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是建构整个现代社会的基石，其双重性则是整个现代社会发生分裂进而追求历史缝合的渊源。因此，究竟如何体认资本的双重性，关乎到人们对现代性的根本理解，对人类命运的深层思考，对实践取向的自觉选择。德国哲学家西美尔在资本与现代性问题的理解上具有独特性：他的观点既不同于对资本作用的单纯肯定或单纯否定论，也不同于马克思对资本作用的辩证把握，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现代化过程中迷茫人群的心理标本。所以，探讨其与马克思相关论题之间的关系，不仅是深化唯物史观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有益课题，而且对于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的心理意识、匡正理论界和人民群众对待资本的理解态度，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关于资本双重性问题的四种思想态度

在唯物史观看来，资本既创造了现代社会，也创造了现代社会的各种危机，它是人类历史发展中起过杠杆作用，又应历史性地予以扬弃的一个环节。但唯物史观之外的其他理论体系则并不这样看待资本。由于思想家们的阶级立场、世界观、思想深度、风格偏好等都存在着具体差异，因此各个理论体系对于资本双重性的理解也大不相同。主要有下述四种典型态度。

一是对资本性质与功能的单纯肯定态度，从历史观的角度，又将之阐释为“直观”态度。这是资产阶级及其理论代言人从过去到现在一以贯之的态度，即对资本功能的单纯肯定，视资本为天然合理、永恒存在或达致历史完美终点的事物，认为资本是全人类最高的福音。例如马克思曾揭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①。再如，苏东剧变之后，美籍学者福山所鼓吹的历史终结论——“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自由民主制度正如人们所证明的那样不存在根本性的内在矛盾”②。说到底，这种态度是既得利益者阶级本能的一种理论反映。

二是对资本性质与功能的单纯否定态度，从历史观的角度，又将之阐释为“后视”(怀念过去的“黄金时代”，并以之为标准指责现代)态度。这种态度对由资本所主导的现代性持激烈的拒斥心理，例如海德格尔曾这样描述现代社会景象：“发了狂的技术运作……世界趋向灰暗，诸神的逃遁，大地的毁灭，人类的群众化。”③实际上，这种态度也有着古老的传统，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将之称为感伤的、封建的社会主义。它不满资本对神圣性的“祛魅”，不满暴发户的文化工业对古典精英艺术的排挤，但又找不到历史出路，最后只能用谩骂或哀怨发泄块垒。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中国，对改革开放不满、怀念计划经济的平均主义与单位依赖的“左”的思潮，在本质上也持“后视”态度。

三是对资本性质与功能的辩证理解态度，从历史观的角度，又将之阐释为“前瞻”态度。与把现在幻想成历史终点的歌颂不同，也与把过去幻想成黄金时代的哀叹不同，这种态度认可资本所塑造的现代社会乃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并主张扬弃资本而走向未来社会。毫无疑问，马克思正是这种态度的奠基人与代表，在下文我们将具体分析其对资本双重性的理解。前面援引了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家“直观”态度的揭露；而关于“后视”态度，马克思则表明，“(面对)旧贵族的彻底没落和金钱贵族的最后形成，浪漫主义者为此流下感伤的眼泪，我们可没有”④。如果说“直观”态度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立场，而“后视”态度代表的是旧贵族和古典文化精英的失落情绪，那么马克思则集中代表了无产阶级利益立场与人类种族发展两大尺度的统一。

四是对资本性质与功能的两面分析态度，从历史观的角度，又将之阐释为“旁观”态度。西美尔所持的就是这种微妙而特殊的态度，他一方面肯定资本带来的文明进步，但这种肯定又不同于辩护士的立场；另一方面细致地分析了资本带来的文明失落，但这种否定又不同于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西美尔给人的印象是个“局外人”，以“旁观者清”的姿态、黑色幽默的风格描绘其所理解的现代性心理图示。正如《货币哲学》中译者所概括的，“西美尔不带任何道德批判，论述了货币如何‘不偏不倚’地促进了这两种文化向度的形成”⑤。不过，我们倒认为西美尔在超脱的、中立的外表下面，包裹着蒲鲁东式的小资产阶级情绪与海德格尔式的没落贵族怀旧情绪的杂糅(两方面中又侧重于前者)。他只想要资本“好的”结果一面，不想要资本“坏的”结果一面；这一骑墙立场精致的、“深沉”的思辨化，就是西美尔资本双重性理论的情感内核。由于这种阐释路径及其深层心理在我国社会转型期有着普遍的映现，因此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下面，我们就通过比较分析《资本论》与《货币哲学》对资本双重性的各自阐释，来切入应对西美尔式心理的策略选择课题。

二、《资本论》《货币哲学》的资本双重性思想及其世界观前提

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上，对资本特性采取“一分为二”的认识方法，主要从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两个基本维度来概括资本的文明性、积极性和消极性、局限性。

