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史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哲学研究离不开哲学史？哲学史研究的思想创造性何在？哲学史的学科分野是哲学的还是历史学的？这些问题是我们在研究哲学史之初和对哲学史作了深入研究之后，均需反复思考的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哲学思想的发展和创新需要两大类资源，即社会的现实问题资源和哲学史的思想资源。前者是指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批判性思考——在这种意义上，社会现实问题即成为哲学思想发展的现实动力；后者则是指对哲学史的研究——在这种意义上，哲学史的思想资源即成为哲学思想发展的思想动力。哲学研究离不开它的历史展开即哲学史，这几乎成了哲学研究的一个特征：物理学研究可以和物理学史相分离，化学探索也可以忽略化学史上的事件，然而对哲学研究来说，我们仅从现象上看就会明显地感觉到，它是离不开哲学史的。因此，对于哲学本身发展的思想逻辑来说，哲学史的思想资源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然而，迄今为止，我们的哲学史研究却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从学科的整体格局来说，如同其他学科领域一样，哲学领域也形成了相当细致的学科划分——这可以理解为是计划经济体制在学术领域的体现。这种学科划分对于哲学的教学和人才培养来说有一定意义。但是，它在实际上却变成了一种从业者的职业性分工，导致了哲学学科现在所包括的八大二级学科。这种职业性分工进而又转化成一种研究性分工：在细致的学科划分和研究分工之下，我们的哲学学者都被固定在哲学之下划定的“二级学科”、“三级学科”之中，甚至被固定在某个特定流派、某个哲学家乃至于某一哲学著作的研究之中。
这样一种给定的格局和方式产生了许多学术弊端。就研究主体来说，它导致了研究者理解视域的局限：每个研究人员都局限在自己的二级学科甚至更小的范围内。学界曾经讨论过我国自解放后，在教育和学术研究体系里没有产生思想大家。对此提出的原因很多且众说纷纭，而我认为，上述研究分工导致的视野局限理应是一个重要原因。就研究领域来说，这种研究方式则导致学科领域之间的隔绝。哲学不同于具体科学，它是一个整体：哲学史上的大思想家几乎都能在哲学的各个领域中提出自己的学说。而学科领域的隔绝使得整全的哲学变得支离破碎，失去了哲学的总体性，失去了产生哲学思想家的学科条件。
在这种学术格局中，特别是哲学史研究和哲学理论研究的分离，导致了更为严重的学术弊端，这一弊端在很大程度上阻滞了哲学的发展。
首先，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的分离，使哲学史研究成为历史学范畴的一个门类，而与普通的历史研究在方法和内容上无法区分。因而，哲学史研究变成了繁复琐碎的文本资源的“考证”，变成了与历史学中被广泛应用的广义“编年史”研究相类似的既往哲学家思想“传记”的写作，亦即哲学思想的“编年史”研究。在这种意义上，哲学史研究变成了简单的人类或民族既有哲学思想的注解和清理，甚至变成了哲学史思想文献的单纯译介。这种研究当然是必要的，但仅仅停留于这种层面上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这种层面上，我们面临的哲学史只是一具僵死的知识“木乃伊”，而所谓研究则变成了一种无创造性、无思想性的实证研究，用时下流行的话语来说，这种研究只属于“挖掘资源”，并没有“利用资源”。
其次，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的分离，也使哲学研究变成了缺乏哲学史根据，而与哲学传统割裂的空洞的思维抽象。这种研究由于不能把自己建基于哲学史之上，因而无法充分汲取历史上哲学思想的精华，置身于哲学史发展的前沿，把自己汇入哲学发展的思想之川，发展和重建哲学史。这样一种研究必然产生两种不良倾向：
