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满教是蒙古族固有的原始宗教。萨满教和一切原始宗教一样, 同属于多神教。其基本特征是相信万物有灵和灵魂不灭。祭仪形态为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萨满的职能是充当人神之间的使者, 为本氏族消除灾祸, 为患者跳神治病, 祈求生产丰收,通过占卜, 梦境的启示等来判断吉凶祸福。萨满教产生于久远的氏族社会, 到成吉思汗时为鼎盛时期。从《蒙古秘史》等文献记载看, 至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 萨满教已上升为国教。元朝时期由于佛教的传入而有所衰败。但元朝失去中原的统治后到阿拉坦汗大兴黄教, 禁止萨满教为止, 又有所恢复。虽然自阿拉坦汗兴黄教后, 蒙古族人民改信佛教(黄教) , 但萨满教毕竟是蒙古族固有宗教, 它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直至今日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民间仍有所遗留。
萨满教的最高神灵是“腾格里”。萨满教宣扬汗是腾格里之子, 是代替腾格里来统治管理人的。《蒙古秘史》中也竭力宣扬这种思想, 以神话传说的方式来倡导孛尔赤斤黄金家族的神圣地位, 尤其渲染了铁木真的降生及登汗位。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是因为“腾格里”支持并帮他这样做。在这种思想的鼓动下, 蒙古族人民英勇善战, 发动多次战争。成吉思汗时期凭借这种民族的勇猛, 铁蹄横扫欧亚大陆。长期受萨满教观念熏陶的蒙古族人其性情与佛教所宣扬的观念是相反的。但蒙古族人为何又那么深地坠入了佛教的世界? 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当然, 蒙古族信仰佛教的原因很多, 有政治的、历史的诸多原因, 但是每个民族不会全盘抛开自己固有的传统文化而盲目地去接受异域或异族文化。蒙藏民族文化的相通性是蒙古族接受藏传佛教的内在的深层的驱使因素。本文试从蒙藏文化相通性的角度进行分析。
诚然, 当异民族文化冲击本民族固有的、传统的文化时, 传统文化并不会轻易地走出历史舞台, 而是经历一场殊死搏斗。宗教作为文化的重要内容, 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民族神可以允许异民族神和自己并立(这在古代是通常现象) , 但不能容许他们居于自己之上。” [1]随着蒙古汗国的建立及向外扩张的战争, 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注视着这个强大、不可战胜的民族, 纷纷来投靠、讨好, 其中不乏有各种宗教势力。据有关文献所载, 当时有佛教、伊斯兰教、景教、基督教等。由于蒙古游牧文化是比较开放性的文化, 所以容易接受异域文化。但是, 蒙古汗国时期, 萨满教仍处于统治地位, 成吉思汗对这些宗教持“一律平等”的原则, 并告诫其子孙履行他的这个主张和政策, 所以历代汗王对宗教持谨慎态度。
至于蒙藏从何时发生文化关系, 蒙古族从何时接触藏传佛教的, 学术界各说不一, 史料记载也相互矛盾。但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是从1247 年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伊始。众所周知, 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经历了三个阶段: 即阔端与萨班时期为第一阶段; 蒙哥、忽必烈时期为第二阶段; 阿拉坦汗时期(明代) 为第三阶段。第一、二阶段佛教的传入由于种种原因只局限于蒙古统治阶层, 没能在民间广泛传播。16 世纪中叶以后, 蒙古社会状况与新兴的格鲁派一拍即合, 佛教在蒙古地区迅速渗透, 后来清朝的统治政策对黄教在蒙古社会的全面渗透起了推波助澜作用。
