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点推介瓦尔特·本雅明之后，《生产》[1]第二辑以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为焦点人物。书中精选了他的《生命政治化》、《弥赛亚与主权者》、《论潜能》、《科默雷尔或姿态论》四篇论文，以及一篇概述其思想的评论文字，重点显示了他的“生命政治化”思想。

吉奥乔·阿甘本生于1942年，现为意大利维尔洛纳（Verona）大学、玛瑟拉塔（Macerata）大学哲学和美学教授，在巴黎兼任德里达开创的国际哲学学院教授，同时还在美国多所大学作访问教授。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发表政治哲学方面的著作，就阿多诺、本雅明、施米特、福柯、德鲁兹、阿伦特等当代思想家所阐发的主题进行写作，将20世纪历史的苦难与悲剧现实纳入到政治伦理的视野之中展开深度思索，并将这种政治伦理视野置放在古典哲学的背景下和西方人文主义历史的语境中。从90年代初开始，随着当代深刻复杂的文化转型，吉奥乔·阿甘本的著作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他的文字也开始译成英语，在英美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

阿甘本在古典、现代和后现代话语的复杂脉络之中编织着他的文本，如同列菲弗尔笔下那只孤独忧郁的蜘蛛断断续续地吐出细微但坚韧的蛛丝。他的主要思想资源主要有亚里士多德的“潜能论”、福柯的“生命权力”学说、本雅明的“弥赛亚精神”、施米特的“主权论”与“例外决断”观念、阿伦特的“人权论”。从亚里士多德的“潜能”之中，他获得了规定人类生命本质和生存能力的基本概念，并把这一概念同德鲁兹的“内在性”概念——感觉的逻辑/意义的逻辑——结合起来，用深渊一般黑暗的潜能来诠解释人的行为，以及人类历史上彻底的罪恶。他在理论上的最大原创力量也许来源于福柯与阿伦特的融合。从福柯手中，他接过了“生命权力”概念，用它来批判18世纪以后的权力展布及其高峰状态——现代极权主义国家；从阿伦特那里，他获得了一种“人权与民族国家主权内在关联”的视野，来透视现代极权主义的种种形式及其与大众民主的关联方式。福柯与阿伦特的融合，让阿甘本铸造了“（牺）牲人”（homo sacer）、“主权与赤裸生命”、“生命政治化”等重要的概念。以“生命政治化”为中心，在同施米特的“主权”学说和“随机决断论”展开的辩难中，表述了他的政治伦理构想，从而塑造了后现代伦理文化的形象。从本雅明的弥赛亚精神中，阿甘本获得了一种让哲学和律法持久冲突，激活理性与启示永恒张力的灵感，将弥赛亚精神推向虚无主义极境，展示了作为西方命运的“虚无主义”之政治伦理前景。

1995年，阿甘本出版了他的代表作《牺牲人：主权和赤裸生命》[2]（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the Bare Life, 1998）。该书集中研究“生命政治化”主题，从而奠定了他在当代政治伦理领域的原创理论家的地位。他的整体理论构想是，在一种所谓的后现代伦理文化语境之中，把纯粹可能性问题、潜能问题以及权力问题同政治社会伦理问题联系起来思考。而所谓“后现代伦理文化”是指一种不复具有宗教、形而上学以及文化基础的语境。其具体的论证过程，首先是以福柯对治理术和生命政治的零碎分析为线索，对传统政治理论之中或隐或显地存在的生命政治观念展开研究。生命政治观念之渊源被追溯到了亚里士多德的“作为政治动物的人类”，它延续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在施米特的主权决断论之中达到了高潮。施米特认为，主权就是决断例外，政治以敌人概念为前提，并且必然从肉体上消灭可能的对立实在。这种实施在肉体上的权力就是生命权力，历史上的“大监禁”，现代的“集中营”，魔鬼博士们的人体试验，驱逐难民和虐待战俘，都活生生地铭刻着这种生命权力。

这些被铭刻着生命权力的生命，是赤裸的生命，是从自然人向牺牲人的转化了的生命，甚至连罗马法也不应用于其上的生命。“牺牲人”与“灵智人”对立，是被供奉在权力祭坛上的肉体。“牺牲人”不仅是神圣性、神圣观念的生命基础，而且与主权观念内在交融。阿甘本对“牺牲人”的定义主要依托于施米特和现代人类学。按照施米特的说法，主权就是决断例外。现代人类学则表明，在神圣和禁忌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以这两种发现为基础，阿甘本将“牺牲人”定义为：可能被杀死但还没有被献祭的个体生命血肉。这一定义描述了一种永恒的悖论，它表明现代个体生活在一种控制着一切个体构成的集体之“赤裸生命”的体系之中。透过西方文化历史的烟笼雾罩，阿甘本警觉地看到，政治主体的生成就是“牺牲人”获得生命政治形式的悲喜交加的戏剧。“赋予牺牲人以生命的政治河流隐蔽而连续不断地运行着，直至本世纪才迅猛显露出来”。通过什么显露出来呢？阿甘本援引洛维特，说一切形式的极权政治化都显露了这种生命政治的威力——工人国家的暴力倾向比专制君主制度更为强烈，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总体国家将国民工作、业余活动以及一切精神生活都操控了，德国纳粹一体化国家将一切私人生活都生命政治化了。