一是使哲学研究缺乏哲学史的思想根据，缺乏原创性，变得越来越空洞、抽象、落后；二是使一些关注现实的研究越来越成为一种文化人类学所说的“特化”的“地方性知识”。这种“特化”的“地方性知识”无法与当今世界哲学的前沿思想平等对话，无法为中国的文化乃至人文社会科学在世界上的传播搭建一个普遍性的平台。
再次，哲学史研究和哲学研究的分离，甚至导致两个从业群体的对立：从事哲学史研究的学者往往认为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不懂哲学史，没有掌握真正的哲学知识，所以当他们谈论哲学理论时不免流于空洞虚妄，而当他们谈论现实问题时又不免流于政治文件的释读；而研究哲学理论的学者则认为研究哲学史的学者混淆了知识和思想的根本区别，所以他们炫耀自己所掌握的既有哲学知识，却提不出自己的理论和思想。其实，这种对立是由不合理的学术分工所致，因为这种分工把一个统一的思想创造过程人为地分裂为两个不相关的部分：一部分人仅限于整理思想资源，清理研究资料；另一部分人则脱离这些资源，空洞地进行思想创造；结果是一部分人成了无思想的“资料员”和“思想传记”的作者，另一部分人则成了无基础的“空想家”。
二、哲学与哲学史的涵义
如何克服这一弊端？单从哲学史方面来说，问题的关键似乎是：哲学史研究如何能成为一种哲学创新？也可以说是：哲学史研究如何能够成为哲学创新的源泉和动力，从而实现哲学史研究的创造性转换？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转换为：哲学史是一堆可以送入博物馆的死的思想化石，还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过程？
上述种种弊端潜藏着对哲学史本质及其研究范畴、研究视野、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的一系列不适当理解。因此，要实现哲学史的创造性转换，就必须达致一种关于哲学史的新观念，其中最根本的是应当重新理解哲学史的本质。
何谓哲学史？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会产生对哲学史的不同处理方式。这一问题其实即何谓哲学，因为所谓哲学史不过是哲学在时间性和历史性中的生成、展开过程。哲学与科学具有本质性区别：哲学存在于每个人生存的基底之中，所以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科学是不可能的，但说每个人都有一种独特的哲学却是可能的。如此，哲学就不仅仅具有认识论意义；从生存论上说，哲学与人的存在紧密相关，它是每一个人生存底层的综合统一。作为一种综合统一，它同时也集中表征着人类生存的基本经验，确立着人的生存意义以及人的终极关怀。换言之，哲学以观念的形式表征着人的基本存在及其超越性。所以，如果说文化是人的独特的存在方式，那么哲学作为文化的精神，作为文化系统的“硬核”，则是人之本质的存在方式的集中表征。如此，则关于哲学史意义问题的解答也自然蕴含于对哲学的理解中：哲学史乃是以时间和历史的形式展开的人之本质存在的观念形态，它表征着人类精神的历史生成过程。
在这一点上我非常赞赏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表达的一个思想：哲学史内在地蕴含着人的历史性。他指出：“哲学史的过程并不昭示给我们外在于我们的事物的生成(Werden)，而乃是昭示我们自身的生成和我们的知识或科学(指哲学——引注)的生成。”(黑格尔，第8、9页)这种生命哲学的理解，同样体现在齐美尔的思想中。他说：“伟大的哲学思想也同样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生命之最精纯的结果，那种思想促使我们再度体验这个生命，直到融入那种思想本身。”(齐美尔，第3页)
