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为考察单位制度转型给单位组织道德状况及其社会和谐伦理带来的影响，受国家重大社科基金招标课题委托，就组织（企业、政府、媒体等组织）的道德现状及其相应伦理问题进行实证调查，以期为当前中国道德建设提供新发现，给出新解释，寻找新对策。课题组在江苏省的苏州、盐城、南京三地区，以企业、政府、文化事业三大单位组织为结构，以分段分层抽样的方式分两次分别投放问卷694份，回收689份问卷。调查数据处理与分析软件为SPSS13.0统计软件。研究表明，中国伦理道德的建设已经进入一个重大转折和转换的关键期，应当充分重视单位组织的伦理建设。

一、现状与问题

计划经济的单位时代，个人对单位、单位对国家的依附性很强，在这种依附性社会结构中，集体主义原则是确立和维护社会伦理秩序的关健所在。市场经济的后单位时代，“个人—单位—国家”之间单向度的依附关系已逐渐被商品经济的契约关系取代，传统伦理理论和个体道德经验已无法应对现代组织所面临的伦理问题。调查表明,组织“尴尬”的伦理样态、“悖论”的道德特征、“漂移”的责任主体是当今中国伦理道德出现的新问题。

（一）“尴尬”的伦理样态

当前中国组织伦理上呈现“尴尬”的状态，具体表现在现实组织的伦理在场与伦理世界的“组织”缺场的相对紧张之中。

调查显示，单位组织对社会伦理环境及道德风尚有很大的影响。被调查者中认为组织不道德对整个社会发生严重不良影响和影响较大的有594人，占总数的86.2%。这些数据说明，人们意识到现实组织具有强烈的伦理特质和道德特征，需要对它进行伦理思考和道德问责，然而，传统道德哲学对组织的伦理研究几乎是个盲区，组织伦理理论匮乏。组织伦理理论缺乏必然造成组织伦理实践混乱和组织成员道德决策困惑。调查数据证明，伦理困惑及道德难题的处理已成为工作中最为烦恼的问题，远远超过专业技术问题。对工作中烦心事缘由的调查中，只有24.4%的被调查者认为与专业技术能力不足有关，有75.6%的被调查者认为与伦理问题相关。

上述数据展现给我们这样一幅伦理图景当代中国组织在现实伦理世界中正处于“尴尬”的样态：一方面，组织已成为一个强大的伦理场域影响着组织成员也影响着社会的伦理道德；另一方面，组织这种伦理特质和道德特征却未全然进入伦理学理论的研究视域。这种“尴尬”的伦理样态，体现了一种内在的紧张，也暗喻着一种转型。这是一种机体不适和过渡的生命状态，既可能成为生命急转直下的临界点，也可能成为机体走向健全的转换点。它昭示着中国伦理道德的建设已经进入一个重大转折和转换的关键期。

（二）“悖论”的道德特征

在现代社会复杂的伦理境遇中，组织在现实道德实践中大多展示了这样的伦理—道德“悖论”：一方面，组织以“伦理的实体”面貌出现，体现为集团内部的伦理性；另一方面，组织以“不道德的个体”状态行动，体现集团外在的非道德性。这种伦理—道德的悖论是当前中国社会伦理道德最为普遍的特点与现状。

在问及“单位在处理个人、组织、社会关系时以什么利益为重”时，14.4%的人认为以单位职工的利益为重，69.8%的人认为以单位、集团的利益为重，13.1%的人认为以与单位相关的社会利益为重，还有2.7%的人有不同的回答。这些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组织是自发且有着异化倾向的伦理实体，组织尚并未成为自觉的道德主体。也就是说，组织在决策、制定战略目标时大多以单位集团利益为重。这种以单位集团利益为重的行为很可能造成一种恶，这种恶被阿伦特称之为“恶的平庸”②，它不同于传统道德哲学视野中的恶，是一种无意识的、囿于习惯的恶，这种恶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以一种伪善的样态出现，不为人所认识和警觉，这是出现在当前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新问题。

市场经济肯定了单位组织作为相对独立利益集团的合法地位，因此，单位组织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与重视这体现了单位组织自我意识的觉醒与道德主体地位的确定。但需要注意的是，有着独立利益要求的单位组织，在没有伦理规约和道德约束的情况下，极易从“自利”滑向“自私”，成为不道德的行为主体。

