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长安道教的兴盛发展，反映出道教从山林走向城市，从民间下层影响社会上层，以履行国家宗教职能的趋势。唐代长安道教宫观的大量设置，道教为皇室公卿大臣文士所尊崇，表明道教已完成山林道教向都市道教的转型。长安道士从方外介入社会政治文化活动，与儒释相鼎足而立为三教，道学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唐代长安道教展演了道教史上辉煌的一幕，成为道教城市山林的典范，本文特对此问题探讨如下。
一、唐代长安的道观与道士
在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多活动在下层民间。道士们修道于山野岩穴，以超凡脱俗的结茅隐修蔚成风气，由此逐渐形成遍布各名山的洞天福地。至唐朝建都之后，以老子为李氏皇帝远祖，道教成为受到皇室崇奉的国家宗教。在尊崇道教的社会氛围下，都城长安宫观林立，形成都市道教的崭新格局。唐代都市道教与山林道教并存，实为道教发展史上的一大转折。
唐代长安道教的兴盛发展，从长安道观的增加可见其大概。有关唐代长安道观的置立，最早有唐韦述《两京新记》的记载，但撰于开元十年(722年)的《两京新记》已佚，原书五卷现仅存第三卷。北宋宋敏求《长安志》二十卷，是现存记载长安道观最详的文献。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系据宋敏求《长安志》分类编撰，其中卷五《寺观》专列宫观一类，搜罗长安及附近各县道观甚详。清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则是更正《长安志》舛误及补充史料的考证之作。上述文献所载长安道观共五十座，其中建造于隋代的有十座，宋敏求《长安志》卷七载：“隋大业初，有寺一百二十，谓之道场；有道观十，称之玄坛。”[1] (122页)而据《唐两京城坊考》的记载统计，唐代长安有佛寺一百九座，比隋代佛寺一百二十数量减少，而道教的宫观却增加了四十座。唐代长安新置立的四十座道观，其中有二十一座是王室妃主、公卿大臣捨宅捐献的。如唐韦述《两京新记》载，“崇仁坊西南隅长宁公主宅”献作玄真观[2] (879页)。《长安志》卷七引《代宗实录》载，“以泾原节度使马璘宅作乾元观。”[1] (125页)
唐代皇帝敕建的道观，极土木之盛，殚良工之精。如东明观、兴唐观、太清宫、金仙观、玉真观等，都是伫立长安城中的宏伟建筑。唐韦述《两京新记》卷三载普宁坊的东明观：
规度仿西明之制，长廊广殿，图画雕刻，道家馆舍，无以为比。[3] (149页)
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敕建的东明观和西明寺，是唐初长安最著名的寺观。西明寺有十座院落，十三座大殿，室宇馆阁多达四千余间，道教的东明观仿西明之制，规模亦当不在其下。《长安志》卷八载长乐坊的兴唐观：
本司农园地，开元十八年造观，其时有敕令速成之，遂拆兴庆宫通乾殿造天尊殿，取大明宫乘云阁造门屋楼，拆白莲花殿造精思堂屋，拆甘泉殿造老君殿。元和年间命中尉彭中献帅徒三百人修兴唐观，赐钱千万，使壮其旧制。[1] (133页)
《长安志》卷八载大宁坊的太清宫：
宫垣之内，连接松竹，以像仙居。殿十二间，四柱，前后各两阶。东西各则阶一。其宫正门曰琼华，东门曰九灵，西门曰三清。御斋院在宫之东，公卿斋院在宫之西，道士杂居其间。[1] (132页)
