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ffér()nce”,括号里究竟填e还是a,不仅是听觉与视觉的差别,还划分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向。在这个词例中,e不过是a的一个后果。“延异”活动还意味着无法区别且在区别之中的“原始活动”性,就像克尔凯郭尔一部著作的名字“Either/Or”,它不仅难以翻译为汉语,即使在西方语言中也说不出其“准确的”含义。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说不出却似乎能有所领悟,这“有所领悟”就属于“延异”之无法区别且在区别之中的“原始活动”—— 凡能说出或写出的,就不再属于原始的领悟活动。同理,我们也不能说“延异”是感性的还是理智的活动:一方面,它因为失去了理解的对象从而动摇了作为理智活动的标准;另方面,différance 与différence之间的差异活动,或者a与e之间的差异活动,由于不能被听见,所以也不是语音意义上的感性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感性”与“理性”尚处于“原始领悟”过程中,其中的“彼”要在“此”中获得(即在差异活动中获得),但这并非传统形而上学所谓“对立统一”关系,亦非黑格尔矛盾意义上的“扬弃”关系。进一步说,我们不可以简单地把立足于“听”的拼音文字与“理性的”思维习惯联系起来,把立足于“看”或“形状”的象形文字与感性联系起来。在“延异”的精神连线中,可以打乱这些思维习惯,动摇旧世界的精神秩序,建立一种新的“延异”秩序。所谓“解构”或者“消解”不是破坏,而是在交织的差异活动中变化成了别的。“这个différance既不属于语音,也不属于通常意义上的书写,而是在两者之间。”(Derrida,1982,p.3)类似“Either/Or”这样原始的领悟中,也应该含有“之间”或“尚未曾得出走极端的结果”的意味。
Différance无法展示出来,所以它为“隐”而不是“显”:凡事物(观念、立场、概念、意义)一旦被暴露,就是德里达所谓的“在场”。最根本的在场,以各种形式的“是”(being)的表达式暴露出来,在哲学史上也被叫作关于存在的真理。现在,德里达要走一条归隐之路,回到赫拉克利特那里去 —— 因为事物喜欢躲藏起来,事物本身绝对不可能呈现。他要把思维习惯中认为可能的变为不可能的,把不可能的变为可能的。让力量改变原来的方向,脱离原来的轨道。比如,“显”的同时就已经“隐”——“同时”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先后关系,永远不会“形成”什么。
一个拒绝自己存在的神还是神吗?也许“是”différance,“延异”确有异灵性;一个不承认“创世纪”(或“原创点”、“出发点”)的神还是神吗?也许“是”différance,“延异”确有“突然插入性”而并不追溯任何“起源”。
也许可以把différance生硬地比作“背越式跳高”过程中的两种绝妙形态。根据科学研究,这种“肢态”之所以比在它之前产生的各种跳高姿势更优越,就因为那些姿势只是把“跳得高”的希望寄托在身体与横杆之间一次性的、瞬间点的“越过”,而“背越式跳高”却让身体的不同部位从横杆上依次而过(比如,当头部过杆时,身体的其他部位还远在杆下,所以有人戏称这种跳高姿势是“从杆下钻过去的”)。头、腰、大腿、小腿、脚,这些不同部位处于交替或交织过程中,其中没有任何一个部位有绝对的优越性;选择的多样性更有趣地表现在两只脚上 —— 作为支撑脚和起跳脚同时是跳得更高的两个源泉 —— 之所以能“跳得更高”竟然在于“跳高”的“始点”并不是“支撑脚”的位置,而是“起跳脚”的位置。“又是这个同时又是那个”、“Either/Or”,力量的交织,就是力依次在不同方向转变过程中所形成的曲线形状(它们是可以分部讲解的,不是瞬间或“点”的效果,而像是把时间放慢或“区分”的效果)—— 欲显而隐的力,德里达称之为拖延、推迟、迂回。
