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其本质而言，哲学，是对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根本的和真正永恒和持久的因素的探究，而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的政治哲学，是对何谓最好的社会政治秩序问题的探究。然而，在我们习惯称为“历史”的东西被称为我们时代的精神之后，当下社会生活的特定“趋向”及其历史起源问题，几乎取代了对永恒和根本问题的思考。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似乎也难以发现还有机会提出政治方面的哲学问题。这大概就是受制于历史主义的理论逻辑使然：由于社会和人类思想的基本历史特征，历史主义拒绝考虑能否用一种理性的、普遍有效的方式宣称存在着自然本性与善好生活特性的问题。对于历史主义所说的这个语境，当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或政治哲学研究，总会在相反的两个方向上进行哲学思考：一方面引出它，另一方面又拒斥它。这种要在历史的语境中，恰当地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或政治哲学，在我们这里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或政治哲学之所以真正属于当代，恰恰是从其思想上超越了现时代精神的那个本质性维度去领会才有可能。这也是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或政治哲学作为分析或思考现实性的一种“历史的”理论或一种必须考虑特殊时空条件的信念，理所当然地要提出永恒的普遍性问题，并试图寻找普遍性的解答。
一、政治哲学终结了吗？
在西方学术景观中，由于历史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兴起，标志着为根本性的和普遍性的问题提供答案的那种古典的政治哲学消亡了。理解这种看法的线索包含在所谓政治哲学与历史的关系的判断之中。更准确地说，是在哲学家对其历史处境的反思中体现出来的深层的动机所导致的对政治哲学的挑战之中。根据列奥·施特劳斯、皮特·拉斯莱特等人的意见，政治哲学消亡的原因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兴起。[1]这个观点隐含着这样一个判断：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政治的正当性问题是由作为政治哲学替代品的历史社会学负担的。因此，对何谓最好的政治秩序这一问题的追问，一直逸出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视线。之所以如此，在存在论的根基上是因为支配第二国际最出色的理论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以及使得历史唯物主义被阐发成以“经济决定论”或“经济学的唯物主义”为主导的观念，似乎决定了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只获得第二位的、体系方面从属的、有时甚而被遮蔽的地位。倘若不注意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遮蔽了这个问题，那么，就必然会显示出死抠文本的解读的缺陷。按照那种解读，“经济必然性”和马克思所确认的共产主义未来秩序之间的关系当然被事先处决了：因为，共产主义社会无非是客观经济逻辑的自身展开，是资本主义文明崩溃的不可避免性。坚持历史主义立场的人虽然怀疑了很多事情，对此却深信不疑。他们认为，历史上后得的经验比先获得的更成熟，对何种政治秩序将是更好的这一问题的解答取决于对历史处境的反思，最好的政治秩序问题应该被历史性的问题所取代。或者说，对于变化着的问题除了变化着地寻求解答以外，再也说不出别的什么。因此，在哲学范围内，对何种政治秩序将是更好的这一问题，既无须辩护，也没有能力这样去做。
不过，我们在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一论题及其意义根本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讨论，不如更恰当地说：情形恰好相反。如果说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反马克思主义者相信以经济必然性法则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就没有必要去辩明或驳斥共产主义也是“合意的”或“令人厌恶的”，那么在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无论是反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信从马克思主义者都挑起了这个问题。虽然他们还只是以抽象和空疏的方式挑起了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并没有能力去现实地面对这个问题本身的。例如， 弗朗西斯·福山无法合理地区分，而只能是抽象地将有关维持一种特殊的制度理论的讨论去取代最好的政治秩序问题，他通过分析现代社会制度而得出结论认为，现代文明虽然有缺陷，但已经有足够好的制度，因此不再有制度革命的可能性，历史也就完成了。这个历史完成论的特点是把人类历史过程置于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殊死斗争的政治场景之中来加以论述，企图把资本主义的输赢看成好像只是在中立市场中的机遇和判断的结果。此论既出，批评、拥护之声鹊起，只是假如我们超越资本主义狭隘的“普遍主义”，就依然会困惑于这样的问题：现代文明秩序，是“我们”意欲的，还是令人厌恶的，或者是无所谓的？而对于本雅明来说，现代世俗的历史力量是否有能力实现一种高级生活方式是很值得怀疑的，他发现共产主义问题必须是一个远远超越了经济学考虑的问题，历史思考需要神学的补充。另外，当代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把“历史唯物主义”呈现为十足的“经济学的唯物主义”以及一种附加的“主观性”或“辩证法”的补充。