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综述
活劳动形式之所以作为价值理论的新问题出现，是因为现实的价值形成过程产生条件变化从而需要新的理论解释。自马克思运用价值源泉原理、劳动二重性原理和价值实体原理构成了价值形成理论以后，从本质上把握活劳动如何形成价值的科学理论已完成。直到高度自动化生产的出现，产生了从形式上解释活劳动的必要性。高度自动化生产导致直接生产过程的活劳动不断减少，这对活劳动创造价值理论产生了挑战。一旦直接生产过程的活劳动不断减少影响到其作为价值源泉的地位，那么，马克思关于活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就会受到质疑。相反，如果直接生产过程的活劳动不断减少只是意味着活劳动形式的变迁，那么就不会影响活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的解释力，而需关注实际的价值形成所依赖的活劳动形式，揭示活劳动减少现象背后的活劳动形式变化的本质和原因，从而揭示代替旧的活劳动形式充当价值源泉的新的活劳动形式。其理论意义在于：一方面，只有阐明作为价值源泉的活劳动在当代条件下以什么形式存在，才能够驳倒凭借机器人和无人工厂来否定活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从而坚持劳动价值论；另一方面，只有构建“当代活劳动形式”范畴，才能够从理论上说明生产力已发生巨大变化的当代劳动过程究竟采取什么活劳动形式，使活劳动范畴从“思维的抽象”上升到“思维的具体”，马克思的价值形成理论才能够借助于这种“思维的具体”发挥对当代价值形成过程的解释力，从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一些学者把“总体工人”当成解释活劳动形式的基础，通过扩大“总体工人”概念的外延来解释扩大的活劳动的新形式，以说明在直接生产过程的活劳动不断减少条件下仍然存在创造价值的活劳动形式。李翀认为，作为总体工人的各个器官，“企业内部的生产者不仅划分为电工、修理工、装配工等等，而且还划分为研究人员、设计人员、管理人员等等”[1]；陶大镛提出，“在现代自动化大生产的条件下，劳动创造价值就不只限于体力劳动者，也包括了与物质生产有关的大量科技、管理人员”[2]；项启源认为，“从‘总体工人’或‘总生产机器’来考察，科学研究、技术设计、资源勘探、原料开采、机器制造、中间产品的生产、所有参加这些劳动的人都是生产劳动的承担者”[3]。尽管这种外延扩大的“总体工人”概念可以抵消直接生产过程的活劳动不断减少的一些影响，但并未从理论上回答为什么这种扩大的“总体工人”是当代活劳动形式的问题。
另一些学者采用将生产劳动的范围扩大到非物质生产领域的方式实现对活劳动形式的扩展。邰丽华认为大多数学者都认同扩展生产劳动的范围，“突破只有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创造价值的传统观点，把科技劳动、经营管理劳动和部分第三产业的劳动等都纳入创造价值的主体中来”[4]166；程恩富提出，“凡是直接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物质商品和精神商品以及直接为劳动力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劳动，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实体的内部管理劳动和科技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或生产劳动”[5]。这种几乎扩大到所有劳动种类的生产劳动概念，揭示了活劳动的新种类，大大丰富了人们对当代活劳动形式的认识，但依然未能从内涵上对当代活劳动形式给予理论解释。
此外，还有两种流行的观点是追寻当代活劳动形式的产物。其一是西方左翼学者提出的非物质劳动论，认为当代活劳动的新形式可以用非物质劳动概念来表达。毛里齐奥·拉扎拉托指出：“非物质劳动被界定为生产商品的信息内容与文化内容的劳动”[6]。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进一步提出：“我们将这一生产所涉及的劳动定义为非物质劳动——即生产一种非物质商品的劳动，如一种服务，一个文化产品、知识或交流”[7]284，将诸多服务形式如信息服务、文化服务的劳动包含其中，并认为“非物质劳动在当代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8]，即已成为当代活劳动的主导形式。显然，非物质劳动论表达了应当从劳动对象到劳动产品发生的性质变化来重新认识当代活劳动形式的强烈主张。