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验、中国式表达中的哲学解读与哲学发现
梁树发
什么是对中国经验、中国式表达的哲学解读和怎样实现这种解读？所谓哲学解读，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范畴和原理，按照哲学的逻辑和要求，展开对一定经验、直接地说是对它的理论表达的分析、阐释。在一定经验、表达与一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原理的联系中，分析、阐释其哲学意义。实现这一解读，一般经历以下步骤：
第一，确定解读对象。面对多样的经验、表达，究竟选择哪一个或哪一些作为解读对象，既取决于解读者的理论旨趣，也取决于经验、表达本身具有的哲学意义、哲学潜质：一方面是它与一定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原理的联系，一方面是它的哲学意义，特别是它对于哲学发展的可能的贡献。一定的经验、表达具有的哲学意义最初是解读者的一种预测，这种预测的根据除了经验、表达本身具有的意义外，还与解读者的哲学素养(他的知识积累、知识结构、分析能力等)有关。
第二，分析过程。解读就是分析。分析的意向是对预测的证实。分析是沿着第一个步骤中初步发现的一定经验、表达与一定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原理的联系而进行下去，在确证联系的真实性后，这种联系的性质、联系在可能展开的一切方面都可能成为分析的对象。
第三，发挥和发现。这是在分析获得初步结果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解读的能动性以扩展研究成果的过程。在横向上，它向一定经验、表达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范畴、原理的联系的扩展；在纵向上，它加大分析的深度。解读正是通过这样两个方向上的努力，而发现一定经验、表达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意义。创新理论的发现依靠创新的思维，解读者不以创新精神和创新思维对待解读对象，不可能发现一定经验、表达的真正哲学意义，特别是它的创新意义。解读的最高境界是发现。哲学的意义和可能的哲学创新潜存于经验、表达中，发现它既在于解读的工夫，又在于超越解读而进入“再创造”(相对于经验、表达已经先在地包含的创造性而言)过程，即一种理论发挥过程和理论提升过程。
作为一种“理论实践”，我们尝试对“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做一个解读。
十六大以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在科学发展观直接指导下，中央提出了“四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十八大又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四位一体基础上增加了生态文明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表达形式来源于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社会形态结构思维。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它的意识形态部分)构成一定的社会形态。整体的社会变革、社会和谐、社会发展，总要在经济、政治、文化基础上、在三者统一的基础上来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提出，打破了传统的三位一体思维，其哲学意义和哲学基础是思维方式的创新。
有学者对社会建设概念、对四位一体的合理性有所怀疑，以为社会生活中以民生问题为核心的那部分内容难以构成与经济、政治、文化并列的独立的社会结构要素。那么，我们要问，关于社会的分析我们是否一定要用三位一体的社会形态结构思维来限制我们的思考呢？有没有其他的关于社会分析的路径？应该说是有的。假若我们不是从一定社会形态的结构的分析入手，而是直接从对实际社会生活过程的分析入手，我们就会发现三位一体的思维格局是可以打破的，就会发现我们还有关于社会分析的广阔空间。关于实际社会生活过程的四位一体、五位一体都是可能的。分析从实际社会生活过程入手，就是从当下社会生活过程中的突出矛盾问题入手，从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入手。社会建设问题提出的根据就在于以民生问题为核心的社会生活问题成为我们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以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为标志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合理性，在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生态问题的凸显以及对于它的解决的迫切性，在于我们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社会全面和谐发展的理念。以生态文明建设任务的提出为标志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同以社会建设概念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提出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一样，具有思维创新的意义。它打破了社会形态结构思维的禁锢而把思维空间扩展到全面的实际社会生活过程，回到社会分析的原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意义在于，它对人类生活的自然基础，人类文明进步的生态方面予以特别关注。生态文明建设是辩证唯物自然观的实践形式，是五位一体的标志性内容，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方面。一方面，当自然成为文明范畴的时候，它已经具有自然与人、自然与社会统一起来并和谐相处的趋势和要求。另一方面，当我们把生态文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内容提出时，它也就具有了一种对自然的基本态度的转变意义，即从只对自然索取，为了最大限度地从自然资源中获取利益而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那样一种破坏性的态度，转变为一种对于自然改造与保护相统一、改造与建设相统一的实践方式。在生态文明建设任务前，我们是否应该对我们以往那种在自然面前过度张扬人的主体性而轻视自然界的客观存在及其对于人的行为的制约性的片面的“历史-自然观”有一个检讨？
提出中国经验、中国式表达中的哲学解读与哲学发现这个问题的意图，是希望引起我们的哲学界对30余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哲学问题的重视与思考。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与发展的现况，我们的哲学界似乎弥漫着一种不自信乃至盲目否定的气氛。极端的看法是认为中国现在根本就没有哲学，或者说没有所谓真正意义上的哲学，以为一些“貌似哲学的”命题、道理，因缺乏思想性、批判性而不具有哲学的品质，因此有这种看法的哲学家也就远离了对中国的今天的哲学的关心与认识；另一种倾向是对此态度比较暧昧，即不对今天中国是否存在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有所发展持明确的肯定或否定的态度，但就是看不上自己国家的理论，以为它不像哲学。持这种态度的哲学家可以在别的哲学领域或哲学形态的研究上花费力气，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哲学问题不感兴趣。这里可能有个对哲学表现形式的认识问题。哲学不都是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哲学那种纯粹思辨的形式出现，也可能不像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那样读起来有十足的哲学味道儿。《资本论》是不是哲学著作？要了解马克思的哲学，要不要阅读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否可以进行哲学的分析？我们可能不会作出否定回答。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中国的语言表达的，它作为实践的哲学，必然是与中国实际密切联系的哲学，这种哲学在表现形式上可能直接是哲学的(如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有的可能是非哲学式的或不完全是哲学式的(如《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组成的哲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哲学，这种哲学不是直接显现的，它需要哲学的解读、阐释、发挥与发现。我们应该善于做这个解读、阐释、发挥与发现。
