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学界有关近代中国“世界佛教运动”研究的叙事，主要是以太虚的志行为中心，然这一场运动还有更多的细节可供探究。法舫作为太虚座下重要弟子之一，所负责的主要是佛教的世界化事业。梳理其参与世界佛学苑创建的经历、在《海潮音》上有关“世界佛教”的论述、海外留学弘法经历以及他与国际性佛教组织的来往情况，能够帮助我们对这一运动有更多细节性的观察。法舫作为近代中国佛教国际化运动的第一代践行者，其筚路蓝缕的经历对于今日“一带一路”大背景下中国宗教的国际化事业具有非凡的参考意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太虚弟子法舫对“世界佛教”有一系列的论述和实践。其时，太虚座下几位重要的弟子所担负的责任不尽相同，法舫被培养成负责佛教世界化、联系汉传佛教和南传佛教的主要人才，1其参与的工作包括负责筹备世界佛学苑，留学印度、斯里兰卡等地研习南传佛教，推动世界佛教组织的建立发展，推动中国佛教与世界各国佛教界之间的沟通，以及晚年在缅甸、斯里兰卡等地的弘法等。法舫1951年在斯里兰卡去世，其时距离太虚去世的1947年才刚刚过去4年。 

　　法舫对“世界佛教”的论述和实践是承继太虚而起，其思考与实践内容也多数在太虚框架之内。当前学界有关“世界佛教”研究的叙事主要是以太虚的志行为中心，以太虚欧美弘法、创建世界佛学苑，推动国际佛教组织成立等活动为主要关注点。并且，多数研究都认为，这一次世界佛教运动是“理想化”、不成功的运动。2 

　　然而，这一场世界佛教运动还有更多的细节可供探究：太虚所发起的世界佛学苑究竟运转得如何?中国僧众与海外佛教界的交流具体有哪些，成就如何?如果说世界佛教运动整体不成功，那它的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以太虚为核心的考察未必能够呈现出这一运动的全部图景，本文也无力对上述问题作出全面回答，但是更多元的资料考察有利于视野的扩大。因法舫负责佛教世界化工作的具体事务，对其相关论述和实践的考察，能够帮助我们对这一世界佛教事业有更多细节性的观察。3 

　　本文在介绍近代中国世界佛教运动基本图景的基础上，梳理法舫参与世界佛学苑创建的经历，在《海潮音》上有关“世界佛教”的论述，其海外留学弘法经历，与国际性佛教组织的来往情况等，旨在于以太虚为中心的世界佛教运动论述之外，提供更多的信息，以激发新的思考与判断。 

　　  

　　一、近代中国世界佛教运动的基本图景 

　　  

　　一般认为，太虚对“世界佛教”的初期阐扬是在20世纪20年代，标志性的事件是1923年夏天庐山“世界佛教联合会”(World Buddhist Federation)的挂牌。4 在紧接着的下一年，1924年7月13—15日，首届“世界佛教联合会”在庐山召开，日本佛教徒江户千太郎推动日本佛教界派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可认为是太虚所推动的世界佛教运动正式揭开序幕。 

　　实际上，近代中国的佛教世界化思考最早可溯源至杨文会。在《支那佛教振兴策二》中讨论中国佛教振兴之方时，杨文会就提出要促进佛教本身的世界化：“设有人焉，欲以宗教传于各国，当以何为先?统地球大势论之，能通行而无悖者，莫如佛教……收效于数年之后，不但与西洋各教并驾齐驱，且将超越常途，为全球第一等宗教，厥功岂不伟欤?”5太虚对佛教如何实现世界化的思考，也早就出现在1917年日本游化时期，太虚十分关心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于欧美弘化佛教的成就，并倡言“佛教为东洋文明之代表”，呼吁“佛教普及世界”。6 