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哲学史不属于历史学科的范畴，哲学史应归属于哲学——它是在历史性中不断生成和展开的哲学。正如人之存在的历史性一样，哲学作为人的本质的存在方式，必然表现为哲学史。因此，哲学史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给定的僵死的历史，而是充满活力的不断生长的历史。诚如黑格尔所说：哲学即哲学史，“我们的哲学，只有在本质上与前此的哲学有了联系，才能够有其存在，而且必然地从前此的哲学产生出来”。(黑格尔，第8、9页)由此，他断言：“在哲学史里，我们所研究的就是哲学本身。”(同上，第24页)这即是哲学与哲学史不可分割、具有同一性的存在论根据。
国外哲学家在哲学史的本质问题上提出了很多不同理解：
新康德主义的代表人物文德尔班比较了哲学史、哲学和科学的差异。在他看来，科学往往有自己固定的领域，在这个固定的领域中不难从事具体问题的研究。但是对哲学来说，情况恰恰相反：每一伟大体系开始着手解决的似乎都是新问题，好像其他哲学体系未曾存在过一样。但是，哲学史仍然有“统一的关联”，这就是哲学家们取得的“共同的成就”。“哲学史是一个发展过程，在这过程中欧洲人用科学的概念具体表现了他们对宇宙的观点和对人生的判断。”(文德尔班，第18页)但是从总体上看，文德尔班还是没有脱离康德哲学的思路，他主要是在认识论或知识学的意义上理解哲学史。
经典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詹姆斯指出，哲学史实际上是人类不同气质类型冲突的历史。他认为，不同的哲学家分别代表了人类的不同气质类型。因而，不同的气质类型的相互冲突便构成了哲学史上不同哲学流派相互冲突的本质。在《实用主义》的开头部分，他详细列举了哲学史上两类主要的气质类型及其表现的哲学类型：刚性气质的哲学和柔性气质的哲学。在刚性气质类型中包括：唯物主义、感觉主义、经验主义(依据事实而行)等；在柔性气质类型中包括：唯心主义、理智主义、理性主义(依据原则而行)等。他明确指出：“哲学史在极大程度上是人类几种气质冲突的历史”。(詹姆斯，第7页)
逻辑经验主义则认为，一部哲学史不过是误用语言所形成的形而上学与反形而上学倾向的历史。逻辑经验主义把在经验科学范围内适用的所谓“经验证实原则”进一步普遍化，以之为标准衡量传统哲学。它认为传统哲学即形而上学的概念和命题不具备“可证实性”，因而是语言混乱导致的一种畸形的“理论”。这种形而上学自产生之日起就为具有经验论、怀疑论倾向的哲学家所质疑。一部哲学史就是形而上学与反形而上学倾向生长的历史。与实用主义相同，逻辑经验主义也把形而上学与人的气质类型相联系，认为一元论哲学与和谐型气质相吻合，二元论哲学则与斗争型气质相吻合。
我认为在这些理解中，文德尔班的观点并没有深入地理解哲学史的进步问题，没有把哲学史的进步与人的基本困境即人的存在的分裂这一本体论困境相关联，与人的历史性相关联。哲学的进步本质上不同于科学的进步。科学的进步决定于问题的解决(常规时期)和“科学范式”的转换(革命时期)，这是一种知识层面的进步。而哲学的进步决定于人的存在的“展开”和生成，维系于人的基本的存在状态及其基本的困境，是人的生命存在生成和超越的直接“表征”。因而，它的进步就不再仅仅是知识论层面的，而更是存在论层面的。就此而言，哲学史并不仅仅是人类的认识史，实际上它蕴含着人类的生命存在的本质，其表征的是人的生命存在的展现及其超越。
经典实用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关于哲学史本质的理解则是肤浅和偏狭的，它们都没有进入到哲学史思想现象的本质，没有从哲学－哲学史与人的存在的本体论关联层面理解问题，而是浮浅地停留在人的心理结构和气质类型层面，或者以经验科学的狭隘标准衡量哲学形而上学，带有科学意识形态化特征。
三、哲学史研究的创新性转换
从这样一种对哲学史本质的新理解出发，我们就可以在哲学史研究中实现研究的范畴、视野、方法、目的等一系列创造性的根本转换。
首先，应当转换哲学史的研究范畴：由历史学的转换到哲学的。
在传统理解上或者在实际研究中，哲学史研究往往是一种历史学范畴的研究，这种范畴局限是使哲学史研究产生若干弊端的一个起始性根源。