后中国特色的“中国道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的当代转换
任平
一、只有站在历史观的高度才能深刻阐明中国道路的必然性
提出“中国道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这一关联性主题表明：一方面，在经历30多年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我们要摆脱“左”右思潮干扰而实现道路自信，不仅需要从百余年中华民族复兴道路现实选择的经验教训中加以论证，还需要从改革开放30多年建设所取得的成功实践和与日俱增的世界地位中加以证明，更需要真正打开中国道路深层现实的本质维度。中国道路的本质性现实仍然深藏于流行的日常经验话语、具体科学话语背后的底蕴之中。为此，就必须超越“中国经验”或“北京共识”的感性直观，也必须要超越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等“片面的深刻”的学科眼界，而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高度。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才能真正深刻阐明中国道路本质性规定、出场的必然性以及在人类史图景中关联性的历史地位。另一方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路径和研究范式尽管有多种，如文本文献研究、对话、教科书等，但是聚焦当代中国最重大现实问题，做反思的问题学，始终是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出场方式。中国道路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所形成的最主要成果。其不仅代表着当年马克思所指认的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东方道路”的当代阶段，也是具有五千年以上中华文明古国的独特现代文明历程，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探索指导下的当代实践路径。中国道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是在世界和中国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新现代诸多要素共时出场条件下通过“五位一体”方式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经济富裕、政治民主、社会和谐、文化昌盛、生态文明的中国新现代道路；是不断克服前现代掣肘与资本危机干扰、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发展之路。在初级阶段走这一道路充满矛盾和挑战。前现代和现代之间、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后现代与新现代之间充满矛盾；世界历史性规律与中国特色之间充满张力；充分利用资本与限制甚至最终消灭资本之间充满挑战。研究作为“东方道路”最新阶段的中国道路，深刻揭示中国道路在人类史图景中的历史地位和鲜明特色，充分揭示中国道路内在的各种矛盾，将极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史观，推动东方的和中国的历史唯物主义新视域的形成。总之，没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穿透的中国道路是盲目的，而没有以中国道路为研究和实践对象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空洞的。我们需要在创造自己生命现代发展道路的实践中发展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二、深度理解“中国道路”出场指向的三个维度
以哲学方式表达中国道路的创新意义，我们需要有世界历史性维度、当下中国差异性社会维度和时代性坐标维度。三个维度本质上就是哲学关注中国道路何以出场的三个角度，用以揭示中国道路内在的三重特质、三种主要矛盾关系。
第一，世界历史性维度。中国道路有全球背景，因而也有全球意义。资本全球化造就了分裂的“西方—东方”二元结构，“东方道路”乃至中国道路的出场一直是从当年马克思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探索“后资本道路”的必然产物。因此，全球化和本土化关系是中国道路内生的矛盾关系之一，中国道路正是中华民族在实践上对这一矛盾关系的历史性解答方式，是在人类史图景指引下创造自己路径的产物，当然具有中国特色。但是，这一道路是否就是人类史图景中的“另类”、仅为中国所独有、不可能有世界历史性意义？或者说，原初作为世界历史多元路径之一的中国道路已经“特殊”到可以脱离人类文明史图景、也因此不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回答是否定的。在反抗资本全球化统治、在东方探索“后资本道路”意义上，中国道路的发端有全球背景，意义也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中国道路是东方社会探索后资本发展的多元道路之一，也是最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道路之一。以往百余年中国现代化历程的主题是“世界走向中国”，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要强调“中国特色”。毛泽东的《实践论》强调“亲身实践”是“一切真知”的出发点，反对王明等人教条主义照抄照搬别国经验。而《矛盾论》的辩证法核心不再是如马克思所阐释的矛盾的普遍性，而是特殊性。这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哲学奠基的同时就打开了中国特色道路的大门。党的十八大是划时代的转折点。今天开放的主题是“中国走向世界”。走向世界的中国，究竟用什么来影响世界？中国道路是否如西方政治家所言，仅仅是“只生产物品、不生产价值观”的经济发展道路？或如福山等人所言人类文明史的“一种特例”、“另类”而缺乏普遍价值？这需要我们深思。我们需要走出中国特色的狭隘视域，站在历史观高度，以世界眼光认真研究中国道路的必然性和世界历史性意义。
第二，差异性社会维度。中国道路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道路之争主要源自资本、市场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关系。我们存在于市场经济和资本逻辑影响下的差异性社会。市场经济尽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国家政治限控，但是本质上和形式上都由资本逻辑造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大历史理论创新是：在低于资本当代发展水平的国家，我们承认并积极利用其资本依然具有的推动生产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即世界历史性作用。以国资、民资和外资为基础实现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不断形成利益分化和社会分层。差异性社会既不同于利益没有分化的同质性社会，也不同于阶级对抗的对抗性社会，而是人民在根本利益、全局利益、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趋向于一致，而在局部利益、眼前利益和集团利益上却不断分化、形成若干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的社会。这一社会虽然在性质上与上述两种社会有质的区别，但又与两种社会边界衔接，有滑向上述两种社会类型的可能。如果超越生产力水平许可，超前扩大同一性，就可能趋于同质性社会，最终因空想而重新跌入普遍贫穷；而如果不调控资本，让资本和市场所造就的差异任意扩大，那么这一差异就有可能通过两极分化而走向对抗性社会。差异性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利益差异的集团必然产生各种不同的经济表达、政治表达、社会表达、文化表达。文化表达的差异性就是各种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基于空想社会主义的民粹主义否定差异的客观必然性，全盘否定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追求超越性绝对公平，力图在空想基础上回到同质性社会，因而是新的极“左”思潮；而基于资本利益冲动和市场绝对价值的新自由主义则鼓吹全盘自由化，根本否定社会主义道路，表现为右的思潮。因此，“茫茫九派流中国”，道路之争就成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一大根本问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深度揭示差异性社会走中国道路的根本规度和“差异的正义”治理原则，从而既反“左”又反右，坚定道路自信。
