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传统阐释对历史过程中时间性问题是漠不关心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历史的研究则取决于对历史过程中的时间性问题的澄明。至于，何以产生如此偏离，则只有凭借对思想史的深入探究来辨明。借助于这种探究，我们将能够弄清楚：对于马克思历史观的当代性研究来说，从传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的思维定势中解脱出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迫切任务。

一、抽象的唯物主义耽搁了对历史时间的思考

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时间问题的关注得益于同时代人已经注意到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什么是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对这一问题的阐释，我们试图通过重新评价马克思，和那些自称以他的名义讲话或以马克思为导师的人之间在本质上的区别来开展。真正说来，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无法不考虑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区别，以及考虑时至今日还困扰着我们的有关马克思哲学与哲学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官方”阐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非官方”阐释之间区别，以及由此区别引起的全部复杂问题。这不是我们刻意要作出的区分，而是不可避免的事实。诸如此类的区别不单单容易为哲学沉思蔽而不见，也同样容易因不知其真正的来源而陷入逻辑上的深坑：我们无须引入新的事实。只要我们以轻视或忽视的方式，来追溯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源”与“流”的同一性和非同一性之间的差异关系时，就可能在成功地开始于指证它们（“源”与“流”）之间的连贯性时，已然面临同一性和单义性的危险——即假定“一”对“多”的优先性并进而认为，历史上，每一种思想形式之前都有更早的形式。这样一来，一百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真的成了两千年以来的柏拉图主义的注脚。我们将看到，一些主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之失去批判力，盖出于让差异服从完美的重复。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阐释来讲，它所意味着的危险性并不仅仅是束缚并从属于“回到马克思”那一口号之隐蔽的教条主义基础；更加严重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成了陷入重复一个哲学家所说的境地，要说出以前没有说过的东西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在这块园地中的任何探索工作都势必因不能分辨差异在哪儿，而贬损或遮蔽马克思哲学革命成果的独特意义。因此，举一个例子便可以理解：“唯物主义是怎样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联系在一起的？”当从哲学史上来追问这一关乎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论基础的根本问题时，我们有时候听到的就是这样的担保：马克思主义是它以前各种形式的唯物主义理所当然的继续。既然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基本内核实际上就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那么很明显恩格斯也只是重复了费尔巴哈的观点。同样道理，如果费尔巴哈的观点是斯宾诺莎主义者的观点，那么人们也能够重新发现，和它相同的恩格斯的观点不可能是另一种观点。

就课题而论，早在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中，人们就是依循这样的认识来坚持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天衣无缝的连续性观点。显然，事情总已经摆明了：这一观点照例既可以为马克思主义者也可以为非马克思主义者接受或利用，这不是偶然的——在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一直关心政治正统性问题，很少顾念理论上的创新，亦即本质重要地甄别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与归属于整个现代形而上学建制的唯物主义之间的质的差别。现在重要的是指出，在今天，不管我们对问题的新提法与前辈有多少不同，其对马克思哲学存在论的规定的根本方向依然可能是不断向前驱迫性追溯，它不会终止于费尔巴哈、不会终止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甚至只有直达乎踏上通向古希腊思想根源（譬如，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方才休止。这样一来，尽管马克思的哲学通常用唯物主义这一术语来表示，但在任何意义上马克思都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这就是当今人们常说情况：即“唯物主义”这一术语在种种混淆的使用中，已经导致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重陷现代形而上学的泥坑。如果我们追随马克思说，这些“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所谓的本体论范畴，只是从相当不同的历史根源中提出性质互异的诸概念的方式而已，那么，不仅如此，如果我们承认马克思的观点是按照“抽象物质方向”理解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那么，他的所谓唯物主义就不会与唯心主义相矛盾，而仅仅是唯心主义的另一种形式。^[1]这个事实也清楚地表明，上述观点实际上依然可能突出地标识为当今某种对马克思哲学基础之退行性理解的立场——这种退行性理解的立场倾向于将自己建立在一种无时间性的、永不变化的实体性和直观的形式立场之上，或者至少假设知识（特别是范畴）的形式属性不可改变。把马克思哲学纳入一种“以发现永恒研究构架为中心”的准认识论体系。^[2]而我们知道，马克思哲学作为“新唯物主义”的基本样式不可能是实体主义或范畴论、知识论性质的，而应当是生存实践论性质的。