因此，一方面，他们很少愿意去捍卫被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另一方面，他们的许多工作正是在于发展出如下的规范性论证：即“如果要实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理想，就要说服人们并使他们相信，值得追求这些理想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或者说“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比我们今天看到的国家福利资本主义更令人向往——更自由、更正义或更民主。”[2]显而易见，在这些声音中，政治哲学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被明确地主题化了。今天看来，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反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受到责难的地方，并不在于他们如实地描写了作为经济学视野中的马克思，而在于他们用他们标识的曾经贡献了对于资本主义的卓越描述的经济学家，因而也就是用所谓经济学史上的一个历史人物来冒充和替补马克思。问题实质涉及的是，某种解答何谓最好的政治秩序这一政治哲学问题，是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终被转变成为具有“未来主义”特征的历史问题——这当然是值得怀疑的。在这里，我们的研究意在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必须是哲学；而称它为哲学意味着它为人类社会生活建立了普遍原则——即共产主义的原则，这些原则的政治意蕴为我们提供了何谓最好的政治秩序这个问题的解答，而这通常是被历史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忽视或否认的。
二、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
从最为通常的划界的意义上讲，我们总是确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真正的当代哲学，它不是任何一种意义上的近代哲学。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在今天这样一个人人标榜与时俱进的世界上，谈到这个问题，人们就不由想起某些观点，例如，马克思总是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以批判的精神看待自己的理论，要求根据新的历史情况和实践经验修改和完善理论，从不把它当作任何教条，更不把它视为终极真理。毫无疑问，这是一种自19世纪以来哲学与历史的“合流”而深受历史主义影响的观点。它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传统政治哲学普遍性问题的解答必然是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的，或者，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普遍性问题的解答本质必然地不可能摆脱历史条件性而普遍有效。我们可以把这种求助于历史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而看上去颇具说服力的观点称之为“历史的观点”。乍一看，人们或许认为，在这样一种“历史的观点”的支配下，就可以合乎逻辑地根绝一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即是绝对主义的代名词）解释的诉求。但是，只要稍做思考便会打消这种幻觉。一个持“历史的观点”的人，在倾向于询问“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前有何意义”进行考察之前，其实并不比非历史主义者更能有效地抵御教条主义。情况恰恰相反，尤其是当他们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创建者理解其学说的方式是唯一的，而主张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多种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反思，终究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这一问题陷入一团疑云。
在今天，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哲学的反思中，何以引致马克思主义哲学丧失了自身的问题，乃至在“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遇”的鼓噪声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何以被转变成为碎片、成为无名之物的问题，从根本上仍然处在“历史的观点”的视野之外。我们认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条件性的反思的方式必须是“哲学的”，它表明马克思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并不必然赞成整个地取消哲学。因此，有必要质疑有些人曾假定过的结论。他们认为，努力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当代性问题，在本质上关联着追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时代性”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从事的对历史的研究不再是思辨的，而是实践的。这等于表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意义的把握或者从属于其所期望的对未来的指导，或者从当下现实出发并返回当下现实。