　　以佛教作为东洋文明、东方文化的代表来论证佛教在全球文明中的价值是太虚这一时期“世界佛教”论述的主要进路。《佛乘宗要论》(1920年)谈到，在我国儒学衰落、西欧基督教失去社会信仰、一战之后人们认识到科学也不可依赖的前提下，唯有佛教能够代表东亚文化，能够融摄西欧之文化，因此佛教“实为全世界人文之所系”。7 《世界佛教联合会宣告开会之宗旨》(1924年6月)中论证，东方文明中的多数宗教都是本土宗教，唯有佛教，源于印度而兴盛于中国，且在东亚文化圈内传播甚广，“东亚之地，佛教几无不遍”，天然具有跨文明的特征，因此可以代表东方文明。此外，太虚还写下了《西洋文化与东洋文化》(1924年)《大乘与人间两般文化》(1924年冬)《论华日当联布佛教于欧美》(1926)《佛法救世主义》(1927年夏)等文，对佛教所具有的融贯一切文明的世界佛教意义进行论述。8 

　　太虚这些论述的历史语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东西文化大论辩。据梁漱溟出版于1921年底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记载，他开始思考东西文化时是1917—1918年间，当时还没什么人将二者并提，五四运动之后，“东西文化”概念才风行一时。这一时期杜威和罗素对中国进行访问，并在演讲中肯定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价值，呼吁东西文化的融合。9梁启超1919年的发表的《欧游心影录》谈及西方人对东方文化有不知其所以然的一种羡慕，并且极力提倡东西文化融合。胡适在其《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认为“世界上的哲学大概可分为东西两支。东支又分印度、中国两系……印度系加入中国系，成了中国中古的哲学”。10这说明，当时对“东方”的讨论中，印度文化是一个关注的重点，这可由同一时期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朱谦之《历史哲学》、秋泽修二《东方哲学史——东方哲学特质的分析》等著作佐证，因这些著作都是以中印为东方文化的代表。胡适还表示“到了今日，这两大支的哲学互相接触，互相影响。五十年后，一百年后，或竟能发生一种世界的哲学，也未可知”。11这表示，当时学人的视野里，已经有了明确的文明对话、交融的视野，并认可以“世界”为单位的文明之可能性。 

　　在这种文化语境中，太虚发起了“世界佛教”运动，主要包括2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的欧美弘法之行、以世界佛学苑为代表的一系列国际佛教组织的建立，以及亲自或者派遣代表参加国际上的佛教活动。学界对这些活动进行了反思，认为太虚所推动的“世界佛教”运动很多时候其性质更倾向于“中国佛教国际化”运动，在“佛教的世界化”和“中国佛教的国际化”之间，他推行的事业更多倾向于后者，12并且，他推动建立的组织其实际影响也颇为有限，比如，世界佛学苑一直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心，只是武昌佛学院附近一所佛教图书馆、重庆教理学院、厦门闽南佛学院、北平柏林佛学院的简单组合，其社会支持和真实的运转情况都并不理想。 

　　综合而言，在20世纪上半叶，伴随着全球化视野的打开，以杨文会、太虚为代表的中国佛教精英人士开始了佛教世界化的一些尝试，这些尝试在30年代后期影响逐渐减弱，到40年代末随着太虚的过世而逐渐终了。但是一个简单的“不成功”判断不足以覆盖这一运动的全部，其意义也许不在一时的成败，而在于给中国佛教界打开了新的视野，为中国佛教在20世纪至今的发展道路给出了一个参考。新中国成立之后，佛教界的领袖人物赵朴初提出“中国佛教三大优良传统”，其中包括“国际友好交流的传统”。赵朴初的思路与太虚、法舫遥相契合，他所推动的中日韩佛教建交事业为国家外交事业提供了辅助作用，也为佛教自身的发展赢得了空间。13 

　　  

　　二、法舫与世界佛学苑的创建

 

