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结构主义产生于本世纪60年代的法国，由于这种理论一开始就公开地与传统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唱反调，而且处处表现出一种对迄今为止我们所取得的认知成果一概表示怀疑、并且要从根基上颠覆和否定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的各种认知范式的倾向，因而自从它提出起，就以一股势不可当的劲头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一、结构主义的主要观点、理论局限和后结构主义的产生
后结构主义是由结构主义发展而来。结构主义认为对象是由成分组成，而成分之间又存在着一定的结构；要了解对象或成分的性质，就必须首先了解其整体结构的性质。对此，英国的迈克尔·莱恩在《结构主义入门》中说，结构主义“坚持只有存在于部分之间的关系才能适当地解释整体和部分。结构主义方法的本质和它的基本信条在于，它力图研究联结和结合诸元素的关系的复杂网络，而不研究一个整体的诸元素。”（注：迈克尔·莱恩：《结构主义介绍》， 见《外国哲学资料》第4辑，174～175页，商务印书馆，1978。）而在结构主义者看来，结构又可分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表层结构只是现象的外部联系，通过人们的感觉就可以知道，而深层结构则是现象的内部联系，必须通过模式才可以认识。而真正决定对象性质的，不是表层结构，而是深层结构。因此，发现对象的深层结构，便成了结构主义所要从事的主要工作。
结构主义认为，要发现对象的深层结构，首先就必须找到对象的表层结构。只有在找到了对象的表面的、可以观察到的结构（如各种社会关系、神话、思想的诸形态）后，再通过对此的研究后才能探索各种不同的表层结构所共同依附的、具有支配作用的深层结构。在从表层结构到深层结构的过程中，结构主义提出了“分割”和“编配”的基本方法。所谓“分割”，就是把对象分解为各个基本组成部分或单元；而所谓“编配”，就是把分解的部分或单元按照一定的规则、秩序重新加以组合，从关系的整体中再现对象的本质。分割的目的是编配，而只有通过合理的编配，才能找出决定对象性质的深层结构的模型。
结构主义方法最初是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于本世纪初在语言学研究中提出来的，后来，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又把它应用于人类学研究中去，形成了结构主义人类学体系。自此以后，许多思想家争相把结构主义方法与其它各学科相结合，从而一时形成了一股新思潮。在这股新思潮的影响下，法国思想家福柯也把结构主义方法应用于历史学和科学史方面的研究。福科通过对欧洲近代思想发展的研究、分析，认为欧洲近代思想的发展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是一个在认识范围内结构不断交替的过程。在每一个认识范围内都有一个具有固定结构的“认识型”，而这些“认识型”之间却彼此没有内在的联系。
福柯认为欧洲近代认识发展中经历了三种类型的“认识型”。第一个是文艺复兴时期（16世纪以前）的“认识型”，它组织知识的基本原则是相似范畴。此时，物和词纠结在一起，物隐藏着语言的背后，并通过语言表现出来，词作为一种记号与事物相类似而联系起来。第二个是古典时期（17、18世纪）的“认识型”，它组织知识的基本原则是同一、差异范畴。此时，词与物之间有了差异，于是认识的重点放在分析、分类上，尽可能按照同一性来进行分类，把相同的放在一起。此时期的普遍语法是用名词来表示同一与差异的系统，即一个名词表示一类的物，不同的物则用不同的名词来表示。第三个是19世纪以后的“认识型”，它组织知识的基本原则是历史范畴。此时期的科学不满意于词是物的代表、记号，而要分析其产生的历史根源，揭示其本质。福柯认为，“认识型”决定文化类型。也就是说，在他看来，自文艺复兴之后，西方社会经历了三种不同的文化类型。