唐高宗尊老子为玄元皇帝，唐玄宗于开元二十九年(741年)，诏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一所。天宝二年(743年)改西京玄元庙为太清宫，东京为太微宫，天下诸郡为紫极宫。唐制宰相四人，首相为太清宫使，次三相皆带馆职。太清宫作为李唐皇室的家庙，是唐王朝斋醮祈福的国家道场，太清宫道观的荐告词文，成为道教文书的书写范式。
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用工数百万，钱百余万缗，在长安辅兴坊为西城、隆昌二公主兴建金仙、玉真二观。《两京新记》卷三载：
二观门楼绮榭，耸对通衢，西土夷夏自远而至者，入城遥望，窅若天中。[3] (143页)
而政平坊安国观，“明皇朝玉真公主所建，门楼高九十尺，而柱端无栱枓”[4] (687页)。宋王谠《唐语林》卷七载：
政平坊安国观，明皇时玉真公主所建。门楼高九十尺，而柱端无斜，殿南有精思院，琢玉天尊老君之像。……院南池引御渠水注之。叠石像蓬莱、方丈、瀛洲三山。女冠多上阳宫人。[5] (252页)
唐代公主、宫嫔、仕女入道成风，清方濬师《蕉轩随录》卷六谈唐代公主入道说：
睿宗女玉真公主号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师，天宝时乞去公主名号，宝应时卒。玄宗女万安公主未嫁，天宝时为道士。楚国公主嫁吴澄江，后亦为道士。代宗女华阳公主未嫁，丐为道士，封琼华真人。顺宗女寻阳公主太和三年与平恩、邵阳二主并为道士。宪宗女永嘉公主、永安公主、穆宗女义昌公主亦均为道士。[6] (247页)
长安多有女道士修行的宫观，如咸宜女冠观、至德女冠观、金仙女官观、玉真女官观、三洞女官观、太平女冠观，皆以女道士住持而闻名，有“士大夫之家入道尽在咸宜”之说[7] (67页)。
道教道观兴建始于魏晋，至唐代道教已有完整的宫观布局仪轨。金明七真撰《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卷一《置观品》载道观规制说：
造天尊殿、天尊讲经堂、说法院、经楼、钟阁、师房、步廊、轩廊、门楼、门屋、玄坛、斋堂、斋厨、写经坊、校经堂、演经堂、熏经堂、浴堂、烧香院、升遐院、受道院、精思院、净人坊、骡马坊、车牛坊、俗客坊、十方客坊、碾硙坊、寻真台、炼气台、祈真台、吸景台、散华台、望仙台、承露台、九清台、游仙阁、凝灵阁、乘云阁、飞鸾阁、延灵阁、迎风阁、九仙楼、延真楼、舞凤楼、逍遥楼、静念楼、迎风楼、九真楼、焚香楼、合药堂等。[8] (745页)
按此道教宫观的建造规格，道观修道的殿堂台院、楼阁房廊等共有五十一处。长安道观以都市仙境著称，以地处闹市的城市山林格调，吸引文士们游览观赏，从而留下吟诵长安道观的涉道诗。涉道诗主要描写道教宫观胜地，抒发文士与道士的情谊，吟咏道教教义思想、养生修炼。这种文人与道士的唱和，是唐代道士进入主流社会地位的象征。姚合《游昊天玄都观》诗曰：
性同相见易，紫府共闲行。阴径红桃落，秋坛白石生。藓文连竹色，鹤语应松声。风定药香细，树声泉气清。垂簷灵草影，绕壁古山名。围外坊无禁，归时踏月明。[9] (5686页)
白居易《首夏同诸校正游开元观因宿玩月》诗曰：
我与二三子，策名在京师。官小无职事，闲于为客时。沉沉道观中，心赏期在兹。到门车马回，入院巾杖随。清和四月初，树木正华滋。风清新叶影，鸟恋残花枝。向夕天又晴，东南余霞披。置酒西廊下，待月杯行迟。须臾金魄生，若与吾徒期。光华一照耀，殿角相参差。终夜清景前，笑歌不知疲。长安名利地，此与几人知。[10] (4713页)
朱庆余《宿道士观》诗曰：
堂闭仙人影，空坛月露初。闲听道家子，盥漱读灵书。[9] (5865页)
文士们游览长安道教宫观，在月明清境中领略道家情趣，道观似乎成为超脱尘世的人间仙境。在唐代诗人的涉道诗中，所见玄都观以桃著称，昊天观以竹驰名，玉芝观以杉取胜，诗人以无限的遐想，讴歌长安道观引人入胜的景色。
