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语和词义
人们普遍认为，“翻译是一种解释”。但却很少有人了解，“所有的解释也是一种翻译”。实际上，即使文本是以读者的母语写作的，由字面文字获得涵义的解读活动也必然包含一个翻译的过程。也就是说，解读是一个主动的过程，是读者商讨字面文字各种可能涵义的过程。因此，涵义(而不仅仅是字面文字本身)是被“翻译”过来的。然而可能令人惊讶的是，这种商讨的结果并非是一致、相似或“无差别”，而仍然是差异，只不过这种差异常常被自欺欺人地、片面地伪装成“共识”。
“即使我们完全理解了，我们的理解也各不相同。”① 这是我们从语言哲学家利科(Paul Ricoeur)和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那里得到的原理。本文意欲联系我新近翻译出版的马克思经典文本的新译本来进一步发展应用这一原理。② 这些新译本是首次对马克思文本(1888年至20世纪30年代期间被以各种方式译为英文的马克思的文本)进行真正全新的、逐字逐句的重新翻译的译本。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些新译本，这些新译本在翻译上已经与以前的版本有所不同，但我认为这些新译本并非建立在译者认真研读原文(原文本身也发生了学术上的改变)的基础之上，并非着眼于当代读者来翻译马克思的思想。
这促使我回到伽达默尔/利科原理的实践含意问题，并关注对这一原理的某些后果做系统阐发的“读者反应”批判理论(" reader-response" criticism)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发展。③ 解释是一种翻译，正是因为在任何一种解读活动中，读者都必须就文本所要表达的意思做出某种判断，通常要把“作者想说的”或“文本对我所意味的”翻译成读者自己的语言。对文本的单纯复述(无论是背诵还是朗读)一般不被看作是理解的标志，也不被看作是读懂了文本的标志。这就是理解我的主张(解释是一种翻译)有道理的线索所在。读者并不是涵义的镜子或接受器(人们通常假定，构成文本的字面文字具有固定的涵义)。仅仅“下载数据”并不是“解读”，即使在十分典型的细小用法中也是如此：人们在理解和解释“停”这一标示牌时，总是结合自己所处的环境对其进行解释，借以判断各种行为的可行性：禁止大声喧哗，禁止通行，禁止扔酒瓶或子弹，等等。更复杂一些的文本只能使解读过程更加复杂，通常会涉及作者身份、意图、体裁、历史、文化和政治等问题。
就马克思的经典文本这一问题来说，作者身份、意图、体裁、历史、文化和政治这样的问题都引起了激烈争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某些经典文本(尽管实际上只有三大部著作)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完成的(在各种各样的“合作”的意义上)。因此，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主张，作者的意图最终无法得知，因为即使是健在的作者在不同的时期也会以不同的方式来理解他们的著作，对他们的著作做出完全不同的解释。④ 事实上，对同一文本始终做出同种解释的作者似乎是在否认一点，即随着世界的进步，读者(包括作者)会对文本有不同的理解，会从文本中引伸出新的涵义。因此，后结构主义哲学引人争议地宣称，作者死了，把文本所可能包含的一切涵义置于读者的名下，这样，便造成了理解的多元化和作者的非权威化。
赋予读者的这种自由也许并不像听起来那样是一种礼物，因为普遍存在的差异以及人们称颂的多元已经使一些读者(尽管不包括我)陷于困惑之中，他们渴望一种确定的意义世界——在这种世界中，作者知道他们想说的是什么，作者的文本所表达的仅仅是作者本人想要表达的意思，读者要么理解了作者的意思，要么没有理解。就对某一问题的理解来说，要有人告诉读者他们是否抓住了主题，要有足够多的评论人准备摆出权威姿态，甚至是著者的姿态，代表作者来对读者的理解做出判断。与此相对照的是，后结构主义的方法则不会如此局限作者的意图，它宣称每个人都是一位读者，因此，作者、评论者和读者都可以民主地对文本进行解释。我的理解是，所有这些读者都可以自由地商讨他们的不同理解(通过对话的方式)，而且结果不会是形成一种被认为是权威的、最终的理解(尽管在某一点上很多读者恰巧会达成共识)，而会是更多的差异。因此，在本文中，我想通过详细列举每一个马克思的读者所必须做的事情(即使读者对德语——的确，马克思偶尔也会用法语和英语写作；但这里我所关注的是德文文本——十分精通也是如此)，来弱化解释和翻译之间的差异(人们假定解释和翻译之间存在差异)。
任何一个阅读马克思著作的读者都会形成关于作者的某种看法，如作者写作或出版这一著作(署了名的或未署名的)的意图，作者假想的读者群和当时的政治环境，以及包括“背景”(有关政治党派和相关人物的问题)和“前景”(foreground)——有关某些具体词汇当时可能指代什么(鉴于当时发生的事件以及当时的词语用法)以及不能指代什么的问题(鉴于期间穿插的其他时间和语言的转换)——的所有境况。