　　法舫出生于1904年，比太虚小14岁，1922年开始就学于太虚刚刚创办的武昌佛学院，后成为入室弟子。1930年，法舫结束学生时代，任教于北平柏林教理院，兼任世界佛学苑筹备处书记，开始参与到太虚的世界佛教运动具体工作中。次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在太虚安排下，法舫回到武昌佛学院，担任世界佛学苑图书馆主任，并主编《海潮音》杂志。整个30年代，法舫的主要工作集中在世界佛学苑图书馆的管理上。 

　　世界佛学苑开始于1928年，当时太虚赴德国、英国人邀请，于欧美讲学、宣传其佛教新运动，在巴黎期间提出组建世界佛学苑，得各国学者响应。1928年，在太虚安排下，法舫、大敬、王森甫在武昌成立世界佛学苑筹备处，并在次年设立研究所。1930年将筹备处迁移至北平柏林寺，“柏林寺佛学研究社”改名“世界佛学苑北平教理院”，法舫随之迁入北京参与管理。1932年在武昌成立世界佛学苑图书馆，图书馆主要由法舫负责。 

　　世界佛学苑的规划和世苑图书馆的建设，有宏大的目标设定：旨在将流行在不同文化传统的佛教圣典搜集在一处，以“作为研究世界佛学的资料”；研究上不偏重一宗一派、一经一论，而是试图打破一切时空限制，“任何民族文字所传承之佛法，皆总聚为世界佛学，作适应今后全世界人类要求的世界佛学”。14 

　　法舫接手世界佛学苑图书馆时，“世界佛教之发展，今已具有眉目”。15他对这些事业的参与，是在太虚世界佛教运动的框架之内进行的。世界佛学苑图书馆设在武昌，在武昌佛学院经像图书馆原有图书基础上，加入太虚自藏的图书、一些捐赠的图书，再加上从柏林寺带去的暹罗国王赠送给世界佛学苑之巴利文全藏等图书，共同组建而成。法舫主持世苑图书馆期间，开源节流，广搜藏经、佛书，又添置了许多，收集了满汉蒙藏四体文大藏全咒、四库珍本、真言宗丛书、万有文库等文献，并接受了许多图书捐赠，包括影印宋碛砂藏、图书集成、二十四史等，此外还保留了一些寄存在此的图书如四部备要等。图书馆还恢复了佛学研究部，培养了大量僧才，包括印顺，谈玄、尘空，本光，苇舫、竺摩、止安、月耀等。1932年到1937年期间，图书馆极为兴盛。至1934年，计有图书22428种，24230册。16到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武昌佛学院遭受战争劫难，房屋损失大半，世苑图书馆工作自然也就毁于一旦了。 

　　1940年，法舫受太虚派遣，带领两位学生一起留学南亚地区。1946年，日本战败之后，法舫在斯里兰卡期间，收到太虚信件嘱咐其回国后肩负复兴世苑佛教图书馆及创设中印研究院之重任，法舫在回信中郑重发愿：“这里我愿告诉大师的是：我决定负担这个重任，请你老人家放心。我现在有决定心和大愿心，去完成大师的事业，(一)充实世苑图书馆，使之成为在中国的第一个东方学图书馆。(二)正式成立世界佛学苑，使其成为在中国最有地位的佛教学术机关。”17且即刻草拟世苑筹备计划，准备购置各种版本的巴利文三藏，牛津大学出版的东方圣书，各种梵文佛书，西藏、蒙古文藏经，各种英文佛教著作等以充实世苑图书馆。18 可惜太虚、法舫接下来几年间相继去世，这一宏愿不了了之。 

　　  

　　三、法舫关于“世界佛教”的宣传与论述 

　　  

