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象学家看来,历史现象学就是要寻求真理的根源。现象学把对事物的直观称为对事物判断的真理的根源。这就是胡塞尔所说的“原则的原则”。历史现象学的特征就是:事物本身是开启的行为,而行为仅只发生一次,或者说是第一次,材料向我们讲述这第一次。但假定我们的材料丢了,那么,比如艾菲尔铁塔就是一座我们不知其来源的建筑物,我们怎么能说它对建筑者来说不是一个战争的工具、性的象征或宗教钟塔呢? 存在不再和意义同一,因为还有一个不为我们的存在,也就是说,一个原原本本表现出来的、充满意义的、谜一样的存在。不过,这种可能性在现象学家看来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历史现象学是建立在胡塞尔称作“活着的现在”上。而德里达批评了这“活的现在”:过去永远不能与现在分割,若过去不总是保留在现在之中,若将来不已经初在现在中露头,那过去与将来就会什么都不是了。现在是从过去传下来的,向未来伸展,现在不可能停留在“点”上,现在的生活中没有“零点”。现在是过去的延续,未来的预设。德里达指出,胡塞尔的答案是处在事实与权利的对立之中。在事实上,我们可能遇到一些建筑(现在) ,它们的意义我们并不能抓住,它们只成为一个过去的一些表现出来的印迹,我们对这个过去是一无所知的:我们完全不能说出这个过去在它是现在是什么样的,而与我们毫无用处的存在的威胁却表现出来了。但从权利上讲,回复到根源总是可能的。例如:即便我们不能使为印迹的意义与为我们的意义相重合,我们也都先验地知道,这个过去当它是现在时具有现在的一切特征:这另一个就是同一个。
这个重获根源的权利意味着历史应该被设定为“意义的纯粹历史”,意味着通过时间的意义传统或意义的表达,但决不是背叛。鉴于“原则的原则”,现象学设定人的历史一部分一部分地成为合理的,语言和暴力是可以减少的,即便是以无数中介的代价,一代一代和平意义遗产的传递的代价。从权利上讲,历史是统一的,而在事实上,重新完全集合意义是不可能的:这种存在与意义的同一从来没有在今天给出,而是给了无限。从权利上讲,历史现象学是一种指明绝对路程的哲学,这种哲学向着胡塞尔称作上帝、逻辑的无限中的目的。这样的历史陈述不能够适应于现代的本体论。
德里达指出,我们事先完全知道,事实与权利是永远不能重合的,否则就可能象萨特那样成为普遍真理的创造者———笛卡儿式的上帝,永远指望着明天。德里达指出在事实与权利、存在与意义之间存在着一种“原始的差异”。德里达就把这种原始的差异称作为“différance”。这个词是德里达创造的。这个词有两层意义:首先意外着差异(比如,现在与自身的差异) ,另外则意味着迟缓(现在只有在明天才能完全成为现在) 。德里达认为正是这种différance 制造了历史。历史所以存在,是因为从一开始(根源) 现在就是自身的迟缓。
德里达的différance 的概念,从根本上讲是向存在在场的幻觉提出于质疑,重新再造在场、对象、意识对自我、言语出现的面貌。
2. 原始的迟缓
原始的迟缓的概念似乎有些怪诞,但却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如若在初源、在初次——第一次的时候没有差异,那第一次也就不是第一次,因为它后面就不会跟着第二次了。而如果第一次是唯一的一次,它在初源时就不会有第二次,那第一次就不是第一次了。这样,第二不只是象迟到者在第一次之后来到的东西,而是能够使第一成其为第一的东西。这样,第二次相对第一次则具有某种先性,在“第一次”时,它作为先于第一次的预先条件的出现,而又不是它自己。
那么,我们可以把起源设定为第一次的重复:公开冲早第一次的表象,又先于这个表象。因此“, 正是非起源成为起源”[10]。从根源上看,不再有原始物由之仅仅成为原始物的“平静的同一性”。如果在最初只有简单的同一性,那从这最初起源就不会出来任何东西。
在开始,就存在着重复,就存在着再现,或因此,甚至没有再现,因为表象从来没有发生过。最初的东西已经成为一种抄件。在此就是“非原则的原则”,德里达通过它消解了胡塞尔的“原则的原则”,胡塞尔的思想是建立在永远区分原始物(直观、事物本身……)与派生物(意识的意向) 的可能性上的。另外,可以这样解释这“非原则的原则”:在开始时,是符号,而不是被看作为符号之物。这种符号学的解释实际消除了符号学把符号与参照物孤立起来的企图。这种解释可以有两种途径:意识现象学的直接的激进化:针对胡塞尔,德里达指出意识永远不是先于言语的,言语不能被视为一个无声的被感知物(原始表象) 的表述(再现) 。另外,符号的优先性是对文字的质疑。文字附属于话语。比如,人民给一个不在场的人写信,或写一份留给自己死后再宣读的遗嘱。文字的用处是在寄信人或说话人不在场时给出意义,而在寄信人在场时,人们就会说话。因此,文字可定义为“符号的符号”:书写的符号就是口头符号的符号,而口头符号是物的符号。文字则具有补充的功能:“文字特别是一种补充,因为它标志着这样一点: 补充表现为补充的补充。符号的符号,取代了一种已经有所指的话语”[11]。