也可能形成相反的策略——另外一种解释方式，即假设该著作是读者本人所处时代的作品，假设读者从作品中可能获取的涵义与读者本人所处的环境、读者本人的对话群体以及政治相关。尽管只有少数读者能够完全不受作者和(假定的)作者所处环境的影响，能够顶住历史评论和历史研究(抨击这些读者弄错了时代，对历史全然“无知”)的压力，但是，这种方法至少有一个优点，即承认解释是一种当前的行为，一种为了当前目的服务的行为，承认代替已故很久的人来做解释(仿佛人们可以重新回到已故的人所生活的世界一样)是一种极为奇怪的想法，这种行为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考古”行为。我想，大多数读者实际上都同时采用了这两种方法，产生了复合性的结果。
我对马克思的解释也不例外。我把“背景”情境主义带到了我的解释之中，而且这些解释是有选择性地来自评论人，并且被用想像加以放大。但是，如果我认为这些文本对于今天的读者了解目前的状况没有什么启示的话，我就根本不会去读这些文本。这里所指的“启示”是一种关于政治(有意与马克思联系起来的政治)的个人建构，尽管这种做法有些不利。在符合学术上的诚实和常识上的诚实的前提下，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即马克思这个名字是否是进行政治性写作的标志？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马克思是进行政治性写作的标志)，但是，要想说服他人相信这一点，用我的话来说，不仅需要一种全新的新译本，需要对译文进行仔细推敲，而且还需要一种新的情境中的马克思。
所有这些都是翻译实践中会遇到的问题，或者说至少是我在翻译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我很高兴也很愿意承认这一点。然而，对于其他译者来说，我不确定事实是否也是如此：或者是他们意识到了“解读”过程的主动性、多面性，或者是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不愿意公开承认。诚实地说，任何一位读者在构建一种解释时都会有自己的方式，而译文会突出读者进行解释的方式，因此，那些参与著作写作过程的读者实际上处于一种强势地位，他们会把自己的政治倾向带到著作中，也会通过著作来构建自己的政治立场。他们发现，自己好像变成了口技表演者，能够让一个不会说话的作者说出他们想让“作者”说出的话。这就是在一般意义的翻译(如用另一种语言来对文本进行重构)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
与其他形式的权力一样，译者具有的这种权力也具有潜在的建设性，而不仅仅是破坏性。我认为，与前几版英文译文(各种各样的版本)相比，我的译文避免使用那种既非英语又非德语的语言，避免使用那种笨拙的、冗长的词句，那种僵化的短语和不恰当的比喻，以及不押韵的杂乱无章的句式，最重要的是，我没有把后来的哲学教义式的理解写入到先前的政治文本之中。另一方面，我通过保持马克思的句子长度(即使用德语标准来说，这种长度也是不多见的)，通过领会马克思的思想(借助马克思用以写作的德语而不是英语中常见的或过去常见的某种语法结构来领会马克思的思想)，使马克思听起来像一位外国学者。(在为当代学生读者塑造一个17世纪的英语文本方面，也应注意这些问题，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种广义上的翻译。)同样，我通过选用19世纪英语中常用的术语和措辞来使马克思听起来更像“他那个时代的人”，但是我也时常会使用必要的词义转换，关于这一点，20世纪末的读者会有所体会(如下文中的" witchhunt" 和" smear" )。因此，这里就有一个有待确定的问题，即究竟哪种英语是马克思所使用的英语，因为他是一位19世纪的德国人，在英国居住，作品面对的对象是国际上说德语的读者，并且期望作品能被译为其他文字出版。尽管我不想把马克思重新写为一位批判家，但我也不想让他给人一种另类和无法理解的“他者”的感觉。(毕竟，在我看来，马克思的著作所述及的问题仍然是马克思所处时代及马克思以后时代的读者所共同关注的一些问题，尽管这两个群体产生联想的全部领域并不相同。)事实上，那些坚持(不管我的观点如何)主张所有20世纪末的读者都会产生相同的联想，而且这反过来也适用于马克思所处时代的读者的人，目前已经很久没有和我们对话了。在以下部分中，我将列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些观点，然后对马克思以及翻译的技巧问题做出结论性的评论。
文本与译文
也许马克思名下最为著名的段落便是《共产党宣言》中开篇的那几个段落，权威的英语译文如下(由赛米尔·穆尔在恩格斯的帮助下于1888年翻译而成)：