非物质劳动论的理论意义在于，跳出传统工业活动来看活劳动，将关注活劳动形式的焦点从物质产品生产中转移出来。然而抛开生产力观察劳动，依照是否生产物质产品将劳动划分为物质劳动和非物质劳动，由于对劳动的解释与生产工具无关，非物质劳动范畴没有触及当代活劳动形式的本质。相反，正如肖恩·塞耶斯所指出的，非物质劳动论企图颠覆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关于劳动是人的“对象化过程”原理的意图在理论上却是十分有害的[9]。其二是知识劳动概念的提出。越来越流行的知识价值论把知识与劳动对立起来，将知识活动在当代经济生活中越来越扮演主要角色这一事实理解成知识对劳动的替代。而主张知识劳动概念的学者认为知识经济并不改变劳动在经济生活中的中心地位，改变的只是劳动形式，即旧的劳动形式转变为知识劳动这种形式。但是，正如倪学鑫指出的，“已有的涉及知识劳动的研究，事实上尚未‘破题’”[10]。笔者以为，尽管目前对知识劳动的研究远谈不上深入，但知识劳动这一提法，一改要么从分工要么从劳动对象看活劳动形式的习惯，从生产力影响活劳动形式的视角，为研究活劳动提供了新的思路。
总之，从扩大的“总体工人”到扩展的生产劳动的范围再到非物质劳动和知识劳动的提出，人们为解释当代活劳动形式做出了种种努力，已指认了当代活劳动形式的存在，但对活劳动形式的变化规律、当代活劳动形式的产生原因及其本质等尚未深入讨论。本文试图对此给出系统的理论解释。
二、活劳动形式的界定
在马克思看来，活劳动采取的历史形式取决于生产力条件。因此，活劳动形式是指活劳动在一定生产力条件下的发生形式。尽管生产力条件总是通过劳动三要素传递到劳动过程，但在劳动三要素中，劳动资料是体现生产力条件的主要方面，因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11]204；而在劳动资料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工具，它比其他劳动资料“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11]204。因此，生产工具的性质是活劳动形式的决定因素，活劳动的形式取决于劳动力与生产工具相结合。换言之，人使用何种生产工具以及由此决定的人在劳动中的角色这种人与生产工具的技术关系，是活劳动形式的本质。
由于不同时代的生产力条件可能在同一个生产力时代并存，就使得同一个生产力时代可能存在不同的活劳动形式。但每一个生产力时代必定存在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力条件，因而每一个生产力时代一定有一种居于主导地位的活劳动形式。依据生产工具的性质的根本区别，人类生产活动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生产力时代：手工工具时代、机器时代、智能自动化生产体系时代，与之相应，在人类劳动史上依次出现三种占主导地位的活劳动形式：手工劳动、机器劳动、知识劳动。
从人类劳动之初到机器出现之前，尽管经历了石器、铜器和铁器三个阶段，生产工具一直是手工工具。不论是在传统农业还是在独立手工业中，由于使用工具的人手的技艺是生产过程的基础，人就居于劳动的中心地位。人手支配工具这种关系决定，手工劳动就是手工工具时代的活劳动形式。尽管工场手工业的分工把独立手工业的全能工人变成“局部工人”，但它仍然是“一个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11]375，这就使得手工劳动仍然要充当早期资本主义生产的活劳动形式。
当机器代替手工工具，“使用劳动工具的技巧，也同劳动工具一起，从工人身上转移到了机器上面”[11]460时，与人手的技艺作为分工的技术基础一同消失的，是工人在劳动中的中心地位。马克思清楚指明了这种性质转变：“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场合，劳动资料的运动从工人出发，在后一种场合，则是工人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11]463。由此，马克思所阐明的机器代替人的技能这种本质决定了机器时代的人和生产工具的技术关系是，人成为机器的附庸。马克思把人对机器的从属关系生动地概括为“服侍机器”，并基于这种理解，把代替手工劳动的新的活劳动形式称之为“机器劳动”。他说：“从历史上看，必须区别向机器劳动过渡的两个阶段。……一方面，从最古老的劳动工具(虽然逐渐地经过某些改进)中产生出纺纱机和织布机……另一方面，是利用机器制造机器本身”[12]412-413。这样，马克思清晰地揭示了机器劳动作为机器时代的活劳动形式从质变到确立主导地位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纺纱机和织布机这些工具机代替手工工具，标志着活劳动形式发生质变。