在此,德里达揭示了以下两点:
1) . 德里达指出,西方传统是把声音置于文字之上的。由于拼音文字模式这种文字形式的影响,西方人倾向于把文字看作声音、逻各斯的记录。德里达激进地反对、批判了这种不加思考的观点,他要撼动西方形而上学的基石。
德里达认为,文字的概念超越并且包括言语。这个先于并不是先验(象胡塞尔所说) ,也不是超越(如传统的形而上学) ,德里达认为,文字在话语尚未成为图象或符号时,文字更加外在于话语,而同时,当话语在自身中已成为一种文字时,文字就更加地内在于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字是一种被构成的印迹。
被构成的印迹意味着它不是任意的(附属于主义的自由选择) ,它与实在中的所指没有任何自然关系。印迹则意味着差异。印迹其它印迹有差异,又与它所是的印迹以及在自身中所保留的东西有差异。正如德里达在《书写语言学》中所引用的索绪尔之言:“从本质上讲,语言学的所指全然不是有声的,它是无形的,不是由物质实体构成,而独独是由差异——把它有声图象与其他一切分开的差异构成的。”[12]从这个意义上讲,语言是印迹的一个类,而印迹的文字是印迹的另一类,或者如德里达所说,语言是建立在文字的普遍可能性之中,也就是建立在任何把各种因素——红与绿、a 与e 等——对立起来的可感物质中的可能性。
2) . 一种印迹只是归于另外的印迹
差异是有印迹构成的,还是从印迹总是归于异于它的其它印迹的意义上讲的。差异在自己内部保留着它之印迹:任何被构成的印迹实际上都包含着一种滞留的结构,也就是说在它所是的、在一明显的现在(意指印迹的可感形态) 和它指定与回忆的另一个现在政治件的符号中的关系,能指与所指被作为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思考。在印迹中,同一个与另一个是共同的,又是不同的。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德里达的哲学研究是以对文字问题的质疑为基石的,他打破了文学与哲学之间的界限,为了思考、分析传统的对文字的解释,它与哲学本质的基本关联、与西方文化乃至西方政治的关系,就既不应该封闭于哲学也不应该封闭于文学之中。德里达认为,正是由此,他所说的印迹是具有特殊性的:它尚未成为语言,也未成为话语,既不是文字,也不是符号,甚至不是人的固有属性。它既不是在场,也不是不在场,它超出了对立的或辩证的二元逻辑。
我们再回过来看一看原始的迟缓,就可以理解到印迹通常意味着对一个不在场物表现出来的符号,是这不在场物在自己通过后在曾经在场过的地方留下的符号。而如若一切在场都带着一个划定它的界限的不在场的印迹,那就应该想到一种“原始的印迹”,即对一个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过去的在场的印迹:绝对的过去。这使我们又看到了梅洛·庞蒂的“原始的过去”。
四、解构的概念
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者们其实与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有不可分开的联系,激进的结构主义发展了海德格尔思想中的摧毁性的一面,向极端发展。从这个倾向上讲,应该称德里达为“后结构主义主义者”。实际上,德里达是第一个对结构主义持有保留态度的人。然而,他从事的结构主义的工作又使结构主义继续深入发展。德里达的解构工作首先借助社会科学语言创造作品。他与二十世纪初的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的思想相通:都追求诗与哲学的“共生”,应该说这是结构主义的传统。其次,德里达的解构工作深藏海德格尔的根源:“我的工作,若没有考虑到海德格尔的问题,若没有对海德格尔称之为‘在与在者’等的差异,那是完全不可能的。”[13]德里达的解构就是一种战略,这种战略因此既是结构主义的,又是反结构主义的。
解构的概念针对的是理论上的专制,这个概念是在结构主义思潮在法国十分走红的时候设想出来的。这个概念意味着一种对某种结构进行解构以使其骨架显现出来的方式。解构看重的是差异和重复,而不是对立和矛盾。因此,德里达用的是deconst ruction(解构) ,而不是dest ruction (摧毁) 。
解构——结构主义的、又是反结构主义的:首先,人们拆解一座建筑,一种伪装。德里达希望以此让人从“一切都木已成舟”的观念中解脱出来,以便结构、神经显现出来。与此同时显现出来的是不能解释任何东西的形式结构的不稳定性,从解构这个词的一般意义上讲,它不是中心,不是原则,不是推力,甚至不是事件的规律。
