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铭是中国佛教史料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对碑铭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佛教研究的一个最重要方面。本文即是对重庆大足石刻中的《临济正宗记》碑文进行初步研究，不对之处，欢迎方家指正。
一、《临济正宗记》碑前半部解读
重庆大足县，古称昌州，是著名的石刻之乡。全县现有各种造像五万余尊，铭文十万多处，其中以佛教为最，是通过实物研究佛教的最好资料。大足佛教石刻始于唐朝，盛于五代宋，明清以后，渐至衰落。在大足石窟宝顶道场坛台孝经洞外左侧，立有《临济正宗记》（注：《大足石刻铭文录》，重庆出版社，1999年8月初版，第217页。又本文中的铭文经过陈灼先生校补，文意和内容更全，故为本文所用。参见陈灼：《〈临济正宗记〉碑跋》，载《大足石刻研究》2002年，第2期，第58页。）碑一通，全文如下：
敕赐圣寿寺传灯记
我朝扫胡元以开天，取渝土于明氏。裳城乃渝州之属邑也。其间名山大观虽不可胜纪，惟宝顶称诸山之甲。考其开创，昉于唐宣宗大中九年，奉朝敕赐三道，所以表佛迹之奇。蜀王令旨二道，所以嘉天作之美。迄今万年香火，代不乏人焚献。
唐宋开山历代祖讳，虽传灯有人，而讳派失实。粤稽上古传灯，释迦首传迦叶，次授阿难，及二十八祖达摩初入东土，一花五叶，至六祖、三十三祖，方立五家宗派。本寺乃临济派脉也。自始祖元亮，系陕西平凉人氏。洪武初年居此，传灯无尽。教海汪洋，第恐世远讳讹，宗派拂紊，谨将前代祖图后续法派，暨各祖宗谱勒诸石焉。则兹石之传于派者，当与宝顶、渝水同高深矣。何患夫讳之失实也哉。谨记。
临济下二十一代祖，僧会司僧会元亮晓山、铭海月舟、铭鉴昭然。
奉命 住持惠妙元极、惠旭丽天
奉旨 住持超禅性空、超玘翠崖
后代 住持性正、悟南、觉本、觉诗、性儒、法全、□洪、法明、觉殉、觉高、悟顶
大明隆庆五年岁在辛未冬十二月之吉 当代住持悟朝立
《大足石刻铭文录》载，此“碑文大部漶泐，存字亦漶甚，据拓片辨识92字，校补入260字”[1]。后来经大足石刻博物馆研究部主任陈灼先生仔细辨识，复原了碑面，已经能够读通[2]。碑文是说宝顶山道场自唐代以来，曾受到唐朝皇帝和蜀王的多次嘉奖，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都已经不复存在，就是开山的僧人也不再为人所知了。然而，佛教是讲究传承的。宝顶山的僧人们为了避免以前发生过的祖师失载的情况，于明代隆庆五年（1571年）开始正式立石，将本宗的法派和传承记录下来，欲留给后人一个比较完整的谱系或法系资料。
碑文第一句“我朝扫胡元以开天，取渝土于明氏。裳城乃渝州之属邑也。”“我朝扫胡元”，是指明朝推翻元朝的统治，歌颂了明代的宏大志向与事业的成功。诗圣李白曾有诗云：“试借君王玉马鞭，指麾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3]注家说：“乃云‘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亦可见其志矣。”[4]《宋史全文》卷十六上亦云：“陈师鞠旅，尽扫胡尘，然后奉迎銮舆复还京。”可见这里的“胡”字，也寓意了汉民族以外的“胡”人之意，当然也包括了特指元代统治者蒙古等诸色人。“取渝土于明氏”，指元末明玉珍（1331-1336年）据蜀称帝，国号大夏，建元天统，定都渝城（今重庆）。玉珍殁，子升继位。洪武四年（1371年）统一于明。“裳城”即指大足。《山堂肆考》卷一百七十二“香霏”云：“重庆府大足县，有地名曰海棠香国。海棠五香，惟此地产者有香，故旧郡治前有香霏亭。”《续茶经》卷上之三云：“《雪蕉馆记》谈明玉珍子升在重庆取涪江青石为茶磨，令宫人以武隆雪锦茶碾，焙以大足县香霏亭海棠花，味倍于常。海棠无香，独此地有香，焙茶尤妙。”[5]