与存在论基础方面的革命相一致，在根本性的哲学思考中，马克思谈及的是生存论的时间、仅仅存在于或涌现于人之中的时间。一如他所说的那样，“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3]据此，宇宙时间、钟表时间是派生性的、第二性的，这同唯物主义把“存在”或“实在”与物质等同一样，引致“世界的没落”，“占统治地位的维度变成了延伸和数量的维度”。倘若不是这样来看，时间虽仍然可以在处于马克思哲学之存在论基础外部的某一点或遥远的边缘上得到了承认，但“历史时间”却被忽略了。传统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定向中，不正是一向把时间理解为一种“教科书”上的东西？时间不就是指物质运动的持续性、间隔性和顺序性吗？这不就是意味着说，时间是在根据一种空洞的形式和顺序中得到定义？在对物质运动的计数式追寻之中来和我们照面的？据之，因为时间依赖于物质运动，如果没有物质运动，便没有时间。显而易见，这种时间仍然是抽象的，仍然是通过世界市场的建立而表现出同时性特点所建立起来的时间来谈论时间，并具有资产阶级生活语境中的时间性质。它并不指涉“真正的”时间、历史时间，即不指涉“感性活动”的时间，并不指涉那种为了去做这做那的时间，而是指涉一种即便是一个物理学学生必定也会承认的其他因素：在这里，我们只是发现以知识论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了问题，它所关心的只是像星云、只是像天体运行之类的重复现象。因此，不用说，我们同时代人已经注意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获得预制的过去，又如何缺乏对将来的思考这一现实性难题。因为这个原因，它也是反历史的。或者说，历史的具体形态在马克思主义传统阐释定向中被忽略了。

二、对辩证法的各式各样的偏离

因此，从我们所讨论问题的角度来看，这就再一次等于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错误地被阐释为切合传统的唯物主义模式的一种方法是，把传统唯物主义哲学归根到底看成是一种逃避历史的企图，这是一种去发现任何可能的历史发展的非历史性（非时间性）本体条件的企图。当我们以这样一种方式提出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说，马克思哲学阐释仍然面临着耽搁对历史时间的思考这样的问题。或更确切地说，这样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限于费尔巴哈式唯物主义在马克思哲学阐释上的本质重要性，而引致或迎合局限于以所谓知识反映论、机械唯物主义、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实证主义、经济主义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框架，从而被遮蔽起来了历史效果。

最后，我们知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史上，人们将这种按照费尔巴哈哲学存在论来为马克思哲学奠基的做法，指称为“梅林—普列汉诺夫正统”哲学及其变式、衍生物之范本。这个范本有两个要点：1，把马克思主义通常分为哲学和科学这样两个主要组成部分。在这里，辩证唯物主义常常被看作牵扯本体论意义上加以领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历史唯物主义则常常被视为（规范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虽然哲学与科学如何不同，但哲学经常从科学中借用观念来表现哲学。哲学和科学的区分最终依循于以下看法：即哲学的核心是“知识论”，它是一种不同于各门科学的理论，因为它是各门科学的“基础”；2，规定历史唯物主义的性质的另一条指导线索是认识论中产生的某种形而上学图画。在近代哲学形而上学的世界里，哲学须按照知识论的观念获得定义。如果没有“知识论”的观念，就难以想象历史唯物主义是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推导出来的。据说，历史唯物主义这样的名目所意谓的东西只牵扯历史这样的“专门领域”，它通常被用来指称辩证唯物主义这个世界观的历史方面和经济方面。这就等于说唯物主义历史观不具有普遍知识的性质，假如要在知识论上论证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保证了历史观点的唯物主义性质，大概只有把这种不具有普遍性的知识变成普遍性的知识这样一条路了。而当人们认为马克思是以科学家的才能（譬如，恩格斯比拟的像达尔文秉持的才能）揭示了历史的一般规律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的时候，历史唯物主义似乎成了适合任何社会的“没有时间性的规律”。它的意义就顶多只是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补充”。在这里，真正的问题出现了。人们仿佛感到难以定义历史辩证法，也许是因为依现代性规划看，共产主义的胜利容易被误认只是意味着西方自然科学的胜利。而如今，人们隐约地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在其目前阶段，还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能把我们引向那种称之为决定辩证法的东西的时刻：即矛盾和最后的综合时刻。这么看来，马克思似乎还需要等待有足够的时间以便让历史的风云际会能产生某种结果，因此，他并不关心写一本关于辩证法的书，如果这本书写成了，对我们克服实践的或理论的困难、对付更加深刻的危机该具有多么巨大的帮助！^[4]