（三）“漂移”的责任主体

当前中国社会道德生活呈现这样一幅混乱“失序”的景象，面对现实生活中大量的不道德现象，特别是集体行为的不道德行为时，我们往往无计以对，因为现代社会这种“有罪过，但无犯过者；有犯罪，但无罪犯；有罪状，但无认罪者”的局面，传统道德经验和理论对此既无法解释也无法解决。道德责任的漂移加剧了社会道德生活的失序。

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显示，当问及现代社会不道德现象的归因时，有40.2%的人认为是政府不道德的原因，33%的人认为是企业不道德的原因，28.2%的人认为是文化组织不道德的原因，16.9%的人认为是其他原因（其中包括媒体不道德、企业文化组织不道德、市场分配制度不平衡及综合原因等）。这说明，道德主体出现多样化、道德责任出现不确定的特征。

组织行为所涉及的道德责任的认定，是现代社会也是当前中国道德生活领域所遇的主要难题。高度分工与协作的现代社会，几乎每一种事业都需要很多人来从事，而面对需要许多人参与完成的行为后果时，没有一个人能令人信服地宣称，成就归属一人，也没有一人能为所有的结果负责。集体负责往往却是集体的都不负责。道德责任的漂移与道德责任主体的不确定是当今中国伦理道德出现的新问题，它给我们社会生活的伦理道德建设提出了新挑战，要求我们给出新的解释和对策。

二、挑战与机遇

单位制度变迁给当前中国伦理学理论及其实践提出了新挑战也提供了新机遇。伦理作为客观社会的一种文化存在，其内涵必定取决于社会的客观状态。当社会从传统迈进现代，一方面不能满足现代社会伦理需求的传统道德哲学受到挑战，另一方面社会为伦理理论的创新也提供了机遇。

（一）社会伦理背景的变迁给传统道德哲学带来了挑战

单位制度变迁推动了经济结构、社会关系和文化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变化。后单位时代的社会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有机团结”社会。“有机团结”的后单位社会其空间构架、主体特征和联结方式均不同于前单位时代，这种社会伦理背景的变迁给传统道德哲学带来了挑战。

前单位时代个人、集体、国家是一种从属性的空间构架，活动于其中的个体成员和单位组织主体意识都显得十分微弱，个人、单位、国家之间利益天然浑成，个人自觉与集体保持一致，体现出一种集体主义精神。单位制度的急剧转型，使人类的道德活动空间发生重大变化，个人、单位、国家之间不再存在一种直接的从属关系，市场经济展开了多元利益主体互动合作的空间构架，这一空间框架中的不仅个人且单位组织的主体意识和行为意志都日益增强，后单位时代的道德活动空间和伦理同一方式复杂于单位时代，传统道德哲学提供的理论及其原则已无法解释和应对现代社会复杂的道德状况，传统道德哲学受到了挑战，出现了伦理危机，社会成员生活在无所适从的“道德迷宫”之中，迷宫中的人们在金钱和权力的入侵下，进一步失却道德信仰，现实道德生活呈现出失序与混乱。

伦理危机从本质上讲是由现代社会伦理需求的供给不足所导致，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伦理理论的发展，现实生活出现的悲剧和道德精神的丧失都在提醒我们，必须顺应时代的呼唤，重树道德信仰、创新伦理理论。中国社会结构的新特点，给当前中国的伦理学理论及其实践提出了新挑战也提供了新机遇，要求当前伦理学给出有理论说服力的诠释，以及有实践指导价值的对策。

（二）社会伦理状况的变动为组织伦理建设提供了机遇

社会转型带来社会结构变迁的同时，也推动着社会伦理关系包括组织伦理关系的变化，这为新形势下组织伦理建设提供了客观基础。伴随组织伦理价值观念的转换，组织对集团自身利益的关注，现实社会生活中组织不道德行为日益增多，社会加强了组织伦理建设的呼声，这为组织伦理建设提供了思想基础。