关于资本的文明性、积极性，在人的发展维度，马克思揭示了商品交换与人的平等理性、货币持有与人的独立理性、资本增殖与人的创造理性之间的生成发育关系。关于商品交换与人的平等理性，马克思指出，等价交换行为的日常化孕育了现代平等观念，因为“每一个主体都是交换者……他们在社会职能上是平等的”⑥。关于货币持有与人的独立理性，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克服了源于土地依赖的“人的依赖”关系，建立起“以物(货币)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⑦。关于资本增殖与人的创造理性。马克思指出，由于资本增殖刺激了普遍的(不仅是资产阶级，而且包括无产阶级)致富欲，“普遍勤劳才是可能的”⑧。在社会发展维度，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⑨。不仅如此，资本还打破了以往狭隘的地域性历史对交往的限制，创造了普遍交往的世界性历史，“传布的(传播文明的)趋势是资本所特有的——这和以往的生产条件不同”⑩。

关于资本的消极性、局限性，在人的发展维度，资本尽管将人从“神圣”偶像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却立即将人置于“非神圣”偶像的压迫之下，即置于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之中，“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11)。如果说死的资本统治活人构成了现代人生存的普遍境况，那么无产阶级还要承受另一重沉重的异化，即越是劳动就越要受制于劳动条件、越无法享受劳动的果实、越陷入绝对或相对贫困之中。由此，资产阶级法权所规定的人人平等和自由走向了自欺欺人。在社会发展维度，资本运行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历史现象——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其实质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12)结果导致一方面商品过剩、资本过剩、人口过剩相伴而生，资源被大量浪费；另一方面劳动群众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周期性地挣扎在赤贫状态与死亡边缘。经济危机诱发了普遍的社会危机，“使人和人之间……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13)。虚无主义盛行的精神危机，环境破坏与资源枯竭的生态危机，资本输出诱发的战争威胁，西方霸权催生的恐怖主义等，成为资本孳生的一个个怪胎猛兽，严重地影响着现代社会的和平健康发展。

直观地看，西美尔在《货币哲学》中对资本双重性的分析与《资本论》非常相似，即都对资本意义进行了积极性与消极性的二分。但是具体分析开来会发现大不一样，二者存在着由世界观不同所决定的重大差异。比照上述分析，下面再来探讨西美尔的资本双重性思想及其世界观基础问题。

在资本积极性方面，《货币哲学》集中阐发了“金钱经济”对现代人的自由存在、自由观念的培育作用。西美尔首先设定了一种自由状态的社会条件：“假如我们能自主选择目标、理念、我们有义务服从的个人权威，就会觉得被特定的利益加诸于身的限制不那么令人感到窒息了。”(14)那么，什么状态能够满足这一“假如”的要求呢?西美尔自问又自答道：“在货币经济的雇佣劳动者中出现了一种形式上与之相似的发展。”(15)资本雇佣劳动进行生产，就是将劳动者从服从于特定的权威(如拥有固定地产的农奴主)状态，转化为服从不特定的权威(在劳动力市场进行购买的资本家)，进而提升了雇佣劳动者的自由程度。从传统的土地财产向金钱财产的转变决不止是一种经济现象，这种转变还导致了人的存在状态的改变——现代意义上的自由的来临。一如货币经济哺育出现代人对自由观念的诉求，金钱文化也支撑了现代社会构想中对平等观的追求。一言以蔽之，“个体自由随着经济世界的客观化和去人格化而提高”(16)。

在资本的消极性方面，西美尔似乎投入了更多的关切。其一，西美尔提出现代人通过金钱经济所获得的自由，本身就是应予反省的。在他看来，金钱说到底只能给人一种负面的、消极的自由，“货币所能提供的自由只是一种潜在的、形式化的、消极的自由”(17)，由于货币只是一种中介性的存在，因此本质上并不拥有终极关怀的魅力与伟力，但货币经济又将人群投入到对货币的终极性崇拜之中，由此就形成了自由交换指向的虚无性。其二，西美尔悲切地认为，资本运行所导致的世界泛商品化，把一切事物的特殊差异抽象为货币量的不同，因此“挖空了事物的核心……事物都以相同的比重在滚滚向前的货币洪流中漂流，全都处于同一个水平”(18)。与之相应的，就是人的普遍平庸化，古典时代的英雄形象连同英雄气质消失殆尽。这里，我们看到了其与海德格尔如出一辙的叹息。其三，西美尔认为金钱经济造成了人的生活追求的本末倒置，“对大多数人来说，货币在心理上成为一种绝对目的”(19)。以康德“人是目的”的人道主义标准来衡量，货币造成了现代社会的深深异化。

西美尔对资本双重性的分析也有其独特的世界观基础。他本人对此就有着清醒的自觉——“本书接下来的探讨就奠基于这些世界图景之上”(20)。那么，这些世界图景的具体表现怎样呢?

