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哲学和政治学的概念已有两百余年的历史，其内涵随西方近现代社会发展逐渐发生某种转化，即由哲学的认识论问题转向政治学的阶级性问题，其过渡环节为青年黑格尔派对真理问题的认识。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与物的矛盾日益突出，所引发的社会矛盾也更加尖锐，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西方社会完成工业革命以后，期间所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得到很大程度的缓和。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传统斗争的内容和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协商和协调代替了阶级对立和暴力革命，意识态问题逐渐弱化。但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并未弱化，尤其是当代信息技术发展所引发的文化图像化趋势使得这种斗争更加诡异和隐秘。西方部分学者配合这一趋势，大肆鼓吹“意识形态的终结”，这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人们的视听，麻痹了人们的思想，消减了第三世界人民的斗志。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是一个学理问题，更是一个政治性问题和民族性问题。
一、从政治意识形态到技术意识形态演进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发展的总体趋势是“技术化”，其社会根源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都完成了工业革命且向信息社会转变，其间所引起的整个社会系统的变化致使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呈现出的紧张态势逐渐弱化。物化和商业化了的社会重新调整了社会的人际关系，整个国家机器运转相应地发生了转型，技术意识形态已成为意识形态的主要表现方式。
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是法国启蒙理性哲学家特拉西于1796年首先提出来的。作为一个深受启蒙精神影响的彻底的感觉主义者，特拉西反对宗教和神学所言的“天赋观念”，其意识形态概念高扬了自启蒙时期以来的人性、自由、平等的理念，但是由于该学说本身的实质并不在于“社会”批判，而主要在于意识(探讨心灵对知识的认识)批判，因此不是一个全面成熟的意识形态理论。黑格尔从对感觉主义经验论批判的角度否定了意识形态观念学的确定性，开始在社会历史的维度以主客统一的标准展开意识形态理论的论述。
黑格尔对“意识形态”概念作了否定性的阐述，认为这种建基于彻底感觉主义之上的观念之学，只不过是一些经验事实的堆积，真理必须从理性的反思和思想中获得，把意识形态从哲学认识论转变到社会理论，对历史上诸多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展开批判。黑格尔视意识形态为蒙蔽真理的面纱，认为它们都是精神的抽象物，是精神上升为真理之前经过分析区别后必须扬弃的孤立环节。青年黑格尔派坚持只有哲学才可认识真理的观点，主张用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因素引出革命和无神论的结论，对宗教神学展开批判。整个青年黑格尔批判运动始终把哲学当作据点，他们都没找到从抽象范畴的王国通向现实世界的路径。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则建立在资本主义现实物质关系基础之上，从黑格尔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开始对现实展开批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特拉西的理性主义“意识形态”概念进行了革命性改造，对青年黑格尔派及费尔巴哈的不彻底唯物主义进行了批判。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特拉西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思想都是从观念即意识形态本身出发去解释历史，而不是从历史及人们的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去解释观念及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本身并不存在绝对的独立性，在其历史发展中总是夹杂着其他的政治因素与文化元素，诸如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布·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和施蒂纳的利己主义，由于抽空了社会实践因素及现实的政治与文化元素，最终成为幼稚的空想和虚假的观念体系，他们在物质现实和观念之间的关系问题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悖，不是从生产实践活动及人的现实生活出发，而是首先从抽象的观念出发去解释现实，更甚者用观念去替代现实。但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真正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的生产实践与生活实践。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表达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是资产阶级行使社会统治权的理论体现。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眼中，意识形态既不同于特拉西把意识形态称为观念学的肯定性理解，也不同于黑格尔对绝对精神的逻辑演化而形成的否定理解，他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是历史的、唯物的，因而也是现实的批判。