不难看到，这种观点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哲学意义乃规定为从历史研究中获得对人类生活的“现实的”或“未来的”指导。于是乎，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当代性问题亦即等于理解它之于现代国家、现代政府、当前的政治处境、现代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明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亦即如何“维持一种特殊类型的操作性观念”的问题。然而，正如施特劳斯所见，这种观点难以看到，在不首先了解决定国家、文明、人之本性这些普遍性问题的非历史性解答之前，怎么能够充分讨论现代国家、我们的文明、现代人这样一些问题呢？因此，如果这样的理解是正确的话，那么在评判“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现时代的理论贡献？”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抓住的是马克思对某些根本问题的真正洞见，而不是对这些问题的解答的具体历史情景依赖。这是说，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有其“历史条件”，但这并不能证明相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有“历史条件的”。充其量只能说，与诞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关的19世纪历史环境，可能尤其有利于历史唯物主义此种真理的发现，而其他环境则多少有可能不利于它的发现。由此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倘若超出与其产生的相关的具体历史条件，仍然可能合理地主张它的有效性。而“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3]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大概而论，只是表明那些当下所无法想像的可能性，也无法在当下言说，但它并没有表明未来的可能性完全属于未知的世界，同时它与我们在此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问题毫无关系。完全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极其正确地阐明了与他同时代的我们所意欲者最终有赖于优先选择的普遍原则，以及在这些普遍原则指导下的政治观念，而根本无需担心这些观念（例如，共产主义的观念，阶级斗争的观念）受制于历史反思而是否与时代的主流信条的融合或一致的问题。换句话说，必须愿意考虑这一可能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发现了唯一的真理，且它的视域被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所处的时代及其所已知的种种可能性穷尽了。用萨特的话来说，马克思一向正确地拒绝将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历史哲学的一般理论”，这一点尽管很正确，但是与此同时，马克思相信“历史唯物主义适用于历史过程中的每一个契机”。例如，马克思在经验的基础上将他的阶级斗争理论描述为一种非常普遍性的真理：“迄今为止的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所以，更进一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真正属于当代，恰恰是从其思想上超越了现时代的那个本质性维度去领会才有可能。倘若我们误入歧途，将重点放在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从出现的思想语境和历史条件，进而历史的洞见如同形成一堵无法穿透的墙而最终在年代学意义上强调马克思只是生活于特定历史时代，并且只有生活于某种特定历史时代的人，才会倾向于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包含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名称之中关于那些根本问题的意向就会逐渐逸出我们的视线。
三、为什么是政治哲学：马克思哲学当代性之一种理解
事实上，迄今为止人们用形形色色的方式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质及其论证，但这些论证通常忽视一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原则中首次表达出来，使得自己尽可能摆脱时代局限，以使思想的历史性理解成为可能的哲学前提。正如伽达默尔对20世纪的哲学基础的理解一样，这里我们的意思也是说马克思不再把黑格尔的概念论思想方式看做自己哲学的基础。
马克思把黑格尔的理论失误同他对哲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的看法联系起来。在马克思看来，哲学之所以不能引起世界现状的任何变化，乃因为在黑格尔所构造的形态里哲学成了对历史的逻辑回忆。人们不能从历史上的经验的教训学到什么，也不能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如是，通过黑格尔所指证的历史的精神不能构成现实生活世界进一步改变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当代意义问题，要害不仅仅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而且是对现实和历史的哲学批判。这也就是说，人们应该把握马克思彻底抛弃传统的哲学思维，把注意力转向最重要和最根本的问题。就此而言，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一种当代形态的哲学性质，那么某些相似性可能会使我们像伽达默尔那样把它与尼采或海德格尔等等哲学联系在一起。