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还引入了原初痕迹( architrace)这个概念, 旨在摆脱从在场或从原初的非痕迹中得出痕迹概念并由此形成经验标志的传统模式。德里达认为, 痕迹不仅是起源的消失, 也意味着起源并未消失, 起源只有转而通过非起源, 通过痕迹, 才能被构建, 痕迹由此成了起源的起源。诉诸差异, 就是为了缩减语音要旨。而差异的显现和功能又必须以一个原初综合为前提。这个原初综合也就是原初痕迹。“如果没有一种在时间经验的最小单元中的滞留, 如果没有一种将异者作为异者而滞留在同者中的痕迹, 那么, 任何差异都不会起作用,任何意义都不会显现。因此, 这并不涉及被构建出来的差异, 而是涉及那在完全确定内容之前产生差异的纯粹运动。(纯粹的) 痕迹就是延异。”[ 1 ] (P92)纯粹的痕迹并不取决于语音( phonique ) 或书写( graphique) 这样的感性丰富性, 反而是语音或书写的条件。虽然痕迹并不存在, 但痕迹的可能性却先于符号的所指与能指。“因此, 延异无法感知, 也无法理解, 延异使得符号在同一个抽象领域(语音文本或书写文本) 内部或在两种表达领域之间的相互结合成为可能。延异也使得(通常意义上的) 言语与书写的结合成为可能, 如同延异确立了可感知物与可理解物之间的形而上学对立, 进而确立了能指与所指之间、表达式与内容之间的形而上学对立等一样。”[ 1 ] (P95)在专门的痕迹领域中, 差异产生了种种要素, 并使这些要素构成为文本和痕迹系统。由于痕迹有理由先于听(语音) 与看(书写) 这两个感性领域之间的区分, 因而我们就没有理由在语音与书写之间确立“自然”等级了。空间与时间之间的差异在经验统一性中的结合使得视觉的、空间的书写链可能以线性的方式适应听觉的、时间的语音链。于是, 德里达又认为, 差异就是结合( articulation) 。空间与时间的结合, 时间成为空间以及空间成为时间, 就是德里达所说的间隔( espacement) 。
由于书写既构造又拆散主体, 因而书写就不同于主体。作为书写的间隔就是主体成为不在场和成为无意识。作为主体与其自身死亡的关系, 这个生成就是主体性的构造。书写主体的原初不在场也就是事物或指称对象的不在场。“意指关系只形成于延异的空洞中: 形成于并不显现者之间断性和离散性的空洞中, 形成于其转向和保留的空洞中。”[ 1 ] (P101)作为书写的语言的这种裂缝和间断性, 促使音位学必须抛弃书写与言语之间的任何极端的区分, 抛弃音位主义、连续主义和线性主义。裂缝标志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不可能在全部在场和绝对在场中统一起来, 因而, 完满的言语也就并不存在。原初书写、痕迹与间隔这三者说的是同一件事情。
三
从笛卡儿到黑格尔, 上帝的无限理智就是那借助于言语来排除书写而成为无限的和自我呈现的逻各斯。鉴于笛卡儿把书写符号从我思和清楚明白的明证性中驱赶了出去, 而黑格尔使感觉符号重新与完全向自身在场的绝对理念的运动相切合, 德里达断言笛卡儿和黑格尔都没有抓住书写问题。莱布尼茨的普遍符号虽然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屏障中打开了缺口, 但诚如卢梭在黑格尔之前所指责的那样, 由于这种普遍符号忽视了言语, 因而大大限制了其爆炸力。卢梭始于新的在场模式, 即始于主体在意识或情感中向自身的在场, 比其他人更多地受到被他强制排除的东西的吸引和折磨。也就是说, 卢梭常常在言语与书写之间摇摆不定, 在用书写来增补言语时反而让书写取代了言语。于是, 围绕卢梭的《爱弥尔》《忏悔录》和《语言起源论》而阐发的增补理论就成了德里达的第三个解构策略: 辅助言语的书写成了主宰言语的书写, 补充言语的书写成了取代言语的书写。更确切地说, 书写既补充言语,又取代言语。德里达在“柏拉图的药”一文中说, 药既是治病的良药, 又是致病的毒药。书写就好比药。
卢梭既赞扬活生生的言语, 又不断怀疑圆满的言语。在讲话中, 在场既被允诺,又被拒绝。被卢梭置于书写之上的言语是应该存在的言语, 确切说是本该存在的言语。德里达要我们注意这个在生动的讲话中把我们与在场联系起来的时态。卢梭在重建在场时, 既推崇书写, 又取消书写。卢梭把书写前者视为是在场的毁灭和言语的疾病。但卢梭使书写重新占有言语所丧失的一切而又恢复了书写。卢梭正是通过一种比言语更为古老的书写来恢复书写的。用书写代替言语, 也就是以价值代替在场。延异使得在场和不在场的对立成为可能,延异是在者消失和显现的主要形式。延异是用来把握在者的筹划。如果没有延异的可能性, 那么, 在场的愿望就会得到窒息。延异产生自己所禁止的一切, 使得由自己使之成为不可能的一切成为可能。[ 1 ] (P206) 处于能动运动中的差异, 不仅先于形而上学, 而且还超越作为形而上学的存在的思想。差异与延异的关系在于, 差异包含在延异之中, 并不穷尽延异。德里达在《立场》中指出, 延异是差异及其痕迹的系统游戏,也是间隔的系统游戏。延异没有主体, 主体是延异的结果。在延异之前, 主体并不是向自身当下在场的。主体只是在与自身的分离中、在生成空间中、在拖延和推迟中被构成的。延异( différance) 一词中的字母“a”是被书写或读解的, 是不能被听到的, 它所唤起的间隔意指着拖延、迂回和推迟。