西方马克思主义自卢卡奇开始从总体性维度来理解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本主义转向，致使抽象的人道主义弥漫着国际共运，马克思主义面临危机。阿尔都塞正是从这样的理论语境出发去思考意识形态与科学之间的关系。他在《保卫马克思》等一系列著作中把科学与意识形态尖锐地对立起来，认为意识形态人本主义化是特定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一种“狂热”的结果，它威胁着对实证事物的理解。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不恰当地泛化，且过分强调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对立，无疑是对意识形态的简单化理解。他通过对主体真实性的否定，最终背离了自己“保卫马克思”的初衷。卢卡奇的总体性批判是其意识形态理论的方法论基础，对阶级意识和意识革命的强调是卢卡奇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他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讨论意识形态问题，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物化现象”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物化意识”。[1](P1)在卢卡奇看来，意识形态是人类物质再生产和自我再生产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发生在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物化结构产生出一个由现成的物以及物与物之间关系构成的世界(即商品及其在市场上运动的世界)，人的活动同人本身相对立地被客体化，变成一种商品，人、物、意识形态在此都被物化，物化造成的种种虚伪的意识形态不能对社会历史有总体性的认识。同时，卢卡奇使意识形态问题从单纯的认识论问题转变为阶级主体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塑造问题，赋予了这一问题更多的实践性。他以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为核心，并且结合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乃至日常文化生活，对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不遗余力地进行批判，这种批判成为意识形态的主要批判内容。
马克斯·韦伯从社会行为层面理解理性，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在文化、社会以及人们头脑中价值合理性占据着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之后，价值合理性逐渐衰落，目的合理性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韦伯的这一理论可以视为意识形态由强调“阶级性”转向“技术”性的一个过度环节，法兰克福学派则主要从技术层面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展开批评。
法兰克福学派视虚假性为一切意识形态所固有的普遍特性，意识形态是其创造者为本阶级或阶层利益而杜撰和虚构出来的一种控制他人的思想力量。马尔库塞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工业社会的现实分析和理论总结，发现在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已成为压抑社会的一种主要管理机器，成为人们理解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即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他试探性地提出技术理性、统治的合法性与意识形态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三位一体，意识形态隐藏于现实社会的各个层面。在哈贝马斯那里，技术与科学就是意识形态的观点则得到了更为明显的表述。他认为隐含在技术工具下的意识形态更能迷惑人，人们在获得物质利益的同时往往被蒙蔽或麻醉，一方面意识形态成功地为资产阶级辩护，把科学与技术包装成让人顶礼膜拜的偶像；同时站在大众的一边，压制大众局部的解放需求，消磨大众的意志，这种压制和消磨是非暴力的，通过文化的、市场的、技术的方法巧妙进行，使大众不易觉察到意识形态的存在及其魔力。哈贝马斯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技术统治意识的意识形态核心，是实践和技术差别的消失。”[2](P71)他认为，只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出现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技术的科学化的趋势，资本主义社会“公平交换”的意识形态瓦解了，出现了意识形态合法化危机，科学技术才成为新的合法性基础和意识形态，由此缓解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控制、压抑了民众，巩固了社会统治。
二、图像中的意识形态
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人类生活方式的一种体现，人类通过和外部世界发生物质和信息的交流来创造自己的文化。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已进入后现代阶段，意识形态问题的范式相应地也具有了后现代的特征和隐语性的特征，社会现实和日常生活中所具有的阶级性不再突显，而是潜伏在文化的方方面面。这类文化不仅是作为自我意识的一种工具，甚至在此以前首先是作为一种症候以及可能性的自我意识的一个符号。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出现危机，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充斥着整个社会，艺术上的后现代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如影随形。作为社会道德基础的新教伦理几乎被摧毁殆尽，视觉盛宴成为时代的标志；视觉欲望和享乐主义合流，视觉化成为主导文化形态。