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恩格斯“哲学的终结”语境背后，既包含着“哲学的终结”的思想内涵，也包含着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与德国古典哲学乃至西方传统哲学的关系问题，还隐藏着对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性质的理解问题。可见，正确理解恩格斯“哲学的终结”的思想，是一个重大的哲学问题，也是我国哲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最近，拜读了陈文通教授《重新解读“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以下简称陈文)颇受启发。陈文对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部著作基本内容的阐发，以及对相关问题的分析，确有不少独到见解。同时，我也感到，陈文对恩格斯“哲学的终结”及其相关论述的解读，大有进一步研究和讨论的必要。本文就这些问题谈几点体会，与陈文通教授商榷，并就教于陈老师和各位读者。
一、“哲学的终结”是“以往全部哲学的终结”，而不是“全部哲学的终结”
恩格斯的“哲学的终结”，究竟是指“全部哲学的终结”，还是指“以往全部哲学的终结”?陈文在阐述了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主要内容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终结》一文的核心和要害是“哲学的终结”，并认为，“哲学的终结”不仅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而且是“全部哲学的终结”。陈文主张，“一旦我们认识到黑格尔哲学体系(从而‘绝对观念’和‘绝对真理’)的荒谬性质，那么，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为基本问题和最高问题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1]20显然，陈文在这里所说的“全部哲学”，舍弃了恩格斯所说的“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的限制词，把“以往全部哲学的终结”理解为“全部哲学的终结”。仔细研读，我们就会发现，恩格斯所说的“哲学的终结”，并不是指“全部哲学的终结”，而是指“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2]219对此，我们可以通过恩格斯的其他论述得到证实。
“哲学的终结”是神秘的唯心主义哲学的终结。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既是对杜林的“先验主义”和“世界模式论”的批判，也是对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的批判。杜林的哲学属于“先验主义”。杜林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外，有一个所谓“一般的世界模式”，即作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和原则。人们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正是借助于这些一般的形式和原则而产生的。离开一般的形式和原则，便不会获得认识。对此，恩格斯批评说，杜林颠倒了原则和现实的关系。在恩格斯看来，“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3]374与此相反，杜林是从原则出发，在思想中构造现实世界。可见，杜林的“原则在先”的观点，完全像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的做法。杜林的“世界模式”不过是黑格尔哲学的抄袭。黑格尔的哲学是一个庞大的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他以“绝对精神”的形式概括了以往全部历史的发展，甚至是用“绝对精神”的活动代替人类的历史活动。在黑格尔哲学中，“绝对精神”占统治地位，人类的历史服从“绝对精神”的历史，真实的历史变成了虚幻的历史，现实的历史变成了神秘的历史。和黑格尔一样，杜林是用“一般的世界模式”和原则来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把现实世界搬到思想世界”。这显然是荒谬的。事实上，作为思想的观念和原则不是来源于人的头脑，而是来源于现实世界，思想是在认识现实世界的过程中产生的。“人们决心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心毫不怜惜地抛弃一切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2]242我们不应把现实世界归结为思想和原则，相反，只能在现实世界中发现思想和原则。一旦我们发现了思想和现实世界的真实关系，即不是用思想解释世界的发展，而是在根据发展的世界形成思想，那么，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哲学终结了，取而代之的便是不同于唯心主义的“现代唯物主义”。这和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思辨终止的地方”也就是“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的思想是一致的，即伴随着唯心主义哲学的终结，产生了以现实世界为基础的“实践哲学”。
“哲学的终结”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终结。杜林主张“真正的真理是根本不变的”，并以为他自己的哲学已经发现了永不变的“终极真理”，达到了绝对可靠的认识。显然，杜林所谓的“终极真理”和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没有本质的区别。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是世界的本质，世界的变化归根到底是由“绝对精神”支配的，“绝对精神”演变为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便达到了对“绝对真理”的认识。这样一来，黑格尔的哲学就成为“绝对真理”的化身，成为“真理的大全”。实际上，黑格尔是把个人的认识置于人类的认识之上，把个人的思想夸大为“绝对真理”。这显然是错误的。恩格斯主张，人们的认识充满着矛盾，即思维上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矛盾。“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作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来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情况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3]427就人类的思维的本性而言，它要不断地去认识无限的世界，以便达到对世界本质的认识。