章孝标《玄都观载桃十韵》曰：
驱使鬼神功，攒栽万树红。薰香丹凤阙，妆点紫琼宫。[9] (5759页)
刘禹锡《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曰：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11] (4116页)
刘得仁《昊天观新载竹》诗曰：
清风枝叶上，山鸟已栖来。……遍思诸草木，惟此出尘埃。[12] (6283页)
周贺《玉芝观王道士》诗曰：
四面杉萝合，空堂画老仙。蠹根停雪水，曲角积茶烟。[9] (5724页)
唐昌观的玉蕊花，闻名京城内外。围绕唐昌观玉蕊花的欣赏，笔记小说中有道教仙话的描写。唐康骈《剧谈录》卷下《玉蕊院真人降》说：
上都安业坊唐昌观，旧有玉蕊花甚繁，每发若瑶林琼树。唐元和中，春物方盛，车马寻玩者相继。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绣绿衣，乘马，峨髻双鬟，无簪珥之饰。容色婉约，迥出于众。从以二女冠、三女仆，……直造花所，……伫立良久，令小仆取花数枝而出。将乘马回，谓黄冠者曰：“曩者玉峰之约，自此可以行矣。”时观者如堵，咸觉烟霏鹤唳，景物辉焕，举辔百步，有轻风拥尘，随之而去，须臾尘灭，望之已在半天，方悟神仙之游。[4] (1483页)
诗人严休复、张籍、刘禹锡、元稹、杨巨源、武元衡、杨凝、王建等，都有吟诵《唐昌观玉蕊花》的诗篇传世。
唐代长安道士颇具文学修养，他们与文人学士诗文会友，谈仙论道，其作品成为唐代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初唐四杰”的卢照邻、骆宾王，与东明观道士李荣唱和酬答，骆宾王有《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诗，卢照邻有《赠李荣道士》诗。[13] (514页)这种道士、文士间的诗文唱和，成为唐代长安文坛的时尚。
天台山道士司马承祯在睿宗、玄宗时两度被征召入京，以道家无为之旨游说皇帝而见重于时。司马承祯栖居长安景龙观，与陈子昂、卢藏用、宋之问、王适、毕构、李白、孟浩然、王维、贺知章为“仙宗十友”。司马承祯辞睿宗归天台山时，睿宗“乃赐宝琴、花帔以遣之。工部侍郎李适之赋诗以赠焉。当时文士，无不属和。散骑常侍徐彦伯撮其美者三十一首，为制序，名曰《白云记》，见传于代”[14] (158页)。
玉真公主修道长安玉真观，道号为持盈法师，李白与元丹丘曾得持盈法师推荐而显名。唐魏颢《李翰林集序》说李白，“久居峨嵋，与丹丘因持盈法师达。白亦因之入翰林，名动京师”[15] (3798页)。李白在长安期间，还与司马承祯、谢自然、贺知章等道士交往，被誉为可与神游八极之表之人。著名道士吴筠居长安期间，与权德舆交往甚密，吴筠撰《宗玄先生集》十卷，权德舆为之作序说：“非道不言，言而可行，泊然以微妙，卓尔而昭旷，合为四百五十篇，博大真人之言，尽在是矣。”[16] (725页)对其道教思想推崇备至。据宋朱長文《墨池编》卷六，记载唐代传世的三十二通道家碑，其中文士为长安道士撰写碑文者，如岑文本撰，禇遂良书《唐至德观孟法师碑》，柳公权书《唐升玄先生刘从政碑》，员半千撰《唐宗圣观主尹文操碑》，徐浩书《唐兴唐观主郭先生碑》，此亦为名士高道交往的历史见证。
二、唐代长安道士的弘道活动