按照结构主义的一般原则，当找出不同时期的认识结构（即福柯的“认识型”）后，就应继续寻找这些不同认识结构间的共同结构。列维—斯特劳斯也正是在找出不同神话结构后，才找出它们的共同结构的。但是，福柯却未这样做。事实上，在福柯看来，要寻找出决定不同历史时期的认识结构的共同结构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共同的东西。在这里，便出现了福柯与前结构主义者在思想上的差异。其实，福科的思想与前结构主义者思想之间不存在根本的矛盾，应该说前者是后者合乎逻辑的发展。因为，列维—斯特劳斯分析的是同一时期（共时）不同神话之间的关系，因而便容易寻找它们之间的共同结构；而福柯考察的则是不同时期（历时）的认识型，因而难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共同结构。更为重要的是，在早期结构主义者那里就存在有把结构与客观事物割裂开来的倾向。失去了客观事物这个中心，不同历史时期认识结构之间共同结构更加难寻找了。尽管索绪尔和列维—斯特劳斯也看到了语言与对象、神话结构与自然界的联系，但他们根本上还认为语言和神话结构是一个自足的体系，它们不是对对象、自然界的反映，而是一种精神模型。既然结构是思维的产物，没有客观的来源，那么，不同结构之间缺乏共同的东西就容易被理解了。于是，福科关于不同认识型之间没有共同结构的思想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当福柯研究了认识型理论后，他马上便得出了“西方文化发展没有连续历史”的结论。在他看来，西方文化存在着两次大的断裂：一次断裂是出现在文艺复兴时代和古典时代之交；二次断裂是出现于古典时代和近代之交。这样，福柯便用后结构主义思想（即解构主义思想）取代了结构主义思想。
二、后结构主义对结构、逻格斯的消解
如果说后结构主义最终想用“无结构”取代“结构”的话，那还不够深刻；应该说，后结构主义最终想达到的目的是取消、消解掉结构。而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要真正消解掉以往所有的结构理论，就必须在思维方式领域内发生彻底的变革，首先摧毁作为结构理论基础的传统哲学。
1.对逻格斯中心主义的批判
根据传统，哲学应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反映，由于客观世界自身存在着现象与本质的区别，因此，哲学就必须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本体论是哲学题中应有之义。按照本体论的要求，哲学不仅应与客观世界相符合，而且还必须保持自身的逻辑一致性。后结构主义要摧毁的正是哲学的本体论和这种本体论所要求的哲学体系的逻辑性。福柯认为他的哲学要实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破除人们千百年来形成的关于“本质”、“本源”和“同一”的幻想。他曾明确指出，系谱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摧毁本源及永恒真理的优越地位。系谱学家要揭示的一个秘密就是：“（事物）没有本质，或者它们的本质是事物的异在形式零碎拼凑起来的。”在他看来，不存在什么固定不变的本质、规律和基础，也不存在什么形而上学的终极目的。
另一个后结构主义的代表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也说出了与福柯相同的道理。德里达认为，在西方形而上学传统这样一个思想体系中，人们归根底总要认定某种由语言表达的最终的真实，即“逻格斯”。这种完全不受质疑的逻格斯，便成了一个既能维系人的认识系统，同时又置身于该系统之外的出发点或中心。在德里达看来，其实在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这种“逻格斯中心主义”中，恰恰包含着一个致命的矛盾：既然这些“中心”都是不可质疑的，那么，为什么又会形成关于这个“中心”的不同哲学体系？既然这个中心是在一个哲学体系结构的总体之外的，既然又存在着不同哲学体系，那么，这便证明这个中心事实上不是哲学体系的中心。因为根据“中心”自身逻辑性的要求，它必须保证整个哲学体系以及不同哲学体系间的连贯性，而人们看到的哲学史却是矛盾地连贯着的。整个哲学史以及全部历史实际上是一系列中心取代中心的替换，一连串对中心的确定。在德里达看来，中心的不断替换，实际上意味着没有中心。因此，“逻格斯中心主义”是根本错误的。
2.对语音中心主义的批判
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仅仅停留在对逻格斯中心主义的批判中还不够，还必须批判与此相关的“语音中心主义”。
按照传统，哲学中的“思”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而思的内容必须通过“言”表现出来，而“言”又必须通过“写”记录下来。传统哲学认为，思、言、写之间有内在的统一性，“言”与“写”都是表现“思”的一种形式。德里达认为，传统哲学这种关于“思、言、写”的关系是以逻格斯中心主义为基础的，这种思想把“言”看成比“写”更加重要，因而是一种“语音中心主义”的思想。德里达通过对哲学的考证，认为“言”与“写”之间事实上并不是直接统一的。他认为语音中心主义可上溯到苏格拉底或柏拉图。柏拉图认为，文字的惟一用处是唤醒“理念”的记忆，但文字在实现这一使命时，由于它与言语的疏远，却起了相反的作用。