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从 1926 年 8 月开始，托洛茨基认真研究中国革命问题。1927 年 7月大革命失败之前，他发出了一系列的警告，失败之后，他及时总结了原因并给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在流放期间，托洛茨基仍然心系中国革命，甚至直接操控中国托派的活动。1940 年 8 月，即被暗杀的当月，他仍在试图完成一篇题为 “中国与俄国革命”的文章——— 《俄国革命史》中文版序言。
长期以来，由于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托洛茨基的代表性理论“不断革命论”在中共党内一直被视为异端邪说和洪水猛兽，直到 20 世纪末，随着托洛茨基获得重新评价，这种情况才有所转变。它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理论? 究竟对中国革命说了什么? 陈独秀、毛泽东提出了什么理论与之相抗衡? 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何借鉴意义? 这是本文研究的大致问题。
一 “不断革命论”基本主张
“不断革命论”最初只是托洛茨基用来指导俄国革命的理论。它大约萌发于 1904 年夏，其后历经 1905 年革命和 1917 年的两次革命而不断发展和完善。1922 年，托洛茨基对这个理论做了经典概括: “直接摆在俄国革命面前的虽然是资产阶级的目的，可是它不能停留在这些目的上面。除非使无产阶级执掌政权，革命就不能解决它当前的资产阶级任务。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又不能以革命的资产阶级范围来限制自己。恰恰相反，无产阶级先锋队正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胜利，还在它统治的初期，就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在这种情形下，它不仅会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在由于历史的必然性而突破了俄国革命狭隘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之后，胜利的无产阶级将不得不突破其民族国家的范围，也就是应当自觉地力求使俄国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序幕。” [1]
在托洛茨基看来，俄国革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使俄国从封建制度的重负下解放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它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是，俄国的资产阶级太过软弱，无力领导革命，所以领导权必然转移到无产阶级手里，无产阶级不会满足于资产阶级性质革命的成果，必然把革命推向深入，直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随后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要求进行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实行计划经济，而这单凭一国的力量难以完成，或者即便完成也难以维持，必须依赖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因此，俄国必须主动把革命推进到欧洲去，把民族革命演变为世界革命。可以看出，“不断革命论”包含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 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和国际革命的不断性。
在托洛茨基被打倒以前，“不断革命论”一直被当作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对待。正如托洛茨基所注意到的那样， “不断革命论”的基本含义，马克思、恩格斯在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 ( 1850 年 3 月)中已经指出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具有革命的不彻底性，等它实现了自己的要求之后，便希望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断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 [2] 。
这段引文已经包含了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两个方面的内容: 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和国际革命的不断性。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马克思、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末尾的十条措施中也谈到了，包括剥夺地产、征收高额累进税、废除继承权、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逐步消灭城乡差别，等等。在 《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进一步研究了社会主义阶段所遇到的分配问题，认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高级阶段的分配原则是按需分配。从按劳分配发展到按需分配，必须消灭 “资产阶级法权”，所以，这仍然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
以德国为背景提出的不断革命论是否适用于俄国? 俄国有没有可能在西方革命到来之前就爆发革命呢? 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讲明，但给予了某种程度的暗示。在 《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他们追问: “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 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他们给出的 “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
“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3]
马克思、恩格斯 想表达这样的意思: 俄国有可能先爆发革命，但是，它一定在西方革命之后完成，也就是说，西方社会主义革命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必要条件。
托洛茨基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断革命论运用于俄国，并率先明确提出托洛茨基的 “不断革命论”与中国革命俄国将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是对这一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极为可贵的探索。
二 “不断革命论”视野下的中国革命进程
托洛茨基认为，中国是半封建的国家，革命的任务和性质，和俄国很是相近，因此，“不断革命论”也是适用的。他说: “尽管中国经济落后，在某种程度上，正因其落后，中国革命完全可能导致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的政治统治。这个制度将成为中国与世界革命的政治联系。在过渡时期中，中国革命将具有真正民主、工农的性质。在它的经济中，资本主义商品关系占优势是不可避免的。政治制度的首要目标是保障群众在生产力发展成果中获得尽可能高的份额，同时在政治和文化上利用国家资源。进一步的发展前景就是民主革命长入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它完全彻底地取决于世界革命的进程和作为这个世界革命组成部分的苏联的经济政治成就。”[4]