意识形态的各种理论是对媒介分析最有影响的理论之一，通过媒介中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可以揭示媒介如何协助观念和信仰的维系，进而维系一定社会秩序中各阶级的利益和地位，尤其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国家随着工业化的完成而导致宗教信仰与习俗的削弱，社会生活日益世俗化与理性化，意识形态问题不再集中于有组织的政治集团所制定和信奉的世俗信仰体系，而是置于大众传媒所传输的象征形式和其他权利关系相交叉的诸多领域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于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问题的考察，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人对国家与社会的现实形态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认为在二战期间诸如德国、苏联、美国等国由独裁统治转变为“福利国家”，提出“现代国家”概念，指出“现代国家”最明显的发展趋势是国家加强了对社会诸多领域的干预，统治者娴熟驾驭机器生产程序和国家机构技术组织，尤其是在新兴媒体领域。电视、电影等大众媒介所代表的是国家的力量和权力，而诸多媒体的总特征就是形式的图像化。
当世界文化趋于视觉化、图像化，人类置身于被编码的图景中，成为特定语言的俘虏，生活其中而无法挣脱。这种新的视觉编码文化令人迷惑和焦虑，它把本身非视觉性的东西图像化，将文字的深刻含义具体化和直观化，给阅读增添了新的意趣和视觉快感，在解析现象的深刻内涵和思想的深度方面，有着独特的表意功能。
文化的图像化也意味着技术化了的意识形态也发生着某种嬗变。在20世纪70年代，欧美的许多社会学家开始将媒体创作新闻及信息的过程重新概念化。媒体在传送现实的过程中阐释现实，这种阐释充分发挥信息选择的权利和技巧，通过选择某些信息而舍弃其他信息，在阐释的过程中运用传播学的技巧，将信息融会贯通在叙事格式之中，不留痕迹地将特定的信息强加给观众，这些信息强调某些细节而舍弃其他细节。这种阐释和传播不易被人察觉，具有很强隐蔽性和强制性，它牵引着人们的思维逻辑，使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要转换。图像文化作为大众文化最重要的表征，不再生硬地体现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是通过权利的“让渡”，让大众通过一种“为我所用的方式”解读图像文化的文本，创造自己所需的快感体验。这似乎逃脱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强行控制，但实际情况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隐蔽的形式通过幻象的制造来实现控制大众的思维和行动的目的。
不同于文字符号，图像是具有一定实在存在的特征。世界被图像化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人们总是习惯于在图像的直观行为中把图像本身等同于实物，这导致图像有时会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通过处理过的图像“镶进”人们潜在的感官生活，人们的生活被图像所操纵。这种由图像所导致的生活的非现实化，改变着主体对现实生活态度的变化，加深了主体对图像的依赖。
当代法国著名思想家居伊·恩斯特·德波在其1967年出版的《景观社会》一书中谈到景观与当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景观是资产阶级经济关系拜物教的具象化实现，景观已经将隐含在意识形态中的霸权变成了可见的虚假影像，这种虚幻的假象通过无处不在的对象的诱惑，引导人们进入欲望之域，进而形成了对人的无形控制。生活在虚假影像下，人们的真实角色仅仅是被操控的玩偶，而操控玩偶的当然是具象化的资产阶级经济关系。
我们遵循德波的思路，可以把以图像为主的视觉文化的超真实性所形成的幻觉视为德波所说的一个景观。图像使得主体对所观照的客体产生一种内容与形式完全统一的幻觉，这种幻觉被视为真实的再现，镜头的一切是绝对的在场和绝对的真实。用鲍德里亚的话说，这种历史“不是产自一种变化的、矛盾的、真实经历的事件、历史、文化、思想，而是产自编码规则要素及媒介技术操作的膺象”[3](P135)。我们抛开鲍德里亚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拜物教批判的误读，仅从视觉技术层面而言，隐而不显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被图像巧妙地“消融”，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这也意味着传统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已经悄然发生形式的变化，传统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方式不再是社会的主流，但幻象化了的意识形态对人的操控无处不在。尽管图像并非有意操控意识形态，但其最终的效果使得隐蔽的、非阶级对立的意识形态范畴再现成为可能，并得到强化。约翰·哈特利在《理解新闻》中认为，电视新闻能够加强主导观念和信仰最为重要的方式之一在于它能让观众理解事件的意义，新闻播报总是试图把观众置于和新闻内容相关的立场上。视觉化的新闻播报运用旁白评论，使事件看上去似乎完全透明，自然而极具真实性。观众被这种有意识的“真实”情境所蒙蔽，殊不知，特定阶级的意识形态毫无察觉地被观众所接受，成为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种强化的手段主要是通过“消费的幻象”来实现的。
三、物化中的消费意识形态
关于货币本质和商品拜物教的研究，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欲望的异化就是欲望投射机制在某种程度上的颠倒。在他看来，现代性原则就是商品化的原则，资本的原则和规律成为现代化过程的支配性规律。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拜物教现象时谈到商品交换关系对社会关系的掩盖，这一论述不是一种简单的意识形态观念批判，而是对客观存在的、被物化了的资本主义市场上人与人的关系的指认。
拉康在其精神分析的理论中为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提供了实证科学的基础。拉康认为，欲望不单纯是性欲或其他的生理欲望，而是所有的欲望和需要，是人的一种本体性的存在；欲望必须通过某种外在的媒介和对象才得以表达，欲望的实现是以异化为条件的。拉康用“主体表达”与“意识形态凝视”的关系说明欲望对象化必然发生颠倒的内在根据。他指出，作为主体的人的欲望要获得某种满足，必须要有一个外在对象与之相对应，这个对象与人的欲望需求之间的关系必须丰富而全面。在读图时代，图像生产源源不断地为消费创造出新的对象、方式和需求，作为主体的人通过“凝视”图像，唤醒其潜在的要求和欲望，从而实现主体和对象之间物质和信息的交换与交流，使得主体的人成为社会化的人，同时这种交换与交流成为人类自身再生产的物质条件。