由于“写”本身就有差异的效果，这种效果对“说”是威胁，它扭曲了声音与理念的联系。为了消除“写”的这种副作用，只有彻底返回心灵。在德里达看来，柏拉图上述关于“写”与“说”的关系是正确的，但他的关于彻底返回心灵的思想则是根本错误的。德里达认为，文字背叛心灵的性格源于其寄生本性，尽管“写”总想表达要说的话，但文字总倾向于相互影响、修饰，这种叠加（隐喻）总会离要说的原义越来越远。不过，不能因此便贬低“写”的价值。在德里达看来，在历史上“写”比“言”、“思”具有更多的实在性。因为，言语的声音转瞬即逝，记忆亦无法长期保存，文字是了解历史的惟一希望。德里达认为，当柏拉图看到“写”的副作用时，没有肯定“写”的意义而提出彻底返回心灵的思想表明：在柏拉图看来，“思”、“言”比“写”重要，如果“写”不能清楚地表达“言”和“思”，宁可抛弃“写”而直接进入“言”和“思”。这是语音中心主义的逻辑。在德里达看来，柏拉图的这一思想严重影响了后人的思维，其实它是根本错误的。因为，这种思想是以逻格斯存在为前提的，而现在已证明逻格斯不存在，这样，“思”、“言”还能有多少比“写”更有意义的方面呢？
另外，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即使“思”、“言”有比“写”更有意义的内容，人们想了解它们，那么也必须通过“写”（因为只有写的东西才能保存下来）这一环节。而“写”具有差异性，并且这种差异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大。因此，人们就越解释，越发现这种解释不是文本的确定意义，或世界的确定意义，而仅仅是其它的一些解释，即对其它解释的解释。也就是说，在后结构主义看来，想通过对“写”的解释达到“言”和“思”，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福柯说“作者死了”、“人死了”。
摧毁了逻格斯并改变了“写、言、思”的关系，传统哲学的“中心”就被消解了，因而整个形而上学的基础也就崩溃了。于是，历史和文本就只能是由一大堆失去深度的文字符号组成。在这些文字符号中，没有任何思想含义，在某种方式上可以说“思想”意味着虚无。德里达说：“‘思想’（‘思想’即被称作‘思想’的词）意味着无：它是名词化的虚空，是无派生物的自我同一，是力的‘延异’的效果，一种话语或意识的虚幻王国，它的本质、基础会被解构……”。（注：Derrida,Position, Alan Bass,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2, p.47.）
三、“解构”后的后结构主义的基本观点
在后结构主义的思想中，解构后的历史或文本并不是由一堆无意义的文字符号的简单拼凑，它本身还是有意义的。后结构主义不笼统地反对意义理论，它只反对以逻格斯为中心的意义理论。按照德里达的意图，解构一方面意味着突破原有的系统，打破其封闭的结构，排除其本源和中心，另一方面意味着将瓦解后的系统的各种因素暴露于外，看看它隐含了什么，然后再将原有因素与外在因素自由组合，并使它产生一种具有无限可能性的网络。为此，他建立了一种新的理论——文字学。
在德里达看来，思想是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而在语言中“写”比“说”具有更多的优越性。因为“写”往往更能反映语言的差别性，而“说”却常常掩盖乃至取消这种差别性。为此，他生造了diff érance一词。在法文中，différance和différence读音相同，仅听读音无法区别它们，只有根据字形才能做到这一点。当然， 德里达生造diff érance一词的用意还不仅仅如此，他还想借此说明书写文字的特点。
在德里达的思想中，différance 具有空间上的空隔和时间中的延续的作用，即“分延”的作用；它是语言自身的特性，即自己产生、创造出差异。在différance链中，某一符号保存了逝去符号的痕迹， 但它本身又被后继的符号所“涂改”，因而留下了一道道的裂痕。正是由于语言不断产生出差异，因而德里达认为，同一概念在不同语言链中就有了不同的含义，它与组成这些语言链的其它要素交织在一起。“这一交织的结果就导致每一‘要素’（语音素或文字素）建立在符号链或系统的其它要素的痕迹上。这一交织，这一织品仅仅是在另一文本的变化中产生出来的文本。在要素之中或系统之内，没有任何纯粹在场或不在场的东西。只有差异和痕迹的痕迹遍布各处……‘分延’是差异和差异之痕迹系统的游戏，也是间隔系统游戏，正是通过间隔，要素之间才相互联系起来。”（注：Derrida, Position, p.43.）
既然语言本身具有分延的特性，文本又是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因而，德里达认为文本的意义也是发展的、无限变化的。每一次理解都会有新的收获，每一次理解都会形成一个新的文本。文本像撒播出去的种子，并不朝向某一固定方向，它是多样的，自由生长的。“撒播把自己放在开放的‘分延’链条中……（撒播）并不意指什么，无法给它下定义……撒播产生许多不确定的语义效果，它既不追溯某种源始的在场，也不神往将来的在场， 它标志着……生衍着的多样性”。 （注：Derrida, Position, p.44、45.）