一个幽灵(spectre)，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haunting)。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exorcise)，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它的当政的敌人骂为(decried as)共产党呢？又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⑤
首先，我要阐明人们深信的一种观点，即这一英文译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它的译者是翻译《资本论》的人、是马克思的朋友，且马克思40多年的政治伙伴亲自校阅过这一译本，而且即使译文中存在一些可以纠正的错误，纠正的时机也早已错过，因为在社会主义传统中，这一译本已为大家所熟知，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换句话说，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就是供英语读者阅读的《共产党宣言》，因此重新参照德文版原著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误导。的确，我们有很好的理由牢记一点，即100年的文本史已经无法改变，而且事实上也不需要改变，但是我认为，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还需考虑其他一些相关因素，也就是说，英语版的《共产党宣言》没有必要只有一种，就像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不只一种一样。然而，《共产党宣言》的出版史非常复杂，在这里不便展开，而且事实上就最早版本的顺序问题也存在大量质疑和争论，需要说明的是，在1848—1851年期间，共有两种版本的小册子形式的译本，而且自1872年以来，这两种版本的译本都已经用德文再版。⑥ 在这些德文版本中，不仅有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各种方式所作或授权他人所作(在某种意义上)的刊正和注释，而且还存在一些模棱两可的错误和改变(可能是印刷者的问题，也可能不是)。人们再也没有找到马克思的原始手稿和印刷者的副本。
换句话说，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它偏离了原稿，原稿本身在很多方面存在争议和缺陷；二是它取得了一种教义地位，被加上一些脚注和序言，以对人们所设想的它的永恒含义进行解释。任何一个看了最早版本(极为潦草的23页和30页的版本)的人都一定会惊异于它与19世纪90年代的版本的差异，在19世纪90年代的版本中，恩格斯加上了一些注释，以使《共产党宣言》中的思想与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对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恩格斯所理解的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写成于马克思逝世7年之后)的阐述相一致。而马克思在1872年再版《共产党宣言》时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法，指出，《共产党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⑦。
我决定不再沿着恩格斯的方向继续走下去，我要创造另一种版本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一本基于1848—1851年版《共产党宣言》、不受恩格斯后来对文本所作限制(通过序言和以脚注形式所作的教义式的“更正”)约束的版本。我的目的就是呈现给读者一个基于最早版本的译本，以使读者感觉到作品本身与目前版本的巨大差异。我并不是说1872年后德文版和英文版的文本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是错误的，而是主张为读者提供一种小册子式的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一种突出《共产党宣言》的政治介入作用的版本。尽管我不否认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性，但我并不认为这是走进文本的唯一途径，而且我主张，呈现给读者一种政治性更强、教义性更弱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也是一种成就。这样做是否真的具有学术意义和政治意义还有待读者对此做出判断；但是很显然，我认为这种思路值得尝试，而且目前我当然也非常愿意这样去做。无论如何，如果我不这样去做，就不会有这样的英文版译文。⑧