工具机的出现表示人手支配工具这种关系的结束和机器支配人这种关系的开始，也意味着机器劳动这种以人服侍机器为特征的活劳动形式诞生了。第二阶段，随着工具机进一步发展为“结合工作机”从而形成“自动的机器体系”，马克思在机械化基础上阐明的生产自动化发展的结果，机器代替人的技能这种本质表现为用机器制造机器，人服侍机器的一切技术条件已经完善，机器劳动作为活劳动形式的主导地位就确立了。由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获得了稳固建立的生产力基础，雇佣劳动这种社会关系找到了机器劳动这种与之匹配的生产力形式，资本役使劳动的需要通过人服侍机器的形式得以顺利实现。
由生产工具的历史性所决定的活劳动形式的历史性，表现为活劳动形式的时代特征。任何活劳动，总是一定生产力时代的活劳动。随着生产力条件的本质变化，活劳动就从一种形式演变为另一种形式。当手工工具普遍被机器代替，手工劳动这种形式就被机器劳动形式所取代。而随着机器时代的终结和智能自动化生产体系时代的崛起，机器劳动这种形式就让位于知识劳动这种形式。
三、学界对活劳动形式的某些误解
当前，学界对于活劳动形式缺乏深入理论探讨以及重视不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马克思价值形成理论的缺陷缺乏认识，对此笔者已有阐述在此不赘述[13]；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活劳动形式范畴与劳动形式、具体劳动、总体工人等概念的异同没有得到充分阐述。因而，这种阐述是必要的。
劳动形式是分工概念，泛指从社会分工如农业劳动、商业劳动、工业劳动等到企业内部的分工如操作工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等各种劳动分工，用以表示社会生产的各行业、产业以及职业的发展状态。简言之，劳动形式是描述各个分工形式以及由此构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范畴。由于生产力是社会分工的技术基础，表现社会分工的劳动形式也就成为表现生产力的空间形式。而活劳动形式不等于劳动形式，本身不涉及分工。活劳动形式是描述活劳动作为整体的技术性质的范畴，考察的是某个生产力时代的生产工具与人的技术关系所决定的活劳动的总体性质。至于这种总体性质如何通过社会分工实现生产力在空间上的展开，正是劳动形式范畴的内容，这就构成二者的区别和联系。
活劳动形式不等同于具体劳动。“正是由于缝和织具有不同的质，它们才是作为形成使用价值的上衣和麻布的要素”[11]58。具体劳动概念描述的是指向某种劳动对象从而表现出某种特殊的有用性的劳动。而活劳动形式既不包含劳动对象也不涉及特定有用性，仅仅涉及生产力的时代性质。
把总体工人当成活劳动形式并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在理论上也是错误的。第一，总体工人与活劳动形式的本质不同。马克思在讨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明确指出，“产品从个体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社会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即结合劳动人员的共同产品。总体工人的各个成员较直接地或者较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因此，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11]556。显而易见，马克思是用总体工人概念表示在分工基础上的协作这种“结合劳动”，反映“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因此，总体工人在本质上是表示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与在本质上表示生产力的时代性质的活劳动形式不能混为一谈。第二，总体工人与活劳动形式的决定因素不同。在马克思看来，总体工人最先出现于工场手工业，不是生产力发生时代变化的结果，而是手工工具条件下提高劳动生产力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创造”[11]398，即工场手工业分工造成局部工人的结果。马克思认为，“工场手工业时期所特有的机器始终是由许多局部工人结合成的总体工人本身。……局部工人作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他的片面性甚至缺陷就成了他的优点。”[11]387由于工场手工业和独立手工业都以手工工具为生产力基础，手工劳动这种活劳动形式就同时存在于二者之中；但由于二者具有不同的生产关系，就使总体工人并不存在于独立手工业而只存在于工场手工业之中。相反，工场手工业与机器大工业具有相同的生产关系但不同的生产力基础，这就决定二者之中同时存在总体工人，却存在不同的活劳动形式，前者是手工劳动，后者是机器劳动。