其实，德里达的这一思想是解构了的结构主义。与原初结构主义不同的是：在原初结构主义那里，文本是静止的，有内在中心的，文本的意义只能向“内”解释；而在德里达那里，文本是没有内在中心的，它只是一些元素或要素，它的意义存在于这些元素或要素与理解者的语言所组成的新的结构中，因而是无限开放的。这样，原来有内在结构的文本，在德里达那里就成了一个无限开放的东西，文本里面的东西不断涌出，文本外面的东西不断进来对原有的东西进行替补，从而形成了一个相互交织的文本的“意指链”。
当然，当德里达形成了这种无限开放的文本的“意指链”的时候，他也是要付出代价的。既然文本没有中心，既然人们对文本的每次理解必出新意，那么，文本的原初意义就是不可理解，人们在文本的理解上也是不可能达成共识的。于是，德里达说，收信人“死了”，理解的权威“死了”，文本成了四处飘零、无家可归的孤儿。
四、后结构主义的意义及其思想局限
1.后结构主义是对结构主义的一种发展，它顺应了本世纪6、70年代西方社会发展的需要
结构主义强调结构，强调要从对象结构的角度去把握对象的意义，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对象是由部分组成，但它又不是部分的简单的相加，而是由它们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个整体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整体往往大于部分之和，因为整体不仅包括各个组成部分，同时还包括各部分之间以及各部分同整体之间的关系。对象的性质决定了我们的思维模式，只有从整体、结构的角度去研究对象及其部分的性质，才是有意义的、正确的。索绪尔和列维—斯特劳斯用结构主义方法在语言学和人类学方面所作出的尝试性的研究，应该是有贡献的。但是，由于他们十分强调结构的稳定性、不变性，因而当人们在处理结构与对象的变化关系问题时就遇到了困难。而后结构主义者关注的正是对象的变化发展问题，所以，后结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发展则是必然。
公正地讲，结构主义的发展可以有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根据对象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调整思维模式，形成新的结构，这便是瑞士哲学家皮亚杰所提出的“发生学结构主义”；另一条道路是，干脆打破结构主义的思想，形成一种与它相反的反结构主义的理论，这便是后结构主义的基本观点。其实，对象的结构是多层次、多方位的，随着事物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它们认识范围的扩大，认识程度的加深，会不断发现新的结构，结构之间的替换应该是很正常的事。但是，由于在结构主义者那里一开始就存在着有割裂结构与对象之间关系的倾向，认为结构是自足的体系，是精神模型，因而当后结构主义者在考虑不同结构之间的关系时便找不到了中心，看到的只是不同结构之间的断裂，最终提出了反中心、反结构的解构主义思想。
事实上，后结构主义者提出的结构之间的断裂是存在的，是客观的现象，但它仅存在于文本之间、意识形态之间，而不存在于客观世界之中。因为存在于文本、意识形态之中的结构只是思想家们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对客观世界某一部分或某一范围之内客观对象之间结构的反映（当然，这种反映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而不是对整个世界结构的反映。随着世界的发展、认识的深化，人们还会不断地发现新的结构，形成新的思维方式（福柯所提出的自文艺复兴时期以后欧洲近代“认识型”的变化，便是典型的例证）。如果仅从人们所发现的结构之间的关系来看，它们的确是不连贯的，这也是由客观对象自身的结构特点决定的。因为随着客观对象中新部分的增加或旧部分的减少，整个对象的结构特点都要改变。但如果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看，不同结构之间又是连贯的，它们都是对客观世界之中不同范围之内客观对象之间结构的一种反映。客观世界是这些不同结构产生、变化和发展的根源。文本、意识形态本身没有独立的历史，但它们又组成了整个人类史的一个方面（注：Derrida, Position, p.43.）。由于后结构主义者看不到，也不愿意研究结构与客观对象之间的关系，因此当他们发现文本结构之间的不连贯现象时，便得出了解构主义的结论。所以说，后结构主义是对结构主义的一种片面的发展。