但这样一来，人们不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纳入逼促狭窄的理解轨道，而且在原则上错误地规定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两个概念的基本性质。连阿尔都塞都没有看出这种关于作为纯粹方法、作为认识论的辩证法的存在论基础的理解是不充分的，并因而使它陷入无关乎历史规定、远离历史之纯粹中立境地。一句话，人们破坏了它们之间在历史时间中的真正统一。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里所提示出来的问题，仅仅归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过去已然经历的命运。事实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身后，这些屡屡以某种唯物主义因素来反驳某种辩证法的因素（正像用某种辩证法因素来反驳某种唯物主义因素）为调性的现象在马克思哲学阐释定向上早已人所周知，在哲学教科书中也已一再得到重演。对此，具体可以作如下解说——我们将用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依循费尔巴哈来为马克思哲学奠定存在论基础一事作为例解，但讨论只限于澄清上述问题提法所要求的限度。

简单地说，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依循费尔巴哈来为马克思哲学奠定存在论基础这一工作，同任何更晚近的所谓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确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阐释一样，只能从先已展开的一种对于唯物主义的实际理解的前康德的立场之上来进行。因此，问题依然如故：是否可以借“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即所谓的前康德性质的立场来从存在论上阐释马克思哲学？根本不可能！于此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或多或少地清楚将马克思哲学的基础规定为前康德性质是何其不适当，以致于他们不得不在这种前康德的立场周围外在地附加各式各样的“补充”——作为从外界偶然性补充物加给本体的东西——思以补救。如果从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这完全是令人害怕的混乱（沉沦于二元论），但形而上学不能阻止这样的补充。对于梅林来说，补充的东西主要是“历史因素”，但是他在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历史发展的观念“移入了唯物主义”之际，说出和说起的东西始终只是作为以付唯物主义“新的论证”之需的东西，即完全是形式的东西；对于普列汉诺夫来说，由于他比梅林有着更为广泛的哲学史知识，因而也比梅林更严格地设法固守形式辩证法和实质辩证法之间的区分，并且在理论上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唯物主义方面的“最伟大的功绩之一”，就是他们制定了正确的方法。但普列汉诺夫还是滑回到那种不恰当的问题提法中去了：他要求用“辩证唯物主义”称呼马克思哲学观点，实际上也是依照用唯物主义来规定辩证法的做法。也就是说，“辩证法”乃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主要补充；而这样的补充对于克服他自己对马克思历史理论阐释的实证主义倾向是完全无济于事的。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辩证法是一句空话。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的领袖不无道理地与其前辈背道而驰，试图从内部根据黑格尔的总体性来阐释马克思哲学基础；如果他还注意把经济的优先性也包括到总体在历史科学方法论上的核心地位中来，也可以把社会生活中往往以对立两极表现出来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使之归诸一个总体的情况来加以把捉。但是，卢卡奇的辩证的“总体”根本是一个只靠“纯粹黑格尔的精神方式”获得的概念。因而，以克服其前辈的那种实证主义初衷，也必定不得不退行性地返回费希特的“自我意识”。虽然由此获得了对社会现实的理解作为一种总体性的方法论有其理由，但这种返回又从根本上来说也是在培植那个不祥的成见，后世就是从这个成见出发才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以一种内在冲突的形式保留并日臻凸显的姿态持存下来。正如吴晓明所说，“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与革命性、作为实证知识的方面与作为批判诉求的方面、唯物主义与辩证法、黑格尔因素与费尔巴哈因素、以及作为知性科学的样式和作为价值理想（或宗教关怀）的样式等等，总是以其公开、或者隐蔽的对立方式重新产生出来。”^[5]这一番解释不仅说明后世不可能不对马克思当时由存在论根基所进行的革命意义缺乏同情、深入的理解，而且也显示出：为什么在那些思维和存在的形而上学之抽象对立尚未得到真正解决，和植根于现代生活的本质尚未得到深刻改造之前，不可能出现马克思所阐扬的那种辩证法——辩证法的主导原则与唯物主义乃有最关紧密、至为切近的联系，即进入唯物主义之存在论基础。马克思告诫说，“对于我们如何对待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一表面上看来是形式的问题，而实际上是本质的问题，则完全缺乏认识”。^[6]因而导致势必耽搁如何研究随历史时间变化而不断变化的现代社会这个无限复杂的有机体这个问题。