唐代长安是佛道辩论中心，一代道教精英汇聚西京，应皇帝征召入内应对三教论义。释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记载参加佛道论辩的长安道士有李荣、成玄英、李仲卿、刘进喜、蔡晃、张惠元、姚义玄、郭行真等。长安东明观道士李荣，长安僧人称之为“老宗魁首”[17] (392页)。长安龙兴观道士成玄英，被韦述称之为“长于言论”的道教辩才[3] (153页)。长安大崇福观道士刘宝概，“善讲论，为时所重”[3] (144页)。
唐代长安的儒释道三教论义，早在唐高祖时期就已肇其始。《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上《陆德明传》载：
时徐文远讲《孝经》，沙门惠乘讲《波若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德明难此三人，各因宗指，随端立义，众皆为之屈。高祖善之，赐帛五十匹。
唐刘肃《大唐新语》卷十一载高祖在国学听三教讲论，僧惠乘所讲为《金刚经》，高祖曰：“儒、玄、佛义各有宗旨，刘、徐等并当今杰才，德明一举而蔽之，可谓达学矣。”[14] (162页)《新唐书》卷五十九《艺文志》，著录道士刘进喜《老子通诸论》一卷，《显正论》一卷，可知刘进喜为长安道士中精研《老子》者。《大唐新语》卷十三《谐谑第二十八》说：“京城流俗，僧、道常争二教优劣，递相非斥。”[14] (190页)可见早在唐高宗时，长安的释道辩论就很激烈。
唐玄宗时的三教讲论，以规模宏大、论辩深入而著称。《宋高僧传》卷十七《唐京兆大安国寺利涉传》载：
玄宗诏三教各选一百人，都集内殿，韦玎先陟高座，挫叶静能及空门思明，例皆辞屈。涉次登座，解疑释结，临敌有余，与韦往返百数千言，条绪交乱，相次抗之，棼丝自理，正直有归。[18] (420页)
参加三教义理辩论的道教首席，即为玄都观道士叶静能。敦煌文书S. 6836号《叶静能诗》说：叶静能道法高妙，唐玄宗曾“亲自驾幸叶静能院内，论其道法。及朝廷卿相，无不欲往”。
唐代三教讲论的内殿即麟德殿，又称内道场，每年内殿三教讲论为皇室修功德的例行制度。唐韦询《刘宾客嘉话录》说：“德宗降诞日，内殿三教讲论。以僧监虚对韦渠牟，以许孟容对赵需，以僧覃延对道士郄惟素。”[19] (463页)宋洪迈《容斋三笔》卷十四《三教论衡》载：“唐德宗以诞日，岁岁诏佛老者大论麟德殿，并召给事中徐岱，及赵需、许孟容、韦渠牟讲说，始三家若矛盾，然卒而同归于善。”[20] (639页)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四载唐穆宗时，千秋节例行在“紫宸殿受百官称贺，命妇光顺门贺皇太后；及有麟德殿沙门、道士、儒官讨论三教之制”[21] (52页)。
唐武宗尊崇道教可与唐玄宗媲美，武宗每年数次在内道场设斋，令两街道士僧人在御前论义。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说：
于道场安置天尊老君之像，令道士转道经，修练道术。国风，每年至皇帝降诞日，请两街供奉讲论大德及道士，于内里设斋行香，请僧谈经，对释教道教对论义。[22] (176页)
这是唐武宗会昌四年(843年)佛道论义的记载。关于三教论义的情况，唐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六十八《三教论衡》载唐文宗大和元年(827年)三教论义说：“十月，皇帝降诞日，奉敕召入麟德殿内道场，对御三教谈论，略录大端，不可具载。第一座秘书监赐紫金鱼袋白居易，安国寺赐紫引驾沙门义休，太清宫赐紫道士杨弘元。”论义中的《问道士》载：
儒典佛经讨论既毕，请回余论，移问道门。臣居易言：“我太和皇帝，祖玄元之教，挹清浄之风，儒素缁黄，鼎足列座，若不讲论玄义，将何启迪皇情。道门杨玄元法师，道心精微，真学奥秘，为仙列上首，与儒争衡。居易窃览道经，粗知玄理，欲有所问，冀垂发蒙。”[23] (3679页)