因此，总体工人概念反映了协作引起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变化从而引起结合劳动的组织方式及其劳动生产力的变化，但不反映这种变化背后的生产力基础的变化，从而对表现生产力时代性质的活劳动形式的变化毫无解释力。因此，用扩大的总体工人去描述当代活劳动形式只能掩盖其真相。
四、当代生产工具的形成
生产工具的性质决定活劳动形式，那么，又是什么决定生产工具的性质呢?马克思认为，机器是“物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科学技术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14]219-220，而“固定资本本身是这些生产力的物化”[14]216。因此，生产工具的性质决定于科学技术的物化内容。由于科技革命集中体现了科学技术对生产工具的物化，当代生产工具的性质就取决于当代新科技革命，即第三次科技革命①。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起点是微电子革命，被誉为“信息时代的韦伯”的曼纽尔·卡斯特称之为信息技术革命，认为“微电子学改变了这一切，并引发了一场‘革命中的革命’。1971年出现的微处理器能将一部电脑放在一个芯片上，它颠覆了电子世界，事实上是颠覆了世界本身”[15]38。笔者认为，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物化表现为微电子设备、计算机、软件、网络、电信等信息装置的意义上，信息化体现为新生产工具的基本属性；在信息化进一步引起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的意义上，智能化成为新生产工具的本质特征。因此，当代生产工具的性质是信息化和智能化，或者智能自动化。正如宋健所言，“晶体管的发明和微电子制造技术的飞速发展，开创了全新的信息时代。在短短的50年时间内，信息技术使生产制造、科研开发、社会生活发生了质的变化，全面转向信息化和智能自动化时代。”[16]
对于引起生产工具的质变而言，信息化只是必要条件，智能化才是充分条件。马克思早在机器代替手工工具的机械化时代就表明，代替人的技能是机器作为生产工具的本质特征，并据此预言了机器的自动化趋势。《资本论》中系统描述了从自动的动力机推动机器体系的传动自动化到结合工作机完全代替人手操作的加工自动化[11]408-423，进而指出：“当工作机不需要人的帮助就能完成加工原料所必需的一切运动，而只需要人从旁照料时，我们就有了自动的机器体系”[11]418。有趣的是，信息化对机器的初步改造出现的“以机器控制机器”的变化不但没有引起机器的质变，倒是完善了机器的技能。信息化对机器代替人的技能这种本质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在嵌入微处理器的机器即数控机床和可编程机器人这些“以机器控制机器”的新机器产生以后，机器在将来作为新的生产工具的执行机构的雏形便产生了，这是信息化为否定机器准备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嵌入微处理器的机器仍未改变机器的本质，机器只是更加卓越地代替人的技能而不具有智能。就数控机床和可编程机器人而言，虽然它们在结构上具有由电脑控制机操纵工作机的机制，但在本质上无非是按照固定程序重复完成动作的可编程自动操作装置；尽管它们拥有比人手更加灵巧精致的神奇技能，但是它们却没有最低级的智能，因而它们不可能导致机器的自动化向智能自动化的质变。进一步说，因为电子计算机本身不具有智能，所以即便用电子计算机来控制机器也不足以引起生产工具的质变。但随着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由信息科技推动的人工智能的发展则意味着这个质变的到来。
人工智能并非人类智能的对立面，而是人的智能的一种发展方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人工智能的产生，是人类智能在实践中分化的产物，这一分化的意义在于人类智能将在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的矛盾运动中迅速而自觉地发展。”[17]简言之，人工智能就是用计算机模仿人类大脑的功能产生拟人的智能化。有论者指出：“人工智能的目的就是让计算机能够像人一样思考……更进一步讲是能模仿人类大脑的功能。……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