三、为什么需要辩证法？或者说，辩证法如何关注历史时间？

有了以上思考奠定基础之后，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就更为深刻了。如果比拟着说，马克思哲学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样两条腿站着，那么这无非是说，任何一种对于马克思哲学仅只是从其一个方面来作出解释的观点，势必在曲解马克思立场的同时曲解马克思哲学的基础。马克思哲学是辩证地、毋宁说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联系中来理解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哲学。但唯物主义对辩证法过去始终是疏离的，正像辩证法对唯物主义也始终是疏离的一样。过去曾经把它们暂时结合起来，不过是离奇的幻想。虽然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存在着结合的意志，但缺少结合的能力。他们怀着真诚然而天真的信仰，重复黑格尔主义的论据。再则，从理论方面不再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研究这门学科的学究中，有像德里达那样专事解构而无批判能力的播撒家；有像德勒兹那样在辩证悖论方面舞文弄墨的人；或者有像齐泽克那样把外国哲学稀释成黑格尔或拉康语言的思辨哲学家；从这一切最终看到的是：晚期马克思主义或后马克思主义也只是顺便地考虑到辩证法，仅仅把它看作是从黑格尔辩证法的传统中解放马克思主义或实现马克思主义转向的因素。因此，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通过形形色色的分合与扭曲、直到今天还规定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的阐释方式。因此，滑稽可笑的是：或者是费尔巴哈哲学的基调，或者是黑格尔哲学的基调，还规定着对马克思哲学基础的阐释。我们不禁要问，在对马克思哲学阐释定向中，还有哪一部分比他的存在论基础之被阉割、遭到的误解更多呢？结果，问题的关键可用福柯的话说，即在教条式地承受对结构和变化之间的冲突或对立的基本看法的限度内，马克思哲学革命所带来的历史认识论的变化即便是在今天“仍未被予以关注和思考”。^[7]

当然，我们不应该为此感到惊讶，因为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看法，即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事例上推进费尔巴哈开启的唯物主义的前进运动，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同时，我们要正确对待黑格尔的辩证法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恩格斯对此强调说，“对这个方法的批判不是一件小事，全部官方哲学过去害怕而且现在还害怕干这件事。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8]这里恩格斯沉浸到19世纪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但这个批判本身不是否定地对待过去，它的批判针对“今天”，针对经济学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处理方式。无论这种处理方式是按照逻辑，还是按照历史，自从黑格尔逝世之后或者后黑格尔的德国经济学归根到底仍然没有埋葬旧的形而上学。只有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切中了形而上学之根本，并因而是创造性的。原因很简单，因为马克思没有只满足于复述黑格尔所说的内容，而是逃离了抽象的形而上学性质的哲学史，说出了黑格尔没有说出却存在于他的言语之中的东西——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性质和真实意义。而这种意义不能不由一种在时间上面向未来而不是面向过去的政治经济学来获得其本质内容。简言之，马克思使政治经济学成为社会自身的辩证法。恩格斯还用这样的话来标识这一事实：“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形式的简单形态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9]

这概括了我们前面所作的对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基础之定向的基本判断，在这个正面意见中，对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基础的一个更深刻的规定浮现出来了，它是以比照黑格尔作为绝对理性的真正形式的逻辑学来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前提。在这里，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从而也是对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问题的中心提法都植根于正确看出了黑格尔的历史原则之反“历史性”、反“时间性”。换句话说，马克思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把握为“新唯物主义”的逻辑出发点，不仅是因为黑格尔的体系是颠倒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则确实可由“历史原则”来担任总纲；而且是因为剥除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诡辩和琐碎言辞”之后，还有只有着眼于时间才能把握的“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理论前提”。关于这一点，在《词与物》中，福柯曾从“知识型”划分的角度提示，在西方知识的深层面上，当马克思重建了关于生命、劳动和语言的话语时，历史时间就成为知识对象的内在因素或话语本质。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正是以李嘉图为代表，将历史性（一种比拟着说来是时间性）引入经济学中去，才使得由注重空间性和可见性变化的知识型转变为注重时间性和不可见变化（因而不能用显微镜和化学试剂）的知识型。而由李嘉图在经济学中达及的社会历史观的逻辑层面，是马克思后来科学思想革命的真实起点。这种说法暗中指明了马克思重视历史时间所引起的知识型转变，并包含着比照李嘉图经济学唯物主义来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企图。但是，当福柯直接说“马克思主义处于19世纪思想中”的时候，这就仍然囿于认识型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方向上。^[10]