蒙古历代统治者崇信佛教的目的是为其统治服务。不管是蒙古统治阶级还是藏传佛教上层, 两者都在寻求一种统治的依靠, 因此是在互相利用的前提下两者结合在一起的。对普通民众来说, 他们接受佛教是源自一种心灵的需要。只有群众普遍接受的时候, 它才能成为整个民族的。其原因是蒙藏文化具有相通性。
首先, 蒙藏民族经济基础、生活方式相似。蒙藏两个民族自古就有狩猎、游牧生活, 而且以游牧生活为主。“逐水草而居、依四季而生”的比较自由、开放的游牧生产方式使蒙古族和藏族人民都具有草原般宽阔的胸怀、大鹏般搏击的勇猛、牧歌般悠扬的情怀。他们所生存的环境气候也只能最适合游牧生活。大自然所赋予的这种灵性使蒙藏人民在性格方面也较相近。另一方面, 由于生产方式上的相似, 他们所创造的神也是相似的。从《蒙古秘史》以及其他文献史料中我们可以探知蒙古先民曾有过苍狼、花鹿等图腾崇拜; 从藏族史诗《格萨尔》中也能得知古代藏族有过野牛、大鹏、狮等崇拜。这是与狩猎生活息息相关的。就连古代先民们解释自然现象时也与自己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古代藏族先民对山川河流的形成, 在《斯巴宰牛歌》里是这样唱的: 问:“斯巴宰杀小牛时, 砍下牛头放哪里? 我不知道问歌手: 斯巴宰杀小牛时, 割下牛尾放哪里? 我不知道问歌手: 斯巴宰杀小牛时, 剥下牛皮放哪里? 我不知道问歌手。”答:“斯巴宰杀小牛时, 砍下牛头放高处, 所以山峰高耸耸; 割下牛尾栽山阴, 所以森林浓郁郁; 斯巴宰杀小牛时, 剥下牛皮铺平处, 所以大地平坦坦。” [2]这首古歌反映了藏族先民发展到畜牧业生产时代的思想认识, 具有鲜明的牧业文化特色。诸如此类的神话传说在蒙古族中也有过。
其次, 蒙藏民族都曾有过原始宗教, 都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可以说接受佛教的文化底蕴是相近的。藏族的苯教和蒙古族的萨满教同属于原始宗教。有人称苯教是“灵气萨满教在西藏的地方形式”。也有人说“苯教就是萨满教”。不管怎么说, 苯教和萨满教是原始宗教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不同形式, 作为原始宗教它们的性质是一样的。七世纪以前佛教还未正式传入吐蕃, 在西藏高原各部族中信仰苯教。它与萨满教在信仰内容、崇拜对象、祭祀仪式以及巫师的职能等方面基本相似。这在新旧唐书《吐蕃传》中均有所记载, 尽管记述简明, 但仍可窥知大概: 苯教崇奉天地山川日月星辰, 即自然崇拜;以羊原羝(大蹄公羊) 为神, 即图腾或动物崇拜; 丧葬习俗为土葬, 衣服珍玩及生前所乘之马、所配弓箭皆随葬, 墓上起大宝、立土堆、插杂木为祠祭之所, 即相信灵魂不灭、有鬼魂, 是祖先崇拜; 有巫巫见, 其职能是充当人神之间的使者, 祈福禳灾、占卜吉凶、崇尚咒术、驱役鬼神、跳神治病等。巫师以鼓为法器, 藏族有苯教巫师骑鼓飞行的神话传说。苯教巫师有苯波、准、德吾、先等称呼, 与萨满教的巫师——萨满称呼不同而已[3]。早期苯教还把宇宙分为“神”、“人”和“魔鬼”三个世界, 认为赞普是天神到下界统治吐蕃人的主宰, 用天神与祖先合一, 解释天和人的关系。这些内容与蒙古族的萨满教极为相似。正因为如此, 蒙藏民族在某些习俗、祭祀仪式、观念等方面也就趋于相近或相同。
蒙古族祭“敖包”的习俗延续至今, 它是源于对山石的崇拜。在藏区, 无论是农区还是牧区, 遍见的是“拉资”, 也称“俄博”(“俄博”是蒙语)。形式很多,有石块垒起来的, 也有用嘛呢箭杆插成的。其上有经幡、三色和五色彩绒、哈达、白羊毛等吉祥祛邪饰物。与“拉资”有关的活动很多, 统而言之可称为祭“拉资”或祭“俄博”。有些地区有具体的时间, 如正月初一、七月十五等, 有些地区没有具体的时间。具体的山神有具体的地点, 因而居住在这座山附近的百姓们, 就自然地将它们奉为部落的保护神[4]。