在西方史学界，一直存在着一种关于历史学研究方法的争论，即“历史学研究”方法与“历史哲学研究”方法之争；而实质上，这是存在于历史学和哲学两大学科之间的争论。这种争论也同样反映在哲学史研究中。哲学史兼具历史学与哲学的双重性质。把哲学史纳入历史学研究范畴，就是把哲学史的本体存在当做一种与研究主体分离的、“是其所是”的客观的知识体系，使哲学史文本的内容固化，进行繁琐的文本考证和思想“考证”式的研究，或者进行一种思想的“编年史”研究。这种方式的研究实质上属于哲学史的外在研究。黑格尔在《哲学史演讲录》中批评了这种哲学史观念：“哲学史照这样说来，既是各式各样的意见的罗列，那么它将变成一个无聊的好奇的东西，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只是一种博学的兴趣。”(黑格尔，第17页)黑格尔把这样一种哲学史研究看作是哲学领域中“历史家”的工作，认为这种研究并不能把握哲学史的本质，只是一种缺乏哲学头脑的关于哲学史外在形态的研究。(同上，第35页)我并不同意黑格尔的上述看法，相反，我认为这种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没有这种基础性研究，我们可能连历史上哲学家的思想都无法弄清楚，更罔谈其它了。当然，仅仅局限于这种“外在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它仅仅是哲学研究的基础，尚未进入真正的哲学研究阶段。
所以，我认为，相对于以往的研究方式，现在我们更需要把哲学史置于哲学研究的范畴里，把“史”置于“论”的“视域”内，对哲学史进行哲学研究。以对哲学史的哲学研究的思想性，统摄对哲学史的历史学范畴的研究，并通过这种研究去把握内在于哲学史的人之历史性存在以及人类精神的生成。在这种研究中，研究主体与哲学史的主体形成一种“主体间”的建设性的对话和阐释关系。所以，从本质上说，把哲学史置于哲学研究的范畴里，就是以哲学研究把握哲学史研究，把哲学史研究关联于思想的生长和创新。
其次，应当转换哲学史的研究视野：由局部的、分析的转换到整体的、综合的。
传统的研究方式注重于具体人物的思想研究，追索概念、命题的涵义，对重要哲学家的著作进行研析、解读，从事思想资源的清理和整理工作，这在传统上被称作文本研究。这种研究是必要的基础性研究。但是，如果哲学史研究仅限于这样一种研究，就会分割、剪裁哲学史，造成一种分析的、分离的、局部的哲学史。这种哲学史研究正如黑格尔所批判的那样，尽管“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很多哲学家的论断、命题或意见，我们可以很辛勤地寻求这些意见的根据，或是推究这些意见的后果，然而我们这样辛勤地所做的一切也许还没有得到主要之点——没有透彻理解那些命题的哲学意义”。这种哲学史家的研究，就像听音乐一样，“它们听到了音乐中的一切音调，但这些音调的一致性与谐和性，却没有透进它们的脑袋。”(黑格尔，第5页)
与这种分析的、分离的、局部的哲学史研究相对，我们应该进行一种综合的整体的哲学史研究。与史学界提倡的整体史学研究相类似，哲学史研究在外延上需要超越分离的、局部的研究，对哲学史进行整体研究。这就是在人物思想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到对哲学史的整体研究，掌握哲学史的“大全”。只有这样一种整体研究才能掌握哲学的真正的观念：“只有对这门科学的整个研究才是它的概念的证明，我们甚至可以说，才是它的概念的发现，而这概念本质上乃是哲学研究整个过程的结果。”(同上，第6页)“每一哲学曾经是、而且仍是必然的，因此没有任何哲学曾消灭了，而所有各派哲学作为全体的诸环节，都肯定的保存在哲学里。”(同上，第40页)
同时，这种研究从内在逻辑上说，应当是一种承续问题而不是割断问题的研究；亦即不仅仅局限于弄清具体哲学家的概念、问题、思想的涵义，而且要把哲学家提出的问题在时代的背景下予以新的解决。黑格尔认为：“如果我们要想把握哲学史的中心意义，我们必须在似乎是过去了的哲学与哲学所达到的现阶段之间的本质上的联系里去寻求。这种联系并不是哲学史里面需要加以考虑的一种外在的观点，而真正是表示了它的内在本性。”(同上，第7页)因此，承续问题的研究是内在的哲学史研究的应有之义。问题是需要不断地被重新提出、重新认识其意义的——对于哲学传承物的一切理解都需要不断地重新认识传承物所承载的含义。但是，“我们重新认识的问题，其实并不简单就是在一次真正提问中被理解的同一问题。”(伽达默尔，第530页)哲学史上的问题正是在不断地重新提问和重新认识中，不断地“发掘”出新的涵义的。由此，伽达默尔批判了新康德主义的“问题史”概念，认为主张哲学史上的问题具有永恒同一性的看法是一种空疏的抽象，是一种纯粹的幻觉。可见，承续问题的研究不等于新康德主义的“问题史”，承续问题实际上构成了问题的不断转换，构成了哲学史的创新。所以，只有承续问题的研究才能把握哲学史的整体，才能把握哲学史的真正意义。这同黑格尔的思想是一致的。