第三，时代性坐标维度。中国道路是中国革命道路的继续和发展。中国革命道路曾经历了不同于西方的复杂时代判定，不断选择又不断否定了“太平天国”农民式前现代空想社会、西方旧式现代性等道路，最终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完胜。然而，今天改革开放的中国不仅面临“五四”时代前现代与现代之争，更遭遇西方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和新现代在中国的共时出场。中国道路又与上述任何时代尺度并不完全对应，而是中国特色的新现代性道路。因此，用标准的“西方历史唯物主义”尺度和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理论都很难充分解释当代中国道路的内涵和特点。解释中国道路的新现代性内涵，阐述中国道路的历史方位和基本规定，需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在结合世界时代尺度的同时研究中国问题，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当代创新。
三、阐释中国道路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三个转换
对中国道路世界历史性意义的追问，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发生从“中国特色”中国化向“后中国特色”中国化的重大转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中心—边缘”两极结构中发生的，主要特点是经由世界发展规律的普遍性向中国特色的转化。中国革命道路的哲学表达就是通过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强调本土实践之对于理论的优先性，而辩证法则是强调矛盾的特殊性体系。这是“世界走向中国”的百余年中国道路的必然选择。而今天，中国正在走向世界，那么，辩证法则需要从一般向个别转换的进程转变为特殊向一般、普遍的转换。这一转换，必然需要我们去研究中国问题、中国视域、中国话语如何变为世界问题、世界视域、世界话语。后中国特色的中国道路，将引发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的转换。
对差异性社会和差异的正义追问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聚焦中国道路的深层背景和差异化矛盾，进而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从宏大视域转换为宏观-微观双重视域、从对中国道路理解的质性单向度转换为差异性、有内在张力和辩证矛盾的理解，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积极探索新的资本批判理论。
对时代性坐标的重新考量将激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单纯的启蒙现代性视域转向更加复杂和中国化的新现代性视域，其中必然要深度探索“东方道路”当代形态，深度阐释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与新现代的时代关联和共时出场，将深度打开中国新现代化的各个内在维度。
中国道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新的实践基础
吴晓明
“中国道路与马克思主义创新”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主题。在这个主题中，一方面是现实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是思想理论的创新。就两者的关系而言，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发展道路构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的实践基础。为了从客观方面阐说主题，需要深入地理解和把握这一实践基础——“中国道路”。
近代以来的中国，既积贫积弱，又处于“世界历史”的格局中，因而其最基本的诉求就是赢得一个现代发展，以期能够在诸强环伺中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个现代化诉求是以历史的现实基础为根据的，因而它确实在中国整个近代史的展开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近代以来的中国道路，亦即中华民族的强盛之路、复兴之路，首先是从这种现代化诉求发源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般的现代化目标构成中国道路之初始的和基本的规定。
然而，中国的现代化要求却并不是从其传统社会的基础上自发产生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外部势力的冲击和胁迫。因此，为了使得现代化诉求在中国历史地成为可能，必须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这意味着：除非经由彻底的社会改造来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开辟道路，并使之获得决定性的奠基，否则这一事业就是不可能的。在尝试了种种探索并经历了繁复艰难的斗争之后，为中国的现代化开辟道路的社会革命最终采取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定向。这意味着：中国现代化任务的全面展开，在其社会层面上不可避免地通过社会主义定向的革命来实现。费正清很正确地看到了这种必然性，他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写道：20世纪初杜威访华时曾对他的学生胡适说，军阀和现代教育不可能并行不悖；而我们的结论是，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和中国革命也不可能并行不悖。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某些肤浅的观点总是抽象任意地“假设历史”，并以极为轻佻的方式来否定近代中国之历史性实践的客观性。例如有人说国民党的失败仅仅是军事失败，亦即一种纯粹偶然的失败；殊不知在这种失败背后的乃是政治失败，尤其是在社会中的失败。要言之，必须从社会现实的方面去把握中国道路的历史性本质：中国的现代发展只有通过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才能获得其客观的基础；正是由于这一基础本身，社会主义的定向乃历史地成为其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基本规定。
由于这一基本规定，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革命，从而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客观奠基来说，是意义重大的和绝对必要的。中国近代以来历史性实践的展开，以及在这种展开过程中所形成的客观需要，将马克思主义本质重要地纳入到中国道路的实际进程之中。如果没有这种客观需要，则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道路的实践展开而言，就不存在关乎本质的重要性，或许只是可供主观择取或学院研究的诸社会思潮之一罢了。然而，正因为这种客观需要深刻地植根于近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中，所以在理论与实践彼此制约也彼此增益的进程中，中国道路的现实展开在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引领之际，也使马克思主义深刻地中国化了。由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一步思考中国道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并通过这种关系来说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实践源头。