放生是一个活祭形式, 这在蒙古族的祭祀活动中经常有的, 蒙语中称“翁滚拉胡”, 在祭“腾格里”或是祭祖先时这样做。现在祭成吉思汗陵时就放生, 而且是用白马, 这在《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等文学作品中也有所反映。在藏区, 一些有大的“拉资”的地方都有这种因放生而赶到山上的活着的祭牛、祭羊, 身上用三色、五色的布条、丝线等装饰, 一年四季都生活在山上, 不剪毛, 更不能乘骑使用, 任其自生自灭。
藏族和蒙古族人都认为男人的右肩有盏灯、女人的左肩有盏灯, 假如弄灭了这盏灯, 人就会得病。藏族称之为“阳神”, 这种阳神的存在和人自身灵魂的存在很不好区分。藏族、蒙古族中特别忌讳别人拍自己的肩膀, 尤其是忌讳女人拍男人的右肩, 认为这样很晦气、没好运; 也忌讳打孩子的头。这种忌讳可能与灵魂观念有关。正是由于有这种原始宗教观念相似的基础, 为藏传佛教较顺利地传入蒙古地区、为蒙古族各阶层所接受起了重要作用。
再次, 就是和藏传佛教的特殊性有关。佛教对藏族来说也是异域文化。从七世纪佛教随着尼泊尔公主和文成公主分两路传入吐蕃以后, 就和藏族的原始宗教——苯教相互斗争。苯教作为吐蕃固有的宗教不会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 很多传教喇嘛来吐蕃,终因苯教势力的反对而知难而退。直至赤松德赞时期迎请入藏的印度密宗大师分析了佛教不能在吐蕃扎根的社会原因, 融进藏族的风俗习惯, 开始吸收苯教的一些礼仪, 以降伏苯教神祗, 封他们为佛教护法神。从而缓和了佛苯斗争。
大乘密宗是印度佛教衰微之际, 为挽救颓势、重振教门而产生的佛教神秘教派, 创始人是二世纪时的龙树。揭开这层神化的外衣, 实际上就是莲花生用以类似苯教的那套奥秘的巫术传佛教, 迎合人们相信驱魔慑鬼的迷信心理, 以消除人们对佛教的陌生感; 同时给苯教的神鬼改穿上佛教衣装, 容纳了佛教的神灵世界, 以便争取苯波师能和佛教走联合的道路。这种用密宗作桥梁调和佛苯矛盾的策略, 不仅为佛教在吐蕃的传播排除了障碍, 而且也为后来佛教在藏族社会发展、成为地方形式的独特教派开辟了道路。宁玛派是密宗吸收了西藏固有的苯教内容而形成的最早的教派, 其教义被认为是莲花生所传, 尊莲花生为始祖, 以传授密法为特点。藏传佛教各派主要是在传承和修持方法上有差异, 而教义内容则是一致的, 都属于佛教大乘空宗和密宗。有的专持密咒, 不守律仪, 如宁玛哇; 有的提倡戒律, 尊尚净行,如噶当巴; 有的显密融合, 注重讲说, 如萨迦巴; 有的精修密法, 尤重师传, 如噶举巴。有的厉行律仪, 由小(乘) 到大(乘) , 兼容并包, 以密为极, 如格鲁巴。格鲁派是藏族佛教诸派中形成最晚的一个教派, 约在15世纪初由宗喀巴创立。它并不是什么有新教义的派别, 它的教义是以噶当派的教义为基础的。后来在藏传佛教各派戒律松散、走向衰败时, 宗喀巴进行“宗教改革”, 由此深得民心。正因为藏传佛教是改造过的佛教, 融入了很多苯教的东西, 这使得蒙古族人民易于接受。
经过改造的藏传佛教在很多观念方面又与萨满教相近: (1) 关于“天”的观念。佛教和萨满教都认为一切都是由天注定, 由天来统治的。在萨满教中“天”(腾格里) 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是萨满教最高的神灵。恩格斯说:“没有统一的君主就决不会出现统一的神, 至于神的统一性不过是统一的
综上所述, 尽管蒙古族人接受藏传佛教的原因很多, 但两个民族间文化的交流(没有强制的前提)主要是由这两个民族文化的相通性所决定的。有近似的文化传统促使其文化交流顺利进行。当然, 蒙古族接受藏传佛教的原因并不只是上述这些, 蒙古族自己的文化传统的特性也是接受异域、异族文化的一个先决条件。总之, 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并逐渐发展, 与蒙古族原有的文化传统相互撞击、融合, 在蒙古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成为蒙古族文化的组成部分, 并存在至今。
（原载《青海社会科学》2002年6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