卢梭认为, 书写表达需要, 而言语表达情感。当自然的言语不能支持在场时,非自然的书写就迫切需要被添加到言语上去。由于书写使得思想向言语的直接在场从再现和想象中产生出来, 因此, 自从再现充当在场以及符号充当事物时起, 书写就是危险的。这种补充手段是危险的, “是在言语确实不在场时为使言语出场而设下的一种人为的狡计”, [ 1 ] (P207)是向语言的自然命运施加的暴力。增补有两种必然并存的意义: 增补既添加, 又代替。艺术、技术、意象、再现、习俗等都是自足的自然的增补。增补( supp lément) 处在完全的在场与不在场之间, 决定着所有的概念对立。增补在添加时只是为了代替。增补介入或潜入就是为了取代。增补在填补时, 就好比我们在填补真空。增补是通过在场之在前的缺乏来进行再现和构图的。德里达认为,增补的这两种意义在卢梭那里交替发挥着作用。增补概念和书写理论以深不可测的方式表明了卢梭文本中的文本性本身。“无限的增补性过程始终早已动摇了在场, 也早已动摇了自身之重复和分裂的空间。”[ 1 ] (P233)可见, 在德里达那里, 增补同差异、痕迹一样, 也是用来取消和损害在场、批判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策略之一。
“声音和声音意识, 即仅仅作为向自身在场的意识, 是被体验为对延异进行抑制的自动感触( autoaffection) 的现象。这个现象, 这个被认为是对延异的抑制, 这个对能指的晦暗性的实际缩减, 就是人们所说的在场的起源。”[ 1 ] (P236)德里达这里所说的“自动感触”, 就是矜持、自为、主体性的意思, “能指的晦暗性”就是能指的空间的外在性。德里达强调增补的外在性特征,由于添加者是添加到一个外在于自己的完满在场上, 因此, 添加者就什么都不是。当我们把添加看作纯粹的添加时, 也就取消了添加言语添加在直观在场上, 书写添加在生动的并向自身在场的言语上, 手淫添加在所谓正常的性经验上, 文化添加在自然上, 恶添加在无辜上, 历史添加在起源上, 等等, 无不如此。从柏拉图经卢梭直至黑格尔的西方哲学都致力于用在场、言语、自然、起源来消除痕迹, 消除延异。德里达还指出了卢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社会政治维度, 因为卢梭在《语言起源论》中把声音与书写对立起来, 就好像把在场与不在场、自由与奴役对立起来一样。德里达指出了书写在形而上学史上的处境:“书写虽是一个被贬低的、侧偏的、抑制的、被回避的论题, 但书写自从被遏制的时候起就一直在施加一种持久的和无法摆脱的压力。”[ 1 ] (P381)问题是要排除一种令人恐惧的书写, 因为它自身涂改了自己在言语中的在场。卢梭宣告了书写的绝对外在性,但又描述了书写原则对于语言的内在性。卢梭把外在性的力量视作内在性的构成要素、言语的构成要素和所指意义的构成要素。书写的完全变异能从外部、在其内部影响生动的言语。增补既非在场, 也非不在场。“卢梭的梦想在于使增补强行进入形而上学。”[ 1 ] (P444)然而, 由于卢梭并不能想到书写出现在言语之前和在言语之中, 并不能设想需求与情感之间的统一, 因而, 卢梭仍然属于在场形而上学的时代。
四
在以上三种解构策略中, 第一种解构策略是总体上的, 贯穿《论书写学》整部书,其余两种可以看作是对其所作的局部的例证。在场形而上学的种种二元对立和等级体系, 如善与恶、肯定与否定、意义与形式、灵魂与肉体、自然与文化、理智与情感、所指与能指、实在与现象、真理与虚构、被动性与主动性、空间与时间、被模仿与模仿等, 都导源于言语与书写这个根本性的对立以及主导与被主导的等级关系。如果解构了集中体现在言语与书写关系处理上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那么, 在场形而上学的所有二元对立形式及其等级体系就会分崩离析。如果把书写与言语之间的从属关系以及从中派生出来的其他所有二元等级关系颠倒过来, 把书写、能指、现象、虚构、情感等当作主导项, 把言语、所指、本质、真理、理智等当作要以主导项为可能性条件的从属项,同时, 如果用原初书写把书写与言语整合在一起, 用原初痕迹把在场与不在场凑合在一起,用延异来把主动的生产与被动的生产结合起来, 那么, 我们就能摆脱执迷于真理、意义、合理性、基础、原则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德里达在《论书写学》中主要读解了索绪尔、卢梭和列维-斯特劳斯三个人。第二种解构策略, 德里达主要是从索绪尔那里读解出来的, 说的是索绪尔本应服务于其意图的行动违背初衷, 走向了反面, 而第三种解构策略则是从卢梭和列维- 斯特劳斯那里读解出来的,说的是书写对言语来说是一个危险的增补, 就像柏拉图的药既是良药又是毒药。德里达运用解构策略对《普通语言学教程》《野性的思维》《忧愁的热带》《爱弥尔》《忏悔录》《语言起源论》等形而上学文本进行解构读解,是为了表明形而上学文本本身蕴涵着解构书写与言语之间从属与主导的等级关系的能力, 因而, 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和卢梭既是在场形而上学家, 又是杰出的解构者。