考虑到只有着眼于时间才可能把捉历史存在，所以，如果马克思的历史方法是从生产入手来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如果这种方法所掌握的历史性导致在处理那种特殊的历史即经济史上的一种巨大的前进，那么马克思的历史方法的“时间”那一度究竟是如何的呢？我们可以用如下方式来理解：如果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范畴）入手回溯性地阐明了中世纪、古代社会和原始社会，那么马克思的历史原则本身比拟着说就是“时间”的、“历史”的。马克思深刻地看到了，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是随着时代变化的。这种变化表明，凭借或者基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学范畴系统是无法理解作为独立存在的过去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就像它也无法面对未来一样。这意味着，不能把“资产阶级社会”等术语所包含的生产方式及其结构辐射或者移植于既定的、特殊的其他社会类型上。马克思自己说，“如果说资产阶级经济的范畴适用于一切其他社会形式这种说法是对的，那么，这也只能在一定意义上来理解。这些范畴可以在发展了的、萎缩了的、漫画式的种种形式上，总是在有本质区别的形式上，包含着这些社会形式。所说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进行自我批判……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做片面的理解。”正因为范畴只是表现一定社会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决不是在把它当作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11]在这里我们不禁会用海德格尔式的语言说，存在不能被存在者（范畴）所解释。同样，一定社会的存在，也不是在人们用抽象的范畴（在康德的意义上）当作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存在。换句话说，一定社会的存在被设想是由于能够发现其理论表述（历史唯物主义），或者，这种理论表述才使这种存在变得清楚明白了，这种观点只是黑格尔主义的表述。因为在这种表述中，仍然囿于黑格尔式的时间理论怪圈中：即黑格尔的历史时间性本身是观念总体的同时性逻辑存在。这就是为什么通过马克思辩证法，不能将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体系——生产、生产力、生产方式和基础——当成逻辑图式（理想）的等价物的道理。

但是，哲学历史观的吊诡在于，谈论变化（时间性）是以谈论某种东西的持续（非时间性）为条件的。否则，我们便不能谈论什么变化。而人们由此认为，马克思历史观同样显得存在吊诡的地方——就在于设想同一种物质因素（资产阶级社会最发达最多样的生产组织所表现的客观关系）能同时在时间中消失和重新出现。这里的意思是说，某些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者借用阿尔都塞的术语便把社会结构这一观念称为导致马克思历史理论中时间缺席的根源。因为马克思的如下观点——即通过“那些表现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12]——使他们认为这样的历史叙述与现代的本体神学没有什么差别。当然，这是让人费解的。

首先，他们让马克思的历史观落入以下二元对立：在这段话里，马克思是在作范畴的套用和外推，还是旨在批判地理解整个历史？是在致力于一种社会结构的转变过程理论时，给予同时性高于历时性的方法论上的优先地位，还是“宁可是根据变化而具体化为社会的易变性”来揭示资本的“在场结构”？^[13]是把“无时间的”命题和范畴的意义同道出命题和范畴的“时间性”过程对立起来，还是不再把结构和变化对立起来？简单地说，马克思历史理论（以及社会结构观念）中能否有真正巩固的历史时间？这里所提示出来的问题，决不是无所谓的，毋宁说，它深刻地植根于以现代性为原则作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定向中。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只要思考一下后马克思思潮那种我们可以叫做马克思黑格尔化的解读就清楚了。譬如，依鲍德里亚的指认，历史唯物主义是这样一种“历史的欧几里德几何学”：“这是一种将所有社会，包括我们的社会进行理想性还原的观点”。为的是让它作为相同的东西被重新发现。由此得出在这种历史观中，过去保留在现在，未来已经在这里。过去与过去的现在是同时性的。“历史的发展过程在所有早期社会就已经存在（生产方式、矛盾、辩证法）”，但由于早期社会的“人们没有生产出这些概念，因此也就无法超越这些社会”。^[14]因之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性质被鲍德里亚错误地刻画“再现历史”、“重复历史”—— 显然，鲍德里亚据以所思、思及的仅仅是“符码”存在（存在者），那些不过是接近黑格尔图式之“运动和时间的逻辑”范畴（存在）。他没有对马克思历史观中的历史时间的性质跟社会现实结构之间的关系提出问题，也没有把历史分期的一般原则与所有历史之时间性的依存性联系起来。