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引起了商品的过度消费，消费主义成为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和图像文化的逻辑相一致，甚至成为图像文化发展的动力：视觉快感成为人们日常追逐的生活方式之一，经济的发展依赖图像渲染而引起消费冲动，其结果便是当代西方社会中闲暇及消费活动的显著增长，由此，资本主义也生产除了各种消费的影像与场所，从而导致了纵欲的快感。这些影像与场所，还混淆着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不是艺术源于生活，而是生活模仿艺术。艺术为此与商业合流，日常生活与影像符号纠结不清，视觉的快感所提供的感性愉悦不断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反过来狂欢要素转化或置换为媒体影像、设计、广告、录像与电影。在文化经济中，流通过程并非货币的周转，而是意义与快感的传播，消费者就是意义与快感的生产者。商品成了文本，一种具有潜在意义和快感的话语结构。这正如鲍德里亚所言的“物的功能性拟像”所形成的“符码”成为生产的动力之一。
意识形态不是建立在马克思所分析的生产、交换赖以存在的社会关系之中，而是形成于符号政治经济学之中。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也看出了文化产业的经济力量越来越集中在一群人手中，广告、宣传品和产品成为操纵人们的一种手段。他们相信，当代美国社会中这种需求无论如何是一种幻觉，因为顾客已经被美国的社会制度塑造成只对同样的文化产业有同样的“生产需求”，“自由的民主仅是大众的一致”[4](P30～40)。这就导致消费只身取代一切意识形态，并同时只身担负起整个社会的一体化，这一景象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物的经济关系，物已不是一种客观存在，而是人通过对物的使用所进行的一种表意。消费社会中人们通过物的消费，似乎在社会中找到了自己在社会特定秩序和结构中的位置。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追求的不再是资本增值，而是被激活了的无限的生产力和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消费逻辑成为消费社会中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它通过某种“合法性”的编码制造一种竞争环境，在这种竞争环境看不出意识形态的痕迹，但大众在这种环境中被引诱进入游戏规则，在无限的消费中意识形态被忽略，在无意识中完成了社会的一体化，其功效不亚于宗教仪式。鲍德里亚的理论虽然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但他对消费意识形态成为资产阶级非强制性的统治所进行的批判极其深刻，显示了技术意识形态和消费意识形态的合一性。
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时的逻辑起点之一，消费社会无法摆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述的这一社会规律。以视觉刺激为特征的消费社会所体现的虽不再简单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阶级对立的意识形态问题，但人们通过对商品的消费来确立彼此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尽管有时存在利益的一致性，但资本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的对立从根本上无法消除，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通过幻化的景象得到实现。这其实是一种更为巧妙的意识形态方式。
四、图像文化的霸权与意识形态的“终结”
对于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福柯认为，在人文学科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5](P31)。依照福柯的说法，知识和认识论的暴力在西方文化体系中是一种具有合法性的行为，通过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话语系统，使暴行变得让人心甘情愿地接收，这就是所谓的文化霸权。现当代图像文化暗含的意识形态更加强化了这种文化霸权，但同时西方一些知识分子也在不停地兜售意识形态终结的理论，这一点值得我们警惕。
在现代西方社会，意识形态活动对于实现自己的文化霸权越来越显得重要。这些国家在文化霸权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特点就是借助广播、电视、广告、流行音乐、通俗文化等大众媒介和大众文化，将自己的文化强势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大众媒介正是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平稳而快速地扩张其领地，无论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其影子无处不在。它们通过对公私领域生活的渗透、报道及再现，强势地将西方文化和价值观裹挟其中，并且已经具备非凡的影响力。以文化霸权为存在方式的意识形态借助于电子媒介，使人们似乎获得了自由的空间，但我们也清晰地看出其背后技术、商业、权力等诸多要素的复杂运作，又隐然形成对大众的控制。电子传媒时代的文化交织着自由与控制的双重逻辑，自由的让渡和控制的图谋永不停息地运作于这一文化形态中。