阿甘本论证的节奏张弛在法学、医学以及政治理论的历史之中。根据他的考察，1679年的《人身保护令》就是现代性政治空间的隐蔽范型，被扣押在中心的不是过时的主体，不是未来的公民，而是肉体。1879年划时代的《人权宣言》也把自然生命作为权利的根源和载体，纯粹肉体存在与社会政治存在、生物学事实与政治学事实在现代性语境之中便获得了奇特的一体性，人权与民族国家的主权之间隐而不显的联系在政治现代性之中突兀起来，从而为现代政治学思考个体在社会之中的地位、主权在个体身上的存在形式敞开了空间。从决裂民族国家共同体而四处撒播的难民，到结束无价值生命的安乐死医学实践，从洁净社会空间的人道主义计划到国家社会主义大规模的种族灭绝，从对神经病患者的强制治疗到罗塞尔医生的人体实验，如此等等发生在政治现代性体系之中的事件都是生命政治化过程的剪影。它们表明，“所谓政治，就是赋予一个人的生命以形式”，其法律范畴是直接针对着“牺牲人的赤裸生命”。从法律、医学以及政治理论多学科考察之中，阿甘本得出的结论是：生命政治和主权学说融合起来，为透视现代政治主体——牺牲人——的生成提供了一个强劲的观察角度，从这个角度看去，“在作为现代性之特征的生命政治的视野中，医生和科学家活动于其间的真空地带，在某中程度上只要主权统治者才能进入。”在阿甘本看来，生命政治化不仅是政治现代性的主题，也是未来政治的新奇所在。未来政治，将不会是主体为操控国家而奋斗，而是国家与非国家（人性）之间的斗争。在这个斗争过程之中，个体与国家机器之间的张力被激发到了不可协调的程度。

“生命政治化”学说的奠定，“潜能”概念是关键。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他出版了一本论文集《论潜能》[3]（Potentialities, 2000），书中对亚里士多德到本雅明的哲学进行了探讨。一方面，从理论上说，“潜能”概念在西方哲学中不仅由来久远而且占有了中心位置。另一方面，从人类的现实实践上说，历史上有许多人将自身的“潜能”发展到了凌驾于整个星球的地步。历史上的灾难无不启示我们，“潜能”是人类行为的根据，也是彻底罪恶的肇因。阿甘本对于生命政治化的沉思就奠基于对“潜能”的反思之上，“潜能”把生命权力和国家主权在深度上统一起来。他发现：第一，“潜能是黑暗的”——人类潜能的伟大之处，同时也是其无底深渊，就在于它首先是不采取行动的潜能，是黑暗的潜能；第二，“潜能即不可能（虚无）”——一切潜能皆为不可能，它既是自由的根源，又是罪恶的渊薮，是语言和历史的深层动力结构。阿甘本在表述了这种对“潜能”的看法之后，以一种充满诺斯替主义的语调指出，当人在遭遇黑暗和虚无的潜能之时，就必须在现实中保护自己和拯救自己的潜能。对于这一潜能观念，南希（Jean-Luc Nancy）写下了这么一种贴切的评论：一种存在具有独特的潜能，它必须接受，必须在接受之中思考，必须自我接受，把自己当作被动性来思考，当作赤裸生命之中赤裸的思想之内在性来思考。马丁·杰伊（martin Jay）说得更直白：通过回到亚里士多德的现实与潜能之深刻的悖论区分，就不仅可以理解本雅明、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的语言学理论，而且还可以瞥见未来的哲学和未来的政治。