然而，这种认识是在每一代人和每一个人的认识中实现的，无限的认识总是通过有限的认识来实现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人的认识不可能最终完成，不可能达到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这就是认识的矛盾。但是，黑格尔哲学试图一劳永逸地消除人们认识过程的矛盾。黑格尔把自己的哲学体系宣布为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并以为“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就再也无事可做了”。[2]216显然，企图消除矛盾的结果，引起了黑格尔哲学的内在矛盾，即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矛盾。“一方面，它以历史的观点作为基本前提，即把人类的历史看作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按其本性来说在认识上是不能由于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结束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硬说它自己就是这种绝对真理的全部内容。关于自然和历史的无所不包的、最终完成的认识体系，是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3]363引起这个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黑格尔企图以个人的认识代替人类的认识。“这样给哲学提出的任务，无非就是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么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我们把沿着这个途径达不到而且任何单个人都无法达到的‘绝对真理’撇在一边，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2]219显然，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不是“全部哲学”的完结，而是以往那种试图追求“绝对真理”的哲学完结了。
“哲学的终结”是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哲学的终结。杜林以“世界模式论”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先验主义”的哲学体系。这是黑格尔哲学的翻版。黑格尔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尽管黑格尔哲学充满了辩证法思想，但是，为了建立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不得不牺牲辩证法。“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尽管世界是不断发展过程，但是，为了体系的需要，“他还是觉得自己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在《逻辑学》中，他可以再把这个终点作为起点……但是，要在全部哲学的终点上这样返回到起点，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把历史的终点设想成人类达到对这个绝对观念的认识，并宣布对绝对观念的这种认识已经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达到了。但是这样一来，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这样一来，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窒息。在哲学的认识上是这样，在历史的实践上也是这样。”[2]218而按照精神支配一切的唯心主义观点，既然作为认识主体的精神有终点，受精神支配的历史当然也有终点。其结果是，“最终完成的体系建立起来了，那么，人的认识的领域就从此完结，而且从社会按照那个体系来安排的时候起，未来的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就中断了”。[3]376可见，黑格尔的哲学宣告了“历史的终结”。“绝对观念”既是哲学体系的终点，同时也是历史的终点。然而，现实的历史并没有终结。真正终结的不是历史，而是黑格尔的哲学体系。黑格尔哲学以最宏伟的方式概括了以往全部哲学的发展。黑格尔哲学不仅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也是西方传统哲学的集大成。因此，黑格尔哲学的终结，意味着“以往全部哲学”的终结。“就哲学被看作是凌驾于其他一切科学之上的特殊科学来说，黑格尔体系是哲学的最后的最完善的形式。全部哲学都随着这个体系没落了。”[3]362可见，恩格斯所说的“哲学的终结”，既是黑格尔哲学的终结，也是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哲学的终结。
总之，恩格斯所说“哲学的终结”，绝不是“全部哲学的终结”，而是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以往全部哲学的终结”。在“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终结以后，产生了历史唯物主义。这才是恩格斯“哲学的终结”的真实内涵。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恩格斯“哲学的终结”，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传统哲学的区别，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哲学革命。
二、“哲学的终结”是哲学形态的变革，而不是哲学的消失
随着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产生了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那么，从黑格尔哲学保留下来的逻辑学和辩证法是哲学的内容，还是属于实证科学的内容?陈文认为，“这样一来，全部哲学都被实证科学驱逐出去而寿终正寝了。至于黑格尔的逻辑学和辩证法，一方面，它本来不属于哲学基本问题考察的范围；另一方面，既然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是辩证的，那么，辩证法也就寓于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在内的现代唯物主义之中了。”[1]17在陈文看来，既然全部哲学都消失了，那么，融合在现代唯物主义中的逻辑学和辩证法，当然也就不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显然否认了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和旧哲学的联系。事实上，在恩格斯看来，“哲学的终结”是一个辩证否定的过程，是一个“扬弃”的过程，是一个既克服又保留的过程。