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是邓小平论述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也是当今世界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邓小平丰富的发展理论中,其发展伦理观具有重要地位。发展的涵义,是指一个国家或社会由落后的不发达状态向先进的发达状态的过渡与转化。发展不仅仅指经济发展,它还包括社会发展和人自身发展等诸多内容,也即一种整体的、可持续的发展。中国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必须处理好发展所带来的事实与价值、个体与整体、当代与未来、经济与社会等关系。邓小平的发展伦理较好地处理了这些复杂关系,形成了科学的发展伦理观,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科学奠定发展伦理观的合理性基础
发展本身就有价值取向在其中,发展伦理学的困难并不在于确立应当,而在于为这种应当寻找合理性基础。发展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通过人的活动,依据人的意志,在与客观世界的互动中不断超越现实。要使人的活动不被异化,必须确立科学发展观,必须处理好价值与事实、客观与主观及外因与内因的关系。邓小平科学地解决了发展伦理观的合理性基础。
邓小平将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进行了有机整合,科学地解决了发展伦理观的合理性基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发展伦理观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法论原则。不解放思想就不能建立超越现实的发展目标、不实事求是就不能有效地发展。正是依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邓小平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他深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现实出发,即中国国情出发,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以人为中心,解放人、发展人,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精神。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追求,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邓小平的发展伦理观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紧密相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较好地反映了其发展伦理观事实与价值的统一。
邓小平使外因和内因、客观和主观获得辩证统一,科学地奠定了发展伦理观的哲学基础。发展是民族的,同时又是世界的,这是人类在20世纪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的今天,不发达国家要想切断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排斥其成功经验和文明成果,只能导致发展中国家走上完全闭关自守和封闭的道路,是难以发展起来的。邓小平充分认识到经济全球化这一客观发展趋势,强调中国的发展必须顺应这种客观规律,要求树立世界胸怀,在开放中通过吸取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及丰富的管理经验壮大自己。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1],“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2],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之所以变得落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3]。他反复强调现代化建设要充分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4]。邓小平在坚持开放的同时,一再强调依靠自己的力量走自己的路,发展出自己的特色。他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5]
二、正确树立发展伦理观的基本原则
发展,从根本上来说,处理的是人与客观现实世界的关系、人与社会及共同体的关系。发展伦理观,是从人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人与社会及共同体的相互关系中产生并确立的。发展伦理学和传统伦理学不同,它不仅要考虑应当且要考虑应当的合理性基础,它不仅要考虑个人且要考虑共同体和社会,不仅要考虑当下的人群且要考虑未来人群,不仅要考虑单一经济指标且要考虑综合社会指标。以上涉及的个体与社会、当代与未来、经济与社会的伦理关系问题,都是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考虑和安排的问题,不同的发展伦理观依据不同的基本原则进行安排。邓小平正确树立了发展伦理观的基本原则,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一)分配公正前提下“共同富裕”的伦理取向
邓小平将“共同富裕”作为其发展伦理的最终价值理念,他在关于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中告诉人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6]
邓小平告别了传统的企图以平均主义方式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理念,从伦理角度引入了收入分配公正,激发劳动者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新思路,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著名论断。早在1978年末,邓小平就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7]邓小平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论断,体现了经济活动中的收入分配公正原则,深受积极努力的经济活动主体的欢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正是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非平衡”发展中,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带动了整体财富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邓小平在分配公正的前提下确立了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价值理想,规范了当代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的根本性的价值导向,引导全体人民在致富的道路上,要“富而思源”、“富而思进”,不断地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一价值理想体现了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体现了对全局的、群众利益的关注,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有着本质的区别,从而避免了重走资本主义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痛苦进程,邓小平一再强调“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8]。
(二)可持续视野中“面向未来”的伦理取向
可持续发展思想是邓小平发展观中具有鲜明特色的一个重要内容。邓小平始终关注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并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出发点。可持续发展是改革的目标所在,也是评价国家政治体制的根据所依。早在1985年7月,邓小平在谈到改革问题时就指出:“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9]1987年,他在谈到如何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时又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10]
坚持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邓小平发展伦理观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方面,邓小平提倡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建国初期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高积累、高增长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对改变落后的生产力面貌、增强国家实力、缓解供给严重不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起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投入多、产出少,经济效益低,资源浪费严重,且对生态环境破坏较为严重,使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不具有持续发展的可能。面对现实,邓小平反对高投入、高消耗、高能耗的生产,主张保护生态环境,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提出节制人口、提高人的素质,希望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和提高人口素质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这是结合时代特点,根据中国国情做出有利于长远发展的选择。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面向未来”的价值取向,体现了人类代际关系上的伦理安排,拓宽了传统伦理学的视野。为了局部的、眼前的利益而牺牲人类整体的生存利益、牺牲后代人的生存利益,是违反伦理原则的。全局的利益、全人类的利益及后代人的利益应作为我们思考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
(三)全面发展框架下“以人为本”的伦理取向
与单纯的经济发展论不同,邓小平认为社会发展是一个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经济、政治、文化相互作用的综合过程。邓小平以历史唯物主义者的宽广眼界和科学精神去认识和解决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认为人类社会固然首先要注意经济的发展,但又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致力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所以,他强调指出,一方面,“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11];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12]。“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13]邓小平认为,实现“综合平衡”是需要条件的,需要伦理的制度安排,资本主义及其他剥削制度都无法实现。他说:“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14]邓小平十分关注社会生活领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问题,认为这是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关键。他明确指出:“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5]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如果“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16]。邓小平“综合平衡”、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超越了传统发展观的不足,将发展从单纯的经济发展推向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的全面发展思想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基础上的,它将价值取向与客观规律进行整合。邓小平强调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和谐统一,在他看来,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在人的现代化基础上全面发展的现代化。
邓小平发展伦理观把人作为发展的目的,指出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强调社会综合平衡、协调发展的目的也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邓小平在其理论与实践中始终贯穿着对人和人民群众的极大关注,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他指出:“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17]他还指出我们的各项工作“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18]。
总之,邓小平的发展伦理观及他所确立的发展伦理原则,是从大局的立场、从宏大的系统及深远的视角把握和安排发展中所遇到的各种关系,是确保中国社会健康、合理、科学发展的必要手段,对社会发展起着调控、激励、校正、约束作用,不仅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指南,而且也对世界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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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毛泽东思想研究》2004年第4期。录入编辑:红珊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