我们用语言符号(物质性的声音或文字)代替事物本身的位置,因此此刻事物并不在场。在这个意义上,符号是一种“被推迟了的在场”,符号并没有与事物直接照面、直接拥有、直接消费,等等;在这个意义上,符号是一种想象中的在场,而不是直接接触到在场,这样的道理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德里达看来,这只是一种以形而上学为基础的古典符号学理论,因为符号是以事物在场(可以用符号代替或追溯“在场的事物本身”。语言符号总是瞄准并再次瞄准“对象”或“在场”)为基础的,否则理解就不可能发生。这种古典的符号学理论还假定了事物本身是第一性的或原始的、永久的,符号是第二性的或派生的、暂时的。德里达对这种古典理论的质疑,在于它人为地分开了“分不开”的因素。他说,事实上只有différance才是“最原始的”区分活动。但是,“最原始的”这样的说法不恰当,因为这个说法似乎假定有源泉,différence并不是所谓的“源泉”。换句话说,différance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符号,不归属于任何意义上的“代表”理论。différance没有“所指”。在传统上,“在场”或“所指”拥有特权,以这样的特权建立起来的“对立统一”关系(或“对称”)为“理解”人为地设定了界限(或“障碍”)。德里达的différance恰恰超越了源于“在场”方向的边缘(胡塞尔的现象学也没有超越“在场的边缘域”)。索绪尔关于符号的任意性与差异性理论,破坏了建立在古典符号学基础上的“在场”理论 —— 符号之间的差异是任意的,与事物确定的对象性无关。语言符号从来就是以复数而非单数的形式“存在”的,“意味”不似“点状”而似“网状”,似“关系状”。用比较来鉴别(不仅同一种语言内部不同词语的比较,更是不同语言之间词语的比较。“比较”的意义在于比出“差异”。对意义本身来说,“同”没有意义。当彼与此之间没有从属或派生关系时,“意义”便“呈现出来”)。所谓“语言系统”并不意味着整体性,而只意味着差异性。在这些差异性之外,任何观念或声音都不可能存在(舍弃语言的思想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我们必须用语言来“思议”)。“能指”与“所指”是差异性的效果,或différance的区分效果。对于语言符号来说重要的并不在于某个观念(所指)或语音(能指)本身,而在于邻接的是别的符号。换句话说,从来就不会有任何形式的“在场”或“自身呈现”,迂回“呈现”的总是别的。借助于符号的差异系统,不是垂直的指向而是横向的指向。
以上频繁使用了“效果”,可“原因”在哪里呢?既不在主体也不在客体。或者说,不可以认为“在场”是原因,“原因”的方向来历不明或“原因”这个词没有作用。我却以为原因不来自天上,而与邻接的所有细节差异有密切关系。“没有”了“原因”,“效果”就不再是“消极的”。没有了动机的效果也可能是积极的。或者说,所有这些词都没有更准确地描述其中所蕴含的丰富而微妙的精神。这些细节,一言以蔽之,“痕迹”也。
真正呈现的不是自身的在场而是别的,乃在于凡“在场”一经说出来,就已经是一件过去了的事情。当我们能“说出将来”时,“将来”也就过去了。总之,“已经过去了的”总“是”要到来的,但决不会以线性时间的形式到来(这个过程中并没有真正在场的时间本身,即不可认为过去与将来是“现在”的变化形态)。根据différance,过去、现在、将来都不是自身而是别的。这些“别的”元素之间并没有“一定如此”的精神连线,而且这些“别的”不是以“什么”的方式呈现的。如果不可认为过去与将来是“现在”的变化形态,那么时间就中断了,或者说有了间歇。在间断中,词语与精神、大脑一样,处于空白状态 —— 一种令人震惊的状态,因为没有关系的因素(不光是时间因素)之间建立起关系,这当然是解构的建设性效果。