从 “不断革命论”的基本立场出发，托洛茨基一直主张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只有这样，中国的 “非资本主义前途”才不是一句空话。而要取得领导权，共产党和国民党只能采取党外合作的形式，而不是像当时那样采取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形式。这样做异常危险，因为事实并不像斯大林所说的那样，国民党是 “工农党”，国民政府是 “所有阶级的政府”，这种判断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党，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它屠杀共产党是早晚的事。
历史被托洛茨基不幸言中。大革命失败后，托洛茨基清醒地看到，第二次中国革命已经结束，反革命的暂时胜利已经来临。 “我们要求转入防御，巩固党的地下组织，参加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在民主口号———中国的独立、它的各民族的自决权、国民会议、没收土地、八小时工作制———下动员群众。这样的政策应该为共产党先锋队提供逐渐摆脱遭受的失败、恢复与工会和城乡无组织群众联系的机会，以便今后全副武装地迎接新的革命高潮。” [5] 斯大林在这里看到了他称为 “取消派”的观点，然而，我们或可理解为这是托洛茨基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杰出运用: 在两次革命高潮的间歇期，斗争策略应该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而及时调整。
将来的第三次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以后，即便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呢? 对此，托洛茨基的答案是否定的。“只有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在中国无产阶级组织的协助下，才能把 4 亿之众分散、赤贫、落后的农民经济装上拖船，经过一系列中间阶段，在广泛建立的世界商品交换和外来的直接技术组织帮助的基础上，把它带到社会主义阶段。认为没有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胜利，在这个胜利之前，中国就能以自己的力量 ‘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就是践踏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 [6] 由此可见，托洛茨基仍然非常强调西 方革命这个前提条件。
三 陈独秀:“不断革命论”还是“二次革命论”
1929 年 5 月，大革命失败的 “替罪羊” 陈独秀接触到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言论，不禁大为震惊: 托洛茨基早已预言了中国革命的失败，而且对失败的原因做出了那么深刻的分析! 而且和自己的见解不谋而合! 从这时起，陈独秀开始向托派立场转变。8 月 5 日，他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以托派立场分析中国问题，标志着他正式成为托派。1937 年 9 月，陈独秀出狱后不久声明: “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意为任何党派所拘束。” [7] 这个声明可以看作陈独秀不仅在组织上而且还在思想上脱离托派的标志。前后算下来，陈独秀加入托派的时间，大概有八年。 这段时间，陈独秀对托洛茨基的 “不断革命论”评价甚高。
首先，他认为 “不断革命论”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陈独秀注意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断革命论有 “深”和 “广”两种意义: “深的方面就是不停顿在每个阶段，而不断的行向无产阶级夺得政权; 广的方面就是不停顿在每个国家，而不断的行向世界革命。必须合深广两方面，才是马克思托洛茨基的 “不断革命论”与中国革命主义 ‘不断革命论’的整个意义。” [8]托洛茨基不仅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 “遗教”，而且和列宁一起，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它付诸实践。
其次，他认为 “不断革命论”对于中国革命的意见完全正确。陈独秀把托洛茨基当作中国革命的先知和预言家， “他不仅把中国革命过去的教训，完全为我们指示出来，并且为我们指出现在及未来的根本政治路线” [9]。“在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革命中，如果中国党采用了 ‘不断革命’的战略，谁也不能够武断说无产阶级绝对不能取得政权。” [10] 让我们设想一下， 如果托洛茨基的意见真的被采纳，无产阶级会在国民革命中取得领导权并引领革命走向胜利吗?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无论是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还是苏联援助国民党，在客观上都造成了国民党力量的壮大，以及国共两党矛盾的激化。它们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党，奋斗的目标完全不同。斯大林得意的所谓 “利用论”，恰恰是国民党特别是国民党右派不能接受的，因为它预告了 “柠檬的命运”———被挤干而后被扔掉。如果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政策向共产党倾斜，帮助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两党的力量此消彼长，大革命的结果完全有可能改变。
陈独秀挣脱了托派思想的束缚后，他关于中国革命进程的看法又回到了以前的 “二次革命论”。 “二次革命论”的要义是，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次单独的革命，它们之间隔着一个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陈独秀在1926 年的一篇文章中说: “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11] 1938 年的一篇文章显示了与之相同的立场: “资本主义无论为功为罪，而毕竟是人类社会进化所必经的过程。……资本主义决不能因为人们厌恶它而不来，社会主义也不能因为人们爱好它而来。这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决定的，人们的努力，只能使可来者快点来而已。” [12]“二次革命论”在马克思那里也是有依据的。他在1859 年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 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13] 这段话可以说是“二次革命论”的哲学基础。“不断革命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二次革命论”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样说岂不矛盾? 表面上看来是这样。可是，如果我们把 “二次革命论”看作针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或者资本主义经过充分发展的国家而言的，把 “不断革命论”看作针对不发达的或资本主义没有经过充分发展的国家而言的，这样就解决了矛盾。必须说明的是，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如果没有等到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生，那它必须经过一个“补课”的阶段，也就是利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的阶段，按毛泽东的说法，就是 “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
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国社会主义”问题再探讨