“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就是说，‘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来说是被克服了，按其现实的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3]481也就是说，以往的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而不是被“抛弃”了。“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3]484，而是克服以往哲学的抽象形式，保留以往哲学的现实内容。正如黑格尔所指出：“每一哲学曾经是、而且仍是必然的，因此没有任何哲学曾消灭了，而所有各派哲学作为全体的诸环节都肯定地保存在哲学里。……所以没有任何哲学是完全被推翻了的。”[4]40“哲学的终结”，并不是对以往哲学的简单拒斥，更不是宣布以往哲学的消失。对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作过论述。让我们进行分别的解读。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3]364而在由《反杜林论》中的三章集合而成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原样保留了这段话。[3]738在恩格斯看来，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哲学，总是把哲学当作“似乎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把它们包罗在内的科学的科学”。[2]241其结果是把哲学圣神化、神秘化了。而随着现代唯物主义的诞生，从根本上消除了哲学的神秘性质，那么，作为“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的哲学”便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因而以往的哲学终结了。但是，在以往哲学中存在的辩证思维方式，被保留下并融合到新的哲学形态中。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要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2]257恩格斯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从现实出发，而不再从头脑出发，在事实中发现事物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在头脑中构造事物的联系。这样一来，不仅自然领域中导致了“自然哲学”的终结，同样，历史领域中也必然导致“历史哲学”的终结。在这两个领域中，旧的哲学被驱逐出去了。但是，以往的哲学在思维领域中被保留下来，其主要的内容就是研究思维规律的学说，逻辑学和辩证法。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又说：“自然研究家由于靠旧形而上学的残渣还能过日子，就使得哲学尚能苟延残喘。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本身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的废物——除了纯粹的关于思维的理论以外——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2]308-309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尚能苟延残喘”的哲学，是“一切哲学的废物”，是和辩证思维方式相对立的旧形而上学。一旦辩证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以往的那种固守形而上学的哲学思维必然在实证科学中消失，而辩证的思维不属于“哲学的废物”。所以，辩证法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被保留下来。
恩格斯以上的论述表明，虽然以往的哲学终结了并被新的哲学所取代，但是，以往的哲学并不是一无是处，其中存在着合理的内容，这就是辩证法思想。这些思想被保留下来。可见，“哲学的终结”并不是哲学的中断，也不是哲学的终止，更不是哲学的消失。“哲学的终结”是一个扬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被克服的是已经被人类实践证明是荒谬的东西，而被保留下的恰恰是被人类实践证明是合理的东西。当然，对于被保留下来的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通过吸收借鉴和改造，转化为新的哲学内容。
不可否认，恩格斯的确这样说过，“现代唯物主义，否定的否定，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3]481在恩格斯看来，经过批判改造以往全部思想内容之后的现代唯物主义，“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这里所说的“不再是哲学”，意味着不再是以往的旧哲学。“而只是世界观”，说明现代唯物主义属于世界观的哲学，是不同于以往的哲学的新的哲学形态。因此，恩格斯所说的被保留下来的辩证法，是经过改造之后的现代唯物主义的哲学内容。我们只能在哲学的意义上，而不能在实证科学的意义上理解辩证法。
恩格斯多次强调实证科学必须和理论思维相结合，也说明“哲学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哲学的消失。在恩格斯看来，自然科学不能离开辩证思维，否则，自然科学就会陷入困境。“没有理论思维，的确无法使自然界中的两件事实联系起来”。[2]300在历史上，自然科学曾经走向神秘主义，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蔑视理论思维，蔑视辩证法。这就表明，自然科学的进展，不仅不会“拒斥”哲学，反而需要哲学的“呵护”，实证科学一旦离开了辩证思维，它必然要受到哲学的惩罚。一方面，恩格斯主张，自然科学的进步推进了哲学的发展，甚至自然科学的发展改变了哲学的形式，甚至改变了哲学的内容。比如，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到辩证思维方式的转换，就是自然科学进步的产物。这种转换“可以仅仅由于自然科学发现本身的力量自然而然地实现，这些发现不会甘于再被束缚在旧的形而上学的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上”。这无疑说明自然科学的进步对哲学发展的意义。另一方面，恩格斯进一步强调，自然科学发展对辩证思维的推动作用，“这是一个旷日持久的、步履艰难的过程，在这一行程中要克服大量额外的阻碍。……如果理论自然研究家愿意在辩证哲学的历史存在的形态上来较仔细地研究这一哲学，那么上述过程可以大大缩短。”[2]286在恩格斯看来，自然科学对哲学的推动作用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这个自发的过程如果一旦转化为自觉的过程，就会加快哲学的发展过程。不仅如此，恩格斯还高度重视哲学对于自然科学进步的积极作用，科学家一经自觉地掌握辩证思维方法，必将极大地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进而表明，“自然科学便走上理论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管用。”因此，“对于现今的自然科学来说，辩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辩证法才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过程，为各种普遍的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了模式，从而提供了说明方法。”[2]284可见，辩证的思维方法对于自然科学的进步，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不可或缺的。