因此，鉴于以上考虑，我在翻译这两个著名段落时又应该如何处理呢？也就是说，应该如何解读这一文本呢？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stalks)。旧欧洲的一切势力(the powers that be)，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结成了神圣同盟对这个幽灵进行迫害(for a witchhunt)。
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它的当政的敌人诋毁(smeared)为共产党呢？又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retaliate by slandering…with the stigma of communism)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⑨
在以往的传统(traditional)译本中，“幽灵”(spectre)，“游荡”(haunting)，“神圣同盟”(holy alliance)和“驱逐”(exorcise)似乎都是相匹配的，遵循了鬼怪和幽灵的隐喻。在第二段中，“不被骂为”(has not been decried)的说法带有明显的由德文翻译而来的痕迹，而“回敬以……的罪名”(hurled back the branding reproach)自然可以归为我所说的(在我看来自然就是)那种既非德文又非英文的语言。我在翻译这些段落时所采用的方法是把它们看作一个整体论证，因为接下来的一行写道(就这一行的翻译而言，我同意以往的译法)：“从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就整体论证而言，我认为这一小串的隐喻应该相互匹配，以整体的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如果动词使用“游荡”(haunting)，那么主语也许就应该用“幽灵”(ghost)，因为毕竟德语中的幽灵(ein Gespenst)既可以译为" spectre" ，又可以译为" ghost" 。令人遗憾的是，很难看出德语中的geht um(一个不具有任何感情色彩的行为动词)一词和英语中的" haunting" 一词有任何相似之处。显然，" ghosts" 应与" haunt" 搭配，" specters" 应与" stalk" 搭配，这样便维持了“幽灵游荡”(" ein Gespenst geht um" )中的头韵，尽管在英语中，相对于“到处走动”(go about)和“走来走去”(move about)这两个词来说，" stalk" 一词不那么常用，带有一丝不祥的色彩；但另一种选择——“逍遥”(be at large)一词——将会造成不必要的语义含糊和啰嗦。
在我看来，“神圣同盟”似乎是一个合理的历史影射，因为尽管马克思提到了俄国的沙皇和奥地利的反动分子梅特涅，但即便是德文版的文本也没有从字面上建立这种联系。“神圣”与" Hetzjagd" 相联系，指搜查(hunting)、追逐(coursing)、极力追捕(running to hounds)、疯狂猛攻(mad rush)，等等。一场" Zeitungshetze" 就是一场出版大战(压制的战争)。我并没有从字面意义上来翻译原文(字面意思是“神圣的联合起来共同搜寻幽灵”)(" bound together in a holy hunt for the spectre" )，而是选择了“结成了一个神圣同盟对这个幽灵(共产主义)进行迫害”(" arein holy alliance for a witchhunt" )的译法，因为我认为，“迫害”(witchhunt)一词会给当代英语读者一种阶段性的故意造成政治恐慌的感觉，这样就使马克思的在场非常完美(已经达到了这种状态)，使马克思的文本与现今的关系更为密切，而不是与过去的关系更为密切。
正如马克思的语言暗含着一种历史联想(他假定这种历史联想读者能够理解)一样，在我看来，也应该引入一种与马克思所述事件产生背景相似的历史联想(尽管就19世纪40年代来说，有些不合时宜)，这种历史联想就是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麦卡锡主义时期，在这一时期，一个类似的共产主义幽灵正笼罩着美国。沿着这一思路，想要创造一种有力的英语译本，我选择用“被诋毁为”(smeared)一词来取代“被骂为”(decried)一词(verschrieen要比" decry" 更为尖刻)，选择用" retaliated by slandering…with the stigma of communism" 来取代" hurled back the branding reproach" 。在我看来，由于传统译本中的“围剿”(exorcise)一词暗含了一种擦去人们所具有的任何精神信念的含义，因此容易使人无法理解关于神秘力量的隐喻。这样，exorcise a spectre就错误地解读了原文的意思；德语版仅仅说反动派联合起来“反对”共产主义。