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维护其统治的手段更为多元化，除了军队、警察、监狱等暴力手段之外，更是利用了世界媒体发展不均衡的“有利”条件，通过自身所操控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媒体对其他国家进行文化侵略和意识形态渗透，向第三世界兜售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第三世界国家面对西方国家洪水猛兽般的意识形态侵略，尽管处于劣势，但他们大都并未放弃抵抗。由此可以看出，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在服务于他们对不发达国家进行文化渗透时所发挥的作用远比冷战时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更巧妙更隐蔽，但其所发挥的效力不可小觑，它们通过在理论层面宣扬“意识形态终结”，麻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众，迫使它们放弃对自己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放弃对西方意识形态侵略的抵抗，进而实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文化霸权的阴谋。这一策略就是通过场面宏大的视觉文化迫使世界各国放弃本民族的文化，实现文化的全球化与同质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战略野心和战略企图在发展中国家很少遇到激烈有效的抵抗。
马克思指出，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作为国家的上层建筑为统治阶级提供思想保证，进而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只要世界上还存在不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就不会消失，不同阶级、不同制度间意识形态的斗争就会存在。因此，在当今时代，由于还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制度，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掠夺和文化霸权，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不会消停。
当代西方国家对意识形态的重视是通过宣扬“意识形态终结”来体现的。20世纪50年代前后，西方一些政治理论家在意识形态和极权主义之间建立了某种关联，甚至将意识形态等同于极权，如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就认为意识形态是极权主义用以剥夺人类自由的政治谎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进入被马尔库塞称为“发达工业社会”阶段。由于资本主义的平稳发展，激进的政治斗争相对弱化，“意识形态终结”在西方社会甚嚣尘上，雷蒙·阿隆、丹尼尔和西摩尔·马丁·李普斯特等人相继提出这一论断。阿隆视意识形态为整体阐释世界历史的具有包容性和系统性的特殊形式，他反对给意识形态加上“科学”的名义。科学是可以证实和证伪的，意识形态一旦加上“科学”的名义，就会表现出无所不能的特征。阿隆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是通过拒斥历史决定论、破除意识形态的哲学基础开始的，他不反对终极理想，承认它并不是终极真理，它具有局限性和不确定性，从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上铲除了意识形态赖以产生的根基，预言意识形态的终结。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是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对冷战在观念上所做出的最直接的反应，其核心观点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异逐渐消失而变得趋同，冷战思维和对峙的态势即将消失，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得到根本性的解决，马克思主义所宣扬的阶级斗争理论失去社会土壤而逐渐终结。李普斯特在其《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中更为明确地指出，所谓“意识形态的终结”其实并不是说所有意识形态的死亡，或者不再有任何政治分歧或意识形态分歧，“意识形态终结”只是意味着所谓一般的意识形态已不足以指导民众运动，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剧烈的意识形态冲突和政治冲突在日渐枯萎[6](P491)。
特里·伊格尔顿清醒地认识到这种观点的危害性，指出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所宣称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是一种政治阴谋，这种理论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变形，更加具有迷惑性。同样，塞巴斯蒂安·赫尔科默也在批评和反思后现代主义时认为意识形态不是凭空制造出来的假象，它具有组织人类现实生活的能力，是一种稳定的具有认知内容的社会现实。尽管人类已经进入一个后意识形态时代，如同伊格尔顿所言，这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问题将伴随人类社会的始终，因此，无论是贝尔和李普斯特提出的“意识形态的终结”的观点，还是“意识形态斗争的日益枯萎”的预言，只能说明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斗争形式的改变由公开化转变为隐秘化，不易为人所察觉。另外，随着资本主义发展所积累的社会财富通过社会再分配，极大改善了民众的生活条件，逐渐失去了早期工人阶级斗争的社会条件，他们和资产阶级相安无事，意识形态斗争出现如贝尔和李普斯特所言的“终结”或“枯萎”，但作为统治者及其意识，意识形态本质不会发生质变。
尽管意识形态公开斗争的形式似乎出现“终结”或“枯萎”的迹象，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反思不会止步，它会以更为多元的形式和手段进行斗争。据此而言，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不论以何种形式宣扬“意识形态终结”，其实质不过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所呈现的掩人耳目的一种障眼法而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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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江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