总之，如果我们确应从时间来理解存在，如果事实上确应着眼于时间才能理解存在怎样形成种种不同的样式以及怎样发生种种衍化，那么，我们也就应该摆明历史方法（即辩证法）的时间性。于是，以时间为其视野对存在的阐释的马克思历史观中，将“时间性的”东西仅仅说成“在时间中存在着的”东西，或者将“超时间的”东西说成“非时间性的”东西就不再可能。这就是为什么鲍德里亚没有注意到，马克思认真研究社会整体的结构，亦即研究社会整体的“生成”，这种社会整体结构的“生成”，对鲍德里亚来说，似乎是社会形态变化中的不同阶段一个接一个依次发生的。但即便是在日常经验的视野中，这也意味要求给每个阶段假定一个短暂的时间。当这一社会形态变化的所有阶段都被抽象成正在发生之中的时候——正如马克思对流通和再生产过程的分析一样，所有的阶段都会被视为同时发生的。“而同时性则以建立在社会内部分工基础上的生产方式为前提”。^[15]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历史学家所看到的现象是同时还是依次发生，取决于确立有关要素的暂时的范围。当马克思把“一年作为再生产过程的时间尺度”时，其所有的原因和结果都被假定为同时（一年）发生的。^[16]从马克思对同时性的这种假定来看，同时性是马克思对社会有机体有关相互作用以时间那一度的抽象，这种抽象往往忽略了那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从相互作用中的一个因素向其他因素的转移的性质，而这又相应地假定了连续的时间与同一性的存在。而从实践的意义来讲，这种抽象立即模糊了现代社会之暂时的性质。从而马克思必须提出下面的问题：我们总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吗？如果答案为“是”，我们就要接受这种抽象的思想及表现。在这个意义上，同时性在表面上不过就是“斯宾诺莎意义上的永恒性”，或者不过就是黑格尔意义上自身在否定之否定中建立起来无差别的点。马克思自己意识到，为了理解相互依存的社会机体的运动，我们就不能从同时性去考察现实的历史顺序，“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17]我们几乎没有必要去说明：对任何一种社会有机体的运动之理解，都必须以（从重复中反映差异性）时间为其视野。所以，人们常说，为了理解任何一个这样的有机运动，必须给有关的相互作用以足够的时间以便使它们都能产生某种结果。如果给每个阶段抽象的时间太短，那么留给人们的就会是相互作用的一个未完成的部分，并使他们误把有机的联系当作好像是偶然的联系。按照这种方式来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抽象”性质同所谓“历史科学”的“具体”性质之间的对立的看法，纯粹就是一种误解。因为，马克思所寻求的是资本主义各种变化的形式，以及为什么这些变化可以表现得已经静止。同样，马克思的抽象足以包括包含其量变必然要引起未来质变的主要方面，和包含于后者的新的现象和功能；包含事物发展过程中的肯定和否定及其相互转化，以及为了使过程发生而耗费的时间里所发生的一切。这样，马克思的抽象就决不会冒抹杀未来的质变而将未来收缩于当下的错误。这正是我们在研究历史时间之谜，需要“辩证法”的道理。实际上，只有当人们掌握了马克思辩证法，马克思历史理论分析工作至今赢得的东西才会在生存实践论上被恰当地理解。

【注释】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9页。

[2]理查德．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54~355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32页。

[4]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65~166页。

[5]吴晓明：《形而上学的没落》,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8~189页。

[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同前，第94页。

[7]杜小真编：《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第139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同前，1995年，第43页。

[10]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329~342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同前，第23~24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同前，第23页。

[13]Gilles Deleuze．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p.186.

[14]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中央编译局，2005年，第97~98页。

[15]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08页。

[16]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38~539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3页。

（原载《学术研究》2009年第3期。录入编辑：阿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