第一，作为一种历史性实践，中国道路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基础和强大动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近代以来中国道路的实践展开，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虽然有着重要的社会根源，但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首先是作为一种理论被学习、传播和掌握的。在初始阶段，即使是以中国革命的实践意图来诉诸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也还往往以较为抽象的形式与实践本身保持着距离；这就导致了对理论的主观运用，并以此来遮蔽或强制现实。“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可说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主观运用的代表，其突出的特点就是教条主义，就是把抽象原则先验地强加给现实。这种主观主义在哲学上叫做“外部反思”——它作为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从来不深入到现实本身的内容中去；但它知道一般原则，并且知道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黑格尔曾说过，当年拿破仑想把法国的自由制度先验地强加给西班牙人，但结果是够糟糕的。与此相类似，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想把一般原则先验地强加给中国革命，结果也是够糟糕的——不只是糟糕，而且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于是，历史性实践在其展开过程中要求废止仅仅停留在抽象原则上的外部反思，换言之，正是中国道路本身构成对这种教条主义的实践批判。这样的实践批判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必须深入到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去，必须在这种深入中牢牢地把握中国社会的实体性内容，从而成为本身为中国道路所规定、同时又积极地开启中国道路的思想理论。因此，正是作为历史性实践的中国道路从根本上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从而开辟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由此可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与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不仅如此，它还同一切形式的外部反思相对立。在今天的知识界，仅仅知道把抽象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的外部反思依然盛行，只是今天的教条大多不是来自于俄国，而是来自于西方罢了。
第二，中国道路的实践展开，构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从根本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一种创新，而且是一种意义深远的和纲领性的创新，它在中国道路的展开过程中对各个阶段或各个方面的理论创新起根本的定向作用。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只要他不是停留于抽象的原理或教条，只要他试图使马克思主义经由中国的社会现实而深刻地具体化，只要他将这种具体化不断整合到中国道路的实践进程之中，他的工作就不能不是创造性的。例如，当教条主义者根据一般原则和俄国经验而认定中国革命只能以“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方式来实现时，“农村包围城市”的原理就是一种真正的创新。这一原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而来，尤其是从中国的社会现实而来，从对这一现实之内容的透彻分析和深入把握而来。同样，当传统的观念认定市场经济仅仅归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因而为社会主义制度所完全拒斥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理就是一种真正的创新。就像这一原理把社会主义的实质把握为特定条件下的生产力解放和共同富裕一样，它把中国的发展道路决定性地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事实上，在中国道路的每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这样的创新到处都在实质地发生。如果我们把上述原理看成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那么毫无疑问，它们同样是以中国道路的创新性实践为基础、并以这样的实践为归宿的。
第三，中国道路向着未来的展开与筹划，要求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更加重大的创新，这种创新将积极地指向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当今的中国道路也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它既没有先例也没有现成的样式；它固然具有现代化的一般规定，但它的现代化任务是在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社会条件和文化传统的基地上展开的，而且这一任务还具有突出的社会主义定向。这意味着中国道路的历史性实践所开展出来的现代发展，既必须经受“文化结合”的锻炼，又不可能被完全封闭在现代性的范围之内。就前者而言，中国的发展要求使它的传统和外来的现代要素整合起来，要求在广泛的对外学习中形成坚定的自我主张。黑格尔曾说，古代希腊正是以这样一种方式经历了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从而产生其正当的活力，并开展出它的繁盛时代。就后者而言，中国的现代化固然要求进入到现代性即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中，但无论是资本的原则还是现代形而上学的原则都无法真正牢笼中国发展的现实道路，更加重要的是，正是在中国近期的快速发展中，现代性本身的历史限度——无论是自然的限度还是社会生活的限度——已急剧临近了。因此，中国道路的未来既不可能从单纯的传统中、也不可能从诸多的外来物中发现自己的最终依据，甚至不可能从一般所谓现代性中找到自己的归宿。从上述不可能性中产生出来的实践可能性是：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实现唯依赖于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就此而言，如果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始终本质重要地参与并引领着中国道路的现实展开，而中国道路又始终以其强大的实践力量不断推进着理论创新，那么可以说，中国道路向着未来的开拓已将更加重大的创新任务托付给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了。
哲学创新生长点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前提
王东
马克思从1843年到1883年，花了40年心血，写出《资本论》，本质内容就是他的时代观，马克思主义时代观，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观。晚年马克思更以“见微而知著”的超前哲学预见，预见到资本主义自身正在发生划时代的历史巨变。
列宁特别科学深刻地阐明了时代观与国情观的辩证关系，并把时代观作为国情观的理论前提和理论基石：“无可争辩，我们是生活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因此，只有首先分析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这里谈的是大的历史时代。每个时代都有而且总会有个别的、局部的、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运动，都有而且总会有各种偏离运动的一般型式和一般速度的情形。我们无法知道，一个时代的各个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快，有多少成就。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①