以上论述足以说明，“哲学的终结”不是对旧哲学的简单拒斥，也不是对旧哲学的全盘否定，而是既克服、又保留的过程。恩格斯所说的“哲学的终结”，并不是“哲学的消失”，而是哲学形态的变化。尽管自然科学的发展在哲学形态转变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自然科学的进步并没有、也不可能代替哲学，更没有、也不可能取消哲学，只是改变了哲学的形态。正如伽达默尔所言：“科学没有试图阻止哲学以改变了的方式存在下去。”[5]128
三、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实证科学，而是新形态的哲学
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的终结”的产物。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把握现代唯物主义的性质呢?它究竟是属于实证科学，还是属于哲学?对此，陈文给出了明确的答案：“现代唯物主义已经不是哲学。既然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就是实证科学和历史科学，就是现代唯物主义的新成果和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它就不可能再是哲学了。”[1]27陈文的这种观点反映了理论界存在的一种倾向，即把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实证化的倾向。这种观点持有者的一个基本依据，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用哲学，而是用“世界观”或“历史科学”等概念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我们认为，停留在马克思恩格斯所使用文字的表层，不能作为判断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性质的依据。
不可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场合下，都是用“世界观”或“新世界观”、“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甚至用“历史科学”或“真正的实证科学”等概念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这种情况说明，马克思恩格斯要和以往的哲学划清界限，以表达他们的哲学和旧哲学的本质区别。这种情况还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实证主义的影响。问题在于，我们判断历史唯物主义的性质，绝不能停留在文字的表层，必须到达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思想深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回归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历史条件，回归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语境，回归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实践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处在实证科学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他们不可能完全摆脱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一方面，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大量地使用了“科学”这一概念，如“关于人的科学”、“关于人的自然科学”、“真正的实证科学”、“历史科学”等等。虽然他们研究的内容并不属于实证科学，但他们却用“科学”或“实证科学”的概念来表达他们的哲学思想。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语言表达方式上，也存在着科学主义的烙印。尽管马克思研究的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但他却说“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恩格斯在阐述马克思的“两大发现”时，也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进行对比：“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3]776此外，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他们对自然科学的进步给予了高度的关注。马克思的贡献不只是在社会领域，即使在数学领域他都有独到的发现。每当马克思看到自然科学的成就对工业发展、对社会进步所产生的推动作用时，他都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喜悦。恩格斯不仅关心自然科学的进步，而且熟悉自然科学的内容。他专注于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的研究，撰写了《自然辩证法》等著作，在自然科学的哲学研究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见，科学主义思潮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把他们归属为实证主义者。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了“历史科学”等概念，但我们不能在实证科学的意义上理解“历史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历史条件，绝对理性主义走向衰落，现代实证主义正在兴起。不可否认，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和与之相联系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产生，催生了理性主义。理性主义地位的确立，又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但是，由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绝对化所带来的科学主义的膨胀，导致了理性主义的绝对化，从而使理性主义对自然科学发展的积极作用走向了反面。