　　虽然真正承担工作的时间是30年代，但其实法舫从一开始就在太虚所构建的世界佛学苑系统中学习成长——1922年求学于武昌佛学院时，离世界佛教联合会的成立只有一年。到1924年，第一次庐山会议召开后，法舫就翻译了木村太贤所写的《支那佛教事情》发表于《海潮音》19。同年底，法舫又翻译了《日本中外日报对于组织东亚佛教大会之记载》发表，文章很短，概略呈现了日本佛教界对第二次会议的意见。1925年，东亚佛教大会在日本召开之际，法舫又翻译《东亚佛教联合会之日本新闻》发表，介绍了朝鲜、印度的参会情况。1928年，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出版，法舫翻译日本《现代佛教》所刊载的《世界文化之大贡献 东方文化之总汇——大藏经》一文发表，将日本佛教界的最新成果传递给国人之外，法舫于文后的“译者曰”部分还介绍了英美德俄推崇佛学，“趋向于东方文化”的境况，并赞扬日本于佛学哲理上的探讨使得其成为“世界一等文明之国”。20法舫翻译、介绍国外佛教界的动态以飨国人的工作一直陆陆续续进行，上述文章之外，还有梅谷孝永的《日译南传大藏经之发刊辞及其总目录》(1935年)、马拉拉塞克拉(G.P.Malalasekera,1899—1973)介绍世界佛教运动情势及前途的《世界佛教徒联盟》(1946年)《加拿大与美国之佛教》(1947年)等文，均由法舫翻译并发表在《海潮音》上。这些文章为中国人传递了世界上其它国家地区佛教事业发展的情势，在开阔眼界之外，也在国内造就一种中国佛教界与世界佛教紧密联系、佛教在世界范围内均在勃勃成长的氛围。 

　　30年代之后，法舫对世界佛教运动事业的参与程度更深，在《海潮音》上发表过诸多文章，对世界佛教的理念进行论述与宣传。其宣传思路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论证佛教作为一种世界性宗教的可能性。佛教之世界化既有根源上的历史基础，也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中有了实实在在的支持。一方面，考察佛教之起源，“佛教在它的最初出发点上已经成为国际的了”：佛陀倡导平等，从一开始就反对印度种姓制度、阶级组织，主张以正法来融合世间，“毫无阶级民族国家种姓等隔限”，从最初出发点上就具有普世性、国际性。21 另一方面，观察现实之世界，当时全球化、世界化是大趋势，“一切事业，各个均谋国际组织”，佛教的世界化趋势也日渐增强，蔚然大观。法舫撰文介绍，在太虚于1924年发起世界佛教联会后，1925年日本东京召开东亚佛教联合会，，1929年缅甸之榔可召开世界佛教会。此外，还有1932年由印度、达马加雅在白马城开的世界佛教大会，1934年日本美国所组织的泛太平洋佛教青年会，英美伦敦佛教会、摩诃菩提会，法国巴黎佛学会等等。22法舫认为，当时欧美地区的佛教已经有了一定规模，西方人生活中也体现出了对佛学的兴趣和需求，向欧美地区宣传佛教已经具有了相当的社会基础，“国际佛教化机缘慢慢成熟”。23 

　　其次，法舫还担当宣传联络之责，向国人、向国际佛教徒不断呼吁推动佛教的世界化。法舫活跃的年代，正值二战爆发之前，整个世界处在一片混乱之中，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日本侵略者虎视眈眈多年之后，对中国发动侵华战争。在这种国际局势下，推广世界佛教，有了新的政治文化语境。 

　　1933年，法舫撰《佛教的新运动与今后世界和平》分析当时国际政治经济局势，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决定要爆发的”，并呼吁政治家、军事家、宗教家为了人类的福祉，“将救人救世之道改转一下”，也呼吁“全世界佛教徒应做有力的佛教运动”，推动佛教发展，以净化人心，改善当时混乱的世界局面。241934年，在《评第二届太平洋佛教青年会》点评日本之泛太平洋青年会时，呼吁日本的佛教徒发扬佛教的真精神,“负匡救之责……共谋太平洋上之太平”。251937年，在致信恭贺英国佛教运动三十周年纪念的《英国佛运三十年纪念》文中，他呼吁各国当局“顾念人类的痛苦”，从佛教中“得一点根本挽救世界危机的真谛”，杜绝不平和思想的祸根。26 