正是基于国情观与时代观的这种关系，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隆隆炮声中，在瑞士伯尔尼图书馆中潜心研究，首先写出了《帝国主义论》，提出了适应20世纪前半叶的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观，为探索落后俄国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理论前提和理论基石。
20世纪中期，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形成，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创立，一个必不可少的理论前提，就是根据变化发展的时代特点和国际形势，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代观。《新民主主义论》专门有一节，题目就是《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所做的党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开门见山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
中国现代化与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者孙中山先生，则一针见血，一语破的，点出了世界历史与中国发展、时代观与国情观的本质关系：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
从1990年代开始，迄今经历为止三个十年，世界历史出现了“三个空前”的历史特点；1990年代，“空前加速”的十年；21世纪头10年，“空前危机”的十年；正在经历的2010年代，正在走向“空前创新”的十年。
世纪之交、千年之交的近20年间，当代世界历史发展正处在一个转折点、新起点上，出现“两个空前”的新特点、新走势：一是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政治民主化三大时代潮头，使世界历史、新型文明发展“空前加速”；二是空前加速引发了当代国际金融危机、全球生态危机、文明冲突危机这三大危机，乃至当代资本主义七大危机，则使人类生存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全球化的“空前危机”。
一、三大潮头的耦合作用，形成了世界历史在当代发展的“空前加速机制”
在新世纪、新千年的起点上，有三个最为显著的时代潮头，比任何伟大人物、强大国家更有力、更深刻地改变着当今世界的历史面貌：
第一，以劳动社会化为根基的经济全球化潮头。其深层实质，不仅在于资源配置的全球化，而且在于生产关系的国际化，而其深刻根源则在于劳动的社会化与交往的普遍化。这是一股最为强大的时代潮头，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甚至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存在方式，乃至每个人的存在方式。
第二，以科技现代化为根基的信息产业化潮头。现代科技革命是一股席卷全球的时代浪潮，正处于方兴未艾之中，并和经济全球化潮头汇合到一起，构成了信息网络全球化的崭新态势，从而造成了信息产业化大趋势。过去经济是经济，文化是文化，而现在则出现了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新趋势，也有人称之为知识经济的时代到来了。全球化信息网络、信息产业的生成，不仅造成了人们贮存、加工、处理、传递信息的新方式，而且造成了人类知识库的新形态，从而给人类的劳动实践活动、社会交往活动、语言符号活动这三大主体活动的历史发展与相互关系，都带来了划时代的深刻变革。
第三，以交往普遍化为根基的政治民主化潮头。劳动社会化与经济全球化趋势，呼唤着政治民主化的新发展。而主体多元化、交往普遍化的信息网络，更要求资源共享、权力共享、信息共享。过去说，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民主派；今天应当说，网络更是天生的平等派、民主派。在信息网络的时代，政治民主、社会民主、信息民主，成了当今时代人们的普遍要求。然而，国家制度、权力结构，往往缺少相应变革、制度创新，这乃是世界风云变幻、风波迭起的深层根源。
什么是时代潮流？就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面对这三大时代潮头，我们只能因势利导，争取主动。
二、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普遍危机，表现为当今世界七大危机，堪称是深刻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空前危机”
或许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相当漫长的新型文明难产期：一方面，现代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劳动社会化——信息产业化，这四个主动轮推动着时代发展，带来了熹微可辨的新型文明曙光；另一方面，旧的社会制度与社会关系、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却迟迟不肯退出历史舞台，顽固阻碍着新型文明的诞生。
潜藏在世界历史深处的这种深层矛盾，表现为当今世界的七大危机：
第一，天人关系中的生态危机。从20世纪70年代起，全球问题、人类困境逐渐引起人们关注，2007年气候变化已成为联合国郑重讨论的严峻问题。近代工业化生产方式，是生态危机的重要经济基础。资本主义异化劳动，是生态危机的社会症结；而征服自然的西方近代主体性观念，则是生态危机的主要思想根源。
第二，人际关系中的战争危机。20世纪发生了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今天，冷战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但是战争根源并未根本消除。世界大战虽然看来打不起来，但局部战争的硝烟却从未间断，甚至大有强化之势。因而，战争危险，包括核战争危险，仍是悬在人类头上的一把利剑。
第三，南北关系中的两极分化危机。从20世纪80年代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南北矛盾”就有逐渐扩大趋势。世纪之交大大加速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南北矛盾进一步加剧。南北矛盾的实质在于，生产关系的国际化，两极分化的国际化。这是发展中国家贫困危机的深刻根源。
第四，文明关系中的冲突危机。20世纪90年代，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实质上是文化霸权主义在理论上张目。文明冲突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就是把文化的全球化，简单机械地理解为文化单质化，视其他宗教、其他文化为异端邪说、洪水猛兽。
第五，主体关系中的道德危机。把人际关系看成单纯的金钱关系，在国际关系中只讲实力，不讲道义，或者打着人权的招牌，掩盖的却是一国狭隘利益——这一类弊端，或许可称其为“道德危机”。
第六，义利关系中价值危机。20世纪前期马克思·韦伯，中期的爱因斯坦，后期的哈贝马斯，都曾把万能工具理性与狭隘价值理性的矛盾，作为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深刻矛盾。这种深刻矛盾，造成个体本位、自我中心的单主体性过分膨胀，狭隘功利主义的大泛滥，人类价值目标的大迷失。这是一种最为深层的价值危机。
第七，经济关系中的当代国际金融危机，实质上也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的普遍危机。2007年开始在美国爆发，2008年迅速蔓延到全球范围，2011年演化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至今虽已走出最低谷，但仍在泡沫破天之后的低潮沼泽地中步履维艰，相当长时期的低速徘徊。
这是一次空前广泛的全球性危机。
这是一次空前全面的普遍性危机。
这是一次空前深刻的人类生存危机。
由于这七大危机的存在，就给我们提出一个空前严峻的时代课题：人类是走向可持续的共同发展，还是自我毁灭？
三、“空前加速机制”与“空前危机机制”结合到一起，决定着在世纪之交、千年之交的近20年间，世界历史发展开始出现新特点，走向新阶段，“综合创新，走出危机”成为时代主潮，需要我们提出中国自己发展的新战略、新观念
“空前加速”与“空前危机”奇特地结合在一起，由此决定了世界历史发展在当今时代特有的二重性、矛盾性、复杂性。我们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作为伟大的认识工具，才能科学、准确、全面地把握时代脉搏、时代精神、时代链条，万万不可堕入简单化、片面化的僵化教条、僵化观念中去。
抓住“空前加速”的大机遇，回答“空前危机”的大挑战，提出“空前创新”的大举措——这是我们面对当今时代的唯一正确的战略选择。