但是我们马上在这点上不由得对伽达默尔的如下做法产生一个怀疑：当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心理学、狄尔泰历史主义诠释学或克尔凯郭尔以及存在主义哲学相提并论，且作为20世纪哲学的“出发点”，而认定尼采“作为本世纪哲学运动的后盾”并“从根本上改变了本世纪批判主观精神的任务”[4]时，未始不是在另一种形式上误解了马克思：即贬低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一种作为分析或思考现实性的一种彻头彻尾的“历史的”理论，亦即等同于某种必须考虑特殊时空条件的意见与信念，从而粗浅地断言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时代”之间存在明确关联，其革命仅仅发生在“历史观”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当代最有力的思想运动正是援引历史的视角作为批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资源。但是，它在批评传统政治哲学不具备历史的洞见或者没有注意到价值判断的相对性的语境中，并没有重新发现一个指导人类生活的替代者。这里只要举出海德格尔的例子就足够了。海德格尔明确指出，西方形而上学有两个终结点：尼采和马克思。这对海德格尔来说意味着：马克思的历史观结束历史领域内的哲学，但仍然使得哲学苟延残喘。因为海德格尔是固执于那种由迄今为止的西方哲学史为尼采哲学指派的立场来看待马克思哲学的。马克思也和尼采一样，是令海德格尔失望的哲学家。也就是说，在海德格尔的眼里，马克思的哲学并没有把哲学从对传统的批判中拯救出来，尽管也体现了新的思想方式的要求，但并没有用新的“思想”替代形而上学（如果在“哲学”这个词的所有意义上意味着并被看作为“形而上学”的话），而是仅仅把它“倒转”过来完事或简单地在西方形而上学的范围内进行哲学的思考和争辩；这和还不起债的人埋怨债主的道理没有什么两样。依照海德格尔，马克思对于世界史的劳动生产解释以及这个解释所依据的关于人类本性的看法，仍然是在黑格尔的劳动概念的意义上发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劳动的形而上学被海德格尔当做依然处于旧哲学本身的视界范围内。正是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在“思想的基本原则”这个文本中断定，虽然“与黑格尔相对立的马克思并不在自己把握自身的绝对精神中、而是在那生产着自身和生活资料的人类中看待现实性的本质。这一事实将马克思带到了离黑格尔最远的一个对立面中。但也恰恰是通过这样一个对立面，马克思仍然保持在黑格尔的形而上学里；因为，就每种生产的真正生产性是思想而言，现实性的生存总是作为辩证法、也就是作为思想的劳动过程而存在……每种生产在自身中已经是反—思和思想。”[5]在这里，海德格尔虽然没有明确然而却真切地暗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嵌入黑格尔的形而上学的框架中解释，原本是对自19世纪后期以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实证主义化或发明出一个教条的思想体系的反动。在19世纪，哲学被实证主义化的条件下，人们可能说自己是反黑格尔主义的，但这实际是表明他们的思想和黑格尔的距离，它虽然自以为和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势不两立，但在海德格尔看来，它只是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的“倒转”。因而，按其本质它们背后的形而上学的前提是一样的。
我们看到，在另一个文本中，即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唯物主义这一术语是海德格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訾议的重要根据。令人费解的是，他是在用黑格尔的概念来思考这个术语，并且不适当地解释了历史唯物主义：海德格尔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虽然正确地看到人类生活和思想的历史性，但是却错误地将历史视为一个理性进程。海德格尔似乎要说，马克思的学说虽然转向历史，但基本上仍然可以纳入理性时代的“非历史性的”学说之中，纳入探究每一个问题直至达到其基本的和最终的普遍性的思维方式之中。故此，其反对主体性的形而上学无情地被形而上学的圈套套牢了。很清楚，这不过是对于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人们认为应该强调第一个词“历史”，而不是强调第二个词，因为第二个词是形而上学的根源——的海德格尔式的诠释。正是在作出这种辨析之后，海德格尔提出讨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谈论改变社会”的问题。在他看来，如果真想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追问：什么是社会？海德格尔认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的那句一再被引用的话——“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是缺乏根基的，因此必须对它作存在论的追问。海德格尔的追问表明，当人们认识到“改变世界以世界观念的改变为前提，并且，要获得一种世界观念，人们就必须充分地解释世界”时，人们便能够清晰地看到“马克思说了坚决反对哲学的话”，“恰恰有以哲学为前提的要求”。这就是说，“马克思在谈他的‘改变’时，他依据了一种完全确定的解释世界的方式”。 [6]倘若海德格尔在这里也提出了马克思想要建立一种与以往任何一种哲学都根本不同的新哲学，这种哲学绝不是费尔巴哈式的关于自然界的唯物主义学说，它是历史唯物主义，而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哲学的话，那么他的洞见仍旧是深刻的，因为它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对哲学的否定的哲学这一事实。不过，在对海德格尔的马克思的理解上，我们也陷入了最大的困惑。因为如果按照海德格尔这里的判断，前面引述的马克思的那句话就应当判定为犯有跌入柏拉图主义的错误。海德格尔认为，柏拉图主义将不能改变世界，不仅柏拉图主义不能，“而且所有一切只要是人的思索和图谋都不能做到”。[7]