这样的解构因此不能归结于一种方法(简单的还原) ,也不能归结为一种分析。如前所说,解构就是要颠覆以逻辑为中心的话语,没有任何一部分的句子成分是偶然的,在一开始,无论是阅读还是说话,甚至历史事件的发生,一切都各在其位,而在读过几页书之后,或经历某些错乱之后,由于一种令人生畏的质疑,对思想来讲,一切都不再是可寓居的了。勒维纳斯曾在《弓》杂志中一篇文章中用例证形象地说明了消解:“我总是⋯⋯想起1940 年的逃难:败兵们到达了对此尚一无所知的地区,咖啡馆照样开门,女士们争相时髦,理发师理发,面包师做面包,子爵与子爵相遇,互相讲述子爵的故事⋯⋯而一个小时之后,还是在这个地区,一切都解体了:大门紧闭,或居民倾巢出动,汽车与逃亡的人们形成洪流,这洪流释放出他们的深刻的过去,人们在一个难以记忆的过去中被大迁徙打上了印迹。”
这就很象解构的情况。但解构并不是否定,它总是带着肯定的要求。如上所述,解构把一个体系从符号、从没有所指的能指、从没有任何完满意义的语言结构中解放出来。而为了扩散,延异(différanc,e) 出现。在延异中, 在场被解构,无限期的延缓出现。而在解构之后,等待建造的肯定是话语的严格的建筑,这话语在现在把动词“是”消解了,并把它运用于谓词的句子中。
德里达的解构的实行,说到底是针对西方传统文化的同一思想,在原初文字中,从来就没有同一,有的只是差异。但在原初文字中又不存在着矛盾、对立,而存在着重复与意义的延缓。正如德里达所说,任何本文都是双重的本文,总有两个本文同在一起:两个本文,两只手,两种眼光同在一起又同时是分开的。这第一个本文,就是传统解释所坚持的本文:它是在在场的统治下写成的,并且是为意义、理性、真理服务的。而第二种本文——是与第一种不同的、但又是同一个——是传统阅读永远不能识别的本文。然而,传统阅读接受的第一种本文包含在者发出向着第二种本文的符号的缝隙与印迹。所以,在两种本文中,任何综合都是不可能的,没有任何的融合。因为后者并非前者的反面,而只是前者稍许位移的相似物。这样,德里达主张阅读总本文,这要求的就是一种双重的科学,它能使本文的欺骗性显示出来。这也是为什么德里达经常运用的是“不定的词”的原因:比如马拉美的hymen (处女膜,婚礼) ,以及柏拉图的pharmakon (康复,毒药) 。这些词比其它词更好地指明话语在其中不再能统治、判断、决定的地方:肯定与否定、好与坏、真与假之间。
德里达向人们指出一种看世界的观点,这种观点既不属于哲学反思(对存在的思考) ,也不属于科学思想(科学家不说明本文,只参考可感直观揭示的真实) ,也不属于逻辑。真理的观念是受抨击的,因为,我们投身的是一个符号的世界,也可以说,这个世界没有起始,但却奔向死亡。在这个世界中,每个人都有一个肯定的结束。德里达的思想代表了法国激进的反传统的倾向,也可说是西方人文化自我批判意识的最激进的代表。因此在西方产生极大凡响,他的思想极具吸引力。但是,德里达的思想也受到许多责难和抨击,比如许多人指责他的著作文字艰深、难以理解,有人批评他的观点过于武断,例如对他所谓的非拼音文字中国文字的评论,例如他对逻各斯中心的批评……但无论如何,德里达的冲击是值得人们注意的,他提出的许多问题值得我们现代人思考。
【注释】
[1] 参见多斯:《结构主义史》,法国发现出版社,1992 年第1 卷,1994 年第2 卷。
[2] 见“巴朗迪叶与多斯谈话”,载多斯:《结构主义史》第一卷,25 页。
[3] 道莱斯:《已经看到》(DèÂvu) ,142 页,Ramsay 出版社,1986 。
[4] 马里翁:〈没有未来的现代性〉(《Une modernitÓsansavenir》) ,“争论”第四期,1980 年(4) 。
[5] 德里达:《声音与现象》,法文版,115 页。
[6] 德里达:《书写与差异》,法文版,59 页。
[7] 德里达:《书写与差异》,276 页。
[8] 德里达在1962 年发表了《胡塞尔的〈几何学起源〉》,其中包括德里达翻译的原文和德里达的长篇研究专著。
[9] 关于德里达与〈几何学起源〉的关系,请参见叶秀山先生的〈意义世界的埋葬〉,载〈中国社会科学〉,1989 (3) ,这应该是国内有关德里达研究中的最有深度和见地的文章。
[10] 德里达:《书写与差异》,法文版,303 页。
[11] 德里达:《书写语言学》,法文版,398 页。
[12]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法文版,78 页。
[13] 德里达《, 立场》,法文版,18 页。
(原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录入编辑：中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