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在全球文化语境中观察文学批评话语的新近走向,探索它们对批评实践可能产生的影响。
随着资本与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涌流铺张,全球文化语境的形成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作为一种与现代性进程交织互动的历史事件,全球化历史具有自反性、伦理性以及文化性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自反性,是指现代性向后现代性延伸的过程中历史所呈现出来的自我反思和自我反抗的品质。“自反”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审视现代性的批判视野,这就不仅质疑了现代性的诸种前提,而且还以颠覆社会现实的方式展开了一种富有诱惑力量的社会学前景。伦理性,是指在全球文化景观之中日益突出的伦理维度。摆平文化“同质化”和“异质化”的矛盾,是全球文化的中心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策略是在“异趣”之间实现普遍的“沟通”。“君子和而不同”,这不独是古典时代圣贤的伦理遗训,而且也是全球时代文化的伦理要求。文化性,是指文化在全球进程中日益显示出其突出的地位。不论是将全球化视为社会的现代转型,还是将它视为世界整体化的趋势,亦或是将它视为群体及自我认同的生存体验,文化都成为理解全球社会现实及其基本秩序的核心要素。在全球语境的辐射下,文学批评话语经过了对认识论批评、体验论批评、语言论批评的权衡,以及在各种批评范式的博弈之中的抉择,一种颇有代表性的“修辞-文化论”文学批评话语在整合各种理论资源和批评范式的过程中逐渐成型。文学理论话语呈现出三种新近走向:批评的自反、伦理的自觉以及文化的自赎。
批评的自反,是指批评话语的自我批评。它包括对构成自身合法性根据的概念前提展开质疑,对自身借以操作的程序进行拆解,以及对批评活动所形成的模式进行反思。首先,从“批评”或者“批判”这个概念的词源学看来,质疑、拆解和反思就是文学批评话语的应有内涵。“批评”概念派生于希腊语“krinein”,其源始意义是“分离”以及“分辨”,而“危机”一词就是从它派生而来的。它的三个经典用法分别是:运用于司法管理之中,规定法律争论的秩序;运用于医疗活动之中,表示病状的转折;在晚期希腊时代,它成为一个描述文献研究的文化术语,最后通过拉丁语言的流布而成为17世纪现代欧洲语言的重要部分。康德建构“批判哲学”,赋予“反思判断”以高于“确定判断”的地位,清楚地表明了“反思”是批评的核心涵义。其次,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则更进一步突出了“自反”在批评实践中不可忽略的地位。美国学者卡勒特别指出,理论是“自反的”(self-reflexive),即理论成为“元理论”,思维成为“元思维”,批评成为“元批评”。这就对文学批评提出了一项根本要求:质疑文学以及其他话语实践中感知事物的范畴,质疑文学以至整个文化所赖以建构的知识范型,甚至质疑文学理论本身。(参见王一川主编的《美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28页)文学理论的这一自反趋势还得到了当代文化研究的支持。R·艾伦就在他的《重组话语频道》一书中指出,审视包括了非文学和关于文本批评话语的全部准则,是当代批评话语的特征之一,构成了文学理论自决的标志。自反,对批评实践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发现理论的盲点,自觉调整批评姿态。返身自照,即不难发现每一套理论都存在着其自身无法注视的盲点,这种思维之光烛照不到的地方,往往是理论自身可能陷入困境之所。从上个世纪初一直绵延到80年代,一脉“诗意启蒙”的文化精神普遍涵盖着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家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希望在文学中去发现审美特征,建构一个涵纳古今中外乌托邦资源的审美乌托邦。但是,出离古典的社会及其内在分流,认知的技术条件之改善,全球时代消费文化的发展,媒介文化的异军突起,这一切都让人们发现审美只是文学艺术的诸种属性之一。于是,在变迁的语境中再度建构文化精神,在发现了原有理论的局限之后进行批评姿态的调整,就势在必然了。第二,将理论批评化,在批评中建构理论。