碑中云：“考其开创，防于唐宣宗大中九年，奉朝敕赐三道，所以表佛迹之奇。”“蜀王令旨二道，所以嘉天作之美。”大足一碑两刻的《重修宝顶山圣寿院碑记》[6]和《重修宝顶山圣寿寺碑记》[7]都记有“圣寿本尊生唐宣宗大中九年六月五日”，这是说开创宝顶的僧人柳本尊生于“唐宣宗大中九年六月五日”，而不是指圣寿寺始创于唐宣宗大中九年。此二碑一面刻于洪熙元年（1425年），另一面刻于宣德元年（1426年）。《临济正宗记》碑立于隆庆五年（1571年），晚于前两碑145年。所以《临济正宗记》碑称“考其开创，昉于唐宣宗大中九年”，则是乱解前碑；碑中又云：“奉朝敕赐三道，所以表佛迹之奇。”笔者查阅了《旧唐书》、《新唐书》和《释氏稽古略》，未见到唐宣宗对大足宝顶有过“敕赐”，大中九年也没有任何对佛教“敕赐”的举动记载。但是唐会昌六年（846年），武宗驾崩，宣宗继位，宣布恢复佛教，由是佛教得以复苏，所以在佛教徒眼里看来，这是佛陀的奇迹所致，故有“表佛迹之奇”。《临济正宗记》碑又称“蜀王令旨二道”。南宋《唐柳本尊传》碑中有“因下令敕赐额名大轮院，长作皈依之地……蜀主大悦，俱封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太傅，内殿侍……持念有感应，赐名位如故……至熙宁元年（1068年）□月□，敕赐寿圣院为额”[8]等文。成化十年（1474年）僧超禅立《恩荣圣寿寺记》碑录蜀府永乐十六年（1418年）和成化十年（1474年）令旨两道，可见《临济正宗记》碑是据前两碑而立说。所以碑文又云：“迄今万年香火，代不乏人焚献。”
碑中云：“唐宋开山……方立五家宗派”一段，是说的禅宗历史。按禅宗灯史所载，迦叶是初祖，阿难是二祖，到菩提达摩是西天二十八祖。菩提达摩来中国，是东土初祖，在他之后经历了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是为震旦六祖。所以自达摩之后，禅宗在中国，一花（达摩）开出五叶（从二慧可到慧能六祖）（注：《景德传灯录》卷三“菩提达摩”条云：“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另说禅宗自六祖慧能以后，衍成曹洞、临济、云门、沩仰、法眼五派，故也称为一花五叶。）。又按印度传法谱系来计算，六祖慧能也是西天三十三祖。自慧能以后，禅宗分成了五家七宗，五家是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等五个派别，加上由临济宗分出的黄龙派和杨岐派，合称为七宗。
二、元亮禅师籍贯考
《临济正宗记》碑中强调：“本寺乃临济派脉也。自始祖元亮，系陕西平凉人氏。洪武初年居此，传灯无尽。教海汪洋，第恐世远讳讹，宗派拂紊，谨将前代祖图后续法派，暨各祖宗谱勒诸石焉。则兹石之传于派者。”这里点出了立碑的目的，即“第恐世远讳讹，宗派拂紊”。“始祖元亮”，应是碑末“临济下二十一代祖，僧会司僧会元亮晓山”的“僧会元亮”。其中僧会是明代管理宗教的部门。明代于洪武四年（1371年）建立“僧会司”的管理佛教部门[9]。明正德四年（1509年），当时四川芦山知县亢时霖在《重修广福寺祖师堂碑记》中说道： “方今圣朝酌古准今，亦不废其教，内设僧录，以总其纲，而凡佛寺之建，皆辉煌金壁，甲第连云。外设僧纲、僧正、僧会司，以总束缁流释子，而金饰之像、梵刹之雄，亦欲蟠踞名山大都。盖欲化导群生，以为世之小补也。”[10]由此可知，国家在中央设僧纲司，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大足属于重庆府下面的一个县，所以只能设僧会司。而宝顶寺院的元亮晓山就是大足僧会司的一个僧官。
在佛教禅宗典籍《续灯正统》卷四十一中有“晓山元亮”的记载，全文曰：
□□府宝顶晓山元亮禅师
河南信阳萧氏子，幼却荤。以父官棠，遂家棠。因宝林至福有道，从落发。福示以禅要，有省，且指参古渝幽谷。才入室，针芥相投。洪武壬子，归棠建宝顶。被诏住报恩，迁大慈，宸章屡降，力求退，乃赐还山。初蜀藩，亦尝请说法内庭。
示众：瓮里何曾走却鳖，虾跳元来不出斗。出世若无坚固心，六道轮回空自走。兄弟们，即今入宝山，还有不空手而归者么？设有，正须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庚申十月十三，时天净无云，日午忽轰雷三震，圆光空际亦三，遂化去。茶毗，舍利如注。