一方面，西美尔对交换的强调源于他的一个世界观原则——世界处于“基本互联性”之中。(21)但这种互联性囿于直观外物，并未升华到人类实践的层面，在思想性质上趋向于辩证唯物主义式的素朴辩证法，而非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辩证法。统观整个《货币哲学》乃至西美尔的其他著作，极少有笔墨剖析金钱经济形成的实践根源，因此并没有真正的历史视野。正因如此，西美尔根本提不出走出分裂、改造既存世界的替代方案。

另一方面，西美尔的世界观有二元论的明显特点。《货币哲学》写到：“在纯粹概念的世界对面……屹立着存在与价值这两个伟大范畴……这两个范畴具有基本的性质，即无法彼此还原为另一个范畴。”(22)换言之，西美尔采取的是康德的认识路线，将世界划分为真与善(事实与价值)两个彼此独立的领域。这就在深层决定了西美尔认知资本时的“旁观”立场，其内心深处是小资产阶级的悲观绝望情绪，既找不到出路，又没有勇气自杀，只能在一种尴尬处境中聊以自慰。值得注意的是，西美尔对资本问题的散文式处理又蹈康德覆辙，即用美的方式(判断力批判)去消解真与善(纯粹理性批判与实践理性批判)的隔绝问题。“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我们从《货币哲学》中读到了《源氏物语》的黑色幽默、《金瓶梅》的末世之哀，这些作者对内心十分厌恶的世界采用了美学描述的中立态度，由此可想见其处境与心境的五味杂陈。

三、两种阐释路径比较分析的启示

前面从马克思与西美尔世界观比较的视角，分析了《资本论》与《货币哲学》在资本双重性问题上的各自见解。接下来进一步提炼二者的差异。

由于世界观总是与价值观以及人们的生存情境紧密相连，因此比较研究二者的现实意义，并不是简单地肯定马克思、否定西美尔，而是要联系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发展实际，深化对人们的社会心理思考的把握。

其一，对于认识社会各阶层的心理意识而言，建立一个以西美尔为基本参照值的、认知资本双重性的坐标系，要比直接把思想拔高到马克思的水平来得更具现实意义。能否自觉地、勇毅地面对资本的双重性，这是摆在每一个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人面前的大问题。“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心理幻灭后，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瓶颈无法打破，我国开始探索建立新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则成为必然选择。由计划走向市场，由批判走向接受，必然引发强烈的心理震荡和行动上的困惑。要正视这一客观实际，关键一点，就是要辩证看待资本的双重性。我们认识这一点，不仅仅是科学研究的兴趣，还有意识形态的要求、实践目的使然。在对待资本双重性的四种典型态度比较上，西美尔的“旁观”高于“直观”与“后视”，低于马克思的“前瞻”。不过，尽管可以从理论的意义上研判马克思与西美尔的高下，但无法要求人民群众径直达到前者的思维水平。对于社会各阶层而言，建立一个以西美尔为重要参照值的、认知资本双重性的坐标系，促进理论研究对于当代社会心理的关切与思考，要比直接把思想拔高到马克思的水平来得更具现实意义。

其二，分析西美尔等人的资本双重性观点，要求我们带有同情的理解、兼有中肯的批评。西美尔的观点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客观基础。总体来看，社会主义革命处于低潮，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畏惧社会暴力变革，古典文化的崇拜者不满现代性对神圣信仰的冲击，构成了西美尔对待资本时既无奈又厌恶情绪的社会根源。这就提示我们，对资本双重性的理解总是从一定立场、处境、情感、思想背景出发的具体的人的理解，因此，也总是具有片面的合理性。可以站在较为宽广的视野中进行理论研究，但不能由此忽略身处某种生存情境下的人的特殊心理。所以，主流意识形态对于形形色色的资本观，要具体地研究，要深切地同情，要合理地引导。前文所列四种理解各有其利益立场的支持，在当代中国转型的过程中，也都有处境相似的群体存在。当代中国的多种社会思潮(如自由主义、新左派、民族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等)与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实现有效的交流、对话、理解，必须考虑到社会各阶层的具体处境和相应诉求。

其三，马克思的相关分析启示我们，只有用宏大的历史尺度看待资本双重性，才能积极地把握资本效应，使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西美尔对待资本双重性的态度是偏激的，这源于其狭隘的世界观和利益视野；受制于此，又导致其无法找到走出现代性困境的历史道路，最后只能用哀伤美学打发时日。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纵观转型期的当代中国，从学界到坊间，其实持这种消极态度的人数相当之多。这就给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一个真实的课题：如何看待资本的双重性，进而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看待中国的社会转型?我们认为，仅仅从计划经济年代援引道德教条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是适得其反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精神文明建设最大的局限性，就是始终把精神文明与市场经济进行隔绝。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需要立足于市场经济新的精神文明建设方案。同时，资本双重性在不同发展时期表现不同，因此对待它们的策略也应当是灵活的。作为社会各阶层利益平衡体的国家，正是要把握好这一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应当是各种利益、各种思潮的抽象对立面，而应当是有效的整合面，从而代表全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合理地对待资本的双重性问题。

【注释】

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0页。

②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徐明厚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页。

③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8页。

④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4页。

⑤陈戎女：《<货币哲学>译者导言》，载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1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2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8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4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25-926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6-37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7页。

(1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86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5页。

(14)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226页。

(15)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226页。

(16)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229页。

(17)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320页。

(18)西美尔：《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涯鸿、宇声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266页。

(19)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62页。

(20)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4页。

(21)陈戎女：《<货币哲学>译者导言》，载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5页。

(22)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5页。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