这话大有深意。看来，我们必须深入讨论。从合法性上来判明海德格尔的这种观点。其关键之点仍然是抓住海德格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识见完全只是出于海德格尔对以往一切哲学的批判，乃也是藉着哲学史的“海德格尔化”而对政治哲学的批判。按照海德格尔的哲学史提供的衡量标准，把从柏拉图一直到他那里为止的西方哲学作为日益遗忘存在的历史看待，亦是把它看作形而上学的一贯历史。以这样一种总体视角为线索，一部海德格尔式的哲学史可以和怀特海一起说，两千年来，除了柏拉图哲学以外，没有哲学。由此，海德格尔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理性形而上学批判仅仅理解为在形而上学内部范围的批判，尽管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等等文本中的海德格尔首肯马克思的历史观具体深入到了劳动的历史中，但海德格尔在抨击柏拉图主义最终成就的西方今天的主流思想传统时，却在更深的层面上把马克思主义牵缠在内，从而不公正地将共产主义看成现代自由主义或美国主义处于同一时代，也就是说，它们都与“技术时代”有着本质关联。因而，海德格尔将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我们所意欲的选择视为人类遗忘存在或没有摆脱“流俗的历史”观念的洞穴之见证。既然海德格尔相信整个哲学传统通过不断式微的“被存在所抛弃”而受到损害；既然海德格尔认为倘若不放弃哲学本身，整个柏拉图主义的传统就不可能放弃。那么海德格尔就会寄希望于放弃“哲学”的立场，转而提出“思想”代替“哲学”。而思想何时开始呢？海德格尔在绝对关键的一句话中明确指出：“唯当我们已经体会到，千百年来被人们颂扬不绝的理性乃是思想的最顽冥的敌人，这时候，思想才能启程”。[8]
我们终于明白，海德格尔所欲进行的突破传统本体论的努力，不仅否定了历史是一个理性的进程而使哲学本身碎片化，而且拿海德格尔的例子来说，鄙视理性之现代性的运动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在它与政治的关系中迷失了方向。事实上，海德格尔的思想所产生的“非哲学的”理论后果映照出了这种关系：一方面，整个政治被海德格尔打入常人和闲谈的领域，因此，对民主和人权的任何一种关切都被海德格尔贬抑为一种纯粹存在者的事务而不值得真正的哲学存在论追问。另一方面，海德格尔认为民主并不是最适合技术时代的一套政治制度，这一点表明还是存在着较好的适合技术时代存在论本质的另一种政治制度。那么，是什么样的一套政治制度呢？海德格尔坚持他给不出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原则上属于神秘的命运安排，我们今天的处境已接近虚无主义的边缘。但是，海德格尔的诗性之思显而易见存在着无法避免的矛盾：一方面，海德格尔依循对具体的社会政治制度（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存在论的中立”的思路，消除了一切传统的对立；另一方面，他又一度时期神秘地赋予一种具体的社会政治模式（纳粹主义以技术的方式推进世界统治的行为）以更接近技术时代存在论真理的特权。这当然使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的政治观念变得清晰，或者说，它事实上是“政治的”，因此维克多·法里亚斯希望我们相信海德格尔一直热衷于政治。而且，在我们看来，海德格尔试图对当做“党派”或者“世界观”看待的共产主义加以拒斥恰恰是他的存在论的政治表达。这意味着，如果我们理解他的表述的批判指向，那么我们首先就可以读出海德格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根本批判的某些“弦外之音”。据此我们可以根据海德格尔的例子加深了这样一种思考，这种思考就是：我们把马克思对哲学（历史观）所做的贡献应该当作为对政治哲学的可能性的理解的贡献，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政治哲学澄清了那些解决人类社会生活的最为基本的选择。在这里我们无疑会看到这样的证实：“马克思所产生的影响及其科学工作的根底里的东西……恐怕是他的政治哲学。马克思对此并未特别精调细刻，也不是始终明确，但是它产生的冲击力要比那些精心论述的理论产生的影响的总和还要大。”[9]
【注释】
[1]参看[美]列奥·施特劳斯：《政治哲学与历史》，丁耘等主编：《思想史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0页。[芬兰]凯瑞·帕罗内：《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2][加]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上卷），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第303~304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4页。
[5][德]海德格尔：《思想的基本原则》，转引自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三联书店，1996年，第446页。
[6][德]贡特·奈斯克 埃米尔·克特琳编著：《回答——马丁·海德格尔说话了》，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2005年，第6页。
[9][美]汉娜·阿伦特：《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1~82页。
(原载《广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录入编辑：阿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