从晓山元亮生平事迹可知，元亮祖籍河南信阳，俗姓萧。因父亲到大足（棠）做官，于是定居在大足。后从宝林至福出家，得其法要，洪武年间回到宝顶，开山说法。后被朝廷诏至报恩寺居住，再迁大慈寺，上表要求还山，最后被批准，回到宝顶建道场。元亮曾经受到川蜀统治者的厚待，出入官府后院屡屡说法。
《临济正宗记》碑称“元亮晓山”，《续灯正统》曰“晓山元亮”。“元亮”应是法名或戒名，按出家僧人的辈份排列，属于“元”字辈，“晓山”是法号，所以“元亮晓山”和“晓山元亮”皆可互换，皆可读通，两者为一人。此外，在禅宗法系中有“晓山智升禅师”[11]，史乘记载有“晓山旭”的法嗣“三韩佟明道德斋居士”和“山东莱州张明鉴见安居士”[12]等，说明“晓山”可能是一个地名。检阅古籍，名“晓山”的地方有二处，一是海南的“黎晓山”，另一是浙江宁波昌州国的“东晓山”。海南当时是蛮化地区，佛教尚未播及此地。四明宁波唐代就是佛教的重镇，赵宋渡江以后，江南佛教日甚，俨然成为中国佛教的中心。所以，从佛教传播的实际情况来看，应以宁波的“东晓山”为是。由此可知，元亮的法系与江南宁波的晓山系有关。
《临济正宗记》碑称元亮祖籍“陕西平凉”，《续灯正统》云祖籍“河南信阳”，两者的说法不一致。“平凉”是历史上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镇，战略地理位置重要，所以历朝都对它进行控制，行政区域的划分也在不断变化，现在已经属于甘肃省管辖。《嘉庆重修一统志》指出了平凉在历史上的属域变化：
（平凉）禹贡雍州之域。春秋属秦。秦为北地郡地。汉为安定郡地，后汉因之。东晋太元中，苻秦始分置平凉郡。后魏为陇东、平凉二郡，属泾州。陇东郡治泾阳县，平凉郡治鹑阴县，州治在今府东境。后周改置平凉县。隋属平凉郡（时郡治平高）。唐初属原州，贞元十九年徙原州治平凉。元和三年州徙临泾，四年于平凉县置行渭州。广明元年为吐蕃所破，中和四年复置曰渭州，属关内道。五代因之。宋曰渭州陇西郡，初属陕西路，庆历元年分置泾原路，政和七年升平凉军节度使。金曰平凉府，属凤翔路。元属巩昌路。明洪武初属陕西布政使司。
由上可知，“平凉”在明代隶属于陕西，《临济正宗记》碑所说的“陕西平凉”确为属实。“信阳”也是著名的文化名城，《嘉庆重修一统志》曰：
（信阳）春秋楚寘阨地。汉置
、钟武二县，俱属江夏郡。后汉省钟武，增置平春县，皆属江夏郡。晋属义阳郡。东晋孝武改平春，曰平阳，后又移义阳，郡治平阳。刘宋泰始中，于义阳郡，置司州。齐因之。后魏正始元年改曰郢州。梁大通二年改曰北司州。东魏武定七年改曰南司州。后周平齐改州曰申州，郡曰宋安。隋初郡废改县，曰义阳。大业初改州曰义州，寻复曰义阳郡。唐初复曰申州，天宝初亦曰义阳郡，乾元初复曰申州，属淮南道。五代因之。宋开宝九年降为义阳军（郡）。大平兴国元年改曰信阳军（郡）。信阳县属京西北路端平，后荒废。元至元十四年升为信阳府。明年降为州，属汝宁府。明洪武十五年降州为县，成化十二年复为州，仍属汝宁府。本朝因之。
“平凉”的位置在甘肃与陕西交界的地方，从甘肃天水再往西即是。信阳的位置在河南与湖北交界的地方，从开封再往南即是。平凉与信阳之间相隔有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地区和黄河中原的平原大地，古代交通不便，两地之间的距离还是非常遥远的。《临济正宗记》碑于明穆宗朱载垕隆庆五年（1571年）立，《续灯正统》于康熙辛未（三十年，1691年）撰出，后者比前者晚120年，因之《临济正宗记》碑的说法可信度更大，元亮系“陕西平凉”人为是。
三、元亮禅师回宝顶传法及卒年考
《临济正宗记》碑又说元亮于“洪武初年”居宝顶传灯无尽，《续灯正统》云于“洪武壬子，归棠建宝顶”。“洪武壬子”是洪武五年，即1372年。所以也可以称为“洪武初年”。两文所说的时间基本吻合。从《临济正宗记》碑额“敕赐圣寿寺传灯记”可知，元亮所建的是宝顶圣寿寺。《续灯正统》云“归棠建宝顶”，这里的“归”字，说明元亮应该是从外地到家乡之后，再建宝顶的。但是根据《重修宝顶山圣寿院碑记》所载，圣寿寺的重建工作，不是始于洪武初而是始于永乐中，则《续灯正统》称元亮“洪武壬子，归棠建宝顶”有疑问，或者不是“建”而是“居”宝顶，这恰与碑称“洪武初年居此”相符。元亮可能不在大足受戒出家，而是在其它的地方出家的，至于在何地，尚待考证。