否定机器的过程就是当代生产工具的孕育过程。智能自动化的起点是模拟人的感官功能，通过形成各种触觉、视觉和听觉传感器以模拟人的感知功能，就使生产工具迈出了否定机器的第一步。第二步是模拟人的思考和学习这种高级智能，并将判断、推理、联想、决策、规划等能力集成为系统控制中枢。第三步是将装入微处理器的机器当成执行机构。第四步是匹配通信网络，将控制中枢与传感器和执行机构相连构成自动控制系统。大体上经过这样的四个步骤，生产工具就从机器质变为智能自动化生产体系。这时，机器作为生产工具的基本形式被否定了，但机器依然作为元素保留在当代生产工具中。
目前，第三次科技革命仍然在向纵深发展，深入模拟人的智能的物化过程也在不断演进，从而使得当代生产工具越来越成为拟人化的“类人装置”。就现在已有的发展程度来说，智能自动化生产体系具体表现为“过程自动化系统”和“智能机器人”两种基本形式。过程自动化系统在结构上由管理层、控制层、现场装置层三个层次组成。该结构的特殊意义在于，在管理层与控制层和现场装置之间形成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接口，既能保证过程自动化系统基本上能够像人一样发现问题和处理问题从而实现生产过程自动运行，又能提供人类智能监视和干预人工智能运行的条件从而保证生产过程在本质上置于人的意愿之下。
智能机器人由于具有高级智能，成为能够独立承担生产任务的拟人装置[20]。各种各样的特种机器人的形式出现，如管道机器人、水下机器人、空中机器人，或者家政机器人、医疗机器人、维修机器人等，成为当代生产工具的另一种独立的基本形式。广泛应用于“海洋开发、宇宙探测、采掘、建筑、医疗、农林业、服务、娱乐等行业”[21]等领域。
五、当代活劳动的主导形式
如果我们把那些作用于人以外的自然物质的劳动定义为直接劳动，将从投入生产资料到产出产品的过程定义为直接生产过程，那么，机器劳动作为活劳动的主导形式将退出历史舞台，表现为直接劳动退出直接生产过程。
在机器时代，活劳动的主导形式表现为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服侍机器的大多数工人所从事的直接劳动。机器代替人的技能这一人与机器的技术关系，决定了人是机器的附庸，这是机器劳动的本质。而这种本质如何展开，即工人怎样服侍机器，则取决于机器的本质。由机器没有智能这种本质决定，工人必须成为机器的智能附庸。换言之，工人服侍机器的内容主要是为机器提供智能服务，是以工人自身的智能操作机器并与机器共同作用于劳动对象这种直接劳动。工人的直接劳动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机器在生产中使用的智能基础：一方面，工人利用自身的感觉器官去观察加工对象并在此基础上调整机器动作，从而使机器能够在工人的感知功能提供的信息反馈条件下发挥技能；另一方面，工人利用自己的大脑对机器的设计功能与使用条件的关系、机器的技能与任务的关系依据生产条件的不断变化而不断作出判断和决策，从而使机器能够正确使用和有效使用。
智能自动化彻底颠覆了机器劳动的技术基础，具有人工智能的当代生产工具否定机器的结果解除了工人的智能附庸作用。当机器不再需要工人为其提供智能服务时，工人的直接劳动就失去了意义，直接劳动退出直接生产过程就是大势所趋。这样一来，人类劳动方式以直接劳动为主转变为以间接劳动为主的进程就开始了。以机器时代的直接劳动被智能自动化生产体系全面接替为条件，人类从此逐渐将自己的直接劳动完全转移给拟人化的生产工具，而专门从事间接劳动。
直接劳动退出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进一步表现为直接生产过程发生分裂。智能自动化生产体系否定机器的结果，使得以机器为技术基础建立的直接生产过程分裂为生产前端和生产后端两部分。从投入生产资料到产出产品的过程蜕变为生产后端，成为智能自动化生产体系发挥作用的专属过程。专门从事包括智能自动化生产体系的研究、设计、更新、操控和维修在内的研究如何作用于自然物质的方法和手段的各种工作部门独立出来构成生产前端，成为活劳动发挥作用的专属过程。这时，人对劳动对象的作用方式发生根本改变。直接劳动退出直接生产过程的实质，是活劳动退出生产后端不再直接碰触劳动对象，由智能自动化生产体系代替人直接操作劳动对象；而人的角色则是在生产前端通过间接劳动影响智能自动化生产体系从而影响整个生产过程。