当代资本主义普遍危机，呼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综合创新——这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的新走向、新特点。
危机逼进创新，创新走出危机——这是当今时代的最大特色，最本质的特征，堪称是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最强音、主旋律。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世纪之交30年，称之为“危机创新时代”。这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时代观在当今世界的新发展、新表述。
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都把改革创新作为时代精神，这是我们抓住战略机遇期的重要理论基石。
从1982年十二大到2012年十八大，经过改革开放30年实践，我们已经形成“三足鼎立”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论是总依据；三位一体是总布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总任务。
在理论体系建构上，我们亟待加强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现代新型时代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总前提。对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界来说，这是一个命运攸关的重大研究课题，更是一项义不容辞的重大历史使命。
①《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2、143页。
中国道路的普遍性维度——一种文化哲学的思考
丁立群
所谓中国道路问题包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的经济发展模式、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等一系列问题。但是，我认为，从根本上或者做深入地理解，所谓中国道路的思考应当是一个文化问题——这是在西方文化具有某种现代化“典范”优势的语境下，后发展国家现代化必然面临的问题。如果这种理解正确的话，在当下语境下，中国道路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成为问题，虽然产生于近30年的改革开放，其根源则起于中国之近代，是自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之争在新时期的一种新形式。
新形式就会有一种新的理解，问题的背景或者说“问题框架”(阿尔都塞用语)对于理解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框架”发生了转换，对问题的理解和解决方式也会发生转换。对中国道路的理解就是这样。
应当说，中华文化传统中并不缺少价值普遍化的倾向。中国古代的“天下”概念就表现了一种价值普遍化的意图：“天下”是在普遍确定的秩序原则支配或可能支配下的普遍空间——这种普遍、确定的秩序原则就是儒家的“三纲五常”。这样一种普遍化意图在人类学上，是和一个民族的规模和实力相关的。一个在规模上很小、实力很弱的民族是不可能具有这种普遍化意图。这种普遍空间之所以是一种意图，是因为它只是受视野局限的想象空间：“天下”只是想象中的天下。超越这一视野，“天下”就失去了普遍性，变成了一种特殊性。所以，这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虚假普遍性，并不是真正的普遍性。但是它却形成了一种文化“基因”，在这一基础上，我们的文化才可能接受一种真正的普遍性。
到了晚清，国势渐弱。西方的坚船利炮终于打破了中华帝国的“天下”梦。因而才有了中西文化孰优孰劣以及普遍性和特殊性之争，这就是著名的中西文化之争。在这一争论中，除了中化和西化两种思想外，有一个思想支流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就是强调中西文化各有千秋的文化特殊论思想。陈独秀曾尖锐地指出，这是以国情特殊来对抗时代潮流。①这是我们对西方坚船利炮的进攻所采取的一个退却策略。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其文化具备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普遍性平台，但前30年我们的文化总体上却是封闭的。改革开放引起了中西文化的冲突，“中西文化之争”又重新被提起并成为热点问题。但这一讨论仍然没有走出原有的逻辑，从而，也不会有足够的理论进步。然而，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及时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强调改革开放，但不照抄照搬西方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是中华民族崛起和复兴唯一正确的道路。随着苏联的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入低谷。随之，我们失去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普遍性平台。此后，国内渐渐滋生了一种文化特殊主义思潮。这一文化特殊主义表现出对普遍性的拒斥，强调中国文化特殊论，试图以此消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中的普遍性维度。这一思潮附着于对改革开放以及各种问题的理解。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意是通过改革开放，在同西方文化的作用过程中形成中国自己的道路——它是一个创新性概念。但是，一些人在理解中却把创新变成了发现，在中国古代儒家经典中寻找特色，这就彻底否定了现代化的必要性。又如对全球化的理解，一些人以一种强调特殊性的文化相对论来对抗全球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全球化的积极态度和积极参与，其主张的是一条封闭主义路线。
文化特殊主义或文化相对主义作为发展中国家对抗西方文化殖民侵略的武器，是有效的。所以，在全球化运动中，发展中国家普遍使用了这个武器以对抗西方价值的普遍化。但是，强调特殊性在国际舞台上，只是弱小国家的防御策略。从文化人类学理论立场上分析，强调特殊性指向的是与普遍进化相对的特殊进化，其本质即特定文化与特殊环境的适应和匹配问题。特殊性并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化特点问题，它也是适应特殊环境的结果。适应产生文化的“特化”，达到与某一特定环境的完全匹配，从而失去了普遍性的适应。与此相对，普遍进化则由于内部结构的复杂性而能够对各种环境产生普遍的适应。可见，文化的“特化”发展到极端，则使一种文化具有保守性、封闭性：这种文化在与其他文化接触时，往往采取文化相对主义的保守策略，否认普遍价值。这就是上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全球化理解的必然结果。所以，一种文化不能忽略普遍性维度的构建，只有普遍性才能打破文化的特殊化产生的保守性和封闭性，使一种文化产生普遍的“适应性”。
中国文化也是如此。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文化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普遍性？
我认为，这种普遍性既不是以西方价值为核心的所谓“普世价值”，也不是像西方人理解的那样，是中国文化的“霸权主义扩张”，而是一种新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需要一种新的理解坐标。
在传统的理解框架内，中西文化之争似乎是一个无解之题。在以往的争论中，人们无非是依据两种对立的文化逻辑进行选择：或者是固守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全盘西化。在两种文化逻辑之间，所谓“中体西用”只是保守主义的一种转换形式，而反之，“西体中用”亦不过是“全盘西化”的一种转换形式而已。依据这两种转换形式衍生出的具体的文化分析方法，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只能是一种自我逻辑循环：“糟粕”与“精华”的判据和标准即是中西两种文化坐标系。据此，一切所谓中间路线、调和路线甚至第三路线都没有存在的可能性。
于是，中西文化的冲突就陷入了一个两歧逻辑：或者是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坐标去衡量西方文化，确定所谓“精华”和“糟粕”，这实际上是用中国传统文化同化西方文化，完全达不到改造传统文化的作用——这只能是一种保守主义路线；或者是用西方文化的价值标准衡量所谓“精华”和“糟粕”，这实际上是用西方文化同化中国文化，从而陷入一种民族虚无主义和激进主义，同时也迎合了西方的文化殖民主义需要。以这两种文化逻辑为前提形成的论证，从逻辑上说，都不过是一种循环论证。