系统的理论处处寻求同质性,具体的话语实践却随时表现出异质性,普遍适用的理论却必须在具体化的批评行动之中得以验证、并得以铸造,这就是理论的批评化。理论批评化将宏大的思辨史诗融化在碎片书写之中,但拉近了理论和话语实践的距离。文学理论的发展史上那些因文生论的现象日益受到了人们的注意。理论只能生活在批评之中,已经成为批评的共识。第三,理论触摸作品,在批评中确立独特的问题意识。理论不是裁断作品的尺度,而是被提纯了作品的菁华,理论反过来必须通过批评来触摸作品。作品的内在肌理和外在形式,其媒型、符号、兴象和意蕴等层面及其结构,都直接制约着理论模式的选择;而理论的基本假设、操作程序、中心问题,都必须和作品发生直接的沟通;选择和沟通都是通过批评实现的。在选择和沟通之中,理论贴近作品,作品靠拢理论,独特的问题意识得以明晰化。比如,宗白华以节奏论诗学触摸中国诗画作品,探索其中呈现的空间意识,其核心的关注在于通过诗学空间的重构,把握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之独特性,及其基本的象征物。第四,以理论烛照文本深层,掘发批评模式。文本深层,指文本的隐含结构和隐秘意义。理论之穿透力量,既表现在它可以通过批评实践烛照这幽微的深层,又表现在赋予这一幽微的深层以明晰的模式。巴赫金穿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文本之“双声语”深层结构,将它呈现为对话模式,建构出复调诗学。总之,调整批评姿态、展开理论建构、确立问题意识、以及掘发批评模式,这就是经过理论之自反之后批评实践的基本目标。
伦理的自觉,是指批评话语具有一种明确的伦理意识,以在不同的审美兴趣之间斡旋和实现审美沟通为己任。具体表现在批评实践中,就是批评话语要尊重他者的差异,实现一种相互通融彼此共在的生存状态。
尊重他者的差异,构成了社会生活中自觉调整人际关系的哲学公设,因而也是批评话语探索的一个基本主题。西方批评理论的在经过了语言论转向和修辞学洗礼之后,在质疑文学理论和文化体制建构前提的自反思潮中,一种向伦理回归的倾向渐渐明朗起来。列维纳斯曾经设想“以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通过曝现他者的差异性,展开对西方理论建构中过分强烈的同质性。这一思想对批评理论和实践造成了一种“他者的震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学理论的内质和形态。从内质来看,文学理论再也不死守本质主义的窠臼,而是致力于解放文本的生命力,释放潜藏在文本之中的差异。从形态来看,批评话语克服了认识论批评、体验论批评、语言论批评等形态的偏颇,力求在多种批评模式之角逐中融合各自的优长,铸造一种修辞-文化论批评形态。同时,尊重他者的差异,寻求异趣沟通,体现了现代中国的文化精神,因而也是中国批评话语的一脉重要的新近流向。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全球化进程和消费文化的兴起这两种交织的发展潮流,与中国社会的全面分流和阶层的普遍分化趋势互相促进,审美趣味的差异涌动,形成了杂语共存的复杂局面。哪里有审美异趣,哪里就有审美沟通的要求。这就是诗意启蒙向异趣沟通的历史逻辑,就是中国现代文化精神的生长点之一。
批评话语的伦理自觉,对批评实践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尊重文本的差异,在批评中让文本释放出创造性生命力。批评家尊重文本一如尊重他人。文本和他人一样,都具有独一无二的生命力;文本就是他人的面相,传递一种要求尊重的绝对责任。精英文化文本不同于大众文化文本,其中体现了不同阶层、不同时代的审美趣味,批评话语丝毫不要有用同一把标尺来裁断这些文本的奢望。具体一点说:一方面,不可用评价《安提戈涅》这出悲剧的标准来裁断福尔摩斯的探案故事,不可用评价古典诗词的境界论来谴责《第一次亲密接触》缺乏意境;另一方面,在古希腊悲剧和现代侦探小说之间、在古典诗词和网络文体之间,不是一种形同冰炭的关系,它们之间在叙述、抒情的谱系上存在的渊源关系使它们不乏沟通的可能。第二,显示群体差异,在批评中让弱势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全球消费文化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媒介文化成为权力的竞技场,主要社会群体和多种势力均衡的社会意识都在争夺控制权,个人也借助于媒介文化的高传播速度和高受众面通过图像、话语展开权力的争霸。