我对这两个段落的重新翻译既不比先前的版本更侧重于字面含义，也不比它们更不侧重于字面含义。我的目标是创造一种思想连贯的、用现代英语写作的译本。然而，这里的思想并非指马克思的同代人在阅读马克思文本时进行的思考，因为在那时有多少读者就会有多少种理解。而且，今天的解释又会再一次的不同。然而，我认为，只有在文本的语义连贯(或至少要比英文版文本的语义更加连贯)的情况下，这些解释才有意义。这种连贯性大体说来(尽管不是全部)就是一个主语、谓语、宾语、时态和语序的问题。无疑，当隐喻、影射、头韵、双关和无数其他形式的修辞方式贯穿译文始终的时候，并非所有的修辞都在译者的掌控之中。当译者不能使这些修辞手段为“原始文本”中蕴含的涵义服务的时候，他们就不能译出一种读者能够读懂的译本，只能使读者得出一种结论(这一点在马克思的例子中体现的非常明显，人们往往断定他的作品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即作者本身已经糊涂了。在这一点上，实际上翻译马克思文本的译者要负有很大的责任。
在这一方面，《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最为典型。这一文本的叙述一直以其晦涩难懂而闻名，而且令人难解的是，马克思的学生似乎对那些复杂难懂的哲学著作(如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精彩的论辩更感兴趣，而不关心诸如法国第二共和国和第二帝国这样得到很好记述的政治事件。即使在考察马克思关于政治立场和历史的大量结论(《共产党宣言》中有不小的篇幅涉及了这些结论，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也部分地涉及了这些内容)正确与否时，也很少有评论者提到马克思对激动人心的革命事件以及令人痛心的倒退结果所做的详细评论。甚至恩格斯这位在1885年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写序的人，在这一问题上也十分谨慎。一方面，马克思被限制到某种政治传统和学术传统框架中的做法与对《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进行研究相抵触，另一方面，英语读者所能接触到的传统译本(指1897年美国版)非常糟糕，这一译本极为晦涩地表达了马克思不得不说的话。
无论如何，即使我们假设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出版年代(1852年)同时代的读者熟悉当前的政治环境，最初的小册子中也仍然会存在一些难以避免的解释(这里的解释指对文本的解读)问题，这种问题在它出版时(由纽约出版商出版)就已经存在了。马克思用德文写作了法国的事变，为了描述法国制度，马克思混合使用了德语词汇、德语中的法语外来语以及法语词汇。
与《共产党宣言》一样，《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的著作中为数不多的在他生前再版发行的书籍之一(1869年，在政治局势发生极大变化的情况下，在汉堡再版发行)。鉴于德国民主党人(在这两个时期)理解的马克思对法国民主的“理解”与马克思本人的理解之间可能存在出入，英语读者(即英国人和美国人)的理解与德国民主党人的理解之间又会存在多大的出入呢？国会制度和议会制度并不十分相似，而且很难知道今天的英国读者和美国读者会如何理解以下概念：“制宪议会”，“立法国民议会”，“议会”，“议会制共和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德国，民主制度只是在1848年至1849年间的很短的一瞬完全发展起来，到1852年时，完全意义上的代议制政府和责任政府就已经不存在了。与此相反，法国议会自1879年以来则有一个连续不断的历史，但这一议会史却是在不同的名号下、为了不同的目的、根据这些名号和目的进行制宪的议会史。因此，即使在法国政务中，议员究竟在做什么以及“人民”究竟在何种意义上通过议员进行统治也是不明确的。