还要质疑古老的形而上学提问方式:不可以越过différance直接问有关“谁”和“什么”之类的问题,因为“谁”和“什么”也是différance的效果。当我们检验“问题”的时候,先要问这个问题是以什么问题作为“先决问题”的。我们切不可只是被动地接受现成的提问方式,而应该对“提问方式”重新进行提问。如果我们心细,就会发现,当我们问“什么是différance”时,这种提问方式已经预设了différance是被派生出来的,因为(“因为”这个词语本身已经意味着来源)所谓“什么”不过是“是”(being)的一种效果,它们意味着本体。所谓“被派生的”,等于一种在场、概念、观念、事物本身、某种现成的形式或者事物状态,总之,是一个名称,但différance不是一个名称,“它”遏制实现为名称的欲望。
正像索绪尔说过的,“语言不是正在说话的主体的功能”。换句话说,不能把主体当成本体,把语言当成附属于作为本体的主体(人,似乎是一种被规定好了的、不变的本体,一个中心)的属性,也不可以把语言当成人可以任意使用的工具,要把语言从主体中解脱出来,语言本身其实无所归属。或者说,可以把主体视为正在言说着的语言的一种特殊作用,一种效果(但是在传统哲学中,实际上是把语言作为使用工具,不是从语言出发寻找意思的原因,主体或者意识是自我意识、自我同一);只有使言语符合语言的规则系统或差异系统,也就是在différance的效果下,主体才是正在说话的主体。换句话说,任何主体都不过是以这样的方式“呈现”着的“正在说话的主体”。“被说的语言减去说话,剩下的就是语言”—— 这样的语言,几乎原封不动地就等于“理智”,而理解是理智的同义词 —— 这也是différance的状态吗?différance是一种没有被发现的新的理智状态,也是“解构”最为卓越的建设性思想。
一个正在说话或正在使用“语言意味”的主体,不可能是与自身同一的,这样的自我意识只可能以虚幻的形式展现出来。“延异”使这些康德式的“先验幻象”改变了形状。如果主体或意识不是“中心”,那是什么呢?它只不过是把瞬间的意识“确定”下来,从而获得的效果或规定。把瞬间的观念中心化、永恒化,这就是结论。在这样的意义上,形而上学的意义的确是空间上的,因为瞬间一旦被凝固,形而上学所经历的“物理学时间”等于没有时间。就像尼采及其继承者说的,哲学史是死水一潭。从这个角度看,différance的批判效果确实不是空间的而是时间的,它强调变化为别的事情的可能性 —— 不是被比喻为别的,而是说其“本身”同时就是别的。一切所谓“界限”都因为它们同时就是别的,而被消解或解构。一切以“意识”的面貌出现的事物,都是无意识的结果。或者说,是把瞬间固定化的结果。赫拉克利特之火总是躲藏起来的。或者就像黑格尔说的,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与différance连接的是“数量”,与“瞬间”连接的是“质量”)。
无意识的痕迹,不露声色。表面上什么都没有变化,实际上变化早已经是翻天覆地。在这些意义上,“延异”的性格是忧郁的、精神分裂的(要同时想到或容忍完全不一致的因素)、朝向他者的、异在的、活跃在异域的,如此等等。在德里达看来,任何事物都是以不间断地被“延异”的方式生存下来的,必须得经历这道手续,这不取决于我们主观上的意愿。如果“延异”活动是事实活动,那么,任何没有经历“解构”这道手续而在瞬间直接得出结论的所谓“理论”,都不过是虚构起来的理论。“解构”是一种对“无意义”领域敞开自己的活动,一种不可能的活动、一种听不见的思想。“他者”是建立在非“派生”意义上的,就像“过去”再不可能呈现出来。如果说“延异”也是一种结构的话,那么它就是悖谬的结构。“延异”可以造成名字的效果,但是它既没有自身,也就没有名字,或者说它不是名字。
【参考文献】
索绪尔,1985年:《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
Derrida,J.,1972,Positions,Minuit.
1982,Margins of Philosoph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原载《哲学研究》,2008年第9期。录入编辑 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