭工人,或者是造成工业资产阶级的资本贬值,都是无关紧要的。“如果说李嘉图的观点整个说来符合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只是因为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符合生产的利益,或者说,符合人类劳动生产率发展的利益,并且以此为限。”西斯蒙第带着伤感的情绪责难李嘉图,并且认为:“为了保证个人的福利,全人类的发展应该受到阻碍,因而,举例来说,就不能进行任何战争,因为战争无论如何会造成个人的死亡。”马克思认为,西斯蒙第的“这种议论,就是不理解: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至于这种感化议论的徒劳,那就不用说了,因为在人类,也像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其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种族的利益同特殊个体的利益相一致,这种种族的利益同时就是这些具有特权的特殊个体的力量之所在”。马克思对李嘉图这一思想的高度评价告诉我们,决不能因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摧残人的罪行和阻碍历史发展消极作用的尖锐批判,而忽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的发展和历史进步所起的积极作用,即对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的充分肯定。

由此可以看出,历史评价的两种尺度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既有一致的方面,又有不一致的方面;既有互相矛盾的一面,又有互相补充的一面。首先,就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来看,两种制度是一致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人自身也在逐步向全面发展;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也同时意味着人自身的逐步解放。因此,用历史尺度所做的评价与用价值尺度所做的评价终究会在社会生活的总体发展中殊途同归,达到统一。其次,就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特定时期来说,两种尺度有可能存在着某种不一致。从价值尺度方面予以否定的社会制度、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却可能从历史尺度方面予以肯定。例如,马克思在1853年写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两篇重要文章中,从价值尺度方面对英国殖民主义者残酷地剥削、掠夺和屠杀印度人民,给印度人民带来的苦难,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谴责;但在历史尺度方面却认为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实现了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不管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犯下了多少罪行,它在造成这场革命方面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再次,历史评价的两种尺度具有互补性,即使在二者之间存在不一致的时候,二者的作用仍然是互补的,而不是互相排斥的。例如,恩格斯晚年在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问题上认为,虽然从价值尺度上看,俄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会给工人和农民带来种种苦难,但从历史尺度上看,这仍然是历史的进步。他尖锐地批判了俄国民粹派理论家尼·弗·丹尼尔逊凭个人好恶评价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以俄国发展资本主义会给工人和农民带来苦难为理由,否认俄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进步意义。对此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在俄国获得了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至于我们是否喜欢这些事实,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不管我们喜欢与否,这些事实照样要继续存在下去。而我们越是能够摆脱个人的好恶,就越能更好地判断这些事实本身及其后果。”恩格斯进而认为,从价值尺度方面来看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可以从历史尺度方面来看给历史带来的巨大进步来补偿。他说:在俄国,“资本主义正在展示出新的前景和新的希望”,“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原载《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录入编辑:杨洪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