如果仅从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的承继关系来看它的产生，那它最多也只不过是当代西方众多的哲学思潮中的一种，而后结构主义一经产生就能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这与它跟当今西方社会的社会需要是大有关碍的。本世纪6、70 年代是西方社会出现动荡和社会危机的时期，各种政治激进主义迅速膨胀，它们向现存的政治制度、文化观念挑战，向权威、传统宣战，要求从根本上改变现存的政治制度和统治人们的文化观念。而后结构主义一开始就以反传统的身份出现，公开提出要与传统形而上学进行决裂，并试图彻底颠覆传统哲学的根基，因而迎合了社会需要，受到了人们的青睐。但是，后结构主义毕竟是一种“解构”的思潮，当它帮助人们完成了摧毁传统观念的工作后，它的历史使命也就基本完成了。因为，在解构后人们还需要新的“建构”，人类毕竟要向主体意识、价值判断的回归，重建自己的精神家园。于是，以70年代末开始后结构主义逐渐退出西方社会舞台。
2.后结构主义片面地夸大了书写语言作用，割裂了写、言、思之间的关系
正如后结构主义者所言，“言”在表达“思”，“写”在表达“言”与“思”时的确会出现差异，“语言”和“书写”文字有一定的独立性，它们在表现“思”时会出现一定的差错。但是，这一独立性是相对的。从根本上讲，“写”、“言”、“思”都是对客观事物的一种反映，在表现客观事物这一点上它们是有内在统一性的。语言的差异性不是由于书写文字本身产生、创造出来的，而是由于客观世界和历史的发展造成的。从“写”、“言”、“思”的产生和发展来看，它们最初与客观事物之间的联系是明显可见的，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它们（特别是“写”）与客观事物之间的联系越来越模糊，以至于人们认为它们与客观事物之间没有关系了。事实并非如此。“写”疏离“言”、“言”疏离“思”、“思”疏离“物”只是表面现象，其实在历史的发展中人们逐渐把“物”的结构内化于“思”中，并进一步把“思”的结构内化于“言”与“写”之中。“写”、“言”与“思”之间当然有所不同，但支配“写”、“言”、“思”的内在逻辑结构却是基本相同，它们都是对“物”的结构的一种反映。后结构主义者正是通过对“思”、“言”、“写”之间相对独立性的夸大，并逐渐模糊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与“物”之间的联系，最终达到解构主义目的的。因此，这种理论是有局限性的。
3.后结构主义自身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
从结构主义的共时性的研究到后结构主义历时性的研究，这应该算是一种理论上的进步。但是，后结构主义在取代结构主义的过程中却采取了不正确的、全盘否定的态度，它把结构主义苦心确立的结构中心全部推垮了，因而它本身必然包含着不可克服的矛盾。
后结构主义的本来是反逻辑的，但它最终却又保存了逻辑。在后结构主义摧毁了逻格斯、理性逻辑之后，它又确立了一种新的非理性的逻辑，即不规则的逻辑、“撒播”的逻辑。德里达认为，文字学书写不受语法规则的束缚，是多方位，无秩序的，它打破了文法与字义的界线，最终使自己处于书写与阅读的零度之中。后结构主义是反中心的，但它却最终确立了新的中心。当福柯在于1966年写的《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中，通过对近代欧洲认识发展中三种“认识型”的分析，提出欧洲认识发展史是无中心、无结构的历史思想后，他又在于1971年写的《话语的秩序》等著作中确立了新的中心，即“权力”、“性欲”。福柯认为，“权力”、“性欲”是考察历史上道德的形成以及历史事件演变的背后根源。另外，后结构主义是反理解的，认为对文本的最初意义的理解是不可能的，但它最终又陷入了要求人们对它的思想的正确理解的矛盾之中。这正如伽达默尔所说，“他（指德里达——笔者注）会对我们不能相互理解真正感到失望吗？确实不会。因为按他的见解，这会重新陷入形而上学。不过在这里我不明白，他为何能只考虑自己是正确的，为何能只同意自己的见解。当然我非常理解，为什么在这里他要求助于尼采。这恰恰是因为他们两人都误解了自己。事实上他们都是为着被人理解去说和写的。”（注：“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一次对话”，《哲学译丛》，1991（3），77～78页。）
（原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06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