塞尔(JohnR·Searle) 抨击了德里达的解构策略, 指出了乔纳森·卡勒在《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和批评》一书中的问题。塞尔认为, 西方哲学家, 即使语言哲学家, 也很少有人关注书写与言语之间的同异关系, 书写与言语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哲学上只是一个次要问题。“言语与书写的区分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笛卡儿、康德、斯宾诺莎、休谟等并不具有特殊的重要性。”[4 ] (P14)然而, 德里达却赋予这个关系问题至关重要性, 以至于从这个关系问题出发来设想从柏拉图、笛卡儿经卢梭、黑格尔直至胡塞尔、海德格尔和列维-斯特劳斯的整部在场形而上学史, 并以解构在场形而上学为己任。再者, “解构会解构自身。”[4 ] (P25)塞尔设想, 如果我们把解构与逻各斯中心主义也看作是二元对立的等级系统, 那么, 被赋予特权的解构事实上从属于被贬低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因为为了确立起解构的等级优势, 解构主义者就不得不诉诸于他设法加以贬低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价值来确立自己的价值哲学优势。塞尔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塞尔似乎遗忘了德里达辛勤耕耘的土地的特殊性: 哲学与文学的关联地带, 既非哲学, 也非文学, 既与哲学有关, 又与文学有关。如果塞尔仅以哲学家的方式向德里达提问, 那就会偏离德里达文本的文本性。
罗蒂从新实用主义的角度批判德里达所说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曾写过“作为一种书写的哲学: 论德里达”一文, 但罗蒂也未能避免像塞尔那样的失误, 如果我们把论题的不对称性称作失误的话。罗蒂在《机缘、反讽和协同性》一书第六章中更是断言后期德里达比前期德里达更有说服力,因为前期德里达沉溺于创造新概念并试图把那些本不可能结合的性质结合在一起,而后期德里达不再依赖文字魔术, 而是诉诸于书写方式。德里达的解构理论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其论题在哲学与文学之间左右逢源的模糊性, 而罗蒂却要在确切的哲学范围内论德里达的书写理论, 强调德里达是在用讽喻、格言、警句、双关语谈论和读解作为书写的哲学。
实际上, 我们应该把德里达的解构工作看作是克服哲学与文学共生地带的在场形而上学并摧毁其二元对立的等级体系的尝试, 就像梅洛- 庞蒂试图克服近代西方哲学的身心二元论一样。在德里达自己所界定的文本的文本性内, 德里达的解构策略是有效的, 他的解构理论是能自圆其说的。对于书写与语音或言语的关系, 德里达的观点是明确的: “由于结构上和本质上的原因, 纯语音的书写是不可能的, 并且它最终也从未缩减非语音书写。尽管语音书写与非语音书写之间的区分是必不可少的和合法的, 但这种区分相对于我们所说的根本的协同和联觉却是派生的。”[ 1 ] (P134～135)显然, 德里达并不是要把书写的权力、优越性和地位还给书写, 也不是要用书写中心主义来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
由于德里达认为并不存在文本外的东西, 因此, 德里达的文本的文本性就因脱离社会历史性而难免有方法论的缺陷。当然<,/SPAN>, 德里达自己也意识到了其三大代表作《论书写学》《声音与现象》和《书写与差异》中多少存在着的这一缺憾, 他在以后的著作中开始把解构策略运用于社会历史实践和政治生活领域, 并强调解构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理论态度, 而是一种介入伦理和政治转型的态度, 也就是质疑权威、反抗霸权的实践行为。
【参考文献】
JacquesDerrida. De la grammatologie[M ]. Les *ditions deMinuit, Paris, 1967
JacquesDerrida. La voix et le phénomène[M ]. Presses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aris, 1967.
JacquesDerrida. Lp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M ]. *ditions duSeuil, Paris, 1967.
John R. Searle. Déconstruction [M ]. *ditions de lpéclat,1992.
（原载：《云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录入编辑：中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