《续灯正统》说元亮“被诏住报恩，迁大慈”。这可能是指他居宝顶寺之后，声名鹊起，引起朝廷的注意，于是被诏住在报恩寺和大慈寺。但是元亮被诏是在什么时候呢？这里提及与元亮有关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六朝的情况。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改元执政31年。朱元璋曾经出过家，对佛教有感情。建国伊始，就不断征召佛教高僧到京城，或举行法会，或升座说法。史载：“洪武改元，首开善世院，俾擢有道浮屠，莅天下名山。”[13]“洪武初，诏征天下高僧赴京。”[14]“太祖即位之四年，重念元季兵兴，六合雄争，有生之类，不得正命而终，动亿万计灵氛，紏蟠充塞下上，吊奠靡至，茕然无依。天阴雨湿之夜，其声或啾啾有闻，宸衷若疚，且谓：‘洗涤阴郁，升涉阳明，惟大雄氏之教为然。’乃于冬十二月，诏征江南有道浮屠十人，诣南京，就蒋山太平兴国禅寺，丕建广荐法会。”[15]“洪武戊申，秋九月，诏江南大浮屠十余人，于蒋山建大法会。”[16]“洪武壬子秋，召高僧，建大会于钟山。”[17]朱元璋最后诏征天下高僧建法会蒋山是在明洪武癸酉（二十六年，1393年）。之后是惠帝朱允炆登基。惠帝执政四年（1399-1402年），年号“建文”。佛教资料没有惠帝诏僧的记载。再后惠帝被燕王朱棣推翻，改元永乐。朱棣对佛教有兴趣，曾经重用僧人姚广孝，但永乐朝初三年，整肃国土，也没有顾及佛教。永乐四年（1406年）开始“征天下道士至京师”[18]之后，朝廷于永乐八年（1410年）在北京刻北藏。洪熙祚短，仅一年时间。宣德朝一共十年，宣宗朱瞻基在佛教方面没有什么作为。正统元年（1436年）十月，英宗朱祁镇“命僧录司，复照洪武旧制，造僧人周知册，优免先圣先贤子孙差”[19]。之后到五年（1440年）前，朝廷没有征召过僧人。
由上可知，元亮被诏，可能是在洪武年间，并极有可能是在洪武中期。元亮以他的声望住进了报恩寺。以报恩为名的寺院在中国有很多，如明朝首都金陵报恩寺，是南京三大寺之一，苏州报恩寺是江南有名的寺院，杭州的报恩寺则为江南名刹，四川平武报恩寺是川内有名的寺院。成都东门外宋公桥有一座报恩寺，但是规模很小。在大足城边也有一座报恩寺。《四川通志》卷三十九云：“大足县：报恩寺，在县东城外。”平武报恩寺是于明正统五年（1440年）才建造的，时间晚于洪武年间。成都寺院有名的是昭觉寺、文殊院、大慈寺和草堂寺四大寺，位于宋公桥的报恩寺排不上名次。大足的报恩寺虽在城东，但是名声远不如宝顶寺大（注：（嘉庆）《四川通志》卷三十九云：“大足县报恩寺，在县东城外。宝顶寺，在县东十里，维摩祖师道场，石壁俱镌佛像，康熙二十五年知县史彰重修。惠恩寺，在县西四十里，今废。妙高寺，在县西五十里。玄妙观，在县东。”）。
永乐以后，朝廷首都北上，北京成为明代的政治文化中心，但是佛教仍然以南方为盛，北京城内似乎没有以报恩为名的出名寺院。《续灯正统》强调元亮“被诏住报恩”，而不是说他“被迎请报恩”，既是“被诏”，说明这是皇帝的行为，只能是住在有名的大寺院里，那么就有可能是住在金陵报恩寺了。
元亮复“迁大慈”。大慈寺是成都最大的寺院，号称“震旦第一丛林”。元亮既是被诏之人，回川后住在大慈寺应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续灯正统》又说元亮“初蜀藩，亦尝请说法内庭。”“蜀藩”是指朱元璋封子署理各地，分封藩王。洪武十一年春正月甲戌，封皇子第十一子朱椿为蜀王。史书称朱椿“性孝友慈祥，博综典籍，容止都雅，帝尝呼为‘蜀秀才’”[20]。朱椿礼贤下士，因之常请元亮前往府内说法拟为成立。永乐以后，诸王皆被削藩。元亮能被诏住报恩，又为蜀王说法，只能是洪武年间的事情了。元亮住报恩、大慈后，可能受不了“宸章屡降”，于是“力求退”，最后朝廷同意，“乃赐还山”，元亮再次回到了大足宝顶。大概在永乐之后，他可能就一直住在宝顶道场了。