　　最后，论证佛教因其自身教义之殊胜性，有能力有责任担当救世之大任。从教义方面来说，法舫将佛法的要义归结为“唯心”和“平等”两点。因为“唯心”，所以世间一切事物，是非善恶美丑之分别，都在人的内心，故而通过修习内心，明了空相，能够“贪嗔不起，而争斗之风息”。而佛教“平等”观倡导人人皆有佛性，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种理念能够敦促智者、愚者都同等精进，于佛法上修为，久之“此高彼下之讼、此胜彼劣之讥”都会消弭，自然也不会生起战争了。27 从佛教自身的历史角度看，佛教的产生，“全为救人救世”，产生之后就使得印度当时各列强间消弥不少之阶级战争。28因此，佛教的流布，有助于人心的净化。从佛教自身教义中蕴含的使命来说，也应当主动求发展，救全人类于水火之中。在1938年《致各地同学书》中，法舫谈到佛教制止侵略战争的方法，于大乘小乘、显法密法不同派别中，有不同的路径，不管是以威力制止，还是以德化制止，“都以大慈悲为本及大方便为门”。29 

　　总之，法舫试图论证，不管是从历史经验、现实需求看，还是从宗教本身特点看，“只有佛教才能负起这种救济的责任，所以今后世界的和平，只有希望佛教的运动以达其目的”。30 

　　  

　　四、法舫的海外留学、弘法活动 

　　  

　　法舫推动佛教世界化具体事业的一大重要内容是两次南下留学、弘法于缅甸、印度、斯里兰卡等地。在30年代，已经有一些留学僧在海外学习。1937年，尚在国内的法舫在《一九三六年的中国佛教》一文中详细介绍了所派遣的留学僧和几位归国僧人各方面的情况，以鼓励国内佛教学者之留学风气。31 

　　1940年9月，太虚派法舫为教师，与汉藏教理院的学生白慧、达居三人一起到南亚地区留学。留学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者，为佛教，为国家宣传，联络南洋缅甸、印度、斯里兰卡诸国佛教徒，为国家争取友人。二者，研究南传之佛教，及印度梵文巴利文，宗教哲学等。”32 

　　三人抵达仰光后，法舫主动与当地佛教团体——中国佛学会，佛学青年会，佛教妇女促进会——联系，并出席各类演讲。除阐扬佛教教义外，也介绍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困境，竭力唤起侨胞之团结抗战精神。此外，他还积极与当地缅甸僧人联系，与缅甸僧王宇沙迦雅，及青年僧领袖宇丁客那，宇默恒达，印度达摩都达寺住持毗雅安达，及斯里兰卡高僧达罗密索等会面，参加印度缅甸佛学联合会之佛诞纪念大会，并撰写《日寇南进对各佛教国之阴谋》《日本南进与中缅佛教》等文，宣传日本在中国的暴行，呼吁共同抵抗侵略。33 

　　1942年，日本占领新加坡后，法舫一行徒步由缅甸绕过新加坡走到印度，在谭云山先生的照料下，加入印度国际大学。一年之后，也就是1943年，在斯里兰卡驻印度代表的介绍下，才到达斯里兰卡。34居留斯里兰卡期间，法舫研读并尝试翻译巴利文本《阿毗达磨摄义论》《对法聚论》《那先比丘经》《清净道论》等，为翻译巴利文三藏做学习准备，还尝试联系当地僧人试图将《六祖坛经》翻译成斯里兰卡文和英文。他在当地的大学教授本地学者研读汉语《中阿含经》。于斯里兰卡摩诃菩提会“传教师训练所”承担大乘佛学课程讲师，教授《俱舍颂》。35他也积极与斯里兰卡相关佛教领袖接触，确定“中锡佛教友谊会”之具体实施计划，包括在长安筹办巴利文三藏学院、互派学者等等。36 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中国的世界佛学苑与斯里兰卡摩诃菩提会开始商讨彼此交换比丘僧。法舫以中间人身份，代表世界佛学苑，与摩诃菩提会会长金刚智博士商议具体事宜。议定斯里兰卡方选定索麻、开明德、般若西河(师子慧)三人赴华，中国方选定光宗、了参二师赴斯里兰卡。法舫撰文《送斯里兰卡上座部传教团赴中国-特介绍索麻法师》介绍此事。37 