在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实验暂告失败以后，在全球化日益把世界各国、各民族卷入其中的今天，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都呈现出新特点的情况下，“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价值骤然上升。如果我们以它为参照物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实践，或有一些新的收获。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一国社会主义”问题，不能被泛泛地解释为 “一个国家单独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而应该被解释为 “一个国家单独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特别是 “一个落后国家单独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 对于落后国家，往往并不强调数量上的 “一国”) 。对托洛茨基而言，苏联只是在建设社会主义，而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因为 “建成”意味着国家的消亡; 如果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中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那么它同样面临 “一国社会主义”问题。苏联在 1936 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理由是已经消灭了城乡资产阶级。中国在 1956 年宣布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入社会主义，但并没有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从建立到建成，约需要 “十年至十五年的时间”，建成的主要标志是 “全面的全民所有制”。 [14]
马克思是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建成的标准问题呢? 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关于托洛茨基的 “不断革命论”与中国革命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制度的论述中略窥一斑。在 《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并没有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视为社会发展的两个前后相继的阶段( 这是列宁的看法，也是中国领导人的看法) ，而是把它们当作同一个社会阶段的不同名称。社会主义 ( 共产主义) 的第一阶段，其制度特征是在高度发达生产力基础上全面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在高级阶段，实行按需分配。这些制度特征也可以理解为标准。至于建成，有第一阶段的建成，有高级阶段的建成。我们通常所谓社会主义的建成标准，在马克思那里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第一阶段的建成标准，即高度发达生产力基础上全面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
因为落后国家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所以，马克思设想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定要在西方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下完成，也就是说，由它们 “带入”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我们以这个观点评价斯大林时代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实践，似乎也不能武断地说，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 “来早了”，或者它们的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来讲是超阶段的，我们也可以说，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 “来晚了”，它们没有接过已经熊熊燃烧的火炬，而任由它熄灭了。无论怎样，在第二国际破产以后，在西方国家发生革命的可能性极小的情况下，落后国家率先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多少带有冒险的性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应从成立新中国后起算，更确切地说，是从 1956 年完成 “三大改造”后起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上应该处于马克思所说 “社会主义第一阶段”的初期，但特征又不完全一样。由于采用了某种程度、某些方式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方式，但同时也容许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存在，因此它可以被看作新民主主义社会试验的继续，或者说是在新形势下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社会任务的阶段。历史上 “过渡时期”持续的时间实在太短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优势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每种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的潜力没有得到充分的释放。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之前，毛泽东倾向于认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所有制之间的矛盾是不可克服的，只有实行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才会解决这个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事实并非如此。我国将长期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 20 世纪中叶到 21世纪中叶，这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都处于这个阶段。初级阶段成功的关键，或者说建成的关键，是处理好不同性质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成，并不需要以西方社会主义革命为条件，因为这个阶段的生产关系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和柔韧性，能够比较顺利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当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的生产关系相比，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做出了某些调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成，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建成，意味着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方式的全面实施 ( 也许仍然具有中国特色) ，则必须以西方社会主义革命为前提，或者以世界上 “举足轻重的国家”采取某种程度、某些形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如果没有这个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法建成，或者说即便建成，也难以维系。完全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被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包围的孤岛上根本无法长期生存，这个道理显而易见，并且被事实所证明。
（原载《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 2015 年第 1 辑 总第 14 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