《续灯正统》记元亮“庚申十月十三，时天净无云，日午忽轰雷三震，圆光空际亦三，遂化去。茶毗，舍利如注”。与元亮有关的“庚申”是洪武十三年（1380年）和明英宗朱祁镇正统五年（1440年）。但是在明永乐元年（1403年）大足千佛岩僧铭宗《募化造十二光佛龛记》一文中云：“化缘僧人铭宗，堂教僧官本师和尚晓山证盟。”[21]说明在永乐初年时，晓山在世。永乐八年（1410年）任俍年造观经变龛中尚出现“官晓山和尚”[22]的铭文，证明元亮仍在世。另据陈灼先生考订，“北山第245号窟底部题刻为明建文己卯年（1399年）大足县僧会司僧会僧元亮所作”，说明建文元年己卯（1399年），元亮尚在世（注：铭文原为“□县僧会□亮拜□□乐□镜开△重重殿阁□……□宝楼台△化生九品人无数△尽是他方化佛来△□文己卯□月□书”，陈灼先生在《大足石刻辩疑六题》（未刊稿，见《中国重庆大足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大足石刻首次科学考察60周年纪念会论文汇编（一）》，2005年8月，中国，重庆）中有过详论，请参阅。铭文承蒙陈灼先生同意引用，特此申谢。）。从建文元年到正统五年之间，有41年时间。因此，《续灯正统》所记元亮辞世的“庚申”，是正统五年庚申（1440年）。
《续灯正统》云晓山元亮于“洪武壬子”（1372年），回宝顶建寺，那么到了正统五年，已经过了68年的时间。佛教规定，受具足戒应不低于20岁，以晓山在洪武壬子时受戒，时年20岁计算，那么到正统五年，他已是88岁以上的老人了。
《临济正宗记》碑额“敕赐圣寿寺传灯记”，从碑的落款“大明隆庆五年”，此敕赐应是明穆宗朱载垕朝所为。穆宗在朝6年，36岁逝世。《明史》载：“穆宗在位六载，端拱寡营，躬行俭约，尚食岁省巨万。”[23]穆宗在位时，天灾不断，战争不停，不见有敕赐佛教之举。佛教典籍中也无这方面的记录。如果是蜀王，则不可能有“敕赐”二字，因之此“敕赐”二字或许就是指的元亮被诏人京城住报恩之事，或许是他回宝顶时受到皇朝的敕赐。总之，此事还有待考证。
元亮的禅法在《续灯正统》中也有披露。他示众曰：“瓮里何曾走却鳖，虾跳元来不出斗。出世若无坚固心，六道轮回空自走。兄弟们，即今入宝山，还有不空手而归者么？设有，正须朝打三千，暮打八百。”瓮中捉鳖是人们熟悉的一句成语，佛门将其用在了启发学人上面。天津大悲寺慧林光投安化禅师披剃，安化命慧林光参本来面目话头。一日，安化问睦容禅师：“如何是本来面目？”容曰：“瓮里何曾走却鳖。”慧林光在旁边听后有省，即趋方丈室。慧林光问安化：“本来面目聻？”安化曰：“描不成，画不就。”慧林光又曰：“既恁么，唤什么作本来面目？”安化震声一喝。慧林光曰：“喝则从汝喝，还我本来面目来。”安化曰：“到者里，有口只堪吃饭。”慧林光曰：“三十棒，且待来日。”[24]鳖在瓮中始终不能走出，但是鳖老想从瓮中跑出来，这是拿着自家的宝藏还在到处找，殊不知本来面目就是在瓮中，只要安心在瓮中，即找到了本来面目。所以安化回答慧林光什么是本来面目时，特意强调“描不成，画不就”。“到者里，有口只堪吃饭”。本来面目在你自己的身上，不必再去心外安心。元亮引用这句话也是这个意思，不仅鳖在瓮中不能走出，而且虾在斗里怎么也跳不出来。对寻求出世的人来说，重要的是要找回自己那颗不安分的心，若没有这个信念，老是想这样那样的解脱之心，最终仍然在六道中轮回，枉自在人世走了一回。所以元亮特别强调，既然已经出家为僧，入了宝山，就不能空手而归。如果还有没认识到这一点的人，那就必须要用功修道，每日警醒提示，早晚不能放松。佛果圆悟禅师曾说：“若知许尔自由自在，若不知朝打三千，暮打八百。”[25]所以“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就是督促用功修道的意思。
四、《临济正宗记》与《续灯正统》之互补
《临济正宗记》碑强调“本寺乃临济派”，元亮又以“临济下二十一代祖”自称。临济义玄是慧能六世孙，所以“临济下二十一代祖”，实为慧能下二十七世弟子。《续灯正统》“以南宋为始，要归于今日。补集五灯之未备，是之谓续灯也。以济、洞分列，各清其授受。表彰二桂之昌荣，是之谓正统也。”[26]“将济宗，先自曹溪十六世径山编起，至曹溪三十一世止。次自曹溪十六世虎丘编起，至曹溪三十五世止。复将洞宗，自曹溪十六世雪窦编起，至曹溪三十七世止。又收未详法嗣及补遗。共四十二卷。名之曰《续灯正统》。”[27]“曹溪”是慧能代名词，元亮既为慧能下二十七世，故被收于《续灯正统》。