　　阿甘本构想之中的未来哲学，是生命政治的哲学。同样，他构想的未来政治也是生命权力和民族国家主权合一的政治。为了完成未来哲学和未来政治的双重建构，阿甘本将论域从当代处境拓展到了伊斯兰-犹太-基督教文化脉络之中，去追寻“弥赛亚精神”。他的一本重要的宗教论著——《时间之剩余：论〈罗马书〉》（The Time that Remains: A Commentary on the Letters to the Romans）已经杀青，即将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推出。该书首先提出，保罗的书信与基督教经典文本是分离的，是“西方弥赛亚精神的基本文本”。这种见解若不能说是惊世骇俗的，起码也应该说是离经叛道。第一，他断言，保罗书信根本就没有表达建立新宗教的意向，他心中只有一种根本的牵挂，那就是以弥赛亚精神废除犹太律法。他将保罗书信放置在早期犹太弥赛亚精神的脉络之中考察，从而将弥赛亚精神进一步推向当代宗教研究的中心，并和列维纳斯、德里达的有关学说构成了回应。第二，他将保罗的文本与一位当代弥赛亚思想家——本雅明的历史哲学进行对比，断言本雅明的《历史哲学论纲》不仅重复而且占用了保罗的“剩余时间概念”。“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须忍耐等候”（《罗马书》，8：22-25）。剩余的时间是在苦难之中等待拯救的时间，弥赛亚是这一剩余时间之中的即将到来者，这就是本雅明历史哲学之中具有“微弱救世权力”的弥赛亚精神，剩余的时间空虚而均匀，就是供弥赛亚穿越和进入的狭窄命门。阿甘本在对保罗的文本和本雅明的《历史哲学论纲》进行对勘解读之后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没有人注意到的奇特类似性。当然，这种类似性绝非偶然，因为在本雅明话语之中心议题是弥赛亚和主权者、律法和哲学之间的张力，而保罗的文本处处都显示出弥赛亚决裂犹太律法的力量。将保罗的话语切换到当代语境，一切就显得像是“解构论的成功之道”——“把传统的全部文本、全部法律都设想为无意义的效力存在”。如此，虚无主义即成为西方历史的命运，世界政治的形式。但虚无主义有不完美的虚无主义和完美的虚无主义：前者使法律失效，但保留了虚无的力量，使虚无得以延宕；后者限制了意义的效力，在颠覆虚无的同时找到拯救的力量。弥赛亚在没有必要的时刻降临，在真正的末日降临，这个时日就是生命和主权合一的时日。将弥赛亚主题携入当代政治伦理地平线，或者将对当代政治伦理的思考延伸到宗教论域，可以说就是阿甘本思想体系的完成。一种神学背景下的生命政治景观，就呈现在虚无主义的后现代地平线上：政治模拟了神学，生命在神学意义上被赋予了政治形式，政治在自然生命之上实施主权。

最后，我们还应该记住，阿甘本还是一位美学家。他在希腊-犹太-基督教-启蒙理性-现代-后现代的文化转型以及复杂的话语脉络之中沉思了艺术与生命政治、美学与现代人的自我废黜、语言符号显示神秘的象征姿态等重要的话题。在《诗之末日》[4]（The End of Poem, 1999）中，他把但丁传统携入后现代语境，断言但丁采用“俗语”就是和拉丁语所表达的神学话语拉开距离。在这种解构论立场上，阿甘本集中思考诗歌语言的本质，提出一种“姿态论的象征主义”（Gestural symbolism），试图重构诗歌与神学、诗歌与哲学的关系。在《空心人》[5]（The Man without Content, 1999）中，他仔细检讨了黑格尔的“艺术死亡论”，提出人的“自我废黜”，对康德到海德格尔的美学理论的历史展开了创造性的解释。他断言，艺术成为没有目的之手段，人也就成为没有内容的人——空心人。总之，没有意义，只有纯粹的姿态。因此，一点也不奇怪，现代艺术收藏与图像消费成为时尚，媚俗与丑恶齐飞，艺术共恐怖一色，这是现代艺术不可避免的命运。在阿甘本的论著之中，还有一个特别有解释效力的概念，那就是“姿态”。首先，他理解的“姿态”是一种没有目的地的运动，一种不作为的行为，一种没有外在依存的举动。不仅诗歌或者叹息是纯粹的姿态，而且政治、法律以及宗教信仰也是纯粹的姿态，政治和历史的结构作为潜能的结构也是纯粹的姿态。用他自己的话说，姿态就是“无目的之手段”。显然，这一论说在美学上传承了康德、叔本华的审美“超功利性”，但是被赋予了生命政治的涵义——生命政治的轮廓的形成，“牺牲人”向政治法律伦理主体的转换，未来的哲学和未来的政治，都是“无目的之手段”，都是纯粹的姿态。诗歌语言，作为纯粹的姿态，必然放弃了一切现实性，而成为“无为之为”(the means without the end)。阿甘本说，在一个丧失了姿态的时代，由于同样的原因也深受姿态的困扰，对于所有真实性都被剥夺的人来说，姿态就成了命运。并且，这就是时代的脉搏，是朝着姿态的解放和姿态绝对化的脉搏。“姿态”，就和鲍德里亚的“幻象”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都成为“伟大的能指”，消灭了真实、消灭了再现真实的符号、消灭了踪迹之后的踪迹。生命就激荡在这种“世俗的神秘”当中，存在本身就是它唯一的目的。

“生活被赋予一种本来只能在宗教领域施行的力量。如今，生活是神圣的领地，是唯一的存留之物。那么，它指引的究竟是什么？不是它的意义，而单单是它本身。它化身为美，化身为痛，化身为谜，与意义不断接近，却永不将之吐露，同时也永远保持无法命名的状态。”这种姿态论，就是追求彻底解放语言的纯粹形式力量，最后以这种纯粹形式去建构一个未来的共同体——它不附加任何可以表达的条件，不携带任何一种神话语义，一个“无为的共同体”，一种“没有宗教的宗教”

注 释

[1]《生产》第2辑，汪民安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theBareLife, StanfordUniversityPress, 1998.

[3]GiorgioAgamben, Potentialities, 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9.

[4]Giorgio Agamben, The End of Poem, Stanford UniversityPress, 1999.

[5]Giorgio Agamben, The Man Without Content, Stanford UniversityPress,1999.

（原载于《国外理论动态》06年5期，录入编辑：莫得里奇）