权德舆《右谏议大夫韦君集序》，说在唐代的三教论义中，“通儒硕生与缁黄上手，杂论奥赜，互相发明”[24] (3578页)。这种三教精英的激烈论辩，促进了三教义理的发展，使唐代三教义理之学达到空前的高度。正如唐张九龄《贺御注金刚经状》说：“陛下至德法天，平分儒术，道已广其宗，僧又不违其愿，三教并列，万姓知归。”[25] (166页)可见唐代统治者扶持三教之目的，是以神道设教来巩固其统治。
在唐代儒释道三教论衡中，长安道士尚能大致与释教抗衡，这与长安道士较高的道学素养有关。著名道士吴筠撰《明真辨伪论》、《辅正除邪论》、《辨方正惑论》、《道释优劣论》，纵论道学义理与佛教相争，实为长安道门之佼佼者。唐杜光庭《张仁表念太一救苦天尊验》说，“左街道士张仁表，辩博多才。应内殿讲论，逗机响答，抗敌折冲，莫能当之也。”[26] (816页)唐代长安道士形成研讨学术风气，道教宫观注意收藏三教典籍，玄都观的儒家书籍就多达万卷。柳宗元《东明张先生墓志》说长安道士张因：“居东明观三十余年，受毕法，道行峻异。得众真秘书诀箓，聚经籍图史，侔于麟阁。”[27] (5967页)唐中宗时道士史崇恩为国子监祭酒，唐代除吴筠、李白等知名道士为翰林学士外，唐高宗时玄都观道士叶静能，唐玄宗时东明观道士王虚真，唐敬宗时兴唐观道士孙准，都曾为翰林学士而知名。唐代长安道士在道法方面也不逊色，《宋高僧传》卷十七《唐京师章信寺崇惠传》载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年)九月二十三日：“太清宫道士史华上奏，请与释宗当代名流角佛力道法胜负。于时代宗钦尚空门，异道愤其偏重，故有是请也。遂于东明观坛前架刀成梯，史华登蹑如常磴道焉。时缁伍互相顾望推排，且无敢蹑者。”[18] (425-426页)
唐朝皇帝征召各名山高道至长安，或传授法箓，或谈仙论道，或斋醮祈福。如唐太宗召孙思邈，唐高宗召刘道合，武则天召胡慧超，唐睿宗召司马承祯，唐代宗召吴瓘、桑道茂，唐德宗召李泌，唐武宗召刘玄静、赵归真，唐宣宗召邓元起、轩辕集。唐玄宗征召高道最勤，罗公远、天台山司马承祯、徐州道士王希夷、恒山张果、茅山李含光、嵩山吴筠等皆被礼请入京。《太平广记》卷三十三《申元之》条载：
开元中，征至止开元观，恩渥愈厚，时又有邢和璞、罗公远、叶法善、吴筠、尹愔、何思达、史崇、尹崇、秘希言、佐佑玄风，翼戴圣主，清净无为之教，昭灼万宇，虽汉武元魏之崇道，未足比方也。[28] (210页)
被征召入京的道士虽有辞归山林者，但留居长安道观的亦不乏其人，如会稽山道士叶静能，括苍道士叶法善，皆居长安道观而成名。一些高道的形象甚至为宫观壁画所展示，唐康骈《剧谈录》卷下《老君庙画》条，载长安政平坊安国观精思院，“琢玉为天尊老君之像，叶法善、罗公远、张果先生并图之于壁”[4] (1488页)。
唐代长安道士还积极干预政治，涉足李唐皇室间的宫廷斗争，以图为道教的发展谋取利益。最典型的例证是东明观道士冯处澄，曾为唐玄宗中兴唐室而奔走活动。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二十《帝王部》载：“令东明观道士冯处澄，微服诣藩邸通意。是月庚子，帝遂因处澄微行以出，与幽求等皆会于钟绍京私第。”[29] (212页)这是唐玄宗决计起兵诛韦氏前，冯处澄为之联络的记载。《新唐书》卷五《玄宗本纪》说：“道士冯处澄，僧普润，定策讨乱。”而叶静能则因依附韦氏，史崇玄依附太平公主，在唐中宗、玄宗朝的政治斗争中被斩首。