《续灯正统》的作者性统，又名别庵禅师，是元代天目山高峰原妙一系的法子，西蜀人。“自蜀来浙，礼径山，访天童，遂住锡普陀。”[28]他编纂《续灯正统》的动机，在《自序》中说得很明白：感慨“人几沦丧，法亦式微，犹幸道不终泯”。“会辑是编，惟冀后之来者，览是编而有补焉。”他又说：“慨自明中叶，法运中衰，语多遗失。虽大报恩刻有《续传灯》，南石秀禅师有增集，奈考世不广。近代灯录叠出，曰补灯，曰续略，曰缵续，曰存稿，曰大统，曰宝积，缵述去取，各有所尚。是编特搜群集，会为大成，与广润《僧宝传》，互相发明。曰续灯，仍旧名也。曰正统，昭法系也。”[29]由兹可见，《续灯正统》的编纂，最终的目的还是在于“昭法系也”，“编集续灯，表扬正统”[30]。因此他在制定此书的编纂凡例时，特别强调是书的真实性和正统性，认为“派别支殊，渊源则一。纪世总标大鉴，千百世分门之渐，自可永杜。”[31]“有嗣无录者，注曰不列章次。嗣不可考者，注曰无传。凡郡县山寺称呼，俱遵近代，免翻阅者犹豫。”[32]“未详法嗣，附于卷末。”[33]
元亮被列入“未详法嗣”中。元亮的师父宝林至福的生平事迹已不可考。“宝林”是六祖慧能生前居住传法的广东昭关南华寺，因该寺最早名为宝林寺，后人因而也以“宝林”而指称南华。虽然整个禅宗南宗的僧人都是南华弟子，但是宝林至福很可能就是属于后来与南华寺有关系的禅僧。“元亮传”提到宝林至福要元亮“参古渝幽谷”，这说明宝林至福也许就是重庆或大足地区的一个有道的僧人，但他不是宝顶道场的僧人，因为《续灯正统》已经说元亮是在出家受戒后再回到宝顶重修道场的。渝州重庆本来就是多山的城市，既为山区则必有幽谷，此“幽谷”地点现已不可考，但它一定是一个适合参禅打坐的静幽谷地。《临济正宗记》碑明确提出宝顶寺僧人属于临济派，并且肯定是临济下二十一世，这就弥补了《续灯正统》的不足，还了元亮禅师的本来面目。
陈灼先生通过《临济正宗记》碑，结合大足地区的资料与元亮的后代弟子法名，得出“宝顶明代僧脉，自僧元亮以下辈分排为铭——惠——超（性）——觉——悟——本——宗”[34]。这个宗谱的考订很重要。如果加上宝林至福和晓山元亮的法字，这个宗谱似可以成为“至元铭惠超，性觉悟本宗”十个字。禅宗的宗谱，一般与佛教的语言有关，而且易记忆，并表达了禅宗的理念。如临济宗陕西终南山勅德峪天龙寺派的宗谱是：“明德义幽玄，昭然廓性天，慧灯联海焰，万固永流传。”[35]大足宝顶寺的宗谱，后五个字“性觉悟本宗”好理解，前两个字“性觉”是说禅宗的明心见性禅法的特点，因为禅宗讲心性，以见性即为觉悟为其宗旨。后三个字“悟本宗”，是依前面的“性觉”二字而来，强调正是因为有了“性觉”禅法的特点，才会悟到本宗的禅法。所以这一句的整个意思就是，宝顶派系以“性觉”的禅法特点而获得觉悟本宗。但是宝顶寺宗谱的前五个字“至元铭惠超”，则不大好理解，只好付阙，以俟日后再考。
明清时代，正是禅宗非常发达的时代。《续灯正统》记载了这一时期临济二十七、二十八代的僧人非常多，而且他们分别属于不同的支流。《续灯正统》将元亮列入“未详法嗣”中。对照清康熙岁次癸未（四十二年，1703年）迅雷明喜禅师等人刻的《终南山天龙会集缁门世谱》，元亮一系的谱系也不在其内。该书编纂的目的是：“故谨按传灯录，编集《释氏源流五世宗谱定祖图》，并五宗法派，正枝旁出，沿流分派，渊源所自，一髅相从，汇成一帙。付梓刊行诸方，使后之世代云仍，辨魔拣异，舍邪归正。知师资授受之有源，衣钵传持之有本矣。”[36]元亮的谱系没有被上面二书列入，并不是说其法系不存在，只是说明当时禅宗非常发达，派系太多，无法全部记录——这样一个事实而已。《释氏源流五世宗谱定祖图序》只是根据传灯录，收入一些主要的宗派源流，该书刻意强调：“接派分宗，惟凭各人一时家风。兴胜随机，自立一枝，尚有三十余家。不知自何宗岐，至此俱元实考，一概不曾强入。”《释氏源流五世宗谱定祖图》系由终南山勅德峪天龙山寺的僧人编纂，其中对北方一系的临济宗，特别是天龙山一系的情况介绍尤详，而对南方，尤其是西蜀川渝地区的禅系根本没有涉及。元亮的祖籍虽然是北方陕西或河南，但是他一直生活在南方，所以从宗派的关系上来看，他应是临济南方系的僧人，也许就是《释氏源流五世宗谱定祖图》所说的“尚有三十余家”没有被列出中的一家。此外，清代吴中南禅沙门守一空成《宗教律诸家演派》[37]载的临济下几十个宗派的宗谱里，也没有元亮一系的法脉。但是不管怎样，陈灼先生提供的这个宗谱，其意义就在于给我们提供了又一个临济宗在大足地区的谱系情况，至于它上溯何家，似可以通过这一线索再做进一步的研究。