以主要从事间接劳动这种分工现象所呈现的新的活劳动形式的本质，取决于人与当代生产工具的技术关系。人与智能自动化生产体系的技术关系，是智慧支配智能。实际上，与生产工具越来越智能化相对应的，是人越来越智慧化。当人工智能越来越拟人化发展使智能自动化生产体系日益成为类人装置时，人则越来越专注于发展知识，以知识滋养智慧并用智慧驾驭智能。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机器代替人的技能是对人手支配工具的否定，即机器否定人工。智能自动化生产体系否定机器，是对机器否定人的再否定，不是对人手支配工具的简单回复，而是在高级阶段上通过智慧支配智能这种本质的展开再次确立人的主体地位。
智慧支配智能的约束机制可以理解为人控制智能自动化生产体系的生长条件：第一，初始控制，即其“代”由人给定；第二，其升级由人决定，即其“代差”由人给定；第三，其运行、决策和调控的边界由人给定，即其生产内容的种类、总量、质量等产品指标是由人按照人的需求制订并且通过指令系统馈入的。显而易见，这个生长条件的的失控，将会导致智能自动化生产体系的癌变。因此，一开始就应当建立对智能自动化生产体系的防癌机制。
智慧支配智能这种本质决定当代活劳动形式在本质上是知识劳动。这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当代生产工具的产生和运行从而当代生产活动实质上是人提供的知识服务。人工智能的开发、智能自动化生产体系的研制和维护都是人的知识运用的结果。表面上智能自动化的生产活动是处于后端的当代生产工具的各种要素在运动，实际上，它们都是处于前端的人的知识服务的表现形式。简言之，当代生产活动就是人的知识服务。二是在人工智能、智慧和知识这三者关系中，关键因素是人的知识。人工智能是人开发的某种功能体的机能，是由人的智慧所赋予的。而智慧是人生产知识和运用知识的结果。显然，三者的关系是：遵循人的目的运用智能的条件是智慧支配智能，而实现这种支配的前提是人的知识。因此，人唯有依靠不断增长的知识这个智慧不竭的源泉，才能保证人在智能自动化生产中处于控制链条的顶端，这时，人类必然将自己的活劳动主要投放在知识的生产和利用上。
由此可见，在本质上，智能自动化生产体系的运转是知识劳动的运转，智能自动化生产体系的产物，是知识劳动的累积式产出，智能自动化时代就是知识劳动的时代。人类主要从事间接劳动并不表示人类从此成为享受者，而是表示人类从此成为知识服务者。知识服务越来越成为活劳动的主要形式，标志着人类劳动的知识化和服务化趋势，这才是知识经济的本意之所在。
作为当代活劳动的主导形式的知识劳动有两种类型：前端为后端提供的知识服务和人对人提供的知识服务。
在智能自动化生产体系时代，科学技术活动前移至直接生产过程。其重要的特征是，前端为后端提供的知识服务，就是人在包括智能自动化生产体系的开发和运用在内的如何作用于自然物质的方法和手段的研究上开展的各种科学技术活动和经营管理活动，主要是各类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发、经营管理等研究和管理活动，实际提供包括从信息技术到材料科学、从人工智能到经营管理的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的服务。这些知识服务作为直接生产过程的活劳动形式，是当代物质产品的主要价值源泉，在产品中的物化形成当代物质产品的新价值。
人对人提供的知识服务，就是将人视为智慧主体进行更新所开展的教育、医疗、文化艺术、娱乐休闲等各种泛文化活动，通过提供改变人的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的各种知识的服务，保持和提升智慧主体生产知识的功能。这些泛文化活动的后果是双重的：既形成与物质产品并列的泛文化产品；亦通过改善人的健康、智商和情商而不断塑造出更新的智慧主体。人对人提供的知识服务作为直接生产过程以外的活劳动形式仍然是当代重要的价值源泉，形成泛文化产品的价值。
显然，在某个经济体中，只要知识劳动成为主要的活劳动形式，前端为后端提供的知识服务和人对人提供的知识服务就构成社会生产主要的价值源泉，形成社会总产品的新价值。这就是当代社会财富的形成基础及其在国与国之间的比较基础，也是国民生产统计体系重新思考的基础。
六、结语：当代活劳动形式的演化趋势
由于生产力在全球的分布目前存在一个三种历史进程相叠合的空间结构，当代活劳动形式就在全球范围表现为一种三元结构：内核是作为当代活劳动的主导形式的知识劳动，中间是机器劳动，外围是手工劳动。
作为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人类进入信息社会的初步结果，在发达国家的先进产业以及少数新兴经济体的高端制造业，智能自动化生产体系已经发轫，因而知识劳动作为当代活劳动的主导形式已经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央，尽管它目前规模还不大，却代表着当代活劳动形式的未来。