当然，马克思最为关心的问题仍然是谁是在阶级的层面上真正的“人民”的问题，以及这一问题与选举权和不同的政府代言人所追求的政策之间的关系问题。任何一个研究当代英美“民主”文献的人都会立刻发现，尽管很少有人在这一问题的研究方面取得进展，但这一问题仍然是人们感兴趣的热门话题。事实上，在译文中我想要回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样的说法，因为在我看来，这种称呼有一种博物馆以及博物馆中十分罕见的马克思主义党羽的味道。“有产阶级”或“商业阶级”，和“劳动阶级”或“工人阶级”，也许更能准确表达马克思的意思，鉴于此，我向有关专家(与重译有关的专家)提出了这个建议，但是被驳回了；我认为我正在赢得另外一场战役，为了巩固我的成果，在这一问题上我做出了让步。总之，我主张，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仍然要比他的时代进步大约150年，因此，我们不能认为，今天的英美读者很容易理解马克思用术语所做的讨论，更不能认为他们能够轻松理解马克思对早已被遗忘(即使在法国也是如此)的政治人物所做的尖刻讽刺。对人们所熟知的政治背景(尽管人们可能不了解其中人物的名字和制度的名称，但应该了解当时的政治背景)的尖刻批判构成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的大部分内容，但在以往的英文译本中，很难看出这一点，而这种译本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
马克思进行无情讽刺的一个最好的例子在传统的英文版译文中保存了下来。马克思公开指责那些“秩序党”人，认为他们是反民主行为的同谋，尤其是路易·波拿巴独裁利用共和国总统职权的帮凶，而这种独裁行为直接导致了
当秩序党还只是内阁而不是国民议会的时候，它就这样玷污了议会制度。而当1851年十
我们祝议会制度一路平安！⑩
然而，除了这一点外，在公认为权威的译文中，其他地方的表述几乎都没有达到这样的清晰程度。从上文的论述来看，由于我认为每位读者在解读文本的涵义时都会得出“不同的观点”，因此我的观点似乎是，不存在“清晰”这一概念，实际上，事实并非如此。读者从文本中获取信息的“不同”是一回事(如果这种“不同”带来了有意义的对话)，构成文本的句子语义模糊是另一回事。在我看来，人们所熟悉的英文版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就属于第二种情况，文中的英语措辞有待提高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在我看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传统译文中存在的问题与《共产党宣言》开篇段落中存在的问题一样)。然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的叙述本身采取的就是将许多清晰表达的思想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叙述形式。这些思想既涉及细节的复杂性(就人物和事件而言)，也涉及作者语气中各种程度的反讽。正因为此，在把马克思的思想前后一致地表述出来时犯的任何一个小错误，都会使原本复杂的文本更加晦涩难懂，使读者更加难以跟上作品的思路，了解叙述的内容。这样，就会出现语义模糊的情况——“‘雾月’就是法国革命日志中有雾的那个月”这一表述就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我们列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一过程——传统译文中偏离原意的情况——是如何发生的，但是我强调，在解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过程中，这一结果是累加的结果，我以读者的推断为例来说明这一结果。我想，本文的读者中，至少有些人在读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后会产生一种疑问，即：“从哪里起，我开始读不懂了？”
在如何论述复杂的历史这一问题上，传统译本试图采取脚注的形式，而在我的译本中，我不会这样做(这一点令我十分欣喜)，因为脚注会打破叙述的连贯性。为了在不破坏行文流畅性的情况下展现马克思论证的力量，我试图让读者了解事件的精确的先后顺序(马克思运用不会影响句子流畅性的方括号来明确事件的先后顺序)，让读者了解其他的细节信息(如人物或事件)。同样，我知道，这种方式并非对每位读者都适用，但是我将其作为我的整体战略的一个补充(我的整体战略是清楚、简洁、明了地理解这位精湛的德国作家的经典著作中的每一句话，但遗憾的是，我低估了这样做的难度)。
传统英文译本往往句意含糊，只有进一步明确句意才能领会马克思的主旨。我们可以将死板、平淡的传统译文与鲜明、有力的新译本做一对比：
所以，当自由这个名字(name)还备受尊重，而只是对它的真正实现实现(its actual realization prevented)设下了——当然是根据合法的理由(of course in a legal way)——种种障碍(prevented)时，不管这种自由在日常(in actual life)的现实中的存在怎样被彻底消灭(however mortal the blows dealt to its existentence)，它在宪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无损(intact)、不可侵犯的(inviolate)。(11)(传统译文)