《续灯正统》又说元亮于洪武壬子“归棠建宝顶”。宝顶最有名的寺院是圣寿寺，依据明洪熙元年（1425年）刻的《重修宝顶山圣寿寺院记》、弘治十六年（1503年）《恩荣圣寿圣碑》记载，此道场应为赵智凤所开创[38]。所以元亮于洪武壬子“归棠建宝顶”一事恐有错误，“建宝顶”一事，很可能是元亮回大足后，主持宝顶圣寿寺，对圣寿寺进行了整修，而不是新建。
《续灯正统》撰出的时间是清代，比明代的《临济正宗记》碑晚120年，而距元亮圆寂已过了至少251年。作者性统的详细生平现在已经不知，只知道他是西蜀人，为礼祖师而到了江南。此前他或许就在四川生活，或者曾经到过大足宝顶礼佛。元亮早于性统200多年，但是性统知道元亮，因为他撰此书时参考了大量的资料。性统记录元亮的事迹最早出处现已不可考，他能将元亮记录得如此详细，说明他是见过这方面资料的，但是他没有见过《临济正宗记》碑，因为他的材料与《临济正宗记》碑有出入，最明显的是在记载元亮的祖籍问题上南辕北辙，所以《续灯正统》“元亮传”不存在改写《临济正宗记》碑的问题。
笔者所用《续灯正统》是刻印本，上海涵芬楼影印，收入台湾兰吉富主编的《禅宗全书》中。原书中，“元亮传”条的题目为“□□府宝顶晓山元亮禅师”。虽然从前面的考证中可以知道，元亮与重庆大足有直接的关系，但是由于这里有两个“□□”，不清楚何地，所以仍有进一步考证的必要。
《嘉庆重修一统志》云：“唐乾元元年置大足县，属昌州。光启元年移昌州来治。宋因之。元州县俱废，入合州。明洪武四年复置，属重庆府。本朝康熙元年省入荣昌县。雍正六年复置。”康熙元年大足省入荣昌县，但仍属于重庆府。《嘉庆重修一统志》又云：“（荣昌县）光启元年徙州治大足，以昌元为属县。宋因之。元省明初改置荣昌县，属重庆府。本朝因之。”《续灯正统》虽然是在康熙辛未（三十年，1691年），但是大足隶属重庆府的地位并没有改变，所以其中“□□”应为“重庆”二字，整个题目应为“重庆府宝顶晓山元亮禅师”。性统本为巴蜀人士，重庆是仅次于成都的第二大城市，在清代统领21个州县，所以他对这一带的地望不会不知，但是本书的刻本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不知为何？或许因为五代时重庆曾属于夔州路，《嘉庆重修一统志》云：“五代属蜀，宋亦曰渝州南平郡，属夔州路。崇宁元年改曰恭州，淳熙十六年升为重庆府。”所以也有人称重庆为重夔，如《天下郡国利病书》云：“重夔二府去会城颇远，所属达东、太平、大宁、太昌等州县，山深地旷，流移逋逃，易于啸聚为盗。”如果这一推测成立，则□□也极可能是“重夔”二字，印书者因对此尚无把握，不敢妄刻，故用两个□来代替，以表示严谨。总之，这个错误不应该是性统所犯，很可能是错在印刷的环节。笔者在此聊备一说，供方家指识。
五、结语
以上笔者依据大足石刻的《临济正宗记》碑与禅宗典籍《续灯正统·元亮传》的内容，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元亮晓山”和“晓山元亮”是一个人，祖籍是“陕西平凉”，不是“河南信阳”。洪武五年回宝顶重建道场。之后，他受诏住在金陵报恩寺，蜀王朱椿曾经请他到内庭说法，再后退隐重新回到了宝顶，在宝顶圆寂。他所传的禅法是六祖慧能的即心即佛的明心见性之法门。
《临济正宗记》碑作者希望勒石宗谱，传于派者，“当与宝顶、渝水同高深矣。何患夫讳之失实也哉”。元亮圆寂于正统五年（1440年），《临济正宗记》碑立于隆庆五年（1571年），也就是说，在元亮寂后的131年以后，才开始为祖师和本宗的传承立一块说明的碑文。“佛祖之道，必须师资授受，方有的据，否则法嗣未详，终难取信。”[39]他们之所以要苦心积虑地将本宗的宗谱勒石立碑，取信于嗣是其根本。“灯以传道，统以继脉。设道之不明，统之不正。先圣所忧也。”[40]当然，也不排除“辨魔拣异，舍邪归正”之意！