由于理性被神圣化和绝对化，理性主义不再是科学发展的动力，而在一定程度上变成科学发展的阻力。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实证主义应运而生。它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以黑格尔“思辨哲学”为代表的绝对理性主义，并主张用科学主义取代绝对理性主义。批判绝对理性主义这一时代的课题，当然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关注。就批判绝对理性主义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和现代实证主义面临的任务是相同的。但是，批判相同的对象不一定得出相同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和实证主义者不同，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批判绝对理性主义是必要的，但绝不能走向实证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绝对理性主义的同时，不仅超越绝对理性主义，而且超越了实证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真正实证科学”或“历史科学”是崭新的哲学思想，既不同于绝对理性主义，也不同于实证主义。当然，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科学”同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都有某种程度的关联。就关注经验事实、强调哲学的实证性、反对思辨和抽象而言，“历史科学”和实证主义具有相似之处；就超越事物的表象、深入事物的本质、富于批判精神而言，“历史科学”和理性主义有相近之处。然而，只要进一步研究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科学”和理性主义、实证主义是根本不同的。理性主义所说的批判，只是在抽象的精神领域的批判，而不是对现实的批判，这种批判实质上是非批判的。这和马克思主义注重对现实的批判显然是不同的。实证主义把实证的方法绝对化，主张用实证的方法改造社会科学，把社会科学乃至一切科学实证化。和实证主义不同，马克思恩格斯从经验事实出发，走向了历史的深处，发现了历史的规律。可见，“历史科学”和实证主义具有本质的区别。马克思曾经尖锐地批判实证主义，把它称为“经验哲学”、“粗率的经验主义”和“腐朽的实证主义”。[6]236总之，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在“思辨哲学”终止以后产生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和“历史科学”，既不同于抽象理性主义，也不同于现代实证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科学”和实证主义具有本质的区别。
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科学”本质上就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7]66与此相联系，马克思赞同意大利思想家维柯提出的“历史才是真正的科学”的观点。“如维柯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8]409-410由此可见，“历史科学”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那么，究竟如何认识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科学”呢?“历史科学”是一种新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7]92。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因此“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锁钥，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9]409“历史科学”不同于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也不同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离开现实世界，用“绝对精神”解释历史的发展；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离开现实的人，用抽象的人解释历史。他们都停留在历史唯心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7]73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研究现实的人，研究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物质利益关系。马克思曾经批判那种把资本仅仅当作物的属性的观点，他尖锐地指出：“经济学家们把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受这些关系支配的物所获得的规定性看作物的自然属性，这种粗俗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同样粗俗的唯心主义，甚至是一种拜物教，它把社会关系作为物的内在规定归之于物，从而使物神秘化。”[10]202在马克思看来，虽然资本的表现形式是物，“但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11]577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过程中，虽然资本是以物的形式而出现的，但是，隐藏在物的形式背后的是资本的社会性质。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批判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他强调指出：“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2]241，只有这样，才会由“关于现实的人的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而关于现实的人的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可见，我们只能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上，而不能在实证科学的意义上理解“历史科学”。否则，就会偏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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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