这是自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运动面临的两难。
然而，时至今日，问题所由以发生的“问题框架”发生了转换，这一转换就使得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首先，这一问题的关系项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使中国逐渐摆脱了经济上的贫穷和落后，逐渐走向繁荣富强。经济上的富强，使其在文化竞争中占据了有利的态势，也使这一问题有可能在一个新的格局里解决。其次，随着全球化运动的兴起，使这一问题以更加尖锐的形式重新摆在人们面前。全球化运动的初期是文化冲突的剧烈时期，文化的“同质化”与“异质化”已成为两种对立的文化逻辑。这两种逻辑把中西文化之争投入到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中，也拓展了我们理解这一问题的视野和境界。我认为，这是“问题框架”的转换：它决定了问题的提出、问题的性质及问题的解决方式。
具体而言，这种新的“问题框架”在两个方面使得问题发生了变化。首先，中国的崛起及其发展态势，使它在国际舞台上成为一个重要的角色，在某些问题上，甚至成为主导性角色。这种变化，促使它意识到自身的责任及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在文化上，也有了普遍性维度的诉求。当然，这种普遍性是超越中西两个坐标系的新的普遍性。其次，在全球化运动的今天，我们已经完全可以摆脱“中化”和“西化”的两歧逻辑，建立第三种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将彻底扬弃文化“同质化”和“异质化”僵死对立的、非建设性的文化逻辑。
所有这些，都指向一种新的文化逻辑的建立。换句话说，随着全球化的演进，人们的生存方式和基本经验将发生根本性的转换，文化提供给人们的感知方式、理解方式和文化本身的存在方式亦将随之变化。全球化的非建设性逻辑将为一种建设性的逻辑所扬弃，一种新的文化坐标系将建立起来。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新的文化坐标系已经初露端倪。这就是经过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作用，形成的建基于世界各民族共同价值和利益基础的“文化共相”。这种“文化共相”是一种新的价值核心，围绕这一价值核心可以形成全球文化新秩序，形成一种超文化形态即“世界文化”。
这是一种新的普遍价值。这种新的普遍性应当是世界各民族共同的目标。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崛起、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作用的国家来说，所谓普遍性维度应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全球化过程中，我们应当把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元素融入世界各民族共同价值的建构中。二是，我们构建中国道路时也应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使我们的选择具有时代性，同时也具有普遍性。
换言之，中华文化要不断地综合普遍性、形成普遍性、参与普遍性和贡献普遍性。
①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七卷第1号。
哲学批判视域中的“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
叶险明
在汲取具体科学(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前提性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介入现实的一个重要方式。这里所说的所谓“前提性批判”是指，对人们认识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既有的基本框架，以及似乎可以不证自明的假设或先定的各种观念，进行批判性反思，以获得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正确认识的方法论基础。这对“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等问题的认识也概莫能外。
目前学界关于“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研究中流行着一种思维定式：把“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作为一种固化的、表层的东西加以审视，故总是在柏拉图所说的“意见”层面上兜圈子。从方法论上看，这种思维定式必然会产生出两种在形式上“截然对立”的观点：一是，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形成的“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如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等)，故对“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没有理由不坚持，没有理由不自信。持这种观点的人，在其表述路径上往往带有浓厚的“忆苦思甜”的色彩，即：鸦片战争→对外受欺辱、对内受压迫→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最终取得了民族独立和解放→建国后在各个方面成绩斐然→又经过多年探索走上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之路→取得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三个自信”理所当然。二是，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在整体上是以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增长为基础的，是以生态环境的毁灭性破坏、市场经济的畸形发展、政治体制改革迟缓、贫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制度性腐败愈演愈烈为代价的。面对严重的“中国问题”，缘何“三个自信”？可以说，上述这两种观点在我国处于“大面积”的对立状态①，难怪有的人说，现在的中国实际上在意识形态领域已经分裂为“两个中国”。这种看法带有比喻的性质，故很不严谨，但不得不承认，它多少道出了当前中国意识形态危机的某些特点。
如果从“意见”层面上看，持上述这两种观点的人，其所陈述的具体事实都没有错，但在由此推出的一般性的结论上，却“势同水火”或“势不两立”。前者力挺“三个自信”，似乎一提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全面改革，就有“不自信”之嫌。其潜在的逻辑是：都取得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了，人民生活水平都大幅度提高了，还全面改革什么？充其量只是某些枝节上的修修补补。后者则辛辣的批判所谓“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直指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的根本弊端，主张颠覆以往的发展途径，故对“三个自信”不屑一顾。其潜在逻辑是：只有彻底否定过去，才能开辟未来。更加诡异的是，我国主流媒体，似乎拿不定主意，在这两种对立的观点间“摇摇摆摆”，让人摸不着头脑，从而进一步撕裂了本就已在不断扩大的裂缝。可以认为，上述“意见”层面的对立，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反映了目前我国从上到下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即：不走什么路还比较清楚，但走什么路就模糊不清了。这里所说的“不清楚”是指：对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系列的具体环节不清楚。抑或说，抽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清楚，但具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模糊了。“三个自信”的危机就源于此。