但是，除了这个原因之外，还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六祖慧能所传的南宗禅，到了元明时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当时禅宗主要分成两个地域中心，一个是北方地区以少林寺雪庭福裕传承的曹洞宗（注：《五灯会元续略序》凡例云：“曹洞宗至宋季尤盛于河北，所以元世祖大集沙门，惟雪庭裕祖高贤鳞附，如黄钟为八十四调之首，如车毂为三十六辐所归，洵至盛矣，谁与京焉。独惜明兴以前，金辽以后，河北为战争之所，名刹兵秽，格言燹加，如洛之白马，天庆嵩之少室，龙潭熊耳之空相，磁之大明，泰之灵岩，燕之报恩万寿，灯灯不绝，班班可纪，而人罕被其光至，今仅存云门、寿昌、少室三叶，颇称蕃衍。”），一个是江浙地区始于天目山中峰明本的临济宗（注：《五灯会元续略序》凡例云：“临济宗自宋季稍盛于江南，阅元而明，人宗大匠所在都有，而韬光敛瑞，民莫得传，惟是天童、磬山、车溪三派鼎峙。”）。到了明末清初，在南方则变成了宁波天童圆悟传承的临济宗最有影响，而在西南川、滇、黔三省则是圆悟的弟子破山海明传播的临济宗势头最盛。由于战争以及佛教自身的不振，致使灯灯传焰的法系宗统也受到了破坏，原来线索清晰的宗脉，也变得模糊起来。为了能够传承正法，从宋代以后，佛教界就掀起编纂灯录历史的热潮，先后出现了《佛祖纲目》、《佛祖通载》、《佛祖统纪》、《传法正宗》、《禅宗正脉》、《宗门统要》、《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人天眼目》、《禅灯世谱》、《禅林宝训》、《传灯录》、《续传灯录》、《古尊宿录》、《五灯绪略》、《五灯严统》、《宋高僧传》、《明高僧传》、《续灯正统》、《锦江禅灯》、《黔南会灯录》等多种传书。众多的灯录并没有厘清禅宗历史和人物间的关系，反而引起了更多的争论，特别是到了明代，禅门内部为了争夺正统，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争论，“即遐陬僻壤知有悟门，灶妇饷儿，擅说法要，累所传之杂糅，务禀授有苗裔，某为师承，某为嫡嗣，何州之子，何世降神，庶法运毋紊乎主张，而流芳亦迈矣。”[41]其结果是“谓遂过饬非，遁辞强辨。徒损方寸，愈败声名。”[42]而巴蜀地区，“因明季寇乱，惟蜀最久，恐遗失世谱，宗派无稽也。”[43]宝顶的元亮，就被性统编的《续灯正统》列入了“未详法嗣”之中。元亮能够被列入僧传，说明他是有一定影响的僧人，因为他曾经被“诏住”报恩寺。大足的宝顶圣寿寺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与影响，因为它曾经得到了皇帝的“敕赐”，所以宝顶寺的僧人融入潮流，镌刻《临济正宗记》碑，强调宗门正统，继承法灯，也是历史的使然。但是由于宝顶地处偏远和深山之中，即使是《临济正宗记》碑记载了皇帝的“敕赐”，影响还是有限，也未能影响到性统的编纂。而碑文中所记载的元亮的后裔铭海月舟、惠妙元极、惠旭丽天、超圮翠崖、性正、悟南、觉本、觉诗、性儒、法全、□洪、法明、觉珣、觉高、悟顶、超禅性空，以及立碑者悟朝等人都没有能够列入僧传，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幸亏宝顶寺僧人有远见，将本寺的宗脉镌之于石，使后人得以了解该寺的宗流，最终起到了“当与宝顶、渝水同高深矣”之目的！
（附记：承蒙大足石刻博物馆陈灼先生和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侯冲先生的指正和提供资料，使本文写作受益颇多，特此感谢。）
【参考文献】
（来源：《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04期。编辑录入：齐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