一方面是以新的阶层为依托、以新的社会意识为中心形成新的强势文化权力,另一方面则是相对处于弱势的群体在其身份认同和争取承认的斗争中越来越强化自己的差异,并激越地要求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强势权力存在的地方,就有弱势群体的反抗。非裔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ToniMorrison)在其《宠儿》(Beloved)中叙述了黑奴母亲杀死亲生女儿的故事,表达了不堪追忆的痛苦体验。作家的黑人、女人身份以及她的超越西方伦理语境的叙述,引发了批评家对伦理与批评的反思,进而在这弱势群体声音的召唤下去对他者的声音做出回应。这种对弱势声音的释放,是对人类性的尊重,也就是一种真正的伦理意识。第三,展开文化差异,通过批评实践建构文化精神。批评实践是一种正面遭遇和直接触摸文本的话语实践,它在媒型、符号和兴象等层面上操作,其境界却在于烛照幽微,掘发文本的深层意蕴。什么是文本的深层意蕴呢?是隐含在文本之中的文化无意识和个人无意识。叩显开隐,让文本释放出文化的幽情壮采,演奏出灵魂的剑气萧声,这就是批评的魅力所在。综上所述,尊重文本、倾听弱势声音以及重构文化精神,这就是伦理在批评话语之中再度回归的意义。
文化的自赎,是指文化通过批评实践进行自我救赎。这实际上包括文化融入批评、批评获得文化品格的双向互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为批评开启了价值视角,批评为文化开拓了生存空间。说到文化的自赎,首先意味着文化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衰微和堕落,但这仅仅是现代性进程的一个方面。文化,作为一种建构价值、培养心灵的创造性活动,并没有随着战争、消费以及媒介而丧失其生命力量。相反,它在全球时代、消费时代和媒介时代还得以全面的复兴。首先,文化是全球化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内省维度,这个维度区分了一个意义建构的象征领域,这个领域成为全球政治干预的场所。其次,消费和文化相融合构成了消费文化。消费本身成为社会生产力有组织的积极延伸,而获得了主导文化的品格。文化通过人的符号实践活动向产品转换,成为被消费的对象。最后,媒介文化成为一种全球文化的新形式。媒介文化是多种系统组合的图像文化、产业文化、科技文化以及具有宏大场景的权力文化。在媒介和文化的这种复杂组合之中,文化成为一种高度参与性的活动形式,媒介成为塑造日常生活、制约思想和行为方式以及形成个体政治身份的中介。所以,我们可以觉察出文化自赎的律动:文化丧失了权威性,但取得了在全球化、消费化和媒介化过程中的优先地位;文化丧失了神圣感,却构成了环绕着生活世界的无处不在的背景,在平平常常的生活中获得了生命力。
文化的自赎,对批评实践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批评模式选择中,批评话语注意到隐含的文化品格。通观20世纪主要的批评模式,即不难发现它们内在地蕴涵着一种关于文化的假设。在精神分析和后精神分析批评模式后面是个体主体观念,在符号学-结构论诗学“语言批评”模式后面是形式结构观念,在后结构主义-解构的“哲学批评”模式后面是本体-认识论观念,在新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的“社会关系批评”模式后面是人类社会性观念……后者构成了前者的文化假设。批评话语自觉地意识到它的文化假设,就获得了深邃的透视力。第二,在跨科学研究中,批评话语拓展了文化研究的范围。文化研究已经不可能封闭在高等文化的狭小圈围之中,而是将电视、电影、网络媒介等文化形式纳入批评的视野,从全球化、消费化和媒介化的崭新角度对这些文化现象展开探索。如电影《英雄》、《手机》、《十面埋伏》,都进入了批评家的视野,成为建构视觉凸现美学、媒介伦理美学以及非历史的成人童话美学的基本材料。第三,在跨文化探索中,批评话语致力于共同诗学规律的探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跨文化想像主宰了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历史发展。在中国古典性批评话语、西方批评话语以及生长之中的现代中国批评话语的三方互动中,现代中国几代批评家的宏愿就是通过对不同诗学体系进行跨文化比较,探询共同的文学规律。这一会通中西、承接古今、养育未来的文学批评大业还正在延续。
（原载：《文艺争鸣》 2005年第2期，录入编辑：莫得里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