唐代长安道士在道学方面颇多贡献，长安成为名副其实的道教文化中心。唐初长安道士李荣撰《老子注》，阐发道教老学义理，颇为道门学人所重。龙兴观道士成玄英撰《老子道德经注》、《开题序诀义疏》、《庄子注》、《庄子疏》。唐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载：贞观二十一年(647年)，蔡晃、成玄英等三十余名高道，齐集长安五通观，“日别参议，详核《道德》”[17] (386页)。这次对《道德经》的整理，开创了唐代重玄学派解老的风气。唐代长安道士张万福曾居长安清都观，故后世科书称之为张清都，又曾居长安太清观，参与编撰唐代《道藏》，所撰科书或题“三洞弟子京太清观道士张万福编录”，或题“京三洞弟子清都观张万福”。唐末五代著名道教学者杜光庭，在僖宗朝入长安为崇玄馆大学士，是道教斋醮科仪的集大成者。
唐代《道藏》的整理编纂，参加者多是长安道士。唐高宗时，长安昊天观主尹文操编《玉纬经目》，著录道经7300卷。据员半千《大唐宗圣观主银青光禄大夫天水尹尊师碑》载：唐高宗以晋王旧宅为太宗造昊天观，以尹文操为观主，兼知宗圣观事，可知尹文操为长安道教之著名人物。唐玄宗先天中(712—713年)，命长安太清观主史崇为大使，组织诸道观大德和昭文馆、崇文馆学士修《一切道经音义》，史崇《妙门由起序》载参加道经音义撰修的道士有：
京太清观大德张万福、大德刘静俨、大德田君楷、大德阮孝波，京玄都观主尹敬崇大德，京东明观主寇义待大德，京太清观法师孙文俊大德、时居贞大德、单大易大德、高贞一大德、张范大德、田克勤大德、范仙厦大德，宗圣观主侯元爽大德，东都大福唐观法师侯抱虚、上座张至虚、刘元良大德，绛州玉京观主席抱舟等，集见在道经，稽其本末，撰其音义。[8] (722页)
以长安道士为主修成的《一切道经音义》共140卷。开元年间，唐玄宗命搜访天下道经，组织长安道士校勘，编撰成《琼纲经目》，此即著名的《开元道藏》。《开元道藏》编成后，曾入长安太清宫收藏。宋陈思《宝刻丛编》卷八载：“《唐太清宫道藏经目录碑》，唐秦守正书，赵盈篆额，太和二年。”[30] (18231页)安史之乱中，两京秘藏及道经多遭焚毁，据杜光庭《太上黄箓斋仪》卷五十二载：
至代宗大历年，道士冲虚先生殿中监申甫海内搜扬，京师缮写，又及七千卷。[31] (346页)
冲虚先生申甫大历年间重建长安《道藏》，申甫大历年间为检校殿中监，道门威仪，先后任光天观、乾元观住持，是唐代宗朝长安著名道士。权德舆《唐故太清宫三洞法师吴先生碑铭并序》载道士吴善经：
从冲虚申先生受三洞经法。……冲虚之师曰清简泉君，泉君之师曰来君，来君之师曰万君，皆有遗像在开元观。[32] (5107页)
可知申甫是唐代长安一道派的传人。长安龙兴观道士邓紫阳也是一代高道，郑畋《唐故上都龙兴观三洞经箓赐紫法师邓先生墓志铭》载：
太和八年秋，又诏至阙下，嘉其道德，籍隶太清宫，暇日游龙兴观。……每传法授箓，……神都威仪与名德道士，半出于门下，法教之盛，近未有也。[33] (7982页)
《太平广记》卷二十六《叶法善》条，说叶法善居长安传道，“二京受道箓者，文武中外男女子弟千余人。”[28] (170页)《唐大明宫玉晨观故上清大洞三景弟子东岳青帝真人田法师玄室铭并序》，载大明宫玉晨观道士田元素于大和三年(829年)仙逝，“门生擗踊，□侣号咷，千有余人，崩心洒血”[34]。