所以，当自由在名义(nominally)上还备受尊重，只是它的真正实现受到了种种阻碍(its actual exercise is hindered)——以一种你认为完全合法的方式(in a very legal way you understand)，那么不管这种自由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在多大程度上被扼杀了(however much its commonplace existence is murdered)，它在宪法上的存在仍然是未受损害的(undamaged)、完好无损的(untouched)。(12)(新译文)
在读传统的译文时，人们有时会想：究竟发生了什么？
因此，他们(共和派立宪主义者)仅仅是在做一种无力的尝试，试图在他们成为议会中的少数派时(他们现在已经预感到这一点)仍然能够行使目前他们拥有的这种权力(一种即使是现在——当他们还在议会中占多数并且握有一切政府权力手段时——也已经慢慢地从他们软弱的手中滑走的权力)。(13)(传统译文)
解决这一问题并不困难：
还在他们(共和派的立宪主义者)在议会中占多数并且握有一切政府权力手段的时候，他们就已经预感到了自己成为议会中的少数派的那一天，试图在那个时候仍然能够行使目前他们所拥有的权力(一天天地从他们软弱的手中滑走的权力)，但这只能是一种无力的尝试。(14)(新译文)
总之，我的观点是，在读过两三个这样的段落之后，马克思复杂的思想愈发模糊了。马克思是在嘲笑国民议会的天真，痛斥波拿巴的品质，揭露想要成为独裁者的这个人——波拿巴——的狡诈。而下面的第一个段落(传统译文)完全没有体现出这一判断的所有这些重要方面，没有体现出这些重要方面与叙述的力量之间的关系，而第二个段落(新译文)却做到了这一点(我希望如此)，在第二个段落中，我不但使句式更加工整，而且用现代语言代替了19世纪90年代末那种古怪(如" rascally" )且模糊(如" review" )的语言。
传统译文如下：
波拿巴是一个浪荡人，是一个骄横的流氓无产者，他比无耻的资产者有一个长处，这就是他能用下流手段进行斗争。现在，在国民议会亲手帮助他顺利地走过了军人宴会、阅兵、十
新译文如下：
波拿巴是一个浪荡人，一个不知廉耻的盗贼，因此，与资产阶级腐败分子相比，他有一个优势，即他能用下流手段进行斗争：一旦国民议会帮助他顺利地躲过了军人宴会、阅兵、十
这就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英文版的马克思原著(原著中所揭示的问题仍是今天的热点问题)面对的读者群是谁的问题。面对的是19世纪50年代的英语读者，是19世纪90年代的读者，抑或是当今的英语读者？我的主张是，应该有一个供当今英语读者阅读的译本，一个建立在对历史文献(必然是一种历史文献)进行翻译基础之上的译本，这种主张为我的下述观点提供了支持，即译本应该向读者传达以下信息：
●马克思是一位19世纪50年代的政治作家；
●马克思是一个德国人；
●马克思是一个有自己独特风格的作家；
●马克思是一个作品被不断再版、不断译介的“晚期维多利亚时代”的人；
●马克思是他那个时代以及我们这个时代愤怒的写小册子的人。
在我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译文中，我使用了某些19世纪90年代所没有的词汇，当然也是19世纪50年代所不使用的，而且我的译文中的暗指是专门为当代读者服务的。在我的译本中，我假定马克思仍然在为活着的人写作——确切地说是为了唤醒他们。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作者和译者都无法控制读者(复数)从他们的出版物中所读取的信息(复数)。此外，书籍的出版都会有一定的目的性考虑，因为读者不仅会就这些著作得以出版和再版的原因、著作写成的年代等问题做出自己的判断，而且在他们读这些著作的原因、目的等问题时也会有自己的看法。正是从对过去的理解中，现在被各个个体不断地构建出来，而对过去的理解又大多源自于一些常见的材料。因此，重读这些材料是有意义的，因为在重读这些材料的过程中，会获取新的涵义。就重新翻译这件事来说，各种各样版本的马克思已经够多了，实际上已经过多了，但是，却需要一个考虑到所有解释背景的版本。这种版本的译本有一个读者群，因为英语已经发展了，政治已经改变了——尽管重新解读马克思之后，可能发现并没有太多的改变。
(本文编译自The Postmodern Marx一书的第七章，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编译时略有删节，文章标题为编译者所加。编译者为中央编译局助理研究员，本文经作者授权发表)
（原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