　　留学期间，他与国内佛教界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考察缅甸、斯里兰卡的僧教育、僧寺制度等情况，撰写报告向国内宣传。他还与印度东方学年会主动联系，担任年会与太虚之间的使者，向东方学年会介绍、宣传中国的佛教情况。38他也一直在关注、推动国内留学僧的派遣工作，他曾致信国内请求增派僧人留学缅甸，“南方各佛国，如印度、缅甸、斯里兰卡、泰国、越南，马来亚等所传佛教，皆系巴利文原始佛教，西洋人之研究佛教，亦依据巴利。吾国如与南太平洋诸国沟通文化，及宣扬中国文化，非研究巴利文佛教不能得其根源，亦不能作世界佛教之宣扬与联络”。39 

　　1946年，斯里兰卡发生两大佛教运动，一是僧伽参政运动，二是斯里兰卡信众倡导组建世界佛教联盟，召集国际佛教会议。法舫撰文《今日之斯里兰卡佛教运动》，向国内宣传国际佛教界的这一动向，且倡导中国佛教徒对此事加以留意。同时，他也写信鼓励在国内的学生学习日文、英文，梵文，做“一位世界佛学的研究者”，试图推动中国佛教对巴利文佛典的翻译和研究，使其更加全面而深入。40 1947年，法舫从《觉有情》期刊得知国内佛学界在商议编译中国佛书事宜，即撰写短评推动此事，对于国内佛教向外发展之事大为赞叹，且号召国内各大学添设梵文巴利文藏文课程，各佛学院添设英文课程，程度较高的佛学院加紧梵文、巴利文、藏文之研究。41 

　　1948年，法舫从印度回国，途经东南亚各国，期间游历诸国，应邀举行讲座，接受记者采访，介绍各国佛教发展形势，鼓励大家多沟通，共同弘扬佛教文化，承担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之佛教使者的角色。42 1949年底，法舫再次南下，经香港、新加坡、到斯里兰卡，一路依然是讲演、弘法。 

　　法舫的留学弘法经历促进了国内学术界以梵、巴、汉、藏多种古典语言研究佛法的风气，使得国内佛学研究逐渐有了与国际学术界对接的意识和机缘。他广泛联络东南亚各国佛教界，也促进了中国佛教界与这些国家佛教人士的友谊，增进了文化交流。 

　　  

　　五、法舫与国际性佛教组织 

　　  

　　佛教的世界化需要世界性的佛教组织来推动，法舫之事业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推动国际性佛教组织的成立和运作。 

　　30年代初期担任世界佛学苑筹备处书记期间，他与东方文化学会、芝加哥佛教朋友会、印度摩诃菩提寺、伦敦佛教杂志、伦敦佛教会等交接，呼吁各国的佛教同仁与世界佛学苑合作，以便达到佛陀的救世目的。1934年欧洲佛教大会成立时，法舫撰文祝贺，并分析当时局势，呼吁佛教界大力弘扬佛法，给国际和平以助力。431935年，法舫所主持的《海潮音》杂志刊登了来自世界新闻社的稿件《欧洲佛教徒希望东方佛教徒赞助彼等在西方宏法》，文章说明了欧洲佛教界面临的困境，比如伦敦佛教会因经费问题工作停顿，呼吁东方佛教徒以资金与人力进行援助，44同时也号召东方佛教青年会的年轻佛子关注世界弘法事业，不只做自了汉。1937年，英国佛教运动三十周年纪念之际，法舫在《海潮音》上发专文以示纪念、祝贺，并总结了英国佛教发展的三十年历史，呼吁英国佛教徒趁各界政要集中于英伦之时，扩大宣传佛教教义，努力促进和平运动。45 