这种承续问题的研究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与“文本研究”相对的“问题研究”。哲学史只有在这种整体研究的基础上，才可能获得一种创造性重建。
再次，应当转换哲学史的研究方法：由认识论的转换到阐释学的。
由于对哲学史本质理解上存在的问题，以及哲学史研究范畴和研究视野的历史学局限，在研究方法上传统的哲学史研究仅仅体现为一种繁琐的思想“考证”、词义辨析，甚至在国内哲学界常有这样的呼声，即治西方哲学史应当侧重于译介而不是研究。这就把哲学史研究消弭在哲学史上哲学家著作的译介中。这些观点和方法有一个潜在的预设，即把哲学史看作是其所是的“客观”的知识，对哲学史采取一种认识论的研究立场。在这种立场看来，所谓哲学史的研究者与哲学史文本之间是一种主客体关系：研究者应以一种认识论的态度对待哲学史，如同我们认识物理客体一样，哲学史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有待认识的普通客体，哲学史研究是把这种“客观”的知识“客观”地表述出来的活动。
当我们转换了哲学史的研究视域后，我们在研究方法上也就不会满足于这样一种思想“考证”和单纯的“认识”了，从而也不会满足于以认识论的态度对待哲学史了。
其一，应当把哲学史看做是一个活的思想的绵延过程，这一过程是一个思想本体，它体现在研究方法上则是富于创造性的哲学阐释学的研究方法。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理解是在特定的处境中达到的，而处境则是历史的产物，因而处境就是此在理解范围的界限。处境就是此在的“视域”，历史上哲学家的视域与理解者的视域相融合即“视域融合”便形成了对历史传承物的理解。理解包含着理解者的视域，正是这种视域融合造成了视域的开放性和哲学史的创新。这就要求在哲学史研究中，研究主体应当形成与哲学史上思想家(传承文献)的思想对话和交流，而真正的思想对话和交流是一种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在场”的关系，它使哲学史传承文献进入现代“视域”，形成不同“视域”的融合，从而使哲学史传统物获得意义的创新。这一过程正是黑格尔所说的，使一个已有的精神世界转化成我们自己的一部分，然后予以发展并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的过程。(黑格尔，第9页)这是一种与建基于主客分裂之上的认识论态度不同的“主体间”的理解关系，即我们所说的“在场”关系。只有通过这种“在场”的对话和交流，研究者才能把哲学史上的哲学问题，在现代的视野里予以转换、拓展、丰富和深化，并给予历史的解决。这就是伽达默尔所说的“视域融合”——我们正是通过“视域融合”实现哲学史的重建和创新的。
其二，这样一种“视域融合”的创新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即体现为哲学研究的“史”、“论”统一性。哲学史和哲学理论的分离，其实质是人为地割裂了哲学的思想资源与思想创造两个连续的环节。具体而言，“史”和“论”各自的意义在于：传统的哲学史研究方式与结果只是哲学史家为哲学理论研究提供一种问题启示和思想资源，而哲学理论研究则是单纯的思想创造过程。但是，“史”、“论”分离使这一连续统一的思想过程变成两个毫不相关的环节。于是，哲学史研究脱离哲学范畴，变成了单纯的学术研究乃至单纯的哲学文本、思想资源的译介和清理；而哲学理论研究则远离哲学史，无法接受哲学史思想资源的启迪与滋养，变成了毫无根基的奇思冥想——这种奇思冥想往往空洞抽象，并处于落后状态。所以，哲学研究的“史”、“论”应当是一个有机统一体：哲学理论应当是全部哲学史的总结和延续，全部哲学史乃是哲学思想孕育的肥沃的土壤——哲学史和哲学理论是一个统一的思想过程，是一个活的生命绵延过程。