唐玄宗在传统的儒家科举制度以外，为选拔研究道学的人才，特设立研究道经的崇玄学。《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上说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始置崇玄学，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亦曰道举。”道举为国家科举考试的科目之一，考试方法如进士科的明经，而课试的内容则是道家的经义。当时两京崇玄学各百人，而诸州所置道学生徒无常员。唐高彦休《唐阙史》卷下《太清宫玉石像》说：“明皇朝崇尚玄元圣主之教，故以道举入仕者岁岁有之。”[35] (818页)开元二十九年的首次道举考试，来自全国的应试者达五百余人。唐代崇玄馆的生徒，与弘文馆、崇文馆、国子监生一样，皆享受国家祠禄待遇。唐钱起《送李栖桐道举擢第还乡省侍》诗，就有“几年深道要，一举过贤关。名与玄珠出，乡宜昼锦还”之句[36] (2639页)，其社会地位与进士科几无二致。
崇玄馆实为长安道教学术中心，作为上百道举生徒研习道经的学馆，由著名道士担任崇玄馆学士、直学士。《长安志》卷六载：
崇玄馆，天宝中明皇命尹愔为崇玄馆学士。值禄山兵乱，馆宇浸废。至武宗特诏营创，置吏铸印，以刘玄静为崇玄馆学士。[1] (117页)
道士尹愔在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为谏议大夫，集贤学士，兼知史馆事，天宝中改任崇玄馆学士，职品不低。当时崇玄馆学士是宣讲道学的大师，其讲经是规格很高的宣教活动。唐玄宗《追尊玄元皇帝父母并加谥远祖制》说：“自今已后，每至三元日，宜令崇玄馆学士讲《道德》、《南华》等诸经，群公百辟，咸就观礼。”[37] (280页)
长安道士常在道观升座讲经，其传道弘教活动在社会影响甚大。肃宗上元二年(761年)七月癸巳，“于景龙观设高座，讲论道释二教。丁酉，遣公卿百僚悉就观设醮讲论”[29] (606页)。《长安志》卷八玄真观则载：“肃宗时，设百高座讲法。”[1] (128页)太清宫崇玄馆三元日的讲经，更是轰动京城。韩愈《华山女》诗记长安女道士升座讲经，听者颇众，以致“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38] (3824页)。李琦《唐华封观主王君墓志铭》，载长安华封观女道士王楚玉雅善宣唱，“每紫禁修真，玄坛演法，则必特奉恩遇矣”[34]。《唐大明宫玉晨观故上清大洞三景弟子东岳青帝真人田法师玄室铭并序》，载元和年间元和己亥岁(819年)，高道田元素在玉晨观登坛说法：“每一讲说，妃嫔已下相率而听者仅数千人。”[34] 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记》卷三，记载所见长安道教讲经情况说：
九日五更时，拜南郊了，早期归城，幸在丹凤楼。改年号，改开成六年为会昌元年。又敕于左、右街七寺开俗讲。左街四处：……又敕开讲道教，左街令敕新从剑南道召太清宫内供奉矩令费，于玄真观讲《南华》等经；右街一处，未得其名。并皆奉敕讲。从太和九年以来废讲，今上新开。正月十五日起首至二月十五日罢。[22] (147页)
据圆仁所见道教三元日奉敕命的俗讲，分春座、夏座、秋座，每座一月。高道们在长安道观的讲经宣道，扩大了道教在唐代社会的影响。
结语
唐代长安是盛唐文化的缩影，长安道教是都市道教发展的典型。唐代长安十方高道云集，汇聚成为全国道教中心。唐代长安道教的发展兴盛，是民间道教正统化的必然结果。高道大德在长安的传教弘道活动，在唐代的影响力，是各名山道教不可企及的。金元全真道诸宗师，明确提出修道的“城市山林”之说。在他们看来，道教要践行济世度人的教义，不能局限于坐守山林洞府，应该建立修道弘道的城市山林。由此看来，唐代长安道士的宗教实践，为道教从山林走向城市，提供了道教史上成功的范例。
【参考文献】
（来源：《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1期。编辑录入：齐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