1、组织伦理关系的变迁为组织伦理建设提供了客观基础

随着现代化的转型、单位制度的转变，单位组织所置身的伦理世界已发生重大变化，调查数据反映了高技术、全球化和市场经济背景下当前中国组织伦理关系的新特征，被调查者中，最看重、最努力维护的关系依次是：同事关系（50.2%）、上级关系（24.5%）、相关单位、政府及社会其他成员的关系（12.6%）、单位关系（11.5%）、媒体关系（7.1%）、下级关系（7%）。以上数据表明，现代单位组织置身于具有丰富空间特征的伦理世界之中，告别了单位制度时代那种封闭性、依附性的生存格局，伦理关系呈现多维性和开放性的特征。

多维开放的现代伦理关系，为现代组织伦理的建设提供了客观的社会基础。当个人利益与组织利益发生冲突时，50.8%的被调查者认为现代单位兼顾了组织和个人利益；认为完全遵从组织利益的单位只有26.1%的人；还有10.3%的人认为现代单位决策以个人利益为主，不清楚的有12.8%。以上数据表明，现代组织告别了传统单位组织单向度的价值取向特征，略强于半数的单位组织力图以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结合作为其伦理价值取向，组织伦理的建构正处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之中。

2、对单位组织伦理问题的重视为组织伦理建设提供了思想基础

人们认为到高技术、全球化、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社会对组织伦理的要求较以往更高，现代社会对组织道德责任的期盼更高。

被调查者中，66%的人认为高技术、信息化的时代对组织伦理的要求较以往高；12.2%的人认为相对较低；7.1%的人认为无变化；14.7%的人认为说不清。数据说明，建立在高技术、信息化基础之上的现代社会较传统社会对组织伦理有着更高的要求，大多数人确立了这种伦理观念，但也有人认识不到社会变迁与组织伦理变化之间的关联性，这符合中国社会组织现代化进程还存在不够全面或不够深入的特征。被调查者中，69.5%的认为全球化的背景下对组织伦理的要求较以往高；10%的人认为相对较低；5.2%的人认为无变化；18.9%的人认为说不清。这说明总体说来，全球化对组织伦理的影响为大多数组织成员所认可。被调查者中，38.8%的人认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企业参与国外竞争时非常需要考虑伦理道德问题；44.2%的人认为需要考虑；11.3%的人认为一般；认为不需要考虑的只有5.7%。

上述数据表明，随着高技术、全球化、市场经济对组织伦理要求呼声的增长，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组织伦理建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为组织伦理道德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三、任务与对策

现代社会的许多伦理道德问题都源于社会所要求的新道德的缺失。当前中国伦理道德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为我们自己确立一种道德，但这个任务是不能在悄无声息的研究中即刻完成的。它只有在内在因素的逼迫和要求下，才能借助自己的力量产生出来。

（一）重视组织伦理研究，推动伦理理论创新

长期以来人们把关注的眼光投注于个体，而忽略了具有整体行动且有较大行为能力的组织。人们认为组织是一个中立的、实现目标的工具性存在，与道德无涉，组织作为自控、自觉的行为主体一直逃逸于人们的伦理批判和道德建设视域。事实上，组织在现代社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已从社会的潜伏状态来到舞台的中心。人类通过组织这个社会机制，完成了许多对个人而言无法企及的目标——从修建摩天大楼、制造原子弹到登上月球等。然而，组织并非总是给人类带来喜悦，组织已经且越来越频繁地给人类社会带来各种问题甚至灾难。没有道德约束的组织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异化，会产生不道德的行为。组织不道德是现代社会最常见、破坏性最大的行为，也是造成现实生活道德悲剧的最主要原因。组织作为已经并将日渐影响社会伦理道德的行为主体，我们没有理由将它长期拒之于伦理研究的大门之外。

伦理学、道德哲学不能无视组织在现实中的存在，更不能无视伴随社会结构变化必将带来的理论变迁，尽管“一种文明的社会——经济结构及其文化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所有问题中最为复杂的一个”，[1]但并不能因为它们之间关系的复杂而否认这种关系的存在。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文化包括伦理文化必定要发生相应的变迁。“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结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3]伦理理论的真正价值在于揭示社会客观伦理存在状况和道德发展规律，这样的伦理理论才能做到为群众所掌握，才会踏上解决社会伦理危机的道路。