　　在40年代留学期间，他的一个重要的任务便是广泛结交各国佛教界人士，鼓励大家共建世界佛教。1950年5月25日，世界佛教徒联谊会(The 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s,简称“世佛联”，WFB)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正式成立，29 个国家与地区，129 位代表出席。法舫代表中国及香港佛教徒参加此次会议，报告新中国人民政府对佛教之维护态度，向世界推介新中国的佛教发展情况，参加会章起章委员会，大会结束时，被选为中央执行会议委员及福利委员。46据“世佛联”执行理事游祥洲研究，“世佛联”的发起背景是在一个以南传上座部佛教为主的斯里兰卡，但它并没有成为“南佛联”而是成为了“世佛联”的原因，除了其参与代表涵盖了亚、欧、美三大洲之外，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法舫的推手作用。法舫与“世佛联” 最关键的催生者、也担任首任会长的马拉拉塞克拉博士结识多年，共同推动了这一组织的成立。法舫代表的不是他个人，而是三重角色：太虚，大乘佛教，中国。这三重代表性，使得“世佛联”一起步就拥有了“全球联谊”和“南北对话”两大坚实的基础。47 

　　综合来看，法舫在国内筹备世苑，是为了打造一个国际性的佛教组织，这一期间他也同时积极与其它国家的佛教组织联系，支持这些组织的发展。居留海外的时间里，他主动介入各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直接参与相关团体的筹建，在国际佛教组织的成立和发展史上留下了诸多印记。 

　　  

　　六、结语 

　　  

　　如果说太虚是近代中国世界佛教运动的最早发起人，那么法舫就是这一事业的最初的践行者、推广者，第一代开路人。筹办世苑、南下留学弘法、推动建立世界佛教组织，法舫一生都和世界佛教运动紧密联系，最后也是在斯里兰卡弘法期间病逝。 

　　然而，太虚、法舫所处的是一个战争频繁，局势混乱的时代。虽然他们宣扬世界佛教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以佛教和平、和谐、护生的观念来救治西方世界，从而改变政治局面防止侵略战争的爆发，但当时中国佛教自身百废待兴，并不具备文化输出的能力，也未能真正影响世界、阻止战争的爆发。太虚、法舫的宏愿究竟是未能完成。 

　　那么，这一时期世界佛教运动的不成功究竟是应该归因于组织者自身的局限性?还是历史进程所导致的因缘不够?法舫相关资料中所呈现的丰富历史细节可以给我们更多的思考资源。 

　　今非昔比，世界局势已然发生重大改变，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中国都已经成为一个强国，有更好的条件来完成前贤未能完成的事业。由今日之中国来倡导世界佛教、国际佛教，既有利于中国的政治文化影响力，符合当今“一带一路”倡议的理念，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发展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佛教在当今的世界流传甚广，在欧美社会的影响也非常深入，可说佛教已经成为世界人民的信仰纽带。佛教若能承担起对外文化交流的媒介功能，既有利于佛教自身的发展，也有利于中华文化的传播。 

　　  

　　【注释】 

　　1王文辉《旧刊新抄前言》：“太虚法师在世时，对中国佛教的前途……对国外则寄希望于法舫法师的，希望他能肩负起沟通中外佛教文化的责任。”参见《法舫法师在甬演讲》，梁建楼编：《法舫文集》第三卷，金城出版社2011年，第321页 。 

　　2龚隽：《太虚的世界佛教运动与文明论述——以1920年代为中心》，收入王颂编《北大佛学》第1辑，第165—167页；Don A. Pittman, Toward a Modern Chinese Buddhism: Taixu’s Reform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p.130. 