从哲学方法论角度看，上述混乱和危机，其根子是在如果看待社会主义和改革的问题上出现了“断裂”。“改革是政治的常态”；社会主义“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这两句话中的前一句，是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阿克顿所说，后一句话是恩格斯所说。笔者以为，如果把这两句在不同时空，针对不同问题而发的话结合起来，那么就可以得出一个属于“理念”层面的判断，即：趋向于现代世界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是其正常的发展形态。现代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要通过不断改革，通过不断汲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②，而走在现代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正如列宁所言：“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③当然，这也是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期望的社会主义国家(严格地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是指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过渡的国家)。但几经沧桑，不少人似乎忘记了社会主义国家在现代世界文明中所本应处的位置，忘记了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怎样发展社会主义和发展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不进行富有成效的、全方位的改革，固守着社会主义国家在某一阶段的模式，以各种方式拒斥汲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就会走向社会主义的反面，从而就必然会被现代世界文明发展的大潮所淘汰。这样来认识社会主义和改革，我们就有可能会从上述“意见”层面对立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面临的问题有所不同，任务的重点也有所不同。这一点不会因为“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提出，而有任何改变。对存在的问题作客观、冷静的分析，旨在为确定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和步骤，而不是对过去的简单否定；对以往成就的肯定，旨在明确进一步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不是对现存问题和改革的否定。要言之，“趋向于现代世界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是其正常的发展形态”，这应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魂和核心理念。这一理念有可能把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断裂”的中国，连接为一个“理性的整体”。这一“理性的整体”的指向是：建成自由、民主、法治、公平、共富、平等、和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既代表着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发展方向，也代表着现代世界文明的发展方向。对科学社会主义来说，这“两个方向”不能分割。这两个方向的有机统一，直接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人文本质。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是科学社会主义这一人文本质的特定表现形态，是对科学社会主义这一人文本质的印证、丰富和发展。
当然，上述“理念”并不会自然而然地把“分裂”的中国连接为一个“理性的整体”。这需要一系列的条件，其中最为重要条件是：制度创新、道路创新和理论创新。可以说，就目前的中国而言，没有这三个创新，就不可能有“三个自信”。因为，对“制度”、“道路”和“理论”的既有诠释，尚不足以引导人们向更高层次的目标的发展，遑论在这种诠释基础上达成价值和制度共识。例如，“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领导地位”，这并不错。但如果我们没有融入对时代特别是“中国问题”的创造性的认识成果，那么内容和话语上没有任何新意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亵渎。进而言之，在核心理念和话语表述上，我们不能固守着以往甚至几十年前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道路的理解，否则，就会不断地加深“三个自信”的危机，从而也必然会不断地人为制造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分裂。可以说，我们越是缺乏“三个创新”，当代中国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方面的鸿沟也就越是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在解决“中国问题”方面，人们自然或从“文革”中寻找现成的思想资源，或从新自由主义和西方新左翼那里寻找现成的思想资源，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现成的思想资源。笔者以为，检验“三个创新”的标准，归根结底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实践。抑或说，只有科学地指引人们认识“中国问题”，并能在实践中不断富有成效地解决“中国问题”，“三个创新”才能得到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从而才有“三个自信”可言。
“趋向于现代世界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是其正常的发展形态”的理念与“三个创新”间的关系，是“魂”与其直接表现形态的关系。没有这种“魂”，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三个创新”。“魂”一定要有其直接的表现形态，否则，它就产生不了社会共鸣；而“三个创新”一定不能脱离开“魂”，否则就会被扭曲。而在这种被扭曲的“创新”中，许多陈腐的东西又会“死灰复燃”。当然，“三个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作，故远不是笔者所能胜任的。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如何没有“三个创新”，没有在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方面做出富有成效的努力，那么就必然会产生与人们提出“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和“三个自信”初衷相悖的局面。要言之，自信来源于创新，故只有创新才能带动自信、确立自信。这就是笔者通过对“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等的前提性批判所得出的结论。
①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还有一种观点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即：认为中国社会现在存在的一切问题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所致，故力主以“文革”的方式来解决当下的问题。但由于这一观点不仅所用的具体材料与第二种观点的基本相同，同时在实质性观点的表述路径上又与第一种观点有契合之处(如具有浓厚的“忆苦思甜”的表述路径等)，更为重要的是它很少出现在公开发行的杂志报刊上，所以，笔者没有将其单独列出。但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不能忽略的。
②对于现代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不断改革与不断汲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这同照办西方国家的整套经济政治制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笔者将另撰文细论。
③《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页。
（原载《理论视野》2013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