（二）关注伦理场域建设，增强伦理教育效度

面对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大量道德问题，我们可能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当前中国是不是不重视道德建设？答案是否定的。尽管由于市场经济的席卷、工具价值的推崇，使得中国传统社会高度强调的“德”在现实有所退隐，但“德”仍然是道德教育中一直未予放弃的要求，“德”也是政府一贯提倡并着力推进的道德价值。但道德努力和现实成效间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原因何在？调查表明，伦理场域建设的盲视，道德培育方法的不当是其主要原因。

领域分离的现代社会，伦理场域极易异化，道德责任及道德主体都不易确立，传统的道德教育和培育方法已无法发挥作用，需要调整道德培育的方法，重视伦理场域的建设。调查数据表明，当前社会道德活动主体的行为受伦理场域影响极大。当问及“工作的态度、价值的取向受单位领导和周围同事的影响程度”时，认为影响程度非常高和高的有46.7%；认为影响程度一般有44.7%；认为影响程度低只有5.5%；没有人认为个体道德活动不受伦理场域影响。

道德活动主体都是在一定伦理场域中进行，也必受伦理场域的影响。传统道德教育的伦理场域处于自然自发状态，在其中道德教育与道德训练、道德努力与伦理秩序直接自然地同一。领域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出现了道德教育与道德训练脱节以及伦理场域与道德努力分离的局面，因此当前社会的道德建设必须意识到这种脱节与分离，调整道德培育方法、重视伦理场域建设才能使我们的道德努力奏效。

（三）建构组织伦理机制，培育组织道德自律

组织不同于自然人，作为法人的它们并不能要求享有自然人所具有的道德权力——如活着的权力或持续生存的权力。为实现目标而产生的组织特别是经济组织在激烈的竞争中，尤其在事关组织生死存亡的关头，很容易将社会的道德要求置于脑后。因此，组织需要设立专门的管理机制，以保证组织伦理的建设。道德主体的成长是一个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过程，个体性道德主体与实体性道德主体都不例外。道德主体的健康发展和不断完善,不仅要依靠自我修养的提升,而且还需要借助外在的道德监督。实体性道德主体自我修养的实现和外在监督的开展都依赖于组织伦理监督机制的确立。

现代社会组织所面临的伦理场域和道德问题远比计划经济时代复杂，光靠个体道德经验已不足以保证道德行为的发生，发达国家的企业和政府除建立相应的伦理机制外，还经常对其成员进行相关伦理培训，以应对职场中可能遇及的伦理问题，提升道德能力。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转型之中，人类道德活动空间的变化要求其相应的伦理理论也发生转变。依靠传统的道德经验已无法解释和应对现代社会复杂的道德状况，高技术、全球化、市场经济给我们伦理道德建设带来了新情况，呈现了新矛盾，提出了新问题，这种状态就更需进行专业化、制度化的伦理道德教育。

总之，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分化又高度整合的社会，要求有着相对独立性的组织具有较强的道德能力。组织区别于一般人群集合体，在其中众多的个人以特定的方式结合以实现一定目标，也就是说，制度是保证组织作为相对独立存在、成为行为主体的要件。制度化的伦理机制是组织获得道德能力，实现道德自律的关键。

结语

单位组织伦理建设是当前中国道德建设最为迫切的问题。现代性组织由于其功能的特殊性、方向的特定性，在现实运行的过程中，其伦理本质往往被遮蔽、道德特性往往被消解，大量数据表明，现实组织在社会运行中存在着潜在的异化性，仅靠组织自身极难成为道德责任主体。因此，作为组织本身，应确立组织伦理理念，高扬组织伦理精神，创建伦理场域，构建组织伦理制度，使组织真正成为道德责任主体，这样，才能较好地解决现实社会生活的伦理道德问题。

【注释】

①本项研究受到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09）的资助，谨致谢忱。此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后单位时代组织伦理‘中国问题’的道德哲学研究”（09YJA720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东南大学社科基金“企业诚信管理”（XJ03134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②所谓“恶的平庸”是常人囿于习惯所产生的恶，是为权力或习惯所左右缺乏自我反思及自我决断的人所导致的恶。这是现代社会中一种常见的恶，是一种只有在现代性条件下，在现代组织机制中才能实现的恶。

【参考文献】

[1][2][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9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02.

（原载《江海学刊》2010年第3期。录入编辑：红珊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