　　3前期的相关研究如纪华传《法舫法师与近代佛教国际化》，收入梁建楼编《法海宝舟：法舫文化研究文集》，团结出版社2013年，第229—236页。 

　　4印顺：《太虚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87页。 

　　5《杨仁山居士文集》，刘静娴、余晋点校，黄山书社2005年，第265—266页。 

　　6《东瀛采真录》，《太虚大师全书》(光碟版)第19编，台北印顺文教基金会2005年，第334页。 

　　7《太虚大师全书》第1编，第220页。 

　　8龚隽：《太虚的世界佛教运动与文明论述》，第146—147页。 

　　9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1页。 

　　10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耿云志等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页。 

　　11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耿云志等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页。 

　　12龚隽：《太虚的世界佛教运动与文明论述》，第152、160—167页。 

　　13圣凯：《悲智双运与内外互动：赵朴初有关中国佛教国际交流的智慧内涵》，《世界宗教文化》2017年第2期。 

　　14《世界佛学苑图书馆二年来之馆务概况》，《法舫文集》第4卷，494—495页。 

　　15《太虚解行之特点》，《法舫文集》第3卷，第31页。 

　　16《世界佛学苑图书馆二年来之馆务概况》，《法舫文集》第4卷，498—499页。 

　　17《致太虚书》，《法舫文集》第6卷，第21页。 

　　18《致太虚书》，《法舫文集》第6卷，第23页。 

　　19《法舫文集》，第1卷，第107—113页。 

　　20《法舫文集》，第1卷，第117页。 

　　21《佛教在世界宗教上之地位及其价值》，《法舫文集》第5卷，第172页。 

　　22《世界和平与佛教新运动》，《法舫文集》第5卷，第109—112页。 

　　23《日本的国际佛教协会》，《法舫文集》第4卷，第460—461页。 

　　24《法舫文集》第5卷，第113—134页。 

　　25《法舫文集》第5卷，第6页。 

　　26《法舫文集》第5卷，第260页。 

　　27《佛法与世界之关系》，《法舫文集》第5卷，第72—73页。 

　　28《世界和平与佛教新运动》，《法舫文集》第5卷，第108页。 

　　29《法舫文集》第6卷，第53页。 

　　30《佛教的新运动与今后世界和平》，《法舫文集》第5卷，第126—127页。 

　　31《法舫文集》第5卷，第233—239页。 

　　32《世界佛学苑海外报告》，《法舫文集》第5卷，第394页。 

　　33《在仰光之报告》，《法舫文集》第5卷，第265—269页。 

　　34《世界佛学苑海外报告》，《法舫文集》第5卷，第390—391页。 

　　35《致太虚书》，《法舫文集》第6卷，第19—20页。 

　　36《致太虚书》，《法舫文集》第6卷，第14—16页。 

　　37《法舫文集》第5卷，第399—406页。 

　　38《致太虚书》，《法舫文集》第6卷，第15—16页。 

　　39《致太虚书》，《法舫文集》第6卷，第271—272页。 

　　40《致妙吉祥居士书》，《法舫文集》第6卷，第74页。 

　　41《国内佛教短评三则》，《法舫文集》第5卷，第280—282页。 

　　42《法舫法师在马来亚弘法消息》，《法舫文集》第6卷，第509—514页。 

　　43《欧洲佛教会》，《法舫文集》第4卷，第451—455页。 

　　44《欧洲佛徒望东方佛徒赞助宏法》，《法舫文集》第5卷，第211页。 

　　45《英国佛运三十年纪念》，《法舫文集》第5卷，第259—260页。 

　　46《致苏陈两居士书》，《法舫文集》第6卷，第84页。 

　　47游祥洲：《“世佛联”为什么不是“南佛联”——从1950年法舫法师的推手角色说起》，《法音》2014年第9期。 

　　  

　　原载：《世界宗教文化》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