第四，应当转换哲学史的研究目的：由呈现给定的僵死的知识转换到思想生成与哲学史重建。
哲学史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在传统的学术格局和研究方式下，哲学史研究的根本目的仅仅在于把哲学史上思想家既有的哲学思想“研究”清楚，把哲学史上陈列的“客观”的哲学家思想的知识系列“客观”清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在对哲学史本质之新的理解的基础上，在对哲学史研究的范畴、视域及方法作了系列转换之后，哲学史研究的根本目的也就变得清晰了。
在研究者与哲学史上的思想家和思想传承物之间形成的新的“在场”的对话交融关系中，哲学史不再是僵化死寂的思想化石的堆积场所。就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在通常人的理解中，全部哲学史只是一个死人的王国，“这王国不仅充满着肉体死亡了的个人，而且充满着已经推翻了的和精神上死亡了的系统”(同上，第21－22页)如此理解，则哲学史研究就变成了一种面对着已死亡知识的思想“考古学”。相反，哲学史是一条富有生命的滔滔长河，一条万古常新的浩瀚的思想之川。在存在论意义上，这条生命涌动的思想之川内涵着人之存在的历史性和无限的超越性，蕴含着人的精神之生成和超越；在认识论意义上，这一涌动的思想之川在其前行的过程中，不断地把哲学史上的哲学问题或者历史上哲学家的问题带入到现代的视野里加以拓展和深化，提供一个历史的解决。因此，“哲学是在发展中的系统，哲学史也是在发展中的系统”。(同上，第33页)“对于已有的科学(指哲学史——引注)加以把握，使它成为我们自己所有，然后进一步予以发展，并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同上，第9页)，这既标志着人的历史性，也标志着哲学史的生成性和超越性，它使哲学史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生长的哲学史。在这种意义上，哲学史不再是“是其所是”的凝固的知识体系，“一种对于已死去了的、埋葬在地下的、腐朽了的事物的事物的知识。哲学史所研究的是不老的、现在活生生的东西”。(黑格尔，第42－43页)哲学史研究的根本目的不再是凸显僵死的客观知识，即形成哲学史上哲学家的思想传记，而是把我们的哲学研究和思想创造汇入到哲学史浩瀚的思想之川中，赋予哲学史以一种旺盛的生命力，使之不断重建、不断发展，成为日益繁荣、不断生长的哲学史。
在这种意义上理解哲学史，哲学史就不是把过去的历史传承物原封不动地接受过来，忠实地保存着并传给后人，它也不像自然过程那样，在其形态的无限变化里仍然保持其原始的规律，没有进步(同上，第8页)；相反，哲学史的传统“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的愈大”(同上)。我认为，伽达默尔的思想如果应用于哲学史的理解，那么，黑格尔的结论与伽达默尔的理解是一致的。如此，哲学史作为人的历史性和无限超越的观念表征，才能成为无限发展的哲学史。
【参考文献】
[1]黑格尔，1983年：《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
[2]伽达默尔，2010年：《真理和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
[3]齐美尔，2006年：《哲学主要问题》，钱敏汝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4]文德尔班，1987年：《哲学史教程》，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
[5]詹姆斯，1979年：《实用主义》，陈羽纶、孙瑞禾译，商务印书馆。
（原载《哲学研究》2013年12期。录入编辑：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