尚在完成发达国家昨天的历史进程的大量发展中国家正在工业化过程中爬涉，机械化和电气化正是这些国家大规模投资形成的生产力状态，因而机器劳动是正在工业化的大量发展中国家主要的活劳动形式。由于发展中经济体的产出份额目前已经超过发达经济体并且伴随不断扩大的工人群体，机器劳动也就是目前全球一个最大的劳动群体扮演的活劳动形式。
发展中国家目前还大量存在传统农业和传统手工业，全球城市化率目前刚刚过半，这就意味着全球另一个最大的劳动群体目前还处在工业化以前的传统社会，尽管这些劳动群体提供的产出份额不大，手工劳动却依然是目前全球另一个最大的劳动群体扮演的活劳动形式。
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步实现工业化，手工劳动将大量减少，当代活劳动形式的三元结构将过渡为二元结构，知识劳动与机器劳动的长期并存将是21世纪上半叶全球生产力竞争的基本格局。
预计进入21世纪中叶，随着发达经济体完全进入信息社会，随着新兴经济体在工业化后期加快推进信息化，并带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信息化，一个全球信息化时代就将到来。当信息化和智能化成为全球生产力的主流范式时，智能自动化生产体系将占据全球主要的产业领域，当代活劳动形式的二元结构就进化为一元结构，知识劳动在全球主要产业中就成为主要的活劳动形式。当然，这种一元结构并不是纯粹的，一些特殊原因至少使手工劳动在农业和服务业将长期得以保留。
当代活劳动形式在全球范围表现的三元结构及其演化趋势，在多数发展中国家一国范围内会以缩影的方式展开同一过程。其演化逻辑如图1。
图1 活劳动形式深化逻辑
【注释】
①笔者赞同历史上发生了三次科技革命的观点。我国学界对于历史上发生的科技革命有两种主要看法：一是认为迄今共有五次科技革命，含两次科学革命和三次技术革命，参见白春礼.新科技革命的拂晓[J].科学中国人，2011(20)；二是迄今发生了三次科技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的标志是机器代替手工工具，第二次科技革命的主要标志是电力的广泛运用和内燃机的发明，第三次科技革命是信息革命。参见李琮.当代资本主义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33～34页。
【参考文献】
[1]李翀.劳动价值论与现代化生[J].中山大学学报，1987(1).
[2]陶大镛.生产自动化与劳动价值论[J].世界经济，1983(3).
[3]项启源.新技术革命与劳动价值论[J].学术月刊，1995(10).
[4]邰丽华.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与现实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5]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J].中国社会科学，2007(1).
[6][意]毛里齐奥·拉扎拉托.非物质劳动(上)[J].国外理论动态，2005(3).
[7][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8][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大众的历险[J].国外理论动态，2004(8).
[9][英]肖恩·塞耶斯.现代工业社会的劳动——围绕马克思劳动概念的考察[J].南京大学学报，2007(1).
[10]倪学鑫.知识劳动引论[J].江淮论坛，2008(3).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3]陈永正.马克思价值形成理论的新探索[J].财经科学，2012(7).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5][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6]宋健.制造业与现代化[J].中国表面工程，2002(4).
[17]康兰波.论人工智能的哲学意蕴[J].重庆大学学报，2002(2).
[18]王丽慧.人工智能的哲学反思[J].兰州学刊，2007(12).
[19]俞萍.人工智能发展预测[J].电脑知识与技术，2009(10).
[20]董砚秋.智能机器人概述[J].网络与信息，2007(7).
[21]陈博.机器人技术的发展趋势与最新发展[J].西安教育学